本书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抗战时期陈诚主持参与和亲历的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分析和评价了国民党对日作战的成败得失。此书对于了解陈诚的生平、思想和政治性格等等，是最直接的历史资料，对于读者从特定视角进一步了解抗日战争，以及开展民国史尤其是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作为国民党政府高级将领，陈诚在抗日战争期间组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可以说是有功之臣。但总括陈诚一生，他是忠蒋反共的，并且反共态度是明确的，陈诚的这一基本立场在本书中也得到了体现。本书出版时，对于台湾原版中的某些文字进行了核校和调整。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记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主持参与和亲历的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分析和评价了国民党对日作战的成败得失。此书对于了解陈诚的生平、思想和政治性格等是最直接的历史资料，对于读者从特定视角进一步了解抗日战争、以及开展民国史尤其是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是《陈诚回忆录》系列丛书之一，原由台湾“国史馆”2005年出版发行。全套丛书共分六卷：《北伐乎乱》(一卷)，《国共战争》(一卷)，《抗日战争》(两卷)，《建设台湾》(两卷)。

第一部　抗战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侵华是日本的国策

 第二节 抗战是建国必经的过程

 第三节 敌我国力的比较

 第四节 抗战的决心与决策

第二章 第一期抗战

 第一节　敌我一般情势

 第二节 北战场

 第三节 淞沪会战

 第四节 淞沪会战的得失

 第五节 津浦线上的大战

 第六节 保卫大武汉的部署与设施

 第七节 武汉会战

 第八节 武汉会战的经验与教训

第三章 第二期抗战

 第一节　敌我一般情势

 第二节 汪兆铭认贼作父傀儡登场

 第三节 长沙大火

 第四节 长沙会战

 第五节 桂南会战

 第六节　豫中会战与第一战区

 第七节 黄山会议

第四章 拱卫陪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内)

 第一节 “第六战区第一”

 第二节 一般准备

 第三节 军需独立

 第四节　反攻宜昌

 第五节 鄂西会战

 第六节 鄂西会战的检讨

 第七节 王陆一委员《歌电》所引起的风波

第五章 远 征

 第一节　奉命远征

 第二节 史迪威、龙志舟

 第三节 胃疾剧发

第六章 胜利到来

 第一节 受 降

 第二节 复员与接收

第七章 结 语

 第一节　胜利的代价

 第二节 胜利的反省

第二部　我与湖北

自序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奉命于危难之际

 第二节 严立三先生代主省政

 第三节 回省主政

第二章 宗旨与计划

 第一节　手定施政要旨

 第二节　各种计划之拟定

第三章 一般性的行政改革及建议

 第一节　调整机构

 第二节　划分权责

 第三节　整编法令

 第四节　建议中央四事

第四章 民 政

 第一节 二五减租

 第二节土地陈报

 第三节 禁烟

 第四节 役政

 第五节 征用民夫

 第六节　粮食问题

 第七节 计口授盐

 第八节　鄂东问题

第五章 试行民生主义经济政策

 第一节 政策拟定经过

 第二节 增加生产

 第三节 征购实物

 第四节 物物交换

 第五节 凭证分配

第六章 试行计划教育

 第一节 从湖北教育说到计划教育

 第二节 实施公费制度

 第三节 统筹升学就业

 第四节　五年计划

第七章 总 结

 第一节　得失与检讨

 第二节　不虞之誉

第三部　陈诚言行纪要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陈诚四十一岁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陈诚四十二岁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陈诚四十三岁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陈诚四十四岁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陈诚四十五岁

 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陈诚四十六岁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陈诚四十七岁

 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陈诚四十八岁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陈诚四十九岁

第四部　往来函电

 一、蒋委员长手谕

 二、呈委员长函电

 三、致其他人士函电

附录一：任贤以救亡 相地而择守

附录二：任贤以救亡 相地而择守

相关人物姓名字号表

武汉会战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看，仍不能不说是成功的；但在战术战斗方面，缺点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失败的情形，属于偶发的过失者少，属于覆辙重蹈者多。语有云“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是说纠正过去失败的经验，自然可以达成后来的成功。但如前车之覆并不足以为后车之鉴时，则反复失败的悲剧自不能免。

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争名誉、争地位，是官僚主义的遗毒，然而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如不因势利导，可能引起离心离德的后果。为了团结抗战，两害相权取其轻，叠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对于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自请降级”的建议(参阅附件一)，也很难得施行。所以终抗战之世，指挥单位太多的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作战的唯一要诀，就是争取主动，就是要“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战略上是如此，在战术上也是如此。沪战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战略上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但是谈到战术，则主动落到我们手里的，可就绝无仅有了。本来抗战只是被迫而起的应战，本质上是以弱敌强不得已的被动战争，所以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不取守势，然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这一辩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

《孙子·虚实篇》：“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这真是微乎神乎，谈何容易。普通都是能攻者始能守，今我既取守势战略，足见其战略攻势之不可能，不能攻之守，欲使“敌不知其所攻”难矣。故不能攻之守，必采多为之备的守势，其结果就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即所谓备多力分。在备多力分情形之下，难合“五则攻之”的条件，又安能战术上取攻势乎？战略上既取守势，战术上又难取攻势，其必无往而不陷于被动，乃为不证自明之事。被动是兵家之大忌，然而却是强弱不敌战争中弱者无所逃避的命运。我们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战机，争取主动，造成几次局部的胜利，但这只是偶然的例外罢了。

三军联合作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即已发展成功的新形势。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长江非但不是我们的“天堑”，反而资为敌用，牵制了我们大量的江防部队，结果还是防不胜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镇，在敌海军炮火协同轰击之下，尤感不易守御，这是武汉会战和淞沪会战同有的一大劣势。至于我们的空军，战斗意志虽然很强，可惜兵力悬殊，制空权始终操在敌人手里。所以在阵地作战的士兵，终日在敌机威胁之下作战，倍增攻击上的困难，尤其补给增加困难使士气也因此大受影响。因此，使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

优势兵力，不能专就量言，质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抗战动员的兵力，在任何一次会战中，都比敌人多几倍。即如武汉会战，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而敌人使用部队，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总计不过七个师团。其所以能以少击众者，除装备关系外，就是因为素质的优越。反过来看我们自己，部队虽多，但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徒然虚糜饷糈，并无补于败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为至理名言也。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军团及第三十军团孙渡、张冲两军，均因素质太差，甫经接触即溃不成军；而滇军卢汉所部，未经接触，仅闻敌机之声亦即溃散——以致连累素质较优的部队也无法达成任务，而造成全盘的失败。故素质是部队的命脉，与其多而乌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场上发挥战力。因此，精兵主义是我们国防建设必须拳拳服膺的一大原则。

协同动作是作战制胜的一大要诀。三军协同姑且不谈，单就陆军而言，各高级将领往往各行其是，而缺乏祸福与共的共同牺牲精神。武汉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在莲花洞我曾召集第二兵团高级将领谈话，即特别强调协同动作的重要性。记得当时的话题是从敌人讥笑我们陆军只有一师人说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部队是一师一师的单独作战，不知协同作战，不知发挥大军的全部力量，结果几十百个师只等于一个师。我想用这个话激励我们的将领，不要给敌人留话把。后来在战场上，协同动作的表现虽比较有进步，但并不够理想，连敌人也都看穿了我们这一点，(参阅附件二)宁不可叹。参加武汉会战的将领鹿钟麟和李汉魂，也曾检讨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是：

协同一致为战斗胜利之要素，在典范令中已有明切指示，我最高领袖亦曾一再告诫。惟有少数部队，迄今恶习仍未全除，如对友军危急，不实时加以协助；奉命援助，亦多敷衍塞责，故每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又如两军衔接处，多因推诿而生空隙，尤易为敌所乘。……去岁十月二、三两日瑞武路作战时，我一二四师左翼已挺进至阳扶尖、华山尖之线，遮断公路，左翼进至龙潭大户李家。此时，正面之敌被我压迫于南田畈一隅，集歼之期已近，然以会攻部队之徘徊不前，致令功亏一篑，殊属遗憾。

缺乏协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实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观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过也是自私，……总之，自私害了我们的部队、社会、公私团体以至整个国家。抗战胜利后，在全面戡乱军事中，我们竞被共产党打垮，缺乏协同精神仍然是一个致命伤。看来我们不能去私，就休想争取任何胜利。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们早就有此体认，组训民众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可是民众在战地所发挥的力量，实在可说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队纪律太坏，无法赢得民众的好感，固然是一个原因；而民众知识程度太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再则，在暴君、污吏、豪绅、地主几千年的压榨之下，养成民众苟且偷生的习性，“谁来了都纳粮”的观念先人为主，想要激起他们同仇敌忾的心，真是难乎其难。敌军所到之处，伪组织即刻出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无时无地无之，可耻可痛孰有甚于此者？当然汉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没有当汉奸的；但是所谓好人，也多半宁愿随众做顺民，而不肯犯难当国殇的。如此民众，欲其能在战地积极支持作战，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长沙前清邑庠生邹炳蔚预言敌如侵入武汉，即赴水死，以激励其子侄矢忠报国，既而果然。(参阅附件三)设使战地民众均能如邹炳蔚，尚何愁强敌之不灭耶？因知今日之战争，能用民者胜；而用民的基础，在于知识教育之普及与深入，未有文盲占人口十之七八的国家，而能应付现代对外战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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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0年前首次访问美国时，即已有台湾旅美学者向我介绍过陈诚先生的“石叟丛书”，并为其公私文献收藏之丰富深感惊羡，但却迟迟无缘见识庐山真面目。直到2005年3月5日，即陈诚先生逝世40周年，台北“国史馆”与陈氏家属共同举办“陈辞修先生文物捐赠暨石叟丛书网上启用发表会”。据媒体报道得知，这批文献史料包括1100余件文物，5600余件档案，1700张照片，其数量之大实出意料。也是在同一天，石叟丛书全部公开，外界人士可以在相关网站上查阅检索，为辞修先生及其相关史事研究提供极大方便，堪称民国史研究历程中的一大盛事。同时，“国史馆”为纪念抗13战争胜利60周年，特地首先出版《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两册，其余部分，包括北伐两册、内战一册及建设台湾两册，也于同年6、7、8月相继出版。

我虽非辞修先生的专门研究者，但由于与余传韬先生暨陈幸女士相识相知已久，他们陆续送来已经整理出版的图书和光碟，使我得以先睹为快，从而更为深切地认识到石叟丛书的重要史料价值。经过多次坦诚商谈，陈氏亲属同意在大陆正式出版，以方便更多各界人士阅读或研究。同时，又承蒙人民出版社及相关领导的及时关切与支持，慨然允诺尽快正式出版《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我想，众多民国史研究者，特别是抗日战争史研究者，以及为数更多的关心此段重要史事的各界人士，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将父亲遗存文物捐赠以后，陈履安先生说：“过去史料所涉人物多在世，自有顾虑，如今我和手足姐妹年纪都大了，是让史料交给‘国史馆’并让大家公开研究的时候了。……我们公开家父史料档案毫无条件，唯一的要求，就是这批史料须无条件对外公开。”对于陈氏子女这样秉承先人遗愿的诚恳心意与坦荡胸怀，我们非常钦佩而且也能充分理解。最近我重访台北时，听传韬兄说，林满红女士就任“国史馆”馆长后，首先拜会并且感谢的就是辞修先生的家属。满红是我老友朋园兄的高足，在史学领域有很高造诣，她所表达的实际上也就是广大史学界同仁的心意。因为像这样尊重先辈文物，尊重历史原貌，并且坦然全部公之于众的历史名人后裔，实在难能可贵。

陈诚是追随蒋介石最久，最为忠诚又最受信任的得力助手，历经半个多世纪中国主要历史事变，其自身作为及见闻内容极为丰富，而涉及蒋氏集团高层重大决策及核心机密之处尤多。这一大批珍贵历史文献的公布，必将促进民国史研究更为深入地发展。历史是错综复杂的，而历史人物更是各有个性特点。即以陈诚为例，他一辈子忠蒋反共，但却并非蒋氏亦步亦趋的影子。面临若干重大历史事变，他往往有自己的分析与判断，而这些意见也不一定就与蒋氏雷同。尽管最后终究要绝对服从层峰决断，但他在遗存文字中却没有隐讳自己在思想上的有所保留。再则，陈诚在1949年以前虽然是高级将领，主要负责军事任务，但在1938年6月却曾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在贫困落后的鄂西、鄂北从事经济与教育方面的革新与建设，多少积累了若干地方行政经验。这对于他晚年在台湾地区担任行政院长，想必有所裨益。历史真有这样的巧合。在1947年东北战场上屡战屡败的陈诚，因胃疾复发，经手术后奉命于1948年10月飞往台北休养，却在蒋氏集团濒临全盘覆灭的紧急关头，成为挽救危局的头号功臣。他到台北后，只静养了3个月，1949年元旦之后4天就临危受命，出任台湾省主席。陈诚迅速稳定了“二·二八”事件以后台湾动荡局势，尽一切努力作好各方面必要准备，迎接了南京政府与众多军民空前规模的越海大撤退，并且在此后十余年为台湾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殚精竭虑而且绩效颇为显著。可以说，他这10多年的前期工作，为台湾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历史不宜以成败论英雄，在海峡两岸关系正在日趋好转的今天，我们更有条件心平气和、客观公正地评说民国时期那些史事和人物。还是那句老话，历史是复杂的，而人们之所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研究历史既需要进得去，又需要出得来，这也就是我一贯提倡的“尊重历史，超越历史”。其实，我们的史学前辈早已有此高见卓识，而且把道理说得很清楚。例如王夫之虽然从正统史观出发，认为：“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但是他却反对简单化的两极评判，强调必须认识历史的错综复杂。他说：“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废言。是者有功而不必如其所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非功乎？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且谪之日：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此之谓不思其反，以责小人，小人恶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后世以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小人之不服非无理也，而又恶能抑之？”(《宋论》卷六)船山处于明末清初鼎革之际，其观察之深刻与论析之精辟，堪称至理名言，而“平其情”、“思其反”乃是知人论世之要领，应为当代史家所恪守。

暑热思滞，匆书此文为序，或可供认识陈诚其人其事及其历史场景之参考。

章开沅

己丑仲夏于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