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牛寨中同志撰写的《山西清朝第一名臣孙嘉淦》以孙嘉淦年谱为主线，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正史人笔，真实记录了孙嘉淦的生平事略。全书资料翔实，脉络分明，语言生动，事迹感人，既有故事性，情节性，又有知识性，趣味性，故有较强的可读性。

孙嘉淦作为一名封建官吏，尚能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污泥浊水中洁身自好，爱民如子，勤政廉洁，犯颜直谏。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执政党的每一个党员干部思考借鉴的。他居官显赫，却又视荣华富贵如草芥，他身为朝廷命官，却不为官名所羁，早朝时在金銮殿直面进言，傍晚就人监拟斩，同样的敢作敢为，潇洒自如。他阅尽世事沧桑，告老还乡时，只有五千块半砖，一个随从，一身轻松，平和的像个山野村夫。他的所作所为，着实引人深思，令人感慨。作为文史资料，内容丰富，且可据可信，笔触流畅，览之使人增长知识，拓宽视野，扩展阅历，确实值得一读，仔细品味。

孙嘉淦，字锡公，号懿斋，别号静轩，赐谥文定，山西兴县人，是康乾之际著名的敢言直谏、刚直不阿的名臣，也是一位政见卓越的学者、思想家。 孙嘉淦自幼聪颖，敏而好学，家境贫寒，且耕且读，康熙五十二年，中进士，自此踏入仕途。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皆受到三朝皇上的赏识与重用。历任学政、盐务、河工等要差，官至工、刑二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山西清朝第一名臣孙嘉淦》由牛寨中编著，是“三晋文化研究丛书”之一。

《山西清朝第一名臣孙嘉淦》以孙嘉淦年谱为主线，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正史人笔，真实记录了孙嘉淦的生平事略。

序

第一章 官学世家

 一　家族繁衍

 二　奇计救父

 三　考中进士

第二章 翰林检讨

 一　研求理学

 二　南游泄忧

 三　疏言三事

第三章 主持学政

 一　赴任司业

 二　安徽学政

 三　太学祭酒

第四章 顺天府尹

 一　稽匪安民

 二　扶柩回乡

 三　三部侍郎

 四　贬黜银库

第五章 河东盐政

 一　酌减养廉

 二　整修盐池

 三　整顿盐政

第六章 刑部尚书

 一　铁笔御史

 二　江南乡试

 三　郑州审案

 四　钦恤刑狱

第七章 吏部尚书

 一　惩庸选贤

 二　开酒禁疏

第八章 直隶总督

 一　安插流民

 二　旗汉息讼

 三　开发口外

 四　治理河道

 五　万寿贺礼

 六　遭人非议

第九章 湖广总督

 一　抚绥苗瑶

 二　整顿关税

 三　襄阳之行

 四 审谢罢官

第十章 辞官归里

 一 顺义城工

 二 因祸得福

第十一章 奉召返京

 一 入上书房

 二 著书立述

第十二章 伪稿谜案

 一 伪稿密现

 二 殃及全国

 三 伪稿结案

第十三章 星殒京都

 一 清班耆硕

 二 赐谥文定

孙嘉淦官职列表

孙嘉淦生平及主要著作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二 扶柩回乡

雍正六年四月初八，孙嘉淦的父亲孙天绣在京病故，享年七十有五。

雍正帝向知孙嘉淦是个清官，家无余资，便命户部赏银一千两，资其葬父。并照朝廷册封三代之制，封赠孙嘉淦的曾祖孙守意、先祖孙世荩、先父孙天绣皆为光禄大夫，曾祖妣任氏、先祖妣康氏为一品夫人。同时，又于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四御敕碑文，封赠孙嘉淦之母原氏为一品夫人。碑文称：“孙嘉淦之母原氏名成令，秀淑善质，七诫早娴，流徽声于妇职，三迁足涉，著慈教于卿，令闻夙彰，洪施宜沛，兹以覃恩赠尔一品夫人。”此碑现收藏于兴县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纪念塔北侧，至今已有二百八十余年，虽碑角边沿风化，但正文字迹依稀可辨，成为历史文物。

孙嘉淦受沐皇上封赠事后，当即上表谢恩。又将顺天府的政事交排府丞，便向皇上告假。择日，与其弟孙扬淦等一行扶柩起程，回乡葬父。

京城距离兴县一千六百余里，途经三十余州府县衙，但孙嘉淦令其左右不得声张，悄然前行，以免烦扰沿途官府闻耗而路祭。为防遗体腐烂，快马加鞭，日夜兼程，七八天后便回到县城。不几天，其兄鸿淦也从湖北公安县赶回家乡。兄弟三人请来族人商议，先父过世，当以厚葬。乃竭家资营葬。于是，请道士，用僧士，看坟茔，雇鼓乐，定吉日，全族人忙碌开来。

孙家祖坟原在临河里中原上村的浩曼山下，地辟不通舟车，先父想要入祖坟，实为艰难。于是，便在县城周围挑选墓地。孙嘉淦熟读《周易》，通晓堪舆，与风水先生跑了几日，’最后在城东四里、蔚汾河北岸的乔家沟村碳烟沟口西南缓坡选定墓地。接着，请来工匠，开工建造，约半月建成。墓地占地三十亩左右，栽植了大量松柏。墓穴由三千块青砖砌筑，还建有祭奠堂、休息室和守墓人住宅，四周土墙围护。孙天绣与先妣原氏下穴合葬后，又立了一通碑。墓碑高约二米，宽约八十公分，碑座高五十公分，宽一米一，石料为定襄青石，选料精良，做工精细，不含杂质，碑面平滑，无缺无疵；碑面刻有边饰花纹和碑额纹饰，上书“流芳千古”四字，正中刻“先考孙府君讳天绣暨妣原氏之墓”字样。并有石人、石马、石羊等。整座墓地庄严肃穆，蔚为壮观。

从四月初八至五月端午，一家人忙碌了将近一月。先父安葬后，又服过三，本可歇息几日，而孙嘉淦则言之：“吾以小臣受殊恩，宜思长留君惠。”于是，又用赐银建宗祠，依家礼设四龛祭，高宗以下均立宗子法，并置祭田，酌祭四时，生忌礼衷。待这一切事宜安排妥当后，兄弟三人皆静心居家守制，闲暇无事。同邑及邻近各县学子，慕名前来求教，孙嘉淦便设馆祠侧，读礼之暇，即科举业，热心赐教。消息一经传开，讨教者络绎不绝。他便“讲明圣贤之学，使之因文体道而归诸实用”。

转眼已是六月底，州县学子及县塾学童放暑假，亦来听课。学生多时达四五十人，孙氏兄弟三人轮流讲学，读礼论经，传教诸生，整整一月。假期过后，学生返校。正当兄弟三人无所事事之时，雍正帝颁旨，令全国修编大清一统志，国史馆开始“征各省县邑之志，以备采择”。时任兴县知县的程云，知道孙家三兄弟文采出众，又守制在乡，便上门求教，恳请编修《兴县志》。孙嘉淦欣然应允。于是，兄弟三个在程云的支持下，多方征集资料，开始编修。

程云于雍正八年夏写的《兴县志》序中说：“云简莅兹土，留心民瘼，虚怀延访，未得其详。适大司成懿斋孙老先生，与其兄公安侯敬岩（孙鸿淦，字敬岩）老先生，读礼于家，云承休命，自揣固陋，敦请编辑，而先生兄弟慨然以为己任。”兄弟三人受聘撰稿，开始征集资料，由内到外，由近及远，从本县山川、田赋、民风、谣俗，到政治、经济、军事、人物、文卫全面展开。但因岁月流逝，典籍湮没，时人对县情了解不全，征集工作难度很大。鉴于此，孙嘉淦在程云的支持下，一方面向县内外印发《征文启事》，另一面继续查文献，访口碑，向知情人发征集信件，采访提要，调查表格，专访专查，举行座谈，历时一年。随后，订卷章，立提纲，分头编写。

雍正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孙嘉淦正在兴县伏案修志时，接到山西巡抚转来的吏部公文，称“本年九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孙嘉淦亦将及服满，著补授顺天府尹（同时任工部左侍郎），来京办事”。他守孝三年期未到，皇上便急着催他回京，继续担任顺天府尹。接旨后，孙嘉淦便雇了一辆骡车，带着张氏起程，返京上任。自己手头的修志事宜安排于兄弟二人。他离乡五个月后，即雍正八年四月，鸿淦和扬淦所修县志完成，知县程云和孙鸿淦分别作序，不久即付印。该志共十八卷，至今近三百年，后人仍在捧读。

P76-79

李玉明

由牛寨中同志撰写的《山西清朝第一名臣孙嘉淦》即将付梓面世，编辑同志约我作序。我曾经浏览过《孙嘉淦文集》，也看过此书稿，新情旧意，感慨良多，故欣然允诺。

孙嘉淦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出生在山西兴县城北关，三十一岁考取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国子监司业、祭酒、河东盐政、顺天府尹、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湖广总督。在其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虽频遭颠蹶而旋即进用。特别是他休致返里后，又被乾隆帝召返京都，人直上书房，教授诸皇子，旋又委以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等职，位列相位。他毕生以其突出的政绩和敢于犯颜直谏而蜚声朝野。乾隆帝称誉他“老成端谨，学问渊醇，宣力有年，勤劳懋著”。他七十大寿，乾隆御书“清班耆硕”匾以赐，并赐元狐帽一顶、衣一袭、朝珠一串、如意一枚恭贺。薨后又蒙赐祭葬，委皇子祭酒，并赐“文定”。子孝愉扶柩归里起程之日，门下士卿布列中外，铭旌归送者缟素如云，彰益门内外，车马填塞数十里，皆举音以过丧。故此，前人评价“嘉淦初为直臣，后出将人相，功业赫奕，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也”。

《山西清朝第一名臣孙嘉淦》的出版，是我省挖掘整理三晋文化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传承历史文化的一件实事好事。作者以孙嘉淦年谱为主线，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正史人笔，真实记录了孙嘉淦的生平事略。全书资料翔实，脉络分明，语言生动，事迹感人，既有故事性，情节性，又有知识性，趣味性，故有较强的可读性。

孙嘉淦作为一名封建官吏，尚能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污泥浊水中洁身自好，爱民如子，勤政廉洁，犯颜直谏。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执政党的每一个党员干部思考借鉴的。他居官显赫，却又视荣华富贵如草芥，他身为朝廷命官，却不为官名所羁，早朝时在金銮殿直面进言，傍晚就人监拟斩，同样的敢作敢为，潇洒自如。他阅尽世事沧桑，告老还乡时，只有五千块半砖，一个随从，一身轻松，平和的像个山野村夫。他的所作所为，着实引人深思，令人感慨。作为文史资料，内容丰富，且可据可信，笔触流畅，览之使人增长知识，拓宽视野，扩展阅历，确实值得一读，仔细品味。

谨以为序。

二○一○年十一月于晋府梅山塔下小石斋

我出生在黄河东岸的兴县，故乡距离孙嘉淦祖先居住的浩曼山仅四十里地，从小就听到了不少孙嘉淦的故事。而这些民间故事大多具有传奇色彩，因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参加了工作，长期从事新闻职业，无暇顾及这些奇闻轶事。二○○二年，调至县档案史志馆任职，理档，写史，修志，由原来的写新闻变作管“旧文”。加之年龄增长，新事记不住，旧事忘不了，对那些名人轶事渐感兴趣。这些名人轶事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也倾注着我的为文情结。近十年来，先后编撰出版了《兴县历史纪事》、兴县名人风采录丛书《各领风骚》、《贡生——士绅——共产党人刘少白》、《刘少白和他的儿女们》等书，并由此产生了为孙嘉淦立传的心愿。凡出差在外，总要去当地的书店或车站、码头、候机厅的书柜前浏览，但见孙嘉淦的史书或写他的作品，不论贵贱，均予收集。几年间，积累了不少史料。尤其是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孙嘉淦文集》上下卷，爱不释手，反复诵读揣研，受益匪浅，从中领悟到不少真知灼见。逝者虽远，而其文是有生命力的。我的生命在它身上得到了延续。

二○○九年，赋闲在家，无事可做，便从箧中拿出积累的资料，决定写一本孙嘉淦传。但在动笔时，却尚感资料欠缺，故多次赴太原，用几个月时间，到山西省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处查阅相关资料，并在网上购买了一些稀世的相关书籍，对孙嘉淦年谱、著作、奏折，以及祭文、墓表、神道碑，都作了反复详细的研究，并多次往返于孙嘉淦隐居的石猴山商雨沟和他的坟茔所在地乔家沟村，祖先居住的浩曼山等处采访。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动笔撰写孙嘉淦传。原任县长孙善文同志得知此事，拨专款为我配备了电脑、打印机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建春，新任县长梁志锋、副县长贺毅，以及兴县县委办公室主任史小军等，都为该书的编写和出版给予大力支持。二○一○年三月，此传完成了第一稿。后又经三晋文化研究会李玉明会长及罗广德、杨子荣诸老审核，我又认真核实有关资料，反复修改，三易其稿，文词上反复打磨，总算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余在撰写《山西清代第一名臣——孙嘉淦》时，以孙嘉淦年谱为主线，本着不独脍一时，不巧借一事，不妄设一语，允足传信千古的原则，史实引用悉尊正史，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书中无一人一事没有出处或稽考，突出记叙了孙嘉淦在四十余年官宦生涯中直言极谏、操守廉洁、抑制豪强、惩治贪官、钦恤刑狱、昭雪冤案、赈济灾民、发展经济、改革教育、培养人才的生平传略。尤其是他犯颜直谏、不畏皇权的大无畏精神，在历代官吏中堪称魏徵之后的又一楷模。当然，作为封建官吏，他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如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纲常伦理等封建等级观念，但他清正廉明、关怀民众、刚直不阿的事迹，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教育意义。

历史文化，花团锦簇；文明圣火，当承当传；盛世壮举，当书当歌。挖掘整理兴县历史文化，并将此择优归整，集印成典，以泽后世，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余将一如既往，尽力而为。在此书编写出版中，得到了三晋文化研究会、中共吕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吕改莲、兴县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使之得以出版问世。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之二百多年后搜集当年的有关史料实非易事。尤其涉及某些事件的细节，由于史家互不知情，杜撰无稽，难免说法不一。对此，有的只能存疑，有的只好从略。如有参考未备，记述不当和讹误之处，敬希名家不吝赐教。

作者

二○一○十月于兴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