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里到了有两个相等力量的政党发生不调和的时候，第三党或第三者是有力量决定他们前途的。因为他们虽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但是第三党或第三者可以从过去、现在、未来去审量实际的适应而左右他们的。换句话说，这时候第三党或第三者绝对的非明了自己的责任不可。因为这时候除了愚蠢无知的或是一般糊涂虫以外，没有一个不应当晓得这是我们自己的生死关头，决不许我们再作“袖手旁观”的。
现在我们很明了我们中国所处的环境，决不能不开起日行万里的实现民主政治的特别快车。但是偏偏车子前面放着一座大礁，这座大礁不但引起了坐在车上的人烦躁急迫的情绪，就是旁观的人也同样地心焦，可见得这个问题的严重了。
这个问题就是从日本投降后报纸上不断地记载的“国共问题”。“国共问题”自始就严重的。不过现在益发显著了。这便因为环境的关系，已逼到尖锐化的程度了。但是以前，至少十年以前，“国共问题”是不能成为一个名词的，现在居然“国共问题”正式地在报纸上大书而特书，社会心理上也都承认他是个问题，这便是严重性的实证。那么我们做了这个国家的国民，还有躲闪偷避，学寒蝉噤口的余地吗？
这种问题如发生在美国，早巳各方面有痛痛快快的言沦了。现在我国的发言者，总不免有新娘子怕羞或是风吹墙头草两面倒或是“和事老”的态度，总不能如柳敬亭说书，叫人听了“痛快淋漓可歌可泣”。就是国共以外第三者的说话。也是藏头露尾，有叫人不痛快的地方。至于第三者的老百姓，本来有许多睡在鼓里的。就是“千醉一醒”“众浊独清”的人们，也是“口欲言而嚅嗫”，这是无怪其然的。因为以前言论不得自由，说些老实话。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你便够受了。更何况有其他呢？现在不是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的自由，可以不受限制了吗？虽然在军事区域还不曾许给我们全部的自由，但是我们自己要走上实现民主的路，除了通敌附逆或是泄漏军事秘密实际的扰乱秩序以外。我们应当争回一切最大的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我们不能顾惜个人利害，我们应当晓得欧洲人的自由，是牺牲了多少生命换来的。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应当说的。我们不得不说，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别的地方，我的耳目有限，我不晓得；上海呢，本月六日大公报社论居然有“中国政治之路”一篇，里面有两个譬喻，总算是从问题的正面来做“破题儿第一章”。我且将他的原文节写在下面：
“假如我是蒋主席，我是中国第一大党中国国民党的总裁。我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主席，我领导国家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我决心把国家引导上民主宪政之路，我立刻宣布国民党不再专政……还政于民，我邀请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如同拟议中的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国事，我决定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政府，制颁宪法，我不考虑个人是否能继续执政，我也不计算国民党是否能得到多数……我愿意重选国民大会代表，以问经过八年大战以后的全国民意……我愿意把五五宪草彻底修改，务使中华民国的宪法是一部崭新的民主宪法，我主张军队国家化。不使留有任何党的形式及任何党的痕迹；我极钦佩华盛顿。华盛顿领导美国的独立战争。手创北美合众国，胜利之后绝对是国家的领袖，他召集了一个完全民选的国会，制定了一部完全属于人民的民主宪法。(读美国的宪法，几乎没有一条不是人民限制政府的……)他当选大总统连任一次之后，即宣布不再连任，创立了一个优美的民主传统……我都不计个人权位，不计党的得失。一切问民意，一切遵民主……
“假如我是毛先生，我是中国第二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我曾领导我的同志参加国家的抗战……我对当前的国事有发言权……我早已告诉国人。中国的革命还是国民革命，应该实行三民主义……我为国家为人民争民主，务使国家走上民主的大路，在民土的原则上，我一切争，一切不让，我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但并不必由共产党专政。我要求重选国民大会代表……以问全国的民意……我主张彻底修改五五宪草，务使中华民国的宪法成为一部属于人民的民主宪法。我争党的地位公开，我争各种基本的人权自由，这一切都是民主的原则，我都必争。我都不让；这一切得到保证，我即宣布取消边区政府，我即宣布改组我党的军队，使之一律国家化。”
看呀！这算双方听了都有些逆耳的话吧，这是我们“骨鲠在喉”都要“一吐为快”底吧。但是我怕读者“得陇望蜀”，反而会嫌些不够吧。这社论还说： “假使蒋主席毛先生都如此想，都这样做，当前国家的问题，岂不就豁然开朗而解决了吗？假使一方面如此宣布，如此做，而另一方面却不肯如此宣布，如此做，那自然也就是非分明。全国的民意以至世界的同情都会站到‘是’的这一方面来了。请问违背全国民意以至违背世界同情者还有不失败的吗？”我们自然希望和作者所说的一样，但是我们有些怀疑，是否双方都这样地宣布了，这样地做了。便会没有问题？因为事体总不会这样简单。我们只可以说，为国家前途打算，双方都应当将国家民族做立场，这是一个铁的原则。我们看穿了现实的情势，这里就有了缺陷。文字语言的宣传任他们怎样地渲染，真似“天花乱坠”，老百姓们眼也看酸了，耳也听起茧了，不但不感兴趣，还憎嫌多费笔墨纸张，还憎嫌如蛙叫的聒耳。那么就是宣布了汤誓泰誓似的文章，做成极其表面圆满的事体，是不是竞不会发生暗礁，而弄到恶劣的表面化，这是我们照经过的事实看来不能没有这样的怀疑的。所以我们觉得要么不谈这个问题；谈上这个问题，似乎大家要起来就事实上检讨，表示出老百姓立场观察的真意。
我们应该晓得，国民党是由革命党而打倒军阀政治。而握着统治权的。他是付却代价得着民众拥护而成功的。他现在还站在七分政党三分革命党的地位。当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时，清朝当他做叛徒，海捕文书里把他的大名上还加个三点水；就是袁世凯时候，文书上也称革命党——国民党做“革匪”，就是社会上也觉得国民党不是好东西，到了袁世凯败亡以后，继承他遗产的北洋军阀还是一样地看待国民党。但是国民党已经渐渐得了西南半壁的地盘，拥着革命的军队，社会心理上也渐渐承认他是一个革命的集团，而不是所谓“革匪”；再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北洋军阀本是并无主义的封建残余。加上他们自己造成的种种罪孽。最大的就是官僚剥削民众， “厚自封殖”，由此国民党不但不是所谓“革匪”。而成了民众仰望的救星。尤其是全国的青年“如水赴壑”地直奔国民党，所以北伐不到一年，就打倒了军阀政治(官僚政治)，不过一年半就统一了全国。这种历史除了现在中学校学生外，恐怕都是目睹而不会就健忘的。
与其囫囵地说国民党得着民众拥护而成功。无宁干脆地说国民党的成功是得着青年的拥护。“五四运动”是青年觉悟的象征。青年觉悟的是什么呢？国家和民族的危险。不是封建残余官僚政治可以救得；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适合于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的。青年有了这个认识，所以一传二，二传三，你拉我扯，都集合到青天白日的旗下，而青年领导了民众，民众也拥护了国民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五四运动”的青年，参加北伐的青年，如今还很多的存在着，必定也不会就健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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