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棉花》是著名作家黄蓓佳女士儿童文学新作“5个8岁”系列中的第二部。

1944年农历7月尾，空中绽开了一朵白棉花——美军飞机坠落，男孩克俭奔往出事地点，跳伞的飞行员是美国人杰克。杰克受伤落地之后，日军、伪军和新四军三股力量，都在寻找他。克俭娘费心调养杰克，小孩们搭成人梯摘银杏、捉禅、抓蛇给杰克恢复身体。艰苦卓绝的岁月，东方孩子和西方飞行员兄弟情深。仲秋时节，美国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召唤杰克，迅速参战。杰克走了，不久牺牲在上海的突袭战斗中……

克俭永远忘不了：1944年，挂在天空中的那朵白棉花。

《白棉花》是黄蓓佳2010年最新倾心力作“五个八岁”长篇儿童小说系列中的第二部。

《白棉花》从一个八岁乡村男孩克俭的视角。描绘出抗日战争这幅宏大历史图卷中的一个片段。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段战火连天的岁月，一朵从天而降的“白棉花”，一位叫“夹克”的美军飞行员一个懵懵懂懂的八岁少年，一群淳朴善良的乡邻。寻找、呵护、相识、相知、别离还有以生命为代价的援救和保护。一段时而紧张激烈时而催人落泪的故事，彰显了人性的光辉，谱写了历史的悲歌。

1　天空中突然长出来一朵白棉花

2　跳伞的飞行员去了哪儿

3　保安旅和日本兵的一场恶战

4　捕黄鳝有了意外发现

5　家里藏了一个人

6　克俭和姐姐智闯石庄

7　上埝镇的抗日演出队

8　挖药引差点挨了枪子儿

9　飞行员的名字叫杰克

10　娘要为杰克拜菩萨

11　“鸡同鸭讲”的尴尬

12　两个好朋友

13　保安旅要开拔

14　鬼子来了

15　薛先生试了很多药方子

16　打银杏打下来一条蛇

17　新四军首长夜探杰克

18　香喷喷的美国奶粉

19　散传单

20　红烧肉从哪儿来

21　你走后一定要来信啊

22　最好的中国兄弟

1　天空中突然长出来一朵白棉花

1944年，农历还在七月尾上，克俭跟着娘在屋后的菜园子里压南瓜藤。

听房东薛先生说，这块地从前是他们薛家祠堂的马棚，族里的公产，祠堂主事专门雇着人养马，最多时养过七八匹，马棚前走一趟，老远就闻到马臊味。这些马在冬闲时节拉到海边盐场贩私盐，赚了钱用作祠堂祭祖的开销。后来盐税管得紧了，衙门里抓到一个贩盐的就打死一个，薛姓人再不敢顶风作案，马卖了，马棚也拆了。养过马的这块地，地气自然是肥厚，种什么都是见风长。这不，立秋刚过，地里的南瓜已经结出拳头大的瓜纽儿，嫩生生的，绿莹莹的，头上的那朵金黄色的花，要谢不谢，半开半闭，像婴儿满月时戴的一顶花边帽。

娘说，瓜纽儿结得多，就要压藤，打花，掐纽儿，一根藤上至多留两个，这样结出来的瓜，个儿大，也面实，能顶饱。要是由着它们长，长到最后满地都是青疙瘩，小得不成样子不说，一煮一锅水，不好吃。

娘在地里种南瓜，还是听了驻扎在此地的保安旅沈沉旅长的劝。有一年，娘在地里撒菜种，沈沉带人骑着马从地头过，看见娘把种子撒得东一簇西一簇，笨手笨脚不像个种地的人，起了疑，下马盘问，才知道娘本是大户人家的太太，带着孩子从城里逃难过来，临时落脚在此地。沈沉拿脚尖踏踏地里的土坷垃，好心劝娘说，地里的土都没耙碎，也别种菜了，种几窝南瓜吧，那东西好侍弄，长出瓜来既能当饭又能当菜。沈沉说，战争打到今天，还不知道往下是什么形势，粮食只会越来越紧张，到断顿的时候，能有几个南瓜吃，就是大福气。

从那时起，娘听沈沉旅长的话，年年都在屋后种南瓜。娘总是等南瓜长到锅盖那么大，长到金黄的瓜皮上罩一层粉白的霜，才招呼克俭几个孩子帮忙摘瓜，帮忙抬到通风的柴棚里，一个个地摞着，从秋天吃到冬天，吃到青黄不接的春天。

算起来，从1938年日本人打到青阳城，娘带着绮玉、思玉和克俭下乡逃难，已经有了6个年头。逃难的时候克俭才两岁，是抱在娘的怀里的，如今他8岁，站着齐到娘的肩头高。他的大姐绮玉，下乡那年是小学生，去年离家参加了新四军。娘猜绮玉是共产党，否则的话，她要抗日，就近入沈沉的保安旅就行了，何必舍近求远去入新四军呢？

这样的想法，娘不敢对外人说。娘也嘱咐思玉和克俭不能说出去。保安旅和新四军，说起来都是抗日打鬼子的，可是两支队伍时不时地有磨擦，你打我一下子，我捅你一下子，总没个心平气和坐着谈事情的时候。再有，十里外的石庄镇上驻扎有日本兵，日本兵周围还有为虎作伥的“皇协军”。方圆几十里的地盘上，国民党、共产党、日伪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眼小眼虎视眈眈，大仗小仗一触即发，娘带着小女儿思玉和儿子克’俭在三种势力的夹缝里过日子，自然要小心翼翼求平安。娘对人解释长女绮玉离家的事情，编了个谎，说是投奔了通州舅舅家，念高中去了。至于听者信不信，娘不管。这年头，彼此都是心照不宣吧。

娘是个做事利索的人，几年的乡村日子过下来，侍弄园地已经学成一把好手。她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小铁锹，脚跨着满地游荡的瓜秧子走，打谎花，压瓜藤，掐掉多余的枝蔓，就手清除杂草，眼到手到，很快就走到了地头。三伏天刚过，日头很晒，娘像很多乡村农妇一样，头上盖了一块湿毛巾，两边垂下来，搭拉在耳边上，既遮阳，又吸汗。她穿的那件洗得发白的紫花布褂子，背后有一块颜色特别深，是汗湿了。

“克俭，小心别碰着瓜纽儿！”娘直了腰，手伸到背后去，把汗湿之后粘在皮肤上的衣服拎起来，扇一扇风，回身嘱咐着。

克俭的动作慢，娘的一垅地已经做完到头，他的才做了小半垅。因为他贪玩。南瓜地里有各种小虫子，蚯蚓和地鳖虫什么的就不说了，光是蚱蜢，长相各异的就有好几种。深褐色的一种，个头小，但是灵活，猛然一蹦，弹到克俭的额头上，“噗”地一声，又痒又疼；粉红色的一种，新娘子一样羞答答的，总是藏在南瓜叶子底下，你一掀叶子，它就慌忙往藤蔓深处躲，死活都不肯出来；绿色的一种个头最大，飞起来的时候最漂亮：浅绿色翅膀下面，还有一层极薄的玫瑰色的翅膀，阳光下发出粉亮粉亮的光。捉蚱蜢很容易，看准一个，手一捂就成。蚱蜢这东西很蠢，不懂得避人。但是蚱蜢的两条长腿有力气，会蹬人，它一蹬，克俭的手心一痒，一激灵，手抬起来，蚱蜢就趁机弹开，远远地逃命去了。

克俭其实并不想真的捉它们。乡下这玩意儿太多了，不稀罕。他只是跟它们逗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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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我如此牵挂

——黄蓓佳自序

一九七八年，是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开篇之年。之前我也写作，写的却是成人文学。

那一年我进人北大中文系读书。那一年也是“文革”噩梦彻底结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我的世界观、文学观随同新时代和新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深陷彷徨之中，不知道往下的路如何去走。我尝试换一种创作状态，刚好又收到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谟老师的约稿信，就给他写了一篇儿童小说《星空下》。

小说很快发表，并且紧接着在江苏省获奖。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我寄去的第二篇作品是散文，叫《化妆晚会》，刊物以同样快的速度发稿。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

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十天一封。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地夸赞。那时候我年轻，年轻是听不得表扬的，读者一喜欢，编辑一欣赏，再获上几个小奖，劲头就像高烧时的体温表，噌噌地上去了。我写得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上课和考试，忘记了寒假和暑假。有时候刊物一期能发两篇我的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笔名。

至今我常常碰到一些四十来岁的为人父母者，他们牵着孩子的手来买我的最新作品时，总是感慨万端地说：“小时候我是读你的儿童小说长大的呀！”这时我心里忍不住有一种震颤，是发自心底的感动。世界这么大，人和人之间的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少年文艺》当了一回纽带，它把我和读者们亲密地系到了一起，使我的收获远胜于耕耘。寂寞人生路上，每当想到有人在读着我的作品，在喜爱着我的作品，心里的感激无以言说。

北大毕业，回江苏工作。结婚了。做母亲了。进江苏作协当专业作家了。顾宪谟老师退休了。我不再写儿童文学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我写成人的短篇、中篇、长篇。写散文和随笔。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偶然地，想起从前在大学宿舍里挥汗如雨为《少年文艺》赶稿的日子，竞有点恍然如梦的错觉。

一九九六年，我的女儿小学升初中。身为母亲的我，和孩子共同经历了一场算得上惨酷的升学大战（那一年小学升初中是要凭成绩录取各等级学校的）。考试结束，尘埃落定，我在整理家中堆积成山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卷时，心中感到了酸涩：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举步维艰地跨人人生的吗？他们必须要这样过关斩将，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能被社会发一张“许可证”吗？

很随意地，我和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谈起感想，竞得到一致的赞同和怂恿，他们说，你写出来吧，写成小说吧。

就这样，我用了大概二十天的时间，写下了《我要做好孩子》。平均日写万字。对于人到中年又家务缠身的我，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狂奔速度。不是我自己在奔，是我的文字、我的人物、我的故事在引领我疾走。写的就是我女儿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女儿在学校的生活。太熟悉的内容，简直不需要编排，不需要想像，只需在书桌前坐下来，无数生动的场景便争先恐后要涌出笔端，有一种欲罢不能的酣畅。  小说完成后，又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大概也是一个月吧。记得我是十二月初才决定写这本书，春节刚过，漂亮的样书已经送到我的手上。女儿先看。她是自己在看自己，连看三四遍，一边看，一边嘻开嘴巴，一个人偷着乐。然后，我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了孩子们惊叹一句同样的话：金玲跟我真像啊！阿姨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的呢？

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可我知道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千千万万个“他们”中的一个。我写好了女儿的故事，自然就写好了“他们”的故事。

同样是受编辑和读者们的鼓舞，同样是一发不可收的热情，我接着又写了《今天我是升旗手》，写了《我飞了》，写了《亲亲我的妈妈》，写了《你是我的宝贝》和《五个八岁》。我惊喜地发现，当年写作儿童文学的感觉还在，当年的快乐也还在，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一次飞翔。

快乐并忧伤，或者说，快乐并思想，这是我对自己写作儿童小说的要求。不有趣不行，仅仅有趣更不行，得让我的文字和人物在孩子心里留下来，很多年之后还能记住一部分，在他们回想童年时，心里有一种温暖和感动。

我时刻都在问自己：我做到了吗？

生活是如此丰富，我写作的过程，就是享受生活的过程。无数次地，当我给我笔下的孩子划出一个生活圈子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成了这个圈子的隐身的成员，呼吸着他们的空气，偷听到他们的对话，也感受着他们的痛苦，最后又和他们一起飞扬。我可以同时变身为几个孩子，时而张三，时而李四，他们的快乐和忧伤我都能懂。我和他们之间有一条秘密的心灵通道，一旦变身，我就能够进出自如。时常有人问我：你是如何揣摩儿童心理的？我觉得这句话问得奇怪：我干吗要揣摩呢？我真的不需要揣摩，因为我的人物和我自己成为一体，我们彼此相知，感同身受。

这就是写作的魅力：每一部书都是一段生命，一种面孔，一些梦想。我写了，我就代替我的很多人物生活过了，享受过了。我自己的生命在这其中日益丰富。

谁在让我如此牵挂，多时不见就魂牵梦绕？是我亲爱的读者，亲爱的孩子们。离开他们的目光，离开他们的鼓励，我的心中会空荡荒凉。

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漫长，可是实际上却又短暂，短暂得好像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我当年扎着小辫子去邮局寄稿件的样子。

在我刚刚提到的几部小说中，《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亲亲我的妈妈》都已经多次获得国家大奖，人选教育部门和出版部门开列的必读书目，但是我个人比较心爱的却是一本《我飞了》。我在这本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最后一天在电脑上点击了“存盘、打印”的时候，我坐在冬日的窗前，心中感受着一种无边无际的纯净和光明。我忽然很舍不得离开我的这两个孩子——单明明和杜小亚。他们像我笔下无数的人物一样，只是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且哭且笑地陪伴我三两个月之后，倏忽而去，从此便无影无踪。我心里留下的全都是快乐，那种带着忧伤带着想念带着祝愿的快乐。

我也写过一些从前的故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事，比如《漂来的狗儿》，比如《遥远的风铃》，比如《黑眼睛》。我已经替别人写过很多童年故事，也应该替自己写一点，留下一个纪念。书中写到的梧桐大院是我儿时生活时间最久的院子，书中主人公小爱的家庭差不多是我的家庭，那个长满芦苇花的美丽小岛，是我度过青春时光的插队地点，还有八十年代的“青阳”小城，实际上是我最熟悉最难忘怀的故乡城镇。这一类的作品，可能以后我还会写得更多。我不担心现在的孩子能否读懂从前。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来说，历史、年代、背景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古往今来人性是相通的，人的灵魂的改变不会如城市风貌的改变那样快捷、果断、挥挥手不带留恋。灵魂总是要恋旧，要回顾，要一步三叹，要徘徊低惋。灵魂总想知道自己的历史，还想知道自己的父辈、祖辈、祖祖辈辈的历史，想知道他们从哪儿走过来，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欢乐和悲伤过什么，激动和郁闷过什么。读这一类的小说，其实是读从前孩子的生活状态，读出那个时代的尖叫、追寻和梦想。那些昨日的影像，已经泛黄，可是并不破旧，更不破碎，相反，因为积淀了岁月的沉渣，反倒散发出怀旧的温暖，有大地深处的气味，有旧棉衣柔软的手感。

我笔下的孩子们：金铃、肖晓、单明明、狗儿、弟弟、小芽、艾晚、梅香、小米……他们的诞生之日，就是离开我生命的时刻。离开我的姿态是同样的：我的手一松，他们就如鸟儿一样扑棱棱地从我的键盘上飞起来，眨眼问不见了踪影。我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最终会飞到谁的家里，和哪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结为好友。

可我喜欢看到他们的飞翔。我知道他们已经飞遍全国，飞到了亚洲各地，还飞到欧洲的不少地方，和蓝眼睛黄头发的孩子们交上了朋友。我祈愿他们能够保持体力，一直飞到未来。

我知道我是努力的，我把孩子当上帝一样尊敬，从来都没有低估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我努力追赶孩子们前进的步伐，像夸父追日一样辛苦。这样，孩子们进步了，我的作品也就进步了。

还要努力。写作的快乐就在努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