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眼睛》是著名作家黄蓓佳女士儿童文学新作“5个8岁”系列中的第四部。

1982年，青阳城供销社的采购员艾忠义，从漳州出差带回3个水仙球，8岁女孩艾晚宝贝一样地照料着陶盆里的水仙。17岁的姐姐艾早容貌出众，正复习参加高考，是全家的重点；13岁的哥哥艾好是个尿裤子的神童，连续跳级，是全家的骄傲；艾晚容貌、智力均较平淡，自小乖巧，在多子女家庭里成长。半年后，艾早考试落榜，去了南方；神童艾好得了精神分裂症，休学一年；爸爸辞去了神气活现的采购员工作，他懂得了一家人的平安和相守，才最重要……

艾晚觉得大人之间的许多事令她不懂；她只想着自己快点长大。

《黑眼睛》是黄蓓佳2010年最新倾心力作“五个八岁”长篇儿童小说系列中的第四部。

《黑眼睛》讲述了：

1982年，艾晚八岁，是家里最受忽视的孩子，姐姐艾早活泼伶俐，哥哥艾好聪慧异常，使得相貌和资质甚至性格都平平的艾晚在家中似乎成了可有可无的“多余”孩子。妈妈把家庭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到“全能”艾早和“天才”艾好的身上。只有爸爸一视同仁地疼爱艾晚，还特意从遥远的南方带回水仙球给她。

当艾早在高考中意外落榜，当艾好进人大学少年班却忽然失踪，妈妈对他们的期望一个个落空，妈妈才意识到，最普通最平凡的艾晚，也许才是最贴心，最给自己温暖的孩子，就像那脏兮兮，却能开出美丽花朵的水仙球……

1 爸爸出差回来

2 艾晚把水仙球带到了学校里

3　姐姐艾早学骑车的糗事

4　寒假中干些什么

5 为姐姐保守秘密

6 猜灯谜

7　艾好和陈清风

8 制造天才的过程

8 艾晚差点煮出一锅水仙汤

10 赶作业

11 两个奇怪的人

12 神童艾好

13 艾晚成了盯梢者

14 水仙花在开春死去

15 姐姐终于获了奖

16 高考出了意外

17　第一份录取通知书到青阳

18　目送艾好上大学

19 只剩下艾早和艾晚的家

20 艾好在大学迷上了一件事山

21 姐姐不想上复读班

22 艾好失踪了

23 针尖对麦芒的母亲和女儿

24 长大是什么滋味

不管怎么说，每次爸爸回家，哥哥和姐姐是怎么想的艾晚不知道，反正对艾晚来说，这一天就是她的节日。青香蕉也好，青柿子也好，如果不是走南闯北的爸爸，青阳这样的小城市里起码要延后十年才能够看得到。

所以，爸爸刚刚在门口一露面，艾晚就开心地发出一声叫，不顾手上的糯米粉和芝麻油，鸟儿一样地扑上去，抢着帮爸爸拿旅行袋，拿公文包。

爸爸夸张地大惊小怪着：“哎哟，哎哟，我家艾晚真乖噢，真是个勤陕的小姑娘噢！”

他一边说，一边拿眼睛去看妈妈，期待她的一个笑脸或者问候。

妈妈却皱起眉头，扎煞着一双沾满糯米粉的手：“怎么脏成这样啊？快把衣服脱了，洗脸洗手！艾好呢，给你爸爸打盆热水去。”

坐在炉子旁边的艾好听见叫自己的名字，茫然地抬起头，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放下手里的一本关于哲学小原理的书，笨拙地起身，去拿墙角三角架子上的搪瓷洗脸盆。走过炉子旁边时，他眼睛直直地往前看，差点儿被脚底下的火钳绊一跤。

艾早嘴快手快地说：“算了算了，别喊他了，我来吧。”

她飞快地在抹布上擦了一下手，一阵风似地旋过去，拿洗脸盆打了热水，又拿了毛巾和肥皂，端到爸爸面前，搁在一张小几上。

爸爸呼哧呼哧地洗脸，顺便还洗了头发和耳朵，用了很多肥皂，让艾早帮他换过两次水。完了之后他擦干，凑到妈妈面前：“不脏了吧？你闻闻！”

妈妈要笑不笑地白了他一眼：“去！”

桌上的汤圆此时已经退居到不重要的位置了，艾晚跟前跟后地绕在爸爸脚边，眼巴巴地盯着扣住旅行袋的那枚大别针，期待它锁住的是个百宝箱，里面能变出让她怦然心动的好东西。

爸爸故意引逗小姑娘，搓着手，迷惑不解似的：“艾晚你转悠什么呢？想看爸爸包里的臭袜子？”

艾晚不好意思了，脸红起来，走到妈妈身边，装着去数桌子上包好的汤圆。

妈妈替艾晚解围：“别馋着小孩子了，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分分吧。”

爸爸这才拍着手招呼大家：“都来看！都来看！”

闻声而去的只有艾晚。艾早在忙着帮妈妈收拾桌子：往包好的汤圆上面撒薄薄一层干米粉，确保它们不粘连；把用过的锅盆拿到厨房里洗；把炉火捅旺，坐上一锅水，准备在水开之后下汤圆。艾早做家务活儿真是一把好手，眼到手到，眨眼功夫场光地净。

艾好不做事，可是他对爸爸的召唤一点不积极，脚步慢吞吞的，目光东张西望的，神情漫不经心的。话说回来，他平常就是这么一副懵懵懂懂、睡不醒觉的迷糊样。只有艾家的人知道，这是艾好的假象，如果你真以为艾好的脑子跟他的外表一样迟钝，那就大错特错了。艾好13岁，已经连跳几个年级，跟17岁的艾早同进同出，就读青阳县高级中学。艾早读高三，艾好读高一。艾早的成绩忽上忽下，好的时候年级前十，差的时候排到了一百名之后。艾好却从来都在班级里雄踞第一，没有一个同学有本领奋起直追把他拉下。

艾早和艾好不捧场，爸爸一点儿不失望，礼物这东西本来就是骗小孩子的，有艾晚这条小狗围着他转就可以了。他拍了拍艾晚的头，语气夸张地提醒她：“艾晚，你看好啊！”说完，他摆出一副神秘得不得了的架势，龇牙咧嘴地解那枚别针，把缺了齿的坏拉链一点点地撕开，把棉袄袖子一直撸到肘弯之上。然后，胳膊一个猛子扎到旅行袋的深处，拨开散发着油腻和灰尘气味的待洗的衣物，以及零零碎碎的牙膏牙刷、简易剃须刀、擦手的蛤蜊油、硬得像鱼干的毛巾，在袋子深处掏呀，掏呀……  爸爸的动作太搞笑，站在炉子边等着水开了煮汤圆的妈妈也被吸引过来了，弯下腰，伸着脖颈，等着看爸爸掏出来的东西。

艾晚心跳着催他：“爸爸，你快点儿啊！”

他快乐地吆喝道：“来了来了！”手一伸，两只手心里捧着三个圆不溜丢的洋葱头一样的怪东西。

艾晚能确认它们不是洋葱头。洋葱头有一股刺人眼睛的辛辣气味，它们没有。洋葱头有一层薄薄的粉红色的外衣，它们也没有。它们怪模怪样的形状和脏兮兮的面容，让艾晚的心里很费琢磨：这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呢？

妈妈率先表示了她的不满：“老艾，你搞什么？你弄这三个泥球儿回来，脏不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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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我如此牵挂

——黄蓓佳自序

一九七八年，是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开篇之年。之前我也写作，写的却是成人文学。

那一年我进人北大中文系读书。那一年也是“文革”噩梦彻底结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我的世界观、文学观随同新时代和新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深陷彷徨之中，不知道往下的路如何去走。我尝试换一种创作状态，刚好又收到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谟老师的约稿信，就给他写了一篇儿童小说《星空下》。

小说很快发表，并且紧接着在江苏省获奖。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我寄去的第二篇作品是散文，叫《化妆晚会》，刊物以同样快的速度发稿。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

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十天一封。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地夸赞。那时候我年轻，年轻是听不得表扬的，读者一喜欢，编辑一欣赏，再获上几个小奖，劲头就像高烧时的体温表，噌噌地上去了。我写得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上课和考试，忘记了寒假和暑假。有时候刊物一期能发两篇我的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笔名。

至今我常常碰到一些四十来岁的为人父母者，他们牵着孩子的手来买我的最新作品时，总是感慨万端地说：“小时候我是读你的儿童小说长大的呀！”这时我心里忍不住有一种震颤，是发自心底的感动。世界这么大，人和人之间的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少年文艺》当了一回纽带，它把我和读者们亲密地系到了一起，使我的收获远胜于耕耘。寂寞人生路上，每当想到有人在读着我的作品，在喜爱着我的作品，心里的感激无以言说。

北大毕业，回江苏工作。结婚了。做母亲了。进江苏作协当专业作家了。顾宪谟老师退休了。我不再写儿童文学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我写成人的短篇、中篇、长篇。写散文和随笔。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偶然地，想起从前在大学宿舍里挥汗如雨为《少年文艺》赶稿的日子，竞有点恍然如梦的错觉。

一九九六年，我的女儿小学升初中。身为母亲的我，和孩子共同经历了一场算得上惨酷的升学大战（那一年小学升初中是要凭成绩录取各等级学校的）。考试结束，尘埃落定，我在整理家中堆积成山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卷时，心中感到了酸涩：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举步维艰地跨人人生的吗？他们必须要这样过关斩将，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能被社会发一张“许可证”吗？

很随意地，我和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谈起感想，竞得到一致的赞同和怂恿，他们说，你写出来吧，写成小说吧。

就这样，我用了大概二十天的时间，写下了《我要做好孩子》。平均日写万字。对于人到中年又家务缠身的我，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狂奔速度。不是我自己在奔，是我的文字、我的人物、我的故事在引领我疾走。写的就是我女儿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女儿在学校的生活。太熟悉的内容，简直不需要编排，不需要想像，只需在书桌前坐下来，无数生动的场景便争先恐后要涌出笔端，有一种欲罢不能的酣畅。  小说完成后，又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大概也是一个月吧。记得我是十二月初才决定写这本书，春节刚过，漂亮的样书已经送到我的手上。女儿先看。她是自己在看自己，连看三四遍，一边看，一边嘻开嘴巴，一个人偷着乐。然后，我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了孩子们惊叹一句同样的话：金玲跟我真像啊！阿姨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的呢？

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可我知道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千千万万个“他们”中的一个。我写好了女儿的故事，自然就写好了“他们”的故事。

同样是受编辑和读者们的鼓舞，同样是一发不可收的热情，我接着又写了《今天我是升旗手》，写了《我飞了》，写了《亲亲我的妈妈》，写了《你是我的宝贝》和《五个八岁》。我惊喜地发现，当年写作儿童文学的感觉还在，当年的快乐也还在，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一次飞翔。

快乐并忧伤，或者说，快乐并思想，这是我对自己写作儿童小说的要求。不有趣不行，仅仅有趣更不行，得让我的文字和人物在孩子心里留下来，很多年之后还能记住一部分，在他们回想童年时，心里有一种温暖和感动。

我时刻都在问自己：我做到了吗？

生活是如此丰富，我写作的过程，就是享受生活的过程。无数次地，当我给我笔下的孩子划出一个生活圈子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成了这个圈子的隐身的成员，呼吸着他们的空气，偷听到他们的对话，也感受着他们的痛苦，最后又和他们一起飞扬。我可以同时变身为几个孩子，时而张三，时而李四，他们的快乐和忧伤我都能懂。我和他们之间有一条秘密的心灵通道，一旦变身，我就能够进出自如。时常有人问我：你是如何揣摩儿童心理的？我觉得这句话问得奇怪：我干吗要揣摩呢？我真的不需要揣摩，因为我的人物和我自己成为一体，我们彼此相知，感同身受。

这就是写作的魅力：每一部书都是一段生命，一种面孔，一些梦想。我写了，我就代替我的很多人物生活过了，享受过了。我自己的生命在这其中日益丰富。

谁在让我如此牵挂，多时不见就魂牵梦绕？是我亲爱的读者，亲爱的孩子们。离开他们的目光，离开他们的鼓励，我的心中会空荡荒凉。

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漫长，可是实际上却又短暂，短暂得好像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我当年扎着小辫子去邮局寄稿件的样子。

在我刚刚提到的几部小说中，《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亲亲我的妈妈》都已经多次获得国家大奖，人选教育部门和出版部门开列的必读书目，但是我个人比较心爱的却是一本《我飞了》。我在这本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最后一天在电脑上点击了“存盘、打印”的时候，我坐在冬日的窗前，心中感受着一种无边无际的纯净和光明。我忽然很舍不得离开我的这两个孩子——单明明和杜小亚。他们像我笔下无数的人物一样，只是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且哭且笑地陪伴我三两个月之后，倏忽而去，从此便无影无踪。我心里留下的全都是快乐，那种带着忧伤带着想念带着祝愿的快乐。

我也写过一些从前的故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事，比如《漂来的狗儿》，比如《遥远的风铃》，比如《黑眼睛》。我已经替别人写过很多童年故事，也应该替自己写一点，留下一个纪念。书中写到的梧桐大院是我儿时生活时间最久的院子，书中主人公小爱的家庭差不多是我的家庭，那个长满芦苇花的美丽小岛，是我度过青春时光的插队地点，还有八十年代的“青阳”小城，实际上是我最熟悉最难忘怀的故乡城镇。这一类的作品，可能以后我还会写得更多。我不担心现在的孩子能否读懂从前。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来说，历史、年代、背景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古往今来人性是相通的，人的灵魂的改变不会如城市风貌的改变那样快捷、果断、挥挥手不带留恋。灵魂总是要恋旧，要回顾，要一步三叹，要徘徊低惋。灵魂总想知道自己的历史，还想知道自己的父辈、祖辈、祖祖辈辈的历史，想知道他们从哪儿走过来，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欢乐和悲伤过什么，激动和郁闷过什么。读这一类的小说，其实是读从前孩子的生活状态，读出那个时代的尖叫、追寻和梦想。那些昨日的影像，已经泛黄，可是并不破旧，更不破碎，相反，因为积淀了岁月的沉渣，反倒散发出怀旧的温暖，有大地深处的气味，有旧棉衣柔软的手感。

我笔下的孩子们：金铃、肖晓、单明明、狗儿、弟弟、小芽、艾晚、梅香、小米……他们的诞生之日，就是离开我生命的时刻。离开我的姿态是同样的：我的手一松，他们就如鸟儿一样扑棱棱地从我的键盘上飞起来，眨眼问不见了踪影。我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最终会飞到谁的家里，和哪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结为好友。

可我喜欢看到他们的飞翔。我知道他们已经飞遍全国，飞到了亚洲各地，还飞到欧洲的不少地方，和蓝眼睛黄头发的孩子们交上了朋友。我祈愿他们能够保持体力，一直飞到未来。

我知道我是努力的，我把孩子当上帝一样尊敬，从来都没有低估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我努力追赶孩子们前进的步伐，像夸父追日一样辛苦。这样，孩子们进步了，我的作品也就进步了。

还要努力。写作的快乐就在努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