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迪丝·维尔曼斯编写的这本《伊迪丝的书》是一个荷兰犹太女孩二战时期的真实记录。它与《安妮日记》一起见证了二战中有尊严的不幸者和幸存者。该书告诉我们：在黑暗的岁月里，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来自坚定的心灵里充满爱的回忆。

一九四○年五月，德国开始了对荷兰的入侵，打破了犹太少女伊迪丝和家人的平静生活。谁也没想到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给犹太人带来了怎样的浩劫和灾难。一九四二年的一个夏天，伊迪丝带着伪造的身份，离开家庭，隐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中。在离开的那一刻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与父母的最后告别。隐匿的岁月里，维系这个犹太家庭的是伊迪丝与她父母的通信，这些信件诉说着战争带来的灾难和不幸，也传递着智慧、爱与勇气，支撑着这个犹太少女坚持下去。

《伊迪丝的书》收录了二战时伊迪丝的日记与她和父母的信件，它叙述的也是二战中成千上万个有着类似经历的犹太年轻女孩的故事。《伊迪丝的书》告诉人们在黑暗的岁月里，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来自坚定的心灵里充满爱的回忆。

作者的话

序言

1.梨树

2.护照

3.入侵

4.迪克·范·斯伟

5.溜冰

6.这里不欢迎犹太人

7.一颗充满了爱的心

8.驱逐

9.新学校

10.弗兰茨的夹克

11.结局已经临近

12.潜水

13.莱门克先生

14.帮助犹太人

15.信使

16.看望父亲

17.陷入困境

侣.朱尔斯

19.母亲

20.父亲

21.父亲的鞋子

22.疯狂的星期二

23.解放

24.和平

25.捡起那些碎片

编后记

我的母亲阿德尔海德·希尔德是唯一留下来的孩子，也是米娜唯一的安慰：一位孝敬而又有爱心的女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她刚好从学校毕业，于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她都在护理从前线返回来的受伤的战士。战争结束后不久，她爱上了戴维，一位来做客的比她年长十三岁的荷兰商人。一九一八年，就在德国已经被击败的时候，父亲将母亲带回了家乡阿姆斯特丹。

我对于外祖母在辛斯海姆的房子只存有模模糊糊的记忆。在主屋的后面，有一个用作洗衣房的单独的建筑。这个地方应当让我留下相当深的印象，因为我最鲜明地回忆起的是，在一口大平底锅中用沸水煮床上用品的同时，那在金属洗衣板上搓洗枕头套、羽绒床垫外罩的母亲般的女仆的强壮、发红、胀鼓鼓的胳膊。我同样记得，那散发着芳香气味的苹果，高高地排列在洗衣房阁楼里的开放式的板条架子上。而且我还记得帮着奥米采摘下花园的红醋栗小浆果，然后舔干净做了果酱的盘子。

到了一九三八年，即我的父母最终设法劝说奥米离开辛斯海姆的那一年，她已经被剥夺了她的德国公民身份。她属于犹太人，换句话说，成了不再受欢迎的人了。她在辛斯海姆的邻居们躲避着她，而且即便是好朋友们，也把认识她视作太危险的事。即便如此，她也感到勉强让自己离开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我的母亲一再向她保证，在荷兰任何时候都不会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的母亲说服她离开了她的家乡。

母亲前去帮奥米包装她的行李，以及“出售”她与外祖父的住宅，尽管无论从哪点看，那处房产都是被没收了。有人已为它向奥米出了低微价格，而且母亲也被告知，拒绝或者讨价还价将会是危险的。母亲曾对我们说，也有几个纳粹所谓的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邻居，在夜色的保护下偷偷地跑来告别。他们告诉奥米说，他们为不能公开地拜访她乃至在街上对她点点头感到抱歉。毕竟，与犹太人结有深交那时是被禁止的。

奥米是一股难民流的开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母亲这边的亲戚。在我们的家里，他们感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而且在接下来去英国、美国或南美之前，还经常有经济上的支持。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考虑过留在荷兰。我自然以为这是最好的决定，毫无疑问，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更好的入住的地方。毕竟，父亲曾经告诉我说，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战争期间，许多难民就在荷兰这儿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吃尽盘子里的食物，母亲就会讲述有关在德国的战争年代，他们只有很少或没有东西吃的经历。她总喜欢谈起，在她作为一位新娘来到荷兰，并且突然就能得到任何她想要的东西，甚至巧克力以及橘子，这时她就像“进入天堂的大门”。

好了，对我来说，那就足能说明问题了。它证明了，我们的国家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更好。想象一下生活在一个没有巧克力的地方的情景吧！荷兰是一个中立的国家，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也没有参加那场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的原因，即使当某些最惨烈的战役曾经就发生在穿过佛兰德斯边界的地方。就像父亲想的那样，即使希特勒竭力去制造麻烦，我们在这儿也一定将是安全的。

德国的亲戚们爱抚我，掐我的脸颊，热烈地争论我最像谁。他们的情绪化性格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在父亲的家族里，每个人都是冷静、含蓄与注重实际的。范·海森的家族来自于荷兰的北部城市格罗宁根，他们最初作为养牛商，然后又作为受人尊重的店铺老板与生意人，一连好几代一直都生活在那里。对于这些已经失去了一切与正面对一个不可知未来的贫穷与恭顺的人们，我稍稍地感觉到了自己的优越。在海牙，我过着安全无忧的快乐、舒适的生活。我为成为荷兰莱希姆——一所享有声望的私立学校——的一名学生而洋洋得意。

奥米经常哭泣，我觉得，对她来说，那种痛苦意味了很多的含义。在她的人生中，她失去的亲人总是令她难以忘怀。她经常躺在床上，头上贴着冷敷布，因为她头痛病又复发了。我觉得，只要她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她便利用头痛来操控我的父母。母亲用去了大量的时间照顾她，因此，我总是与奥米分享我的母亲，我渐渐变得愤怒了起来。自从奥米到来后，在我们荷兰的家里便那么频繁地听到德国话，这同样让我烦恼。我不喜欢那样的语言，而且就像我所认识的多数人一样，我也讨厌德国人。尽管我排斥母亲的亲戚们只是源于我的偏见，我却绝对地拒绝以任何方式认同他们。我是荷兰人，那么母亲也是荷兰人。我希望她始终都讲荷兰语——她能毫无瑕疵地讲荷兰语，不带任何口音。

我必须承认，我常常希望我的母亲与他们不同。我希望她更加平常，更加不显眼，更加像我的朋友们的母亲们一样。当母亲穿着高跟鞋，戴着来自巴黎的最新的帽子，肩上披着一件时髦的皮外套来到莱希姆学校的时候，我因为害怕而不敢走上前去。我希望我有这样的一个母亲，她来的时候骑着自行车，穿着舒适的平底鞋，以及埃及人的束腰的棉布风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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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二十年前来美国定居时，我对那些怀有强烈好奇心的人们感到惊讶。他们似乎知道，二战期间在荷兰的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在我看来是相当平常的事情，我的朋友们却充满了好奇，因此我克服了最初的犹豫不决。我确信，回答他们的问题与讲述我的故事的最好方法，是翻译我战时的日记与书信。

我的两位密友，史学家桃乐茜·里普森与作家卡蒂·戴维，是最初鼓励我去写下这个故事的人。对我来说，他们不能在这儿目睹他们信任与鼓励带来的成果，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没有我女儿郝丝特的激励、热心与专业知识，我也绝不可能从一片混乱中找出故事的条理来。共同写作这本书，于我们母女二人，都是一段美妙的体验。“在编辑你的自传期间，”她告诉我说，“我开始学会去爱并暗暗地感激我那从未谋面的祖父母。”

为了勒娜特·拉齐亚、旺达·弗莱克、埃斯特尔·列昂惕夫、玛丽安娜以及乔恩·斯旺、克伦·波拉克的帮助与友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也为了罗特·维尔曼斯——我丈夫四十九年来的才智与支持，我同样希望去感谢他们。

一九四六年，在丈夫埃格伯特死于一次疝气手术并发症后，泰恩·楚·克莱斯米德变成了寡妇。几年以后，乔布·楚·克莱斯米德(埃格伯特的弟弟，也丧失了配偶)成了她的第二任丈夫。渐渐地，经过这么些年，泰恩伯母与我甚至变得更亲密了，尽管她总是向我保证，她决不希望去取代我母亲的位置。

在一九八三年，为了庆祝她的九十岁生日，我带她去了以色列。她在大屠杀纪念馆“亚德·瓦什姆”被授予“正义的非犹太人”荣誉称号。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才告诉她这个令人惊喜的仪式。在俯瞰着朱迪亚丘陵的“正义的森林”中栽下一棵树后，她说道，她很高兴得到了一个女儿；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她与她的丈夫未曾能够保护柯克斯一家。

她告诉那些集合在一起的官员们说，她曾经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任何一个人，处于我的位置，都可能做了同样的事儿。就是说，任何正派的人都会那么做。”

泰恩逝世于一九九四年。她活到了一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