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直笔修史著称的史家吴兢，在他编著呈给唐中宗、玄宗御览的《贞观政要》中，对唐太宗的政绩论述颇详。《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历史文献，一开始便记述了唐太宗常思“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君道明言。谈及政体，太宗指出：“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用舟与水、根与枝叶来定位君民、国家与百姓的关系，足见唐太宗的民本思想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直接动因正是总结强盛的隋朝滥用民力、短命而亡的历史。唐太宗曾多次谈及炀帝轻用民力的危害。贞观二年，太宗说：“卿等岂不见隋主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国亡，公卿贵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祸及其身？朕每念及于斯，未尝不忘寝辍食，所以师古作法，不敢任情。”可见唐太宗对此段历史的感受何等之深。
唐太宗的虚怀纳谏是历代封建帝王无法比拟的，其实这也是他读史用史的具体表现。唐太宗之所以能倾听逆耳忠言，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目睹了由于隋炀帝刚愎拒谏而招致隋朝灭亡的结局。史称：“隋炀帝骄矜自负，以为尧舜莫己若，而讳之憎谏，乃日‘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新唐书·吴兢传》)唐太宗通过读史了解到隋炀帝独断专行酿成的种种恶果，他曾明确说：“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唐太宗以前朝隋炀帝为反面教材，从“憎谏”转变为“求谏”，从“臣下钳口”转变为谏臣满朝，从上下壅隔转变为上情下达。在这一点上毋宁说，没有隋炀帝就不会有唐太宗。
贞观年间，君臣经常探讨历史上各王朝更替的原因，用史引为警惕，成为佳话，这是形成大唐盛世的原因之一。
同唐太宗重视以史为鉴相联系的，是贞观年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修史盛况。他在位期间，确定了官修史书和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也就是政府出资设史馆组织修史和由政府首脑宰相来牵头负责。修史的目的十分明确，即“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为治国之需服务。最初史馆因隋之旧隶属于秘书省，后移史馆于门下省，由宰相亲自主持。共用三十年的时间，官修正史八部：《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史》，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唐太宗还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和《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了传论，是历史上唯一由皇帝亲自写史论的一部史书，因而《晋书》旧本题为“御撰”。
除了重视编撰前代的历史外，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对当代历史的编著。贞观年间的当代史包括国史、实录和起居注三种体裁。唐太宗重视以史为鉴，对历代帝王不亲看国史的做法不理解。他在贞观十四年(640年)说，不知为什么国史不让当代的帝王看呢？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回答说：“国史善恶均书，国君哪会没有缺点，史官怕犯忤逆，故不能让国君看到。”太宗说：“我的看法与古人不同，现在我要看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你们完全可以呈上来。”
房玄龄主持下将国史删减，写成编年的实录，唐高祖、太宗各二十卷，于贞观十七年呈给太宗，这是唐初的第一部实录。太宗表彰和赏赐了房玄龄与执笔修撰的史官许敬宗。太宗认为实录中对玄武门之变的史实“语多微隐”不妥。他指出，玄武门之变与“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存”一样，应不讳经过，“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唐太宗也很重视帝王起居注的编写。贞观初，设起居郎。贞观十五年，近臣褚遂良由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详记唐太宗的言行。翌年，太宗问褚遂良说：“你知道起居注的内容，我可看否？”褚答：“善恶全记，使君主不敢为非，但没听说过要给皇上看。”太宗又问：“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也记下了吗？”褚答：“不敢不记。”太宗说：“应该这样。”
秉笔直书这一史学原则，在贞观年间是太宗与史官们的共识，大体也被贯彻执行着，应当讲中国史学的直笔传统在唐初得以发扬光大。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在中国历史上拥有杰出的政绩，受人景仰，究其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是唐太宗读史、用史、以史为鉴，能虚怀纳谏，因而他拥有清晰的智慧、开阔的视野、宽厚的胸襟和缜密的决策，才创造出“贞观之治”的盛世。P6-7
前言
第一章 历代政治家的读史与学史
一、历史是政治家们治国为政的智慧之源
二、唐太宗读史、用史与“贞观之治”
三、司马光鉴前世、考当今，编著《资治通鉴》
四、康熙帝为经世治国而学史、用史、修史
五、毛泽东以史为鉴建国治国
六、把握历史规律，引领时代潮流
第二章 领导干部的读史、学史与用史
一、为什么必须读史、学史和用史
二、读史、学史、用史的目的和新特点
(一)读史、学史和用史的目的
(二)读史、学史的内容和广度
(三)学史、用史的各种方式、方法和基础性工作
三、当代中外政治家学史、用史的典型事例
(一)江泽民的“思接千载”
(二)不忘“向后看”历史的俄罗斯领导人普京
(三)精通世界历史的外交奇才基辛格
四、领导干部读、学哪些历史和学习的内容、方法
(一)读、学中外通史
(二)读、学中外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三)读分类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宗教史、思想史、民族史、科学技术史、水利史、农业发展史等等
(四)读专题史：朝代史、帝王史、地方史志、野史、笔记或历史小说、影视作品
第三章 学历史与为政之道
一、以人为本
(一)“载舟覆舟”君民一体——唐太宗忌割肉充饥、唐玄宗过河不拆桥
(二)坚持真理以人为本——胡耀邦破禁锢求解放，平反冤假错案
(三)国富民穷难以为国——隋炀帝残暴百姓，贮粮资敌
二、重视民生
(一)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仲的富民之策
(二)革新改制减负安民——张居正行“一条鞭法”
(三)立国之道在于富民——唐甄藏富于民的存言
三、王道与霸道
(一)猛进和苛严的霸道治国——商鞅强硬改革的得与失
(二)王道成就伟业——光武帝以柔术得天下、治国家
(三)宽大无边的王道政治——粱武帝的乱政之举
第四章 学历史与用人之道
一、研究用人之道
(一)聚才创业——非常之人成非常之功
(二)吏不得人——用人不力，事业失败
二、考察识别
(一)选贤任能——不计出身，豁达宽容，授权重用
(二)选才标准——德才兼备——以德为本，深容重廉，唯才是举
(三)知人善任——全面辩证地识别人才
(四)不拘一格选人才——依据才能，选用提拔
三、安排使用
(一)量才任人——慧眼顺势，用属所长
(二)用其所长——才尽其用，风雨同舟，合谋国是
(三)放权用人——委以重任，人才辈出，投桃报李
(四)和而不同的人才格局——异曲同工，交响上乘，和衷共济
(五)任人唯亲嫉贤妒能——以“我”划线，必怨声载道，自食其果
四、培养教育
(一)培育干部——用人的基础和前提
(二)人才培养事业大计——历史上先哲和政治家重视人才培养
(三)培养造就人才无可比拟的功绩——毛泽东培养整整一代人的重大历史贡献
(四)新时期干部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提高干部素质
五、监督检查
(一)历史上可借鉴的考察干部的经验——林则徐从政务、业绩中考察下属
(二)干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考评——客观、全面、公正、严格地对待干部
六、评鉴奖惩
(一)奖励清正廉明、浩己奉公的官员——康熙表彰清官于成龙
(二)当严必严，惩一儆百——司马穰苴治军
第五章 学历史与为政谋略
一、战略战术
(一)不失时机多谋善断定决策——郭嘉的多谋善断
(二)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三)守成开拓改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谋略终将失败——投机一生，专事权衡得失的袁世凯
二、政策策略
(一)刚柔结合为政良方——子产论治国政策上的宽猛相济
(二)勇于罪己利在后世——汉武帝颁《轮台罪己诏》
(三)施政以宽造福百姓——“战胜还是安定？”龚遂施政以宽造福一方
(四)示以信任放手重用——汉光武帝与“大树将军”
(五)大智若愚韬光养晦——刘备身处逆境的韬光养晦之计
(六)调和各派平衡共处——武则天政策和策略上的“平衡术”
(七)恐怖暴政没有出路——明朝历代特务统治
三、方式方法
(一)广开言路免被蒙蔽——邹忌讽齐王纳谏
(二)“不恋栈”知进退——李靖全福以终
(三)巧妙批评利于采纳——狄仁杰的谏诤艺术
(四)具慧眼交益友——张之洞“官势常青”的成势秘诀
(五)造舆论夺声势聚部众——曾国藩以保卫传统文化为号召的造势术
(六)成大事需势重——光绪帝失势而致变法失败
(七)近小人而远贤者终失江山——宋徽宗不务正业重用奸佞
第六章 学历史与提高素质能力
一、知识学养水平
(一)武备兼文韬勤学成大器——吕蒙中年发奋苦学，奇计擒“武圣”
(二)阻烧杀屠城倡文治建国——博学多识的耶律楚材使中华文明免遭空前劫难
(三)渊博学养革新教育人世楷模——学贯中西的蔡元培塑造出北大的“兼容并包”
(四)不务正业怠于政事误国害己——溺于诗文的李后主国破身亡
二、领导管理才干
(一)亲身下基层调研出实情——汉文帝亲巡细柳营，比较下属治军优劣
(二)“劳谦君子”才干全面——毛泽东提出“我党干部应学韦睿的作风”
三、组织协调本领
(一)重情义抓关键化矛盾——孙权以情感人、协调各方
(二)找准核心组织各方协调内外——罗斯福以卓越的组织协调才能应对经济危机
(三)尊重地方领导顾全粮食全局——周恩来处理大家与小家的关系
四、口才与写作能力
(一)知己知彼步步为营——诸葛亮说服吴主终成孙刘联盟
(二)熟谙专业知识口才文笔上乘——兼具雄辩才能和严谨文风的顾维钧为中国赢得尊严
第七章 学历史与加强品德操守
一、道德品质
(一)“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楷模周恩来
(二)道德沦丧得逞一时——逢迎拍马、诡计钻营的袁世凯
二、气节精神
(一)“留取丹心照汗青”——力挽危局、浩然正气的文天祥
(二)“苟利国家生死以”——置个人安危祸福于度外的林则徐
(三)重名利折气节——李斯首鼠两端，酷刑身亡
三、奉公守法
(一)言行循礼制不因私废公——唐太宗的内良佐长孙皇后
(二)忠君忧国清廉守法——执史巨擘的司马光
(三)勤俭治国正己率下——廉洁秉公的周恩来
四、廉洁自律
(一)节俭力行清廉自持——“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晏婴
(二)靖边功臣廉俭自守——“一钱不私己”的左宗棠
(三)奢靡成风腐败“斗富”——财色俱贪终致祸的石崇
(四)贪腐危害倾覆国家——“和坤跌倒，嘉庆吃饱”
五、管好配偶子女
(一)为政者应修身齐家——驳红颜祸水说
(二)深明大义卓有远见——帮助晋文公成就霸业的夫人齐姜
(三)戒“无功而尊，不劳而禄”——触龙说赵太后质子
(四)妻贤夫祸少——严以诫夫的陈鸿廉内助
(五)骄蛮凶妒乱政祸国——西晋灭亡的“祸水”贾南风
(六)寄生特权坑人——八旗子弟的腐化堕落
第八章 学历史与珍视历史传统
一、挖掘古代治国理论，弘扬中华文明
(一)中华文明在碰撞、交流和传播中拂去历史尘埃
(二)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源流与要义
二、儒学中阐发的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
三、弘扬诸子百家、前人先哲们的思想精华
四、传承民族优良传统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一)传承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
(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附：领导干部必备历史书目
人类的历史长河，波涛起伏，滚滚向前。中外文明史的画卷，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它既有暴风骤雨、电闪雷鸣的惊天动地时刻，也有旋涡险滩、曲折逆流的停滞或暂时倒退场景。在中华古国富饶广袤的神州大地上，数千年来曾产生过熠熠生辉、异彩纷呈的璀璨文明，曾经涌现出一批批壮志凌云、扭转乾坤的英雄豪杰。他们如同夜空中的明月和群星，交相辉映、绚丽夺目。岁月流逝，人们不会忘却他们的英名；朝代更替，不会改变他们不朽的业绩，因为他们都已载入了历史。他们中间有雄才大略、奠基王朝、举贤驭臣的国君；有鞠躬尽瘁、励精图治、改革图强的名相；有横刀立马、驰骋疆场、席卷千军的将帅；也有运筹帷幄、精通策略、贤智兼备的谋臣；有理国抚民、廉能致远、忠言善谏的股肱……他们曾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史册记载的治国精英。
然而，风云变幻，大浪淘沙，鱼龙混杂。在中外历史上，也有不少反面人物，他们是同历史背道逆行的渣滓。如一些荒淫残暴、祸国殃民的暴君、昏君；一些贪赃枉法、压榨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一些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的权奸，巧伪奸佞、惯施诡计的阴谋家……他们是历史中落下千古骂名的败类，将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人类历史既丰富多彩，也错综复杂。有些君主昏明兼备；不少帝王集暴君与雄主于一身，或从纳谏到晚年的讳饰，甚至昏庸误国；有些将相功高盖世，但过亦千秋。一些志士仁人为国为民尽心竭力却蒙冤毕生，忍辱不屈；也有不少人功成身退，逢凶化吉……人类的功过是非，必须靠历史评断。历史是客观的存在，不能凭一些人的主观愿望而随意改铸。历史是人类过去活生生的活动，并非断烂朝报、流年老账的堆砌。必须把客观历史过程同某些历史的记录加以甄审和区分。历史的真相一定会大白或渐被澄清，这也必须靠历史的实践和验证。恩格斯曾指出：“不论历史进程如何，人们总是这样来创造历史的：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自觉抱定的目的，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行动的意向及其对外部世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影响的总和，就是历史。”治国为政需要读史，为什么历史会给我们如此的启示呢？历史和历史学的内涵和作用又是什么呢？这是首先应研讨的问题。
一、历史学是智慧储集的大成之学。
上古时代，世界上开始有了六个古文明区，即：尼罗河流域、西亚两河流域、爱琴文明区、印度河流域、中美玛雅地区以及黄河的华夏文明。这些上古的文明当时都有过灿烂的文化成就，令后人叹为观止。但是在它们当中，只有希腊罗马文明和中华文明最重视史学的发展和研究，且尤以后者为甚。人类历史的进程，给出了耐人寻味的答案。这些古老文明的多数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战乱或自然灾害而遗憾地或变化或消亡了。只有希腊罗马文明后来被文艺复兴继承，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进一步地发扬了它。而由黄河长江哺育的华夏文明，几千年来无间断地延续、传承与发展。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史学的发达对于文明的延续和传承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和聪颖的智慧曾为世人所公认，华夏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四千多年前，中国的夏王朝就出现在东半球亚洲的中原大地。秦汉时代已出现大一统的文明格局。魏晋南北朝时，儒、佛、道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整合，使华夏文明丰富多彩。隋唐时期中国主盟东亚，开放和交流促使文化、科技和艺术更加辉煌绚丽，到处显示出“何处春江不月明”的万千风光。五代宋辽金元和明初，是中华多民族先后主宰的政治格局，开发海疆，造船、建筑、制瓷工艺等科技的发达以及中华文化的魅力均为举世所景仰。且不说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四大发明及其传播对人类的巨大影响，就以欧人对华夏文明的评述为例，亦可印证华人智慧的超群。13世纪的马可·波罗、16—17世纪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来华后，主动把他们赞赏的中华文化向西欧介绍。18世纪时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研究过中国的老子、孔子后，特别推崇中国的哲学。他说：“倘若请哲学家来担任裁判，并非裁判女神之美，而是裁判人民善良的美德，那他定会将金苹果奖给中国人。”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颂赞中国人“在所有的人们中是最有理性的人”。20世纪英国汉学大师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技与文明》中指出：“全世界都意识到他们受到来自中国的恩惠。”据统计，14世纪以前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和科学最发达的国家，此前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和科学成就约300项，其中出自中国的约为175项，占57％以上。
非高智能的民族不足以创造这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这样聪慧的人民和历历可考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举世无双的智慧宝库。
历史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地说，历史是指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过程。自然发展史比起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时间既久远，范围也广泛得多。狭义地讲，历史仅指人类社会本身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已往的运动发展的过程。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大约已有二三百万年的时间，如从有文字记载算起，也有几千年的时间。它首先是以生产活动为基本特征的历史，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史，历史的范围又很广，不限于经济范畴，凡上层建筑以及人类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都是历史。它是由人们有声有色的诸多活动构成的。横看，它由人们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所构成，内涵丰富多彩；竖看，构成了一个五光十色有机联系、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不断发展、衍变的过程。
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它包括对历史事实的记录、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规律的探讨和历史发展趋势的预见，以及概述史学发展的史学史、研究史料及其运用方法的史料学等。历史学最早萌芽于原始社会，它的萌芽形态是人们的结绳记事、刻木记事等。文字产生以后，严格意义的史学才产生和逐渐发展起来。
祖国史学的成就，举世闻名。“史家”在遥远的古代是指史官，早在周代时就有，不仅王朝有史官，诸侯之国也有史官，说明这时记录历史已属大事，因而史籍渐丰。随着经济文化的进步，历史学也渐渐发展，内容广泛，体例多样化，并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才产生了(《史记》(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之类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
历史学在欧洲产生也很早。历史这个词在英语是History，法语为Histoiro，意大利语是Storia，三者同出于希腊语的Historia，其最初的含意是“征问”、“问而知之”。这是从希腊古爱奥尼亚人的以求真态度“记事”发展起来的。公元前5世纪时，古希腊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的著名的《历史》、修昔底德写的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都属于叙述历史始末过程的体裁，从此开启了欧洲历史学的第一页。
历史学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它涉及的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历史学是从总体上综合考察人类社会的运动全过程，不论通史或断代史都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发展及衰落的历程和特点。历史观是历史学的灵魂，对任何历史现象是非曲直的判断都受历史观的左右。中国封建时代，史家治史的目的在于“资治”，历代统治者重视修史，实乃以史为鉴，“述往事，思来者”，回顾历史、总结经验，能更好地指导现实、开辟未来。
许多中外学者都很重视历史学及历史书籍的编纂，并创建了一些史学编纂的指导思想、方法和体例，仅举几例。
西汉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铸就了记载三千年历史，囊括中外、贯穿古今的体大思精的鸿篇巨著《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编纂史书的体例。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认为历史“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他在《通史》中指出：“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其体。”宋朝司马光强调历史书应能够“鉴前世盛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李熹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均系史学要著。而袁枢撰成的《通鉴纪事本末》为以后宋、元、明史的纪事本末体开了先河。20世纪初以来，继甲骨文、汉简、敦煌卷的发现，王国维、陈寅恪等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并吸收西洋汉学的一些方法，使历史学又有新的发展。可见中国不同时代的史书，不仅体例有变，其指导思想和方法也因时而有异。
在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古希腊的修昔底德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历史效用的人。他指出历史“前事不忘，乃后事之师”。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说：“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没有长大。”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非常重视历史学习对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将历史列为学校中学生的主课。路德说：“学习历史可以帮助理解道德和人性……便于以各种成败得失为借鉴，从中获得智慧和判断力。”加尔文重视历史对提高人们道德的作用。他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使人们对照审视自己的行为。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则将历史作为批判封建主义的锐利武器。曾被任命为法兰西史官的伏尔泰，抨击宗教裁判所的历史是残暴的血腥史；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名著中以古喻今，揭批法国波旁王朝的腐败；卢梭主张人类之不平等应从历史上找到根据在于私有制。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把民族的历史视为一种爱国主义情感。他在《重建的世界》中这样说：“一个国家的成就只有通过共同的历史意识来鉴定。这是各个国家仅有的经验，也是它们能从自身学习到的经验。历史就是国家的回忆。”重视历史是民族的自信，只要看一看建国只有二百多年的美国是怎样珍视先行者的遗迹，就可以理解不论是小农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都是具有强大的向心作用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和历史科学有过许多论述。概括说来，他们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用哲学唯物主义原理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才使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历史科学的任务在于清除意识形态对人类历史的歪曲，发现和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阐述历史发展的过程。
我国的老一代国家领导人对历史、历史文化以及学习历史等问题的著述和讲话正反映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
毛泽东非常重视历史，关于学史、用史方面的论述特别突出。毛泽东研究、评说历史所记录的文字，是我们的一份精神财富、一份传诸世代的文化遗产。从他的学术思维、情感世界和对中国过去与现实的思考圈点里，我们可以学到知识、文化和智慧。他一再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要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他重视中国通史的编写，曾派人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毛泽东强调搞政治的人要学历史。他非常重视对《资治通鉴》的学习，他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他自己读《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并认为“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如书里论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他还主张要学外国历史，指出：“我们也认真研究兄弟国家的经验和认真研究历史，但目的不是去抄袭，去搬运，而是为了了解历史情况，了解教育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便有所借鉴，依照自己的情况，做好自己的工作。”
周恩来指出：“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失去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对于历史知识，我们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分析历史。我们历史上有一些很宝贵的传统，其中最基本的就是革命的传统。比如奴隶反对奴隶主，农民反对封建主，我们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这些革命传统，都是很宝贵的。这方面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发扬……甚至封建王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律抹煞。”‘‘孔子的学说，在历史上是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特长，在世界文化中都有它自己的贡献，都能放出自己的光彩。”“不能把历史一刀割断。事物不可能无根而生，浮萍草也是有根的。所以，割断历史来看问题是不妥当的。”1973年4月，周恩来虽患重病，仍十分关心历史学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出版一本反映历史全貌的中国通史。他说，现在出版历史书有些偏向，不是反帝斗争史，就是农民战争史(从陈胜、吴广开始)，使人不了解中国历史的全貌。要出一本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中国通史。
二、各级领导干部读史、学史和用史的必要性。
历史学是智慧综合之学，是智慧汇集的宝库。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传承者。人是经济社会史的主体，也是思想文化史的主干。所有的历史典籍，不论叙事、记言、述理、纪传，归纳起来，都是记录人的言行。不论是治国安邦的君臣、叱咤风云的豪杰，无出其右的雅士、鬼斧神工的巧匠，还是怙恶不悛的奸邪或巧舌如簧的痞类，都在历史舞台上活动过、停留过。任何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当重视和了解历史，扩大视野，通过包罗万象的历史识别和评析，把历史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一定的历史知识和素养对领导干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要求。
中国的历史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沃土。历朝历代均植根于历史的土壤之中，都是汲取前朝的经验教训而建功立业的，它们创造过巍峨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既有过光辉明媚的时光，也有过曲折磨难，甚至面临倾覆的厄运，然而却一次次地由衰转兴，转危为安，生生不息，巍然屹立。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舞台，是“记录前踪、贻诲来世”的载体。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延绵不绝，丰富磅礴，万紫千红。在古老的中华文明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举世无双的历史学，中国的史学是智慧与经验集大成的显学。浩瀚的史籍中，历代文治武功、士农工商、经济生产、风俗民情、天文地理无不包含其间，它并非静止的一潭死水，而是与时俱进，充满先辈的至理名言和民族智慧的教科书。对历史的冷淡或无知，无异于失掉根基，自断脐带，绝不可能了解民族和国情。
历史里有治国安邦的真理和规律，有始作和传承，有启迪和镜鉴，有对为政的分析和总结，记载了众多的策略和方法。为君者读史，可以悟兴衰之道；为官者读史，可以明进退之度。重视历史，善于向历史讨教，从历史中汲取养分而成功的范例不胜枚举；而轻忽历史，不懂历史，由于无视甚至否定历史，错误地违背历史规律而遭失败的典型，古今中外亦为数不少。
早在西周初年，周公摄政，他开始怀疑天命，注意从殷商覆亡的历史中总结教训，他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他提出“敬德保民”的执政理念，自此开始中国政治文化逐渐走上了以史为鉴、以人心察天意的道路。西汉建国之初，刘邦即命陆贾总结和吸收秦亡的历史教训，阐明成败之因，使政权得以巩固。其子孙刘恒与刘启，继续贯彻汉高祖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休养生息政策，迎来了“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货”的“文景之治”。唐太宗李世民酷爱读史，自称可使他“神交千祀之外”，“临睨九皇之表”，“大矣哉，史籍之为用也”。由是开创了“贞观盛世”。宋太祖赵匡胤本人是一介行伍出身的军人，而他却强调宰相之职必须由通晓经史的读书人担任。清代的康熙皇帝特别重视读史、用史，他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奖励垦荒、轻徭薄赋，促经济发展，为使中国形成一个疆域辽阔、多民族统一国家和遏制沙俄东侵，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外历史上违背历史规律、轻忽历史，以致遭到身败名裂的人物亦不少。中国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称帝后，不顾时代的发展，以《周礼》为据，托古改制开倒车，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的经济大破坏，其统治终被推翻。而近代以来，袁世凯一枕黄粱的洪宪帝梦、张勋辫子军的复辟狂吠和溥仪充当儿皇帝的丑陋表演，都是螳臂当车、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短暂活剧。外国类似的史例亦俯拾即是。拜占廷帝国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妄图恢复奴隶制罗马帝国的霸业，发动了企图征服地中海沿岸各封建王国的反动战争，终因违背历史发展而未得逞。“英布战争”的罪魁，英国殖民者“金融大王”罗得斯(1853—1902年)，通过血腥侵略非洲得逞，曾以自己的名字将赞比西河以北命名为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以南命名为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但历史无情，人民不屈地长期斗争，获得独立，粉碎了殖民主义者的妄想，证实了妄图颠倒历史进程的丑类必然灭亡。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11月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时曾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在着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现实问题的同时，应加强对历史知识的学习，要深入思考，科学分析，不断提高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自觉运用这三个规律的能力，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根据上述的胡锦涛同志关于通过历史学习，深化执政规律研究，改进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明确指示，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充分汲取历史智慧，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扩大人民福祉，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级领导干部需更进一步认识历史学的价值和读史、学史对于治国为政的重要作用。
首先，学习历史能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和民族素质。中国历史与伦理道德水乳交融，历史智慧是民族素质的光华。古人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人生理想，史书尤以立德优先，德高才能望重。历史智慧也是伦理智慧，以史教为内容，以充溢史书的大量良相、清官、英雄、能人、豪杰为榜样，如古今推崇的诸葛亮、狄仁杰、文天祥、张居正、林则徐等人，他们料事如神的睿智、洞察秋毫的眼力和公正廉明的品德、刚正不阿的气节，可用以进行修齐治平的德育教育。历史通过名人的生涯而教人以美德，并给我们提供做人的智慧。那种蕴藏在历史智慧中的乐观进取的人生追求，务实求真的理性态度，舍我其谁的献身精神，以及种种宽容仁厚、威武不屈的嘉行，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内在传续相承的精髓，读史必然如沐春风，能增智益德，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提高素质。
其次，史书能哺育民族智商，有利于领导干部智慧和阅历的增长。我国的史书不仅是帝王将相治国为政的镜鉴，也是哺育民族智商的教本。古代的启蒙读物，如《三字经》、《幼学琼林》等，都采用的是三言或四言的韵文，把中国历朝盛衰的一些典故编成顺口俗语，给少年们粗知历史的启迪教育。青年学子能脱口说出历史典故被人赞为博学，饱学之士以博古通今为荣耀。诵诗兼咏经史，被视为上乘之作。有人曾评价杜甫说：“若是杜陵无史笔，姓名恐亦少人知。”若无史笔，恐无杜甫的盛名，这是对史笔的极高评颂。而家喻户晓的戏曲、歌谣、小说、谚语中，大量的都是历史故事和掌故，历代相传不衰。史书记述了中华民族无数先辈机敏超常的思路、出奇制胜的革新、沉着多变的韬略、解颐醒世的良言，朗照历史的穹宇。领导干部通过学史、用史，持之以恒，千古之智就会涌至案头，智慧之光就会源源不断地输入自己的肺腑和思维之中。
再次，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可以通过读史和用史提高执政能力。为政者要想保持清醒的执政理念，通读历史至为重要。当别人亢奋的时候，你能比别人低两度；别人消沉的时候，你能比别人高两度。因为历史记录着前辈们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曲折前进的脚印。领导干部通过读史增益了历史智慧，可以更有效地用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团结民众，凝聚人心，提高领导才干，吸收祖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建设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构建和谐社会。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们还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酿成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贫穷落后。当民族危难关头，共同命运的历史情感，使救亡图存的火焰高涨而持久。推翻三座大山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途中迎来了祖国的和平崛起。必须看到，只要有民族的生聚，必然有共同的回忆，历史是不可替代的使万众凝聚的同心圆，是众志成城、共同奋斗的火种。历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契机，人民必将创造出新的历史奇迹。
最后，学历史有利于领导干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必然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而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史正是一门认识世界的前天、昨天和今天的科学。它通过客观的历史资料，把已经消失的人物、事件和社会现象再现出来，通过剖析和挖掘历史表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和有机联系，会逐步地揭示出许多问题的本质。古今中外虽然异时异地，环境有别，但通过对众多历史事件、史实的提炼、归纳、筛选和鉴别，可以帮助为政者把握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深刻地判断现实和预测未来，这对领导干部来说，是更高层次的认知活动。通过汲取历史智慧而加强对事物规律的洞察和掌握，比简单地以史为鉴更胜一筹，这必将提高我们驾驭复杂态势的能力。
我们整个国家机器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党政机关的各个部门，是靠各级领导干部为主体，层层协力推动使之运转的。每个岗位都是治理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每位干部都在治国为政。不同职务的领导干部，岗位和责任虽异，上层领导干部需思考、关心和解决大问题，同时也不应忽视和关注小问题，凡国计民生诸事都不可掉以轻心；下层领导干部虽然经常考虑和处理的是较小的问题，但也必须关心、了解宏观和全局。古语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百姓尚且“位卑未敢忘忧国”，何况担负公务的领导干部。
本书精选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例，力求聚集其零珠碎玉，使这些有共性的东西能够跨越时间和地域的阻隔而提供给各位领导干部以借鉴和参考。这里既有科学，又有艺术。我们希望用宏观的眼光去看历史发展的轨迹，而不是着眼于小处的是非，这并不是说细节不重要，而是主张从诸多细节处得出宏观的历史结论。在智者眼中的历史，更多的是躬身入局，以前人之力来把脉现时代。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们能够通过读史、学史而成为治国为政的智者。
我们在点评事件发生发展缘由的同时，力求运用唯物史观探索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对于见仁见智的内容，我们则尽力把事情的发展脉络交待得准确清楚，使读者能在掩卷长思中有所体味，也不失为一种境界。
历史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为政的经验，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
中国史学是智慧大成之学，它记载着炎黄子孙的辉煌业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刘丹忱编著的《治国为政需读史》助你洞悉中国历史智慧，成为大政治家，一书在手，尽览历史风云，汲取资政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