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的性格情操，常常通过一些琐碎事投射出来；重大历史事件，往往因为某些细节的缺失让人坠入五里云雾。本书从建国以来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鲜为人知的细节人手，帮助我们解读那些稍显刻板的档案资料，丰富新中国历史的影像，甚至提供连缀某些历史断链的线索……

许多风云人物，许多重大事件，粗线条地勾勒是很难让人清晰和深刻的认识的。而一些大人物的小故事，大事件的小细节，颇能说明一些问题，颇能印证一些真相。

本书通过当事人、见证者的回忆、口述等一手资料，披露了建国后、改革开放前新中国一些重要人物工作、生活中的小故事……通过这些不为人知的小事，展现大人物们独特的性格情操，也连缀起一些历史的断链。全书文字平实流畅，为读者了解新中国往事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一章 进驻中南海——中央机关大搬家

第二章 受阅飞机携带实弹的内情

第三章 中国自制飞机的幕后消息

第四章 毛泽东要建一支千人军乐团

第五章 中南海文工团的来龙去脉

第六章 周恩来呕心沥血保护古建筑

第七章 天安门广场规划和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是怎样诞生的

第八章 中国第一号政治建筑物的设计与施工

第九章 中南海里的“大跃进”

第十章 三年困难时期领袖们节衣缩食

第十一章 戒备森严的第三次庐山会议

第十二章 尼克松访华机密逸闻

第十三章 出版《天安门诗抄》与审讯“四人帮”细节披露

第十四章 胡志明密信寻求中共帮助

第十五章 董建华参选香港“特首”的详细经过

为了解决中央与各个地方的审查对象的定性、定量、定人的平衡问题，需要定若干典型以为参照。例如定一个典型，以其做参照，考虑是否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二组当时就选定了被列入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谢静宜，作为免予起诉的代表人物。

谢静宜是河南人，50年代初期经过机要培训后，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后来调到毛泽东身边当过一段机要员，负责文件的收发送阅。“文化大革命”中，她同迟群一道，作为八三四一部队派出的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担任学校的党委副书记。

在领导清队、整党、斗批改等工作中，谢参与了对学校许多干部、教授、教员、学生的迫害。后来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她所具有的一个特殊地位，就是“通天”，并且跟江青过从甚密。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谢静宜作为江青安插在北京市的两个黑于将之一，被隔离起来进行审查。她有一定的民愤，许多干部群众都要求对她严惩。

在隔离审查期间，一开始接触时，她就痛哭流涕，说“我上当了，受骗了，跟江青干了坏事。”后来，她反省了十年内乱给党、国家、人民造成的灾祸和不可弥补的损失；逐渐认识了江青、王洪文的丑恶面目和灵魂；并把她经历的伙同“四人帮”干的坏事揭露了出来。

对谢静宜这样的人物，如果建议司法机关免予起诉，不给判刑，有利于体现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处理“两案”“教育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对“四人帮”手下分子宜宽不宜严，重在挽救的方针。对于彻底分化瓦解江青反革命集团，震动大，波及深。对于谢静宜本人，也提供了改恶从善、悔过自新的有利条件。

此意向初定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审理领导小组决定，由汪文风在第四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上，讲述谢静宜的案情、处理意见和建议。

那天一大早，王鹤寿叫人把汪文风找到宾馆大礼堂休息室。他见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也坐在那里，便忙上前问好。黄克诚要汪文风把当天讲的内容先讲给他听，汪大致讲了一遍，他听得很仔细，时而笑笑，时而提些意见。最后他说这个人选得比较好，有代表性，若是弄个普通人，就起不到从宽处理的标杆作用。

在大会上，汪文风讲完之后，王鹤寿说了几句，就进行分小组讨论。没想到出现了群情鼎沸、议论纷纷的情景。本来教育挽救大多数，打击惩处极少数，经过长期说服工作，大家都接受了，可一具体到谢静宜，就产生了不同意见。

部分省、市、部委的领导，一些无端遭受“文革”摧残的老同志，一个接一个发表意见：“谢静宜都可以不起诉、不判刑，这从何说起？”“迟谢迟谢，本来就是放在一起的，为什么要分开呀？”

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能由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领导和人员再做各方面细致的思想工作。由于几位中纪委的书记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加上党中央负责同志的支持，最后做出了对谢静宜免予起诉的决定。

在1979年至1981年两年对“两案”审理的日子里，几乎每周都要开几次会，白天全天开会，晚上还经常加班，一个人一个人的讨论，一件事一件事的掂量。领导小组的几位领导，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一天三段工作时间，非常辛劳。为了一个审查对象，一个问题，竟能争论几个小时，甚至两三场会议。

“四人帮”的伙食标准高于当时机关干部平均伙食费的两倍／江青曾提出奶粉冲的牛奶不好／江青质问：为什么我的桌子、椅子、床都矮一截？

在讲了许多和“四人帮”的谈话交锋及有牵连的人物的处理情况后，汪文风还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情形。他说：“我们对江青和其他被隔离审查对象的正当的、合理的要求，一直是遵照领导上的指示，尽量予以妥善解决的。”

谈话时，汪文风他们曾主动过问他们吃得怎样，睡得怎样，学习怎样，还有什么需要。而且叮嘱管理他们的人员，把他们的生活按规定标准搞好。例如，晚上必须关掉刺激眼睛、影响睡眠的强光灯。

秦城的管理部门也经常征求这些人对伙食、卫生、医疗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谈话人员了解到他们对报纸、杂志的需要，就和有关方面打招呼，给他们增发了报纸和杂志。

“四人帮”主要成员在那里的待遇，是超出当时人们的想象的。他们每餐有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梨、桃、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

在那个时期，广大群众的粗、细粮供应还是有比例的，可“四人帮”主要成员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自选，管饱。他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机关干部食堂平均伙食费的两倍。加之秦城地处农村，农产品和鱼肉鸡鸭价格都很便宜，实际水平应该更高。

这样的待遇，对许多重要的审查对象，也起到一感化作用。他们对党对他们生活、学习上的关怀和照顾，都表示感激，并对他们过去曾对许多老红军、老干部、高级民主人士的折磨，有了几分悔悟感。

对于一些一时难以马上解决的生活问题，审查人员也向他们做解释说明。例如，江青曾提出奶粉冲的牛奶不好，希望改成鲜奶。但当时供应鲜奶还不能立即实现，只能让她先将就一段。P256-257

1992年，父执林克伯伯开始写书，回忆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2年的往事，需要个助手。由于我事先表示过对此有兴趣，他亦觉得在他认识的晚辈中，我的文史底子尚可，便邀我参与其事。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记录父辈的朋友、朋友的父辈亲历往事追溯的工作。我熟悉他们，因为长时间与他们生活在一起，长时间地促膝畅谈，可以说是血脉相通，理解他们内心的追求，了解他们思维的方式，深知他们的价值取向，甚至在他们的熏陶下，我一度形成了和他们很接近的思维和逻辑。因此，当我向他们问起那些鲜为人知的个人经历时，他们觉得我还算个比较合格的倾听者，总不厌其详地娓娓道来。

起初，追忆者主要是“文革”前在中南海内工作的干部、秘书、保健大夫、警卫们，讲述他们在领袖身边工作的经历和见闻；在中南海内居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们眼中的父辈及他们自己的不寻常经历。后来，追忆者的范围逐渐扩大，有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负责人、因为工作关系亲历或与闻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政治事件的特殊人物。再后来，一些经历和与闻民国时期重大事件的老者，也愿意由我把他们的往事追溯的口述转换为文字。

十多年过去了，我的手边便积累了许多正统文字档案以外的、口述的追忆。这些口述的追忆，有助于我们解读那些稍显刻板的档案资料，使历史的影像更多一点立体和层次感，甚至提供连缀某些历史叙述断链的线索……因此我感觉自己这十余年的投入很有意义，对这些材料格外珍视。

从1995年到2002年，我陆续将几十篇发表过的口述历史文章收编于个人文集《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前后出了四册(1998年后《知情者说》改为多个作者的丛书)。

这两年，陆续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过的口述纪实文章，又在案头积累有数十篇了，像《在毛泽东家主厨的往事》、《周恩来呕心沥血保护古建筑》、《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其人其事》、《二见赵朴老》、《天安门广场规划和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是怎样诞生的》等文章，我希望也能像《知情者说》那样荟萃出版，于是对之做了一番编辑。

此次汇集的几十篇文章，有一个特点，就是披露了相当多的历史细节。许多风云人物，许多重大事件，粗线条地勾勒是很难让人清晰和深刻的认知的。一些人物的性格情操，常常通过一些琐碎事投射出来；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往往因为某些细节的缺失让人坠入五里云雾。故而一些大人物的小故事，大事件的小细节，颇能说明一些问题，颇能印证一些真相。正因为此，我也提请广大读者不要忽略大人物的小故事，大事件的小细节。

世界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也受多方因素消长的影响，而个人的视点和眼界总是有局限的，个人的叙述，更难免带有感情的色彩和主观的倾向，加之时间迁移和纷繁信息的干扰，有些个人追述的准确性也需要推敲斟酌。这就需要更多的口述历史记录，用以互相比较印证辨析，去谬存真。让我们为留存下更多的口述历史记录努力吧。

作者

于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