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新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哪是真是假，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骏(di)而神圣吗？

让震撼心灵的华彩美文，滋养我们的精神生命！这触动灵魂的优美文字，源自文学大师的心灵深处，在岁月的长河里，如宝石般熠熠生辉，陪伴着我们一路远行。

为了让新时代的青少年读者能够更多地了解林海音，品味他的优秀作品，编者经过长期精心的策划，编辑出版了本书。在选编过程中，编者把林海音写给少年儿童看和适合少年儿童看的作品进行整理，经过认真阅读和鉴赏，选出适合于当代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和阅读需要的经典作品。

城南旧事

惠安馆

我们看海去

兰姨娘

驴打滚儿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冬阳·童年·骆驼队

“在这儿玩不要紧，你家来了人找，可别赖是我们姑娘招的你。”

“我不说的啦！”何必这么嘱咐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都知道。妈妈打了一只金镯子，藏在她的小首饰箱里，我从来不会告诉爸爸。

“来！”秀贞拉着我往里走，我以为要到里面那一层一层很深的院子里去找上大学的叔叔们玩呢，原来她把我带进了她们住的门房。

屋里可不像我家里那么亮，玻璃窗小得很，临窗一个大炕，中间摆了一张矮炕桌，上面堆着活计和针线盒子。秀贞从桌上拿起了一件没做完的衣服，朝我身上左比右比，然后高兴地对走进来的她的妈妈说：

“妈，您瞧，我怎么说的，刚合适！那么就开领子吧。”说着，她又找了一根绳子，绕着我的脖子量，我由她摆布，只管看墙上的那张画。画的是一个白胖大娃娃，没有穿衣服，手里捧着大元宝，骑在一条大大的红鱼上。

秀贞转到我的面前来，看我仰着头，她也随着我的眼光看那张画，满是那么回事地说：

“要看炕上看去，看我们小桂子多胖，那阵儿才八个月，骑着大金鱼，满屋里转，玩得饭都不吃，就这么淘……”

“行啦行啦！不——害——臊！”秀贞正说得高兴，我也听得糊里糊涂，长班老王进来了，不耐烦地瞪了秀贞一眼说她。秀贞不理会她爸爸，推着我脱鞋上炕，凑近在画下面，还是只管说：

“饭不吃，衣服也不穿，就往外跑，老是急着找她爹去，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我说等我给多做几件衣服穿上再去呀！今年的衬褂倒是先做好了，背心就差缝纽子了。这件棉袄开了领子马上就好。可急的是什么呀！真叫人纳闷儿，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她说着说着不说了，低着头在想那纳闷儿的事，一直发愣。我想，她是在和我玩“过家家儿”吧？她妈不是说她胡说吗？要是过家家儿，我倒是有一套玩意儿，小手表、小算盘、小铃铛，都可以拿来一起玩。所以我就说：

“没有关系，我把手表送给小桂子，她有了表就有一定时候回家了。”可是，这时我倒想起妈会派宋妈来找我，就又说：“我也要回家了。”

秀贞听我说要走，她也不发愣了，一面随着我下了炕，一面说：

“那敢情好，先谢谢你啦！看见小桂子叫她回来，外头冷，就说我不骂她，不用怕。”

我点了点头，答应她，真像有那么一个小桂子，我认识的。

我一边走着一边想，跟秀贞这样玩儿，真有意思：假装有一个小桂子，还给小桂子做衣服。为什么人家都不许他们的小孩子跟秀贞玩儿呢？还管她叫疯子？我想着就回头去看，原来秀贞还倚着墙看我呢！我一高兴就连跑带跳地回家来。

宋妈正在跟一个老婆子换洋火⑧，房檐底下堆着字纸篓、旧皮鞋、空瓶子。

我进了屋子就到小床前的柜里找出手表来。小小圆圆的金表，镶着几粒亮亮的钻石，上面的针已经不能走动了，妈妈说要修理，可一直放着。我很喜欢这手表，常拿来戴在手上玩，就归了我了。我正站在三屉桌前玩弄着，忽然听见窗外宋妈正和老婆子在说什么，我仔细听，宋妈说：

“后来呢？”

“后来呀，”换洋火的老婆子说，“那学生一去到如今晚儿就没回来！临走的时候许下的，回到他老家卖田卖地，过一个月就回来明媒正娶她。好嘛！这一等就是六年啦！多俊的姑娘，我眼瞧着她疯的……”

“说是怎么着？还生了个孩子？”

“是呀！那学生走的时候，姑娘她妈还不知道姑娘有了，等到现形了，这才赶着送回海淀义地去生的。”

“义地？”P22-24

《城南旧事》代序

林海音

差不多十年前了，我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

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也极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song yong)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话叫做“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的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按在话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磨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吱吱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张“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乱哄哄地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看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座(包厢例外)，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儿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人睡，坐在她们(母亲或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搬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招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首都的南迁而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便有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1951年7月28日

我记得写上面这段小文的时候，便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那时我十三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我写过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

写纪念父亲的文章，便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姐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在我为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专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写到父亲，总不免要触及他离开我们过早的悲痛记忆。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还比不了和一个朋友更长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他溺爱我，也鞭策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和他日渐衰弱的得了肺病的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对自己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功夫研究。他患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地方，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清楚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最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出来。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檐下、客厅里，摆满了秋菊。

花事最盛是我们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下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地裂开了嘴。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附会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有尽到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最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地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1951年8月8日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新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我哪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骏(di)而神圣吗？

196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