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内容精博深邃，已被人们广泛运用在军事以外的诸多领域，如企业管理等。但是将孙子谋略直接运用于医学，本书是首例。

其实，早在古代，扁鹊、孙思邈等名医就提出过以兵论医、“防病如防敌”、“治病如治寇”、“组方如布阵”、“用药如用兵”等医理，立论新颖独到，说理精辟透彻。

当代《孙子兵法》专家吴如嵩先生和军队医师黄英女士，继承了中国古代医学家的学说，同时发挥各自的学识和专长，结合前人的兵法和医学论断，联手撰写出这部兵医同源的书稿，这是中国两干多年来第一部以《孙子兵法》论养生治病的专著。

本书四十三篇，篇篇均阐述了“兵与医”之间的辩证联系。各篇既独立成章，又相互连成一体；既有经典病例，又不乏新意。

医德如将德 防病如防敌

养生如养军 治病如治寇

治心如用谋 用药如用兵

……

打敌要害，从来都是兵家要诀。《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先夺其爱”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爱”，即指敌人的指挥部、后勤基地、防御重心等。用兵作战要讲究捣敌之穴，用药治病也要讲究捣敌之穴。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以用兵比喻治病时说：“病方衰，则必穷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意思是说，用药治病必须像打仗那样跟踪追击，扩张战果，集中精兵锐卒，捣毁敌人老巢……

《孙子兵法·虚实篇》说：当我方兵力弱小时，先用假象隐蔽自己，迷惑敌人，分化敌人，然后集中兵力，以寡击众。其核心就是使敌人兵力分散，我方的兵力集中。这一条作战原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令人惊异的是，徐大椿竞能将此原则活用到医疗上。他在《医学源流论》中指出：“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寡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如此一来，治疗用药不多但收效甚高，并使多种疾病之间无法相互传变，如同溃败之军“前后不相救”……

第一章 医德如将德

 1.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资料链接：医德比医术更重要

 2.禁祥去疑，信医不信巫

资料链接：医疗科学与巫术迷信

 3.战必选将，疾当择医

资料链接：“庸医”

 4.官兵一体，医患同心

资料链接：医患同心，其利断金

第二章 防病如防敌

 1.防于未乱，治于未病

资料链接：疾病防治和中医养生

 2.兵家重防微，医家重杜渐

资料链接：上医治未病

 3.守我岩疆，先安未病

资料链接：在未病时防病的养生思想

第三章 养生如养军

 1.兵家尚武德，修身重养性

资料链接：养生莫若养性

 2.地势兵之助，地利人增寿

资料链接：养生与环境

 3.兵非多益，食非过益

资料链接：谚语记在心，饮食好养生

 4.养兵莫贵于习练，养生莫善于习动

资料链接：运动养生法

 5.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劳逸适度为养生之宝

资料链接：劳逸结合养生箴言

 6.怒而兴师必败，愠而处世戕身

资料链接：养生与养性

 7.心静利于制胜，情怡益于永年

资料链接：养生根本在于谋心

 8.养兵须作息有序，养生当起居有常

资料链接：生活起居的最佳时间

 9.利胜者辱，过养则病

资料链接：养生适度谣

 10.欲不可绝，欲不可纵

资料链接：古代房事保健食补谱

 11.治军要激励士气，养生要勤练气功

资料链接：孙思邈的气功养生

 12.治齿如治军，治目如治民

资料链接：叩齿保健的具体方法

第四章 治病如治寇

 1.相敌以达变，四诊以察因

资料链接：健康自测十项指标

 2.运筹以决胜，辨证而施治

资料链接：洪昭光教授谈辨证养生

 3.胜敌在得法，治病如治寇

资料链接：去病延寿六字诀

 4.擒贼擒王，治病治根

资料链接：关于防病治病的诗文名句

 5.老敌之师，扶正祛邪

资料链接：扶正祛邪疗法临床运用

 6.断敌要道，阻隔病源

资料链接：关于疾病、治病的谚语

 7.焚敌资粮，断除病源

资料链接：读书也可治病养生

 8.断敌内应，标本兼治

资料链接：“治标”与“治本”中的“标”与“本”

 9.地有六形，医有六经

资料链接：六经与兵法

 10，以寡胜众，同病异治

资料链接：兵法与医理

 11.捣敌中坚，异病同治

资料链接：中医辨证法用药原则

 12.无击堂堂之阵，无刺熇煸之热门

资料链接：中医三因制宜治疗方法22

 13.推波助澜，因势利导

资料链接：营卫循环与圆道

 14.权衡得失，和解为宜

资料链接：小柴胡汤做法及功效(达表和里、升清降浊法)

第五章 治心如用谋

 1.攻敌先攻心，治病先治心

资料链接：养身莫贵于养心

 2.抑情制怒，以情制情

资料链接：及时“制怒”，防止肝气上逆

 3.乖其所之，移情易性

资料链接：调神养生

 4.兵不厌诈，疑病疑治

资料链接：疑病症治疗原则

 5.气失则师散，神衰则体病

资料链接：精神的力量

第六章 用药如用兵

 1.排兵布阵，用药组方

资料链接：药物养生

 2.正合奇胜巧应变，君臣佐使须分明

资料链接：读《孙子兵法》，说用药如兵

 3.用乡导得地利，依归经利药效

资料链接：经络养生

 4.用兵宜慎，服药戒躁

资料链接：吃药特别注意事项

 5.先伐谋后伐兵，先食疗后药疗

资料链接：世界流行的食疗九法

阅读链接 浅释阴阳、五行、邪正、虚实

 1.浅释阴阳

 2.浅析五行

 3.简释邪正

 4.简析虚实

1.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孙膑兵法?月战》一文写道：“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不得不战才去作战，讲的是中国古代军事家珍惜人的生命。《黄帝内经?素问》一篇讲道：“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应该“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讲的是古代医家对人类生命的珍爱。为了人类健康长命，还是在蛮荒时代，中国就有中医始祖神农尝百草、救人生命的动人故事。

据说，当时自然灾害泛滥，人们“一日而遇七十毒”，疾病遍地流传，致使民不聊生。有位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探究保护生命的方法和规律。后来，轩辕氏(黄帝)，在发明文字、舟车、音律、算数、养蚕的同时，对医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黄帝有两个医臣，一个是岐伯，一个是雷公。岐伯善于经方治病，雷公长于针灸祛疾。他们君臣三人经常在一起深入研究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考察五气变化的规律，分析阴阳转化的特点，洞悉人类生老病死的过程，探寻治病祛疾的药物和方法，然后以君臣问答的方式写出医学巨著——这就是中外闻名的典籍《黄帝内经》。

中国医学的始祖自然当首推神农、轩辕等。中医学自从它产生之日起，就融合了贵人贱物的思想传统，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仁术。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一书的序言中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他又从医德的角度提出了三条具体原则：

一、治病必须具备仁爱之心，淡泊名利。凡行医者必须像古代良医那样，潜心研究医术，消除任何物质欲望和名利奢求，怀藏大慈恻隐之心，以救死扶伤为神圣职责，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解救病人的危急。决不能凭着一技之长，醉心于索取钱财。

二、治病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如果有患者前来求治，不论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恩怨亲疏、华夷愚智，都应像亲人一样热情对待，诚心救治。决不能嫌贫爱富，偏心偏向。

三、治病应不辞艰辛，急病人之所急。救死扶伤过程中，不能瞻前顾后，过多考虑自己的名利得失。应当将患者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不论道路险恶，不分昼夜寒暑，不管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决不能拖延慢待，敷衍了事。

孙思邈认为，一个医师只有从这三个方面严于律己，才可能成为真正以人为贵的苍生大医。反之，则是人类的巨贼。

这些原则既是对前人思想的概括，又是对历代良医经验的总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良医莫不如此，流传至今的关于董奉“杏林春暖”的故事，就颇有代表性。

三国时期，江西庐山隐居着一位名叫董奉的医生。他对求治的患者，不论疾病轻重，从不拒绝，并且在医治过程中不取分文，但对病愈后前来酬谢的人却有一个特殊的要求。那就是根据来者原来病情的轻重，让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植数目不等的杏树。病轻的人种一株，病重的人种五株。数年之后，董奉隐居之处竟然杏树成林，郁郁葱葱。早春时节，杏花盛开，春色满园。初夏之际，杏黄大熟，硕果累累，清香扑鼻。每当杏熟时，他在林中的谷仓里设一器具，张榜通告过往行人，有欲买杏者，可按规定，一器谷换一器杏，自行取去，不必通报。对于所换得的粮食，董奉不是用来发财致富，而是除留下自己的口粮外，绝大部分用于接济贫困孤寡和无依无靠的老人，以及行旅不逮之人。

董奉这种以人为贵、治病救人的生动事迹，为人们交口称道。随着董奉美名的传扬，杏林的佳话不胫而走，遍及天下。“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杏林春满”、“杏林望重”等等，成为古今病家借以表达对医家感激和尊敬之情的共同语言。古今许多医家则以“杏林”自励，以致出现过一些以杏林命名的医院、药房和医学团体，诸如杏林医院、杏林堂、杏林学社等等。

从“尝百草”到“杏林春暖”，再到当代盛赞的“白求恩精神”，这其中虽然间隔着千百万年，但是“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中国医学始终一贯的宗旨，也是中国历代良医奉行不悖的最高道德准则。

医德比医术更重要

古语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医生自古就是一项极为崇高的职业，今人更称其为“白衣天使”。但是，因为经济利益的冲击，医德已经逐渐不为“天使”们所重视，救死扶伤的“天使”变成谋财害命的“恶魔”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所以说，当今为医之要不仅在其医术高超，更在乎医德高尚也。因为对于少数无德之徒，其医术愈高，害人也愈深，病人遇见他，说其是身披白衣的恶狼，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有人说，医德缺失的根源依然乃钱字当头，若要名医高手执刀，先得“红包”开路；医生为捞得暗中回扣，不问病人病情，只管以大处方侍候……医界恶习，如此？等，不一而足，着实是令病人谈医而色变！

P2-4

公元18世纪中叶的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名医徐大椿。他原名大业，字灵胎，江苏吴江人，曾任太医。一生著述宏丰，有《经释》、《类方》、《慎疾刍言》等，后人评论其书“推阐主治之义，于诸家中最有启发之功”。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论医之书《医学源流论》，其中辟有专章《用药如用兵论》。他在全面、准确地阐述用药如用兵的医理之后，明确地指出：“《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徐大椿凭借自己深厚的医学功底，敏锐地审视兵学与医学、兵道与医道的相互关系，得出了极富启发意义的结论，这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

不过，把兵学同医学联系起来在理论上阐述，在临床上实践，徐大椿并非第一人。

被尊为医经的《黄帝内经?灵枢?逆顺》中就谈到医学与兵法的关系，其文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以与“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相对应。饶有意味的是，《黄帝内经》还用冷兵器的“五兵”(弓矢、戟、矛、戈、殳)类比针法：“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阵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民令行禁止，士卒无自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之得也。”(《灵枢?玉版》)

唐朝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进一步从医家的行为心理上做了深刻的理论阐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旧唐书?孙思邈传》)“胆大心小，智圆行方”这八个字高度概括了作为一个医生也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和行为准则。孙思邈在对这八字原则进行分析时指出，医生临病与军人临战一样，在不明敌情时要周密侦察，慎重判断，做到“知彼知己”，这种谨慎就是“心小”。一旦掌握敌情，胜券在握，就要果断决策，大胆用兵，这种果断就是“胆大”。孙思邈用《诗经》形容这种果断：“‘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军人为卫国保民而打仗，医生为救死扶伤而治病，这种品德就是“行方”。用兵要因敌制胜，战术多变；用药要“知常知变，能神能明，如是者谓之智圆”(李中梓《医宗必读》)。

以兵学喻医学，在中国古代并不只有上述几个例子，自先秦至明清，有类似理论的医家不在少数，可以说它是古代医家们的一种共识。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会问：那用兵和治病相通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毋庸置疑，只有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才能证明兵学用于医学不是牵强附会。

首先，从伦理道德方面看，中医的医学伦理观一贯推崇“良医”(既有良好的医德，又有良好的医术)，认为医学是仁学，医术是仁术。东汉名医张仲景主张医生应“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这种中国医学史上倡导的“苍生大医”与中国古代兵家的主张是相通的，相融的。与行医要有仁人之心一样，中国兵家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也历来主张应“诛暴乱，禁不义”(《尉缭子?武议》)。因此，《孙子兵法》要求将帅必须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人是保，而利合于主”，“仁德”便成为将帅修养的核心。

其次，从方法论上看，中国医学与中国兵学一样，形成了完备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都贯穿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具体地说，表现为“天人合一”的中医学理论。例如，春秋时良医医和指出：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左传?昭公元年》)。意思是说，阴、晴、风、雨、夜、昼，分为四段时间，五种音调。过头了，不协调就会招灾惹祸。阴过头了是寒病，阳过头了是热病，风过头了是手脚病，雨过头了是腹病，夜里没有节制是迷乱病，白天没有节制是心病。辨证施治是中医著名的诊断治疗方法。从哲学上说，它是一种朴素的系统的思维方法。中医把天地人视为一个大系统，“人”又分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各子系统。通过望、闻、问、切，对各个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对症下药。药分君臣佐使，最后达到治病求本，标本兼治，扶正祛邪，治病救人的目的。

古代兵法也是使用这种系统分析的方法。比如说，关于战争全局的战略问题，《孙子兵法》讲求“道、天、地、将、法”之类“五事七计”，对战争各方面进行总体把握，系统分析；关于行军布阵之类战术问题，兵家也无不讲求天、地、人的相互关联，各种条件在战争运动过程中的有序变化，奇正相生，相反相成，最后达到因敌制胜的目的。

应当看到，朴素的系统论不仅是中医学、传统兵学的精髓，也是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的精髓，它是迥别于西方哲学的。瑞典系统论专家普里高津曾经指出：“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他的看法是非常中肯的。

再次，从指导思想上看，医学与兵学更是有着许多共同点。

一是防病如防敌。对于疾病，医家主张“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只有那些能预防或减少疾病发生的医生，才能称得上是良医。对于敌人，兵家主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平时就要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将帅也才能被称为良将。良医本着治病如治寇的负责精神，因而能够高度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做到防微杜渐，加强防范。

二是择医如用将。南齐褚澄说得好：“知其才智，以军付之，用将之道也；知其方技，以生付之，用医之道也。”(《褚氏遗书》)打仗要委派良将指挥，治病要选求良医诊治，道理是相通的。中国古代所谓良将必须“智信仁勇严”五德兼备，也就是说，必须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只有将才而无武德的将领只能称为“名将”而不能称为“良将”。同样，只有医术而乏医德的医生只能称为“名医”而不能称为“良医”。“良医”必须做到“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广收方论，博通义理，明运气，晓阴阳，善诊切，精察视，辨真伪，分寒热，审标本，识轻重”(《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如能选择这样优秀的医生治病，何病不克，何疾不愈？

三是用药如用兵。兵凶战危，是一种关乎国家军民生死存亡的暴力行为。古代的医家看到，“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千金要方?食治》)！这是从“兵”与“药”的特性上说明二者具有“刚烈”的共同特点，因此用药要慎之又慎。

古人还从用药之法“贵乎明变”着眼，看到灵活多变的共同点。徐春甫《古今医统》指出：“治病犹对垒。攻守奇正，量敌而应者，将之良；针灸用药，因病而施治者，医之良也。”这是医家以用兵来比喻用药。《白豪子兵》指出：“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这是兵家以用药来比喻用兵。显而易见，“兵”与“医”即使不像徐大椿所认为的同源，但也的确是相通相用的。

以上择其要者，略举数端，旨在说明把兵学原理移植到医学之中，特别是中医学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启发人们的意智，开阔人们的视野。宋朝哲学家程颐说得好：“天下之理一也，途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伊川易传》卷三)他说的用来统率万事万物的“一”，就是哲学。具体地说，就是思维方法。掌握了这种思维方法，就能架起沟通兵学与医学的桥梁。这座桥梁，在中国古人的辞典中称为“悟”。对此，明朝著名学者黄宗羲曾说过一段非常透辟的话：“为学为教，舍自得别无他路。欲自得，舍悟别无他路。”(《明儒学案》卷二十六)钻研任何一门学问，关键要自己确有心得，确实掌握要领，得其精要。之所以能够“自得”，关键又在于“悟”。所谓悟，就在于通过正确的学习，切实的深造，在具有丰富经验和深厚学术功底的基础上，触类旁通，默识心悟，开启新的学术天地。不难设想，倘有精通医学与兵学者，在这个领域深入开掘，未尝不可以创造医学理论的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