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管理学教父许士军推出了《IBM，MBA与吃角子老虎》。读者或许会疑问《IBM，MBA与吃角子老虎》中，为什么作者会将三个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事情凑合到一起，它们之间到底存在有什么共同之处？

许士军教授要谈的是，这三者都源自相同的一个概念：整合力。他认为，面对全新的国际竞争，这正是台湾未来所需要的能力。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台湾概念”，一种“结合台湾的地缘条件”的优势。过去五十年，台湾在不同阶段都有过成功的“台湾概念”，包括早期的农产加工产品，如洋菇、芦笋罐头，其后的纺织品和自行车等工业品。再到近年来的个人和笔记型计算机等，在世界上都曾经各领风骚一段时间。

台湾管理学教父许士军推出了《IBM，MBA与吃角子老虎》。读者或许会疑问《IBM，MBA与吃角子老虎》中，为什么作者会将三个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事情凑合到一起，它们之间到底存在有什么共同之处？

许士军教授要谈的是，这三者都源自相同的一个概念：整合力。他认为，面对全新的国际竞争，这正是台湾未来所需要的能力。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台湾概念”，一种“结合台湾的地缘条件”的优势。过去五十年，台湾在不同阶段都有过成功的“台湾概念”，包括早期的农产加工产品，如洋菇、芦笋罐头，其后的纺织品和自行车等工业品。再到近年来的个人和笔记型计算机等，在世界上都曾经各领风骚一段时间。

随着台湾的竞争条件改变，未来的“台湾概念股”．不再是靠吃苦耐劳的美德。也不是靠克勤克俭的降低成本，或是靠投入大量资金和硬件建设。而是建立在具有前瞻眼光、全球胸襟、现代知识和高度人文素养的社会等条件上。

许士军教授认为。未来的“台湾概念股”。是和台湾不可取代的基本优势条件相结合的产业。例如：观光业，就是最无法外移的产业。

最后，所有产业都是服务业！

正视服务业的本质与价值

我们可能有“台湾概念股”吗？

不要抱着制造业的心态看服务业

观光产业不只是服务业而已

为什么人们如今讲求“慢活”？

探究“创意生活产业”的六、四、二——特色、解放与陷阱

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困境和出路

大量投资必然是好的吗？——平议企业巨额投资对经济之得失

追求企业规模的另类思考

我们还在发展“制造”业吗？

企业转型的关键——消费者服务能力

接单多，生产多，不如获利多

厂商追求订单的黄金梦！

迎接“品牌营销”新时代来临

建立品牌是另一种高科技事业！

品牌企业和品牌台湾

管理创新的“缘木求鱼”

工业社会下的“强势领导”

你还把“人”当做“物”或“事”来管吗？

从威尔许大陆之行的旋风谈“领导者”

吃角子老虎、IBM和MBA

李安得奖，靠的不是“一技之长”

负责！负责！向谁负责？

从球员到政客的“专业精神”

兄弟阋墙是我国家族企业的宿命吗？

家族企业的治理问题

员工分红兹事体大

董(监)事席位多一席少一席真有那么严重吗？

能规划自己生涯的董事长

公司统理的“歌剧魅影”

从“公司统理”看“民主”与“效率”的争议

正确认识“国家竞争力”观念

蜕变中的多元社会政企关系

一个区隔台湾省的新因素——国际化能力

打造一个具有“不一样”吸引力的产业！

发展“世界营运总部”究竟为了什么？——兼论政策背后的前提与构想

开辟台湾企业的另一个天地

政治对抗与经济互补的困境

“愚公移山”和“揠苗助长”

“管理”非“开放”！“有效”不“积极”！

从政策观点，握有资金是真的这么重要吗？

限制企业资金流向是徒劳无功的！

真的需要给企业这么多照顾吗？

金控公司真的能发挥综合经营效益吗？

从新加坡看政府因应变革的“社会资本”

民主政治下的知识权力

我们真的是一个“多元社会”吗？

塑造支持创新的“民主文化”

从苏东坡到知识产业

创新时代，挑战“永续经营”

什么样的知识，企业才感兴趣？

是“创新”，不是“改善”！

我们真的重视“人才”和“知识”吗？

从“施振荣一小时五万元”讲起

总统不是“官大学问大”——从布什请示如厕一事讲起

打破“排名”迷思

所谓“学者专家”真好用！

附录

我们可能有“台湾概念股”吗？

近年来，在台湾证券市场上突然卷起一阵所谓“大陆概念股”的旋风，几乎完全夺走了过去十年来“电子股”的灿烂光彩，俨然成为股市的主流之一。所谓“大陆概念股”，主要指较早进入中国大陆的台资企业，经历多年的艰辛经营之后，终于在业绩上获得突出表现，如中华汽车、正新轮胎、美利达自行车之类。

如果说，有“大陆概念股”的话，是否也可能有“台湾概念股”呢？首先，在这里给予这种“台湾概念股”的定义，应该是指这种企业之优势，乃结合了台湾的地缘条件，正如同“大陆概念股”是建立在大陆的优势条件一样。

广义言之，依中国台湾过去五十年经济发展的历程，似乎在不同阶段就出现合乎上述定义的“台湾概念股”，这包括了早期的农产加工产品，如洋菇、芦笋罐头，其后的纺织品和自行车等工业品，再到近年来的个人笔记本电脑之类，以至于目前的半导体代工，这些产品在世界上也都曾经居于领先地位，各领风骚一段时间。

但是，严格言之，它们不算真正的“台湾概念股”，它们只算过客；随着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兴起，能够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它们只好别无选择地迁地为良，将它们在中国台湾留下的舞台，让由其他产业进驻。君不见廿年——甚至十年——前号称世界第一的许多中国台湾产品而今安在？从这种观点而言，中国台湾只是它们的一时舞台而已。

在全球化趋势下，许多产业逐水草而居，是很自然的趋势。中国台湾过去四五十年间经济获得持续快速的发展，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能够在不同阶段，配合国际潮流，引入和推动不同产业。目前政府和民间积极推动纳米和生物科技产业，即着眼发掘属于台湾省下一阶段的主力产业。延续过去的发展轨迹和经验，这无疑也是一个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但是，这类产业仍旧不能算是真正的“台湾概念股”。

另一类可能的“台湾概念股”，包括在这块土地上从事建设的事业，例如公共建设或造林之类，这些投资活动和地点是分不开的。如果说，前面所说的产业是利用这一地区所能提供的优势条件的话，这一类活动乃是为了创造一个地区的优势条件，譬如“台湾政府”在1970年代所从事的十大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奠定了中国台湾在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这类活动是属于中国台湾在国际竞争上的上游，有待衍生的产业活动予以发挥和利用；在另一方面，这类活动未必是经常性的，其本身不足以带动一个经济的持续发展。

因此，真正的“台湾概念股”，应该属于具有下面几种特性的产业：首先，其优势条件和台湾省的优势条件是密不可分的，非世界上其他地区所能取代，因此不至于随着环境条件变更而外移。其次，它们可以直接产生收益，并且是持续不断的。第三，最好的话，这些产业还可以产生衍生效果，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将把以下几种产业排除在“台湾概念股”之外：首先，依靠原物料和劳动力的产业，固然在早期它们曾经给予台湾省产业某些竞争优势，但是目前以及可见的将来，台湾省是不可能在这些方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其次，一般制造业，甚至包括这几年来炙手可热的电子业，它们也可能像过去的自行车业和纺织业一样成为过客；第三，基本建设或营建业，它们不可能外移，也可能带动一时的景气，有其短期的功能与吸引力，但是容易有起伏不定的弱点。

严格说来，真正的“台湾概念股”，应该是和台湾省不可取代的基本优势条件相结合的产业。这种基本优势条件，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自然层次，例如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风光；一是人文层次，例如历史文化、民情风俗、社会结构、人文素养之类。这些优势条件——如果存在的话——是具有独特性的，而且是不可能外移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意大利、瑞士、西班牙，乃至于澳大利亚等等，其经济活动和产业发展中，有相当重要的部分，就是和上述优势有密切关系。

显然地，台湾省是拥有某些基本优势条件的。譬如在自然条件方面，以台湾所处的适中的地理位置，温煦的气候，美丽的海洋和山谷风光，有其特色可言；在人文条件方面，台湾省过去多元的历史背景，保有的文化遗产，也是非常多彩多姿的。如果一个产业能够利用这些优势条件，作为其“核心资源”，并转变为其“核心竞争力”，则这种产业，才是真正的“台湾概念股”。“台湾政府”近日所亟力推动的观光事业，似乎就是这么一种产业，而《远见》杂志在2002年12月号中所提出的“文化产业”更完全符合这种产业的条件。

不过，在此必须强调的，藉由这些条件以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它们可能是必要条件，却未必是充分条件。中间所需要的，乃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价值创造”过程，尤其这种过程所需要的，不是资金和能力，而是眼光、创意和魄力的引导；组织和经营的执行能力；政府政策和法令的支持和配合；还有整个社会的观念和行为水平的提升。能否做到这些，应该才是决定我们能否发展有真正的“台湾概念股”的关键要素。

换句话说，未来的“台湾概念股”，不是仅仅靠吃苦耐劳的美德，不是靠克勤克俭的降低成本，也不是靠投入大量资金和硬件建设。而是应该建立在具有前瞻眼光、全球胸襟、现代知识和高度人文素养的社会等条件上。事实上，当这种产业蔚然成形的时候，也是台湾真正迈入现代社会的时候。P7-10

管理既不是“管制”，也不是为“营利”服务

在当今社会中，说到管理，应该没有人会否认它的重要性，坊间有关管理类书籍一般都陈列在显著位置，也反映市场对于管理知识的普遍需求。然而，对于“什么是管理？”这一问题，人们似乎存在不同的理解和期待；事实上，在管理类畅销书中，竟然就有采用这一问题为书名的。

首先，最常见的一种误解，就是将管理(management)等同于管制(regulation)：譬如有关两岸政策，企业界就对于“台湾政府”所标榜的“积极管理”或“有效管理”困扰不已；因为不管用的是“积极”或“有效”，所指的都是管制，也就是贯彻由上而下的权威，这显然和管理的真意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在于管理的目的或功能方面，可能出现三个层次的理解：第一个层次——也代表最普遍的一个层次——认为管理是为达成营利的目的；第二个层次——认为管理代表一种方法或途径，可用于达成任何目的，其为善为恶，取决于它持之于何人之手，这也就是属于所谓的统理(governance)问题；第三个层次——认为管理不是中性的，而有其实质上的意义和功能，不符合这种意义和功能的，应该摒除于管理范畴之外。在这种意义上的管理，随着近年来无论政府或企业之弊案连连，逐渐浮出台面，似有蔚成主流之势。

最早提出这种管理观念的代表性人物，乃是一年前辞世的杜拉克先生。人们尊称他是“管理大师中的大师”，然而事实上他真正关心的，乃是人类社会福祉的增进；据他自称，他初到美国之时最盼望研究的，既不是企业，也不是管理，而是美国这种工业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在这个层次上，他和较他早一个世纪的法国政治学者托克威尔(Alexis Tocqueville，1805—1859)极为相似。然而在此以后，他对于美国社会的诊断以及注意焦点却和托氏分道扬镳了。

基本上，他认为，在一个机构性社会中，社会的进步有赖于某些机构的健全运作。此时人们首先考虑到的，当然是政府。然而在杜拉克眼中，“现在的政府是大，但不是有效能”，这种政府“让国家付出巨额成本，却没有什么绩效”；更重要的，“有愈来愈多证据显示，现在人民愈来愈不相信政府，对政府愈来愈失望”。他的诊断是：“就在我们需要一个强势、健全、有活力政府的时候，政府却病了。”(《不连续时代》1969)。他之所以持有如此强烈的观点，和他当年离开欧陆远到美国的背景有极大关系，他看到了当时的两个左右极端政权，不但未能对改进社会有所贡献，反而滥用权力，残害生灵。然而，他对于政府效能的这种论断，直到目前愈加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所想到和所做的，乃是管制，而非管理。

接着他寄望于企业能在未来社会中扮演一个主要的建设性角色，这反映在他的《全新的社会》(1950)这本书中。然而，他观察到，企业在股市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只求本身成长和盈利，丧失了其应有的社会价值。再加上近年爆发的企业弊案，使他对企业也丧失了信心。这说明了，何以他在晚年特别强调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性，他希望经由这种建立在理想和愿景上的自主性机构，发挥“承担社会任务，也限制了国家权力”的功能。在这方面，他赞扬许多非营利组织在管理上卓越的表现，可以作为企业学习的对象。同时也显示了管理是可以和营利分开的这一重要意义。

在此所谓管理的真正意义，乃在于使人们有能力实现公益(common good)——也就是有助于建立一个“运作健全的社会”。但是这种管理必须要建立在某些深层的价值观念上，如正直、诚实和信任，既非管制，也非营利。说真的，管理不是一种经济性或技术性的理性活动，而有其本身积极的正面和有价值的生命。

个人四十多年来，一直在管理这个领域内从事教学、研究以及实务工作，愈来愈感受到，管理的真正价值诚如杜拉克所言——这也代表他的真知灼见——乃有助于社会的健全化。值此期间，消息传来，荣获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就是一位在孟加拉国创设“乡村银行”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ohammad Yunes)先生，这家银行和一般银行不同，乃是以帮助穷人自力更生为宗旨。据知，当它于1976年创设时，只有27美元资本，但至今已贷放微型贷款高达57亿美元之多。在这家银行的协助下，使无数原属孤立无助的男男女女，获得了生机以及自己的生命意义，在此，尤努斯先生可说是发挥了管理的真正精神和任务。

近年，本人有幸受台湾省著名刊物《新新闻》之邀，隔周撰写一篇专栏文章，当时打定主意尝试以管理的观点和方法探讨国内较广泛之社会和经济问题，而非纯粹的企业经营问题。两年多来，不知不觉间已累积有六十篇以上文字，再加上发表于他处的属于同一性质的文章，合计已达出版一本书的最低篇幅。在敝帚自珍的心理下，认为它们不同于一般管理专业性质的文字，或可引起一般关心社会——而非企业经营人士——的兴趣。在犹豫中，承蒙沈云骢兄细心阅读文稿，给予鼓励和意见，并同意由《早安财经》予以出版(修订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谨致谢意。更要感谢的，就是承蒙个人十分钦敬的两位先进——施振荣先生和南方朔先生，他们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关怀社会的情怀，为这本小书写下自己的感言，这无疑为本书增添了许多光彩。

在撰述和出版的过程中，总是少不了许多人提供专业和编辑上的协助。本书之所以能顺利问世，与詹孟儒和廖秀凌两位女士付出的辛劳和耐心是分不开的，在此特别要向她们表示由衷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