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出版，是爱新觉罗·溥仪先生最重大的成就。这部轰动世界的著作，至今还一版接着一版地发行，当我们面前摆着这本书的时候，怎么能够忘记溥仪为它所花费的心血和付出的劳动呢？

《我的前半生》一书的撰写和出版，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后来又发生了“文革”期间的“批判”、“自我批评”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保驾护航”，再以后则生发出李淑贤与李文达的版权确认争夺战，直到最高法院落槌宣判。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部在半个世纪中累计印刷了200余万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呢？又应该怎样评价这部著作的内容、成书、官司和现状呢？

王庆祥编著的《<我的前半生>背后的惊天内幕》据史实写出《我的前半生》一书的面世历程，或有助于读者理解这本书在当前引发的种种新闻。

《<我的前半生>背后的惊天内幕》由王庆祥编著。

《我的前半生》1964年版的真正作者是谁？又是谁安排他捉刀代笔的？溥仪是否同意此事，多年后的版权纠纷又缘何而起？巨额的稿费、版权费到底进了谁的腰包？为何十年后法院才认定了溥仪的著作权？溥仪手稿“油印本”中到底记载的是什么？目前刊行的“定本”、“全本”、“灰皮本”与“油印本”有何瓜葛？这诸多幕后的真相尽在《<我的前半生>背后的惊天内幕》中一一披露。

一、从“悔罪手记”到“摇篮中的著作”

二、周恩来让皇帝写自传

三、溥仪的愿望

四、四年春秋三易其稿

五、李文达与溥仪的文字缘

六、周恩来是《我的前半生》的第一读者

七、双喜临门

八、毛泽东的亲切关怀

九、老舍为《我的前半生》改稿

十、事是奇事书是奇书

十一、从《我的前半生》看溥仪的变化

十二、“文革”中“童仆”怒骂《我的前半生》

十三、“皇娘”的反戈一击

十四、史无前例的大批判

十五、《我的前半生》的“保护神”

十六、溥仪没有遗憾

十七、电影《末代皇帝》引发著作权纠纷

十八、索要《我的前半生》印数稿酬与《火龙》开拍

十九、《我的前半生》版权纠纷一波三折

二十、正义在哪里？

二十一、人间自有真情在

二十二、李淑贤的未了心愿

附录 《我的前半生》第一稿选编

 引子 幡然悔悟的中国末代皇帝

 一、随溥仪“神游”老北京

（一）景山见证沧桑历史

（二）化腐朽为神奇的紫禁城

（三）风景宜人的醇王府之地

 二、听溥仪揭秘宫廷事

（一）溥仪评说西太后

（二）慈禧与光绪的宫闱矛盾

（三）慈禧为何被称为“老佛爷”和“老祖宗”？

（四）慈禧制造的一宗宗宫廷命案

（五）从西太后三顿饭看清官的奢侈与腐败

（六）慈禧倾轧下的光绪皇帝的悲惨境遇

（七）慈安太后死亡之谜

（八）等级森严的皇族宗派

（九）醇亲王府的“治家内幕”

 三、新生溥仪重新解读中外历史

（一）腐朽没落的清王朝

（二）关门皇帝的“紫禁城”生活

（三）躁动的静园

（四）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侵略野心

（五）溥仪眼中的“九一八”事变

（六）“恐怖事件”背后的阴谋诡计

 四、傀儡皇帝伪满“执政”实录

（一）溥仪对伪满制度、机构和法令之大评述

（二）溥仪解说伪满国务院是个什么玩意儿

（三）溥仪主讲伪满“三大国策”

（四）溥仪眼中的伪满铁路、邮电和通讯

（五）溥仪所认识的伪满鸦片政策

（六）有名无实的伪满陆海军大元帅

（七）溥仪亲述伪满警察的罪恶

（八）伪满司法是日本军阀的一把屠刀

（九）伪满严酷苛刻的精神统治

 五、囚居苏联的异国生涯

 六、震撼溥仪心灵的沈阳审判

尾声 溥仪忏悔录

八、毛泽东的亲切关怀

1962年1月31日，溥仪像往常一样在出版社那5平方米的工作间内阅读《我的前半生》书稿。有位政协工作人员进来告知，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溥仪很惊诧，他颇为尴尬地指着掉了衣扣还皱皱巴巴的衣服说：“穿这身衣服怎么去见毛主席啊？”李文达遂让溥仪穿上自己的一套深蓝色毛花呢中山装，还挺合身。

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家里，做了几样湖南风味的家乡菜宴请溥仪，在座的还有章士钊、仇鳌、程潜和王季范四位老人。毛泽东指着“四老”一一给溥仪介绍，溥仪很谦虚，无论介绍谁，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或许因为他们都是可敬的长者，或许含有清朝皇帝向反清志士赔礼道歉的意味。这是多么有趣啊，他们一起进入了崭新的时代。

“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毛泽东对溥仪说的这句话，自然是对主宾和陪席的具体解释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能有这样难得的机会与您相见！”溥仪很激动。

“我也早想见见你哩。”毛泽东与溥仪亲切地攀谈起来，询问他的家庭近况，溥仪一一回答。

“我在历史上罪恶深重……”溥仪主动引出这个自责的话题。

毛泽东指出，对历史问题要具体分析，有些事是别人做的或许多人共同做的，不必全由一人负责。至于后来走上了背叛民族的道路，溥仪是要负责的。主席接着说：“现在你到了政协，应该总结一生经历，好好吸取教训。”

“我一定照主席说的做。”溥仪心悦诚服。

毛泽东鼓励溥仪写回忆录，这时他想起了溥仪在抚顺写的长篇自传，这部自传已于1959年末用“未定稿”的形式印了大字本。主席希望溥仪能把题为《我的前半生》的那篇自传修改好，遂对溥仪说：“我已看到你那部‘未定稿’了，我认为写得不怎么好。里边‘检查’好像太多了。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主席又说：“你过去是帝王，是压迫人民的，而今天不同了，是公民，是人民的一分子了，写前半生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不能成为检讨书，回忆录要写得细致一些。”

正是在溥仪紧张修改回忆录的时候，毛泽东在湘味家宴的餐桌旁，给溥仪提出了建议，要求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出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真实的溥仪，这恰与周恩来的意见不谋而合。

为了满足社会的迫切需求，《我的前半生》公开出版之前，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内部刊物《文史资料选辑》在1962年5月出版的第26辑上，首先选登了《复辟的形形色色》一节文字。

作为该文最重要的读者，毛泽东从中了解了溥仪参与张勋复辟的来龙去脉。事后他还向全国政协有关领导问起付给溥仪多少稿酬？听说只付150元，遂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人家是皇帝，写了稿子，稿费要从优嘛！怎么就给了这点钱？可以多给点。

5个月后，《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又登出溥仪的《我怎样当上的伪满“执政”》一节文字。一年后，《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再度登出溥仪的《我第三次做皇帝》一节文字。这时，距全书出版也只有四个月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也就是1963年11月15日那天，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四次会议召开的前夕。千余名人民代表齐聚北京，在我国国民经济情况已经好转的前提下，将要研究并确定1964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拨冗会见了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阿拉尼特·切拉一行。会见中谈到司法工作，主席联系我国的情况，强调了两点经验。他说，对付反革命分子、贪污浪费分子，单用行政、法律的办法不行，他们最怕群众，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主席又说，我们主要不靠捉人、杀人，而靠批评教育，靠改造。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说到这里，主席举出了溥仪，这也是通篇谈话中唯一的实例。

毛泽东：我们把一个皇帝也改造得差不多了。

切拉：我们听说过，他叫溥仪。

毛泽东：我在这里见过他。他现在有五十几岁了，他现在有职业了，听说还重新结了婚。

切拉：听说他还写了一本书，叫《我的前半生》。

毛泽东：现在这本书还没有公开发行。我们觉得他这本书写得不怎么好。他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情况。在那样的旧的社会制度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对这个人，我们也还要看。

这是毛泽东对书稿提出的意见，也是他对一位经历丰富的历史人物的一种看法，是令人信服的评价。这个评价体现了党的改造罪犯的政策以及统战政策，体现了1959年公布的那个震动世界的“特赦”决定。

1963年11月26日，毛泽东会见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比达·罗德里格斯的时候，再一次谈到溥仪。

比达说，他形式上是个诗人，实际上是个革命者。毛泽东跟比达谈话，思路很宽，话题广泛，从中国的革命文豪鲁迅，谈到他的故乡湖南韶山，又从哈瓦那的革命任务，谈到中国的革命策略。

比达说，古巴革命过程中，总有一部分人在观望。毛泽东回答说，那就让他们看看嘛。北京也有观望的人，革命到底谁胜谁负？他们要看看。对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也要看看。每个大风浪，他们总要动摇。但他们是少数，我们不怕他们，不欺他们，不杀他们。

毛泽东转向在座的古巴驻中国大使皮诺·桑托斯，问他在北京住了几年？大使回答说，三年。主席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少逮捕人，很少杀人，而用群众监督的方法监督坏人劳动。依靠70％、80％、90％的大多数人民群众去监督1％、2％、3％的人劳动。一般说来，坏人大多数在一定条件下，能改造成为好人。说到此处，陪同主席会见客人的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张致祥插话，引出关于溥仪的话题。

张致祥：比达同志见过溥仪。

比达：我正要告诉主席，见过溥仪。

毛泽东：我也见过他一次，请他吃过饭。他可高兴啦！

张致祥：溥仪今年57岁了。

比达：他给我的印象是确实改造了。他和我长谈他过去的错误，很真诚。

毛泽东：他很不满意他过去不自由的生活，当皇帝是很不自由的。

在《中国革命》这篇由毛泽东主持撰写的论文中，溥仪是一个有力的注脚，60年代里来自亚、非、拉美的国际友人，都因此在北京会见了溥仪。在溥仪的日记中，记载了比达来访的简要情况：“11月18日（星期一），下午2时半，对外文委介绍，我在全国政协接见古巴文联文学部主任、诗人比达·罗德里格斯夫妇。谈我的经历，特别着重我的思想改造方面。晚6时许客人辞去。《北京周报》副总编辑石方禹在座，陈曾慈陪座。”

作为中国革命的例证，溥仪的经历证明：人，是可以改造的，是能够变化的。毛泽东认为，这是社会革命和人类进步的一个基本方面，是不可忽视的。这大概也是主席鼓励溥仪写回忆录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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