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编了萧乾、邓拓、丰子恺、罗以民、敬一丹、史铁生、胡絜青、符浩、郭超人、庄则栋、鲁光、戴煌、章含之、毕淑敏等65位作者的文章共60篇,从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社会生活、时代人物六个方面,来展示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变迁。其中,有关乎“国家”的宏大叙事,也有关乎“个体”的具体而微,有辉煌,也有疼痛。60篇文章均突出“故事性”,期以通过这些经验的“碎片”来透视并努力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同时,60篇文章着重于“原汁原味”的呈现,它们多写于当年,作者均为事件的亲历者,读者可以通过他们的笔墨,感受过去六十年中每个时代独特而鲜活的气息。
定都北京,重返联合国,审判四人帮,共和国惩治贪污官员的第一声枪响;
包产到户,第一次招商引资,1977年恢复高考的洛阳纸贵;
从皇帝到公民的溥仪,上书毛主席的章士钊,保护傅雷骨灰的陌生姑娘……
这些,是被后世演绎的传奇,更是不可遗忘的历史。
它们被事件的亲历者记录下来,
或发表于当年的报刊,或珍藏于笔记本之中,多年后才得以面世。
如今,它们已浓缩为共和国历史中一个个不容置疑的瞬间,
被文字定格,成为我们回顾往事的坐标。
本书选编了萧乾、邓拓、丰子恺、罗以民、敬一丹、史铁生、胡絜青、符浩、郭超人、庄则栋、鲁光、戴煌、章含之、毕淑敏等65位作者的文章共60篇,展示共和国60个瞬间;以当时之人,叙当时之事;既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变迁,又关注文化艺术、日常生活,力求从具象人手,见大时代、大历史……
定都北京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进程的加快,定都何处,成了中共领导人心中的一件大事。
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的现实背景。1919年在天安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和人民领袖自然忘不了革命的发祥地。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北平城,由涿县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经过北平城墙时,毛泽东看了看窗外萧条的景象,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来过北平吗?我来过,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现在三十一年后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哟!”是盼,正是北京的革命传统带来了历史的天翻地覆。这里出现过戊戌变法,在黑漆漆的封建旧制度的天空中划过一道亮光。这里发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滦州起义:发生过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产生于此,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土壤也存在于此。在北京定都,是革命发展的合理结果。
当然,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反人民的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毛泽东的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明确阐述:“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3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常。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定都北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出发做出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拿起一支烟递给王稼祥,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不住地点头。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的。
在那时,按照薄一波同志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我党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我党也与苏联领导人交换过意见。P3-6
建国60周年到来之际,翻读历年有关共和国历史的报刊书籍,深为当年的场景、亲历者的心绪、原汁原味的书写、浓郁的现场感所感染、所感动。这样的文字,不是后来者根据资料所能写出的,遂动意从中编选这样一部书——以60篇文章,展示共和国60个瞬间;以当时之人,叙当时之事;既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变迁,又关注文化艺术、日常生活,力求从具象人手,见大时代、大历史……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就是这一动意的结果。
本书作者65位,年代却跨越了60年,其中有的已去世,有的已退休,有的仍在辛勤笔耕,有的转行他业;他们分布全国各地,有的身在海外。尽管我们多方努力,得到了绝大多数作者(或作者家属)的书面授权,但仍有几位作者未能取得联系。望版权持有者见书后惠函三联书店,以便寄奉稿酬和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