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神秘的金融家族，传说它操纵着整个金融市场，它是货币战争的幕后主使吗？它到底有怎样的发家史和真面目？

全球经济政治背后推手的真实传奇，一部广受赞誉的里程碑式历史巨著。揭示了这个家族经济成功背后的秘密，以及它庞大的政治网络。它横跨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等领域，以最大的深度、清晰的脉络和动人的戏剧性剖析了这个现代历史上最令人目眩和最有权势的家族，为我们揭开了全球经济政治背后推手的真实传奇。

它是世界上最神秘的金融家族，它被认为是世界金融市场的幕后推手，关于它的传说广泛流传，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家族？

著名金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研究了隐藏半个多世纪的文件，总结数万封信件的内容之后，首次详尽地揭开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真面目。从布料商人起家，罗斯柴尔德家族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环球帝国，经历多次全球巨变的洗礼，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他们一直保持着世界上第一大银行的地位，而且他们的商业触觉远远超越了金融的范畴。它是怎样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本书去除了流传两个世纪的神话，揭示了这个家族经济成功背后的秘密，以及它庞大的政治网络。它横跨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等领域，以最大的深度、清晰的脉络和动人的戏剧性剖析了这个现代历史上最令人目眩和最有权势的家族，为我们揭开了全球经济政治背后推手的真实传奇。

序

第一章　重新崛起（1849～1858年）

　守旧与改良

　争取政治权利

　盟友的支持

　批判“风暴”

　进入国会

　剑桥的教育

　博览会与水晶宫

第二章　一动荡的年代（1849～1858年）

　两个皇帝

　工业信贷银行

　黄金热

　公共财政与克里米亚战争

　大反击

第三章　民族主义与跨国企业（1859～1863年）

　“统一”时期的金融市场

　“统一”欧洲

　与拿破仑的亲密关系

　英国中立的根源

　美国的战争

第四章　鲜血和白银（1863～1867年）

　德国统一：金融背景

　彩排：波兰

　奥地利衰败的影响

　私有化与外交政策

　比亚里茨会议

　战争中的家族策略

　白银通道

第五章　债券与钢铁（1867～1870年）

　资本与外交

　奥地利一匈牙利的孤立

　德意志帝国的经济本源

　俄罗斯的意见

第六章　德意志、共和国、国债（1870～1873年）

　俾斯麦在费里耶尔

　“解决问题的关键”：赔款

　借与贷

第七章　“高加索皇族”

　第四代

　合伙人

　贵族身份与贵族态度

尽管他们设法控制住了金融领域的风暴，但1848年还是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命运的转折点——不过原因与经济和政治都没有关系。在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那些年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公司的结构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翻阅他们的往来信函时，人们很容易会忽视掉老梅耶当时仍然健在的4个儿子其实都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事实。在1850年的时候，阿姆斯洛77岁，萨洛蒙76岁，卡尔62岁，而且身体状况都不好。只有詹姆斯还处于精力充沛的56岁年龄段。

从另一个方面说，长寿是这个家族的特点：尽管他们的父亲在68岁时去世，但他们出生于1753年的母亲，亲身经历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在她的家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给一位普鲁士国王加冕，使他成为一位统治整个德国的新国王的历史时刻。事实上，古特尔·罗斯柴尔德在19世纪40年代时成为很多幽默的代名词，比如《时代》的一篇报道中描述的：

德高望重的罗斯柴尔德夫人来自法兰克福，现在很快就要成为一位百岁老人，在她上周身体略感不适接受过治疗后，她非常友善地向她的医生指出给她开的药没有什么效果。“夫人，我还能怎么做呢？”医生说，“很遗憾我不能让您返老还童。”“你错了，医生，”这位诙谐的女士反驳道，“我并没有要求您让我返老还童，我所希望的是长命百岁。”

关于这个故事的漫画很多，其中一幅名为《老奶奶的99岁生日》，画面上是詹姆斯对来祝寿的众人说：“先生们，等她的身体恢复了，我将给国家捐赠10万基尔德，一点小钱，聊表心意。”画的背景处是古特尔（见图1.1）。同样的笑话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一名医生保证她“活到一百岁”。“你在说什么呢？”她很坚决地打断他的话，“如果上帝让我活过了81岁，他就不会在100岁的时候叫我去！”

她拒绝搬离位于过去犹太老街的那所“绿色盾牌”老宅的固执，也引发了与她同时代人的很多遐想，它总是让人不自觉地将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凡的经济成就与某些犹太戒律联系在一起。路德维希·伯尔内早在1827年就为此替她谱写了颂歌：“看，这就是她的居所，一所如此狭小的旧屋……她无欲无求，尽管广大的帝国由她的儿孙们掌管，留给她的也只是祖先留在犹太老街的这所小屋。”当查尔斯·格雷威尔16年后到访法兰克福时，他惊奇地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太太”出现在“昏暗、破旧的楼里……（这座楼）一点都不比”这条“犹太街道”上“其他的房子好”：

在这条狭窄、昏暗的街上，在这所破旧的老房子前面，站着一位身披绿色丝巾的精干的老太太，一名身着蓝色制服的男仆守在门边。现在，门是打开的，只见这位老太太正从昏暗、狭窄的楼梯上走下来，搀扶她的是她的孙女查尔斯·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男爵夫人的马车正等在街头。两名男仆和一些女仆负责帮助老太太坐进马车，很多住在同一条街道的人聚集在对面看着她坐进去的这一幕。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让人迷惑和震惊的反差：这些女士，无论是老的还是少的，她们身上的服装以及车上的配饰，甚至包括仆人的制服，是如此的光彩夺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位老人坚持不愿搬离的这条街道是如此破败。

1849年的5月7日，古特尔在她还健在的儿子们的守护之下，最终还是去世了，享年96岁。

这只是这个家族的辞世大潮中的一件。在此一年之前，阿姆斯洛的妻子埃娃辞世。在1850年，内森的寡妻汉娜走了，与此同时，她的孙子——纳特的二儿子——梅耶·阿尔伯特也走了，这件事让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深受打击。卡尔的妻子阿德尔海德卒于1853年，一年后，萨洛蒙的妻子卡罗琳也相继去世。这些事件对第二代那些年迈的家族成员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容易预见的。梅耶·卡尔注意到他母亲的去世怎样“深深地影响了”阿姆斯洛。“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件重大的损失……我无法告诉你我们后来熬过了多少悲惨的时光……阿姆斯洛叔叔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过在真的令人非常恐惧的第一波悲恸过后，感觉上好了很多。”事实上，当全家人集中到法兰克福为古特尔举行葬礼的时候，阿姆斯洛也仅只是略微镇定了一点点。他和他的兄弟萨洛蒙在他们的风烛残年中忍受了很多孤独凄凉，他们花在账房的时间越来越少，而花在花园里的时间越来越多。

在刚刚恢复日耳曼联邦议会新普鲁士代表身份，名叫奥托·冯·俾斯麦的奸雄式、超级保守的容客眼里，阿姆斯洛是一位可怜的老人。在到达法兰克福不久后，俾斯麦在给他妻子的信中说道，“在货币领域”罗斯柴尔德在法兰克福的社会中理所当然地是“最杰出”的人。但“如果把钱和薪金从他们身上拿开，你就会看到”他和其他的法兰克福人一样，其实是“多么平凡无奇。”当阿姆斯洛提前10天（主要是为了确定他能接受邀请）邀请俾斯麦参加晚宴时，他这个新面孔令人讨厌的性格特征表现得一览无余——他回答说他应该会到场，“如果届时他还活着”。这个回复“使他大为震惊，以至于他对所有人都重复这句话‘天哪，他怎么会提到死活这样的问题呢？这个人是这样年轻、这样强壮’。”以俾斯麦的有限的收入和微薄的薪水来说，他肯定会对阿姆斯洛宴会上呈现在他面前的银质餐具、金质刀叉和汤匙、新鲜的蜜桃和葡萄以及琼浆美酒的盛况印象深刻并心生厌恶。当这位老人在餐后骄傲地对俾斯麦炫耀他最心爱的花园的时候，俾斯麦再也掩饰不住他内心的蔑视：

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一位真正不择手段的老犹太人，而且他并不试图掩饰自己的出身；他严格遵守他们的教规，吃饭时除了教规中认为清洁的食物外不碰任何其他东西。“约翰，带点面薄（包）给小鹿。”当他带我去观赏他养有鹿的花园的时候，他这样对他的佣人说。“兰（男）爵先生，这棵树花了我两欠（千）基尔德，老实说，是两欠（千）基尔德闲（现）金。您要的话，一欠（千）块拿去；干脆，您要喜欢的话，我就党（当）礼物送给您，他会给您松（送）到家里。尚（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得尊敬您，兰（男）爵，您真的是一表任（人）才，一位优秀的人。”他个子不高，很瘦小，头发已经花白。他是他们那一辈人里的老大，但在他的宫殿里他却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绝后的鳏夫。很多事情他都被他的仆人蒙在鼓里，而且还被他的那些法国化或者英国化的侄子侄女们所鄙视，这些人在等着继承他的财富的同时，对他却没有任何的爱戴和感激。P15-19

如果我们把1789～1848年间看成是“大革命时代”的话，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毫无疑问是大革命最大的受益者。而1848～1849年间发生的政治剧变，则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时的政治巨变有点像1830年的情形，但规模远比1830年的要大，革命使得受到影响的那些政府所发行的债券的价值成自由落体式下跌。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在他们所拥有的巨额财富里，这种债券占了很大的比例，发生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巨大的资本损失。雪上加霜的是，大革命将他们设在维也纳和巴黎的银行带向了破产的边缘，迫使他们其他地方的银行——比如设在伦敦、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的银行——进行救援。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大难不死，并成功地挺过了1815～1914年问所有重大的金融危机以及其间所爆发的革命。事实上，如果他们没能挺过来，那真是一个让人感觉奇怪的嘲讽：因为要是没有发生革命，他们也就不会有什么可以损失的东西。

最初发端于1796年的法国大革命真正地拆除了法兰克福犹太人聚居区的藩篱，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开始他们那非凡的、史无前例的，而且空前绝后的经济起飞。在1789年之前，梅耶·A·罗斯柴尔德以及整个家族的生活受到了种族歧视法律的重重限制。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农耕以及武器、香料、酒类和粮食的交易。他们被禁止在犹太聚居区以外的地方居住，而且在夜晚、星期天以及基督徒的节庆日不得离开聚居区。此外，他们还受到了税收歧视。无论梅耶怎样努力工作，他起初作为金银币经销商之后又成为纸币经纪人和商业银行家所能取得的成就，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当法国向德国南部输出革命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有了犹太人街，对法兰克福犹太人的法律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了——这主要得益于梅耶对拿破仑在莱茵地区的追随者卡尔一冯一达尔伯格的经济影响力。在法国人及其支持者被驱逐之后，无论法兰克福的非犹太人怎样努力，过去种族隔离式的居住和社会限制体系不再可能被完全恢复。

另外，这些革命战争把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机会呈现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面前。由于法国与欧洲其他地区出现冲突的规模以及军费开支呈节节上升的趋势，交战各国的借款需求也随之上升。同时，战争对过去建立起来的贸易及银行格局的破坏也给野心勃勃的冒险家们提供了很多发挥空间。就这样，拿破仑驱逐赫思一凯瑟威廉王子家族的决定，使梅耶(自1769年起出任威廉王子指定代理人)成为了威廉王子的资金管理人，负责替他收取那些瞒过了法国人的资产所赚取的收益，并用这些钱进行再投资。这可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工作：法国警察对梅耶的活动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曾多次审问他和他的家人，但是他最终也没有遭到起诉。利润和风险是对等的，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快就掌握了保守秘密的艺术。

……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纳特的忧虑是有道理的。与国债的经营管理不同，铁路的营运对普通人的生活有着直接而且切实的影响。因此，由于参与到铁路的建设管理事务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自己彻底暴露在公众面前，并受到了空前的批评。那些激进的(首次出现的)社会主义作家开始用一种全新而且耸人听闻的笔触来描绘他们：人民大众的剥削者，通过增加纳税人和普通乘客的负担来获取资本收益和利润。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前也曾经受到过口诛笔伐，但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时候，他们所受到的批评主要是支持政治反对派和(被商业对手批评为)过激的商业行为。在19世纪40年代，对富人的仇视与对犹太人的仇视被搅和在一起：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互相支持。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这种思潮运动完美的靶子。

伴随着这些具有煽动性的辩论，19世纪40年代中期萧条的经济情况预示着政治动荡即将来临。与1830年不同，1848年的革命在爆发之前很早就可以看到革命的脚步正在逼近。对这些情况，罗斯柴尔德家族并非视而不见，然而他们低估了危机的程度。现实的问题是经济萧条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加了政府的赤字。这种情况从短期看，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新的商业机会，他们无法抵御这种机会的诱惑。萨洛蒙和詹姆斯两人在起义爆发前的前夜都承销了大量的贷款。随着革命从巴黎向东一直延伸，萨洛蒙的工业和铁路债券以及股票已经不可能再销售，他对奥地利政府的合同业务因此也不可能再履行。詹姆斯也只能通过与这些新的在财政方面还比较稚嫩的政府进行谈判，对最新签订的贷款合同的主要条款进行修改来熬过这场风暴。

借助于其跨越多国的结构、手中掌控的大量资源以及完善的政治合同，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在1848～1849年的巨变中独善其身。在遭受了接近天文数字的损失后，他们相应的地位却比之前稍稍得到了加强。然而，欧洲经济的复苏(绝非巧合)和政治重新归于稳定又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革命所带来的一个并不太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弱化了政府官僚主义对成立合股和有限责任企业这种观点的阻碍。一旦成立公司变得容易，进入金融领域的新竞争者的数量就会增加。佩雷尔兄弟开始时以铁路狂热分子的面目不人，他们有很好的技术构想，但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实现——因而在19世纪30年代投靠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门下。在19世纪50年代，他们开始独立出来，将无数的小投资者结合起来筹集到了“地产信贷银行”(Credit Mobilier。)的资本金。与这个以佩雷尔家族为标志的挑战相关的是政府财政与债券市场之间关系出现的变化。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通过公众认购方式销售债券的尝试，这种方式不再使用银行作为中介，或者说是银行不再全部包销，而只是以认购人的方式出现。最起码来说，政府开始利用私营及合股银行间不断增加的竞争来压低手续费。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债券市场占有支配地位，但他们的垄断地位已经大不如前。电报的普及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掌控，终结了他们的信使能带给他们在竞争中领先别人一步的市场敏感信息的时代。

但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金融霸权的最大威胁或许还是来自政治方面。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的胜利给欧洲外交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一直到1870年，他效仿他叔父的可能性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国际游戏规则也由于各地不断涌现的政治家——比较著名的有帕默斯顿、凯沃尔和俾斯麦——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国际利益，而且对大炮的信任与对国际会议的信任几乎是一样的。与1815年开始到1848年结束的相对平静的35年相比，接下来的35年的基本特点就是欧洲大陆延绵不断的战争(先不说美洲)：对于这些战事，罗斯柴尔德家族无奈地发现，虽然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们已经无力阻止。

在1848年5月，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声称，她确信“欧洲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她的信心在法国大革命出现衰落的时候得到了验证。在19世纪下半叶，威胁帝王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险确实在减少。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光明未来取决于家族所具备的迎接新挑战的能力。当然，民族主义以及那个时代风行的社会主义思想将会成为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特别是在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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