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作者以一个中国人的背景和视角来分析中国移民在美国的历史,尤其是1850年到1943年间旧金山华人的历史。为了更真实地反映这段历史,他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爬梳了大量的文献。与以往的学者相比,他不仅能利用英文的材料,而且查阅了早期华人移民留下来的大量中文材料,包括日记、会馆记录、报纸等等。作者充分展示了他深厚的史学功底,通过细致地比较和审视这些材料,力求“撰写一本具有可靠证据的历史书籍”。另外,此书还运用大量翔实的史料记述了华人移民群体在异国他乡生活、奋斗和扎根的历史。
作者成功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早期“跨太平洋华人群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于本领域后来的研究者而言,本书将是一本无法忽视的必读书,而对于希望了解华人华侨状况以及早期美国移民史、社会史的读者来说,本书也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旧金山的华埠,建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淘金热。它见证了旧金山市的崛起,以及加利福利亚州乃至于整个美国西部的发展。华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移民到美国的黄种人。旧金山华埠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瞻目的少数民族社区之一,其发展史也是美国多元文化形成过程的一面镜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也是美国最大的华人聚居地,成为我们了解早年旅美华人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从淘金热到二十世纪中叶,多数旅美的华人经过此地进入美国,使之成为连接中国和美国各地华人社区的最重要的口岸。
作者通过大量的英文和中文材料,用微观方法再现了华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本书客观的分析,也让我们走近早年华人的内心世界。这个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社区,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他们在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儿子、父亲、劳工、小店主、烟枪客、票友、嫖客、会馆成员等等。这些角色诠释了他们生命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本书也揭示了早年美国华人的经历和与中国的密切关联。当年他们为了追求美国梦,含辛茹苦、远涉重洋。但同时他们又对故国魂牵梦萦,祈盼故乡的家人平安、积弱的祖国富强。他们多年来用辛苦的积蓄帮助家人和各地受灾的民众,并积极支援抗战。他们也同国兴办实业,拉开了用海外投资来振兴中国经济的序幕。就是这样一个巾国梦,把早年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1850年4月4日,当加利福尼亚白人(他们大多是在淘金潮时代来到加利福尼亚的)还在等待联邦政府批准他们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申请时,一艘名为“玛丽安·福略特号”的船从香港出发,经过63天的航行后驶入了旧金山的港湾。船上载有50名“未注明身份”的中国人。他们只是数以千计的淘金者中的一部分。1848年1月在萨特的工房附近发现黄金后不久,这些淘金者就开始从南部中国跨越太平洋来到加利福尼亚。
中国淘金者的到来标志着中国人大规模移民新大陆的开端,也开启了加利福尼亚乃至美国种族关系历史的新篇章。中国移民很快就成为美国种族问题的焦点之一。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中国的淘金者先驱及其追随者很快成为一个主要的少数族裔群体和一支重要的劳工队伍。他们改变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面貌。
但在本书的开始,我先要研究美国移民时代开启以前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情况。这一地区不仅是淘金者的故乡,也是此后一个世纪里美国华人移民的主要来源地。我们已经熟知这些移民所进入的新世界以及这个新世界对他们的反应。同时,我们也需要了解他们所离开的旧世界。因为对他们而言,漂洋过海去到新世界代表着他们在侨乡生活经历的拓展和延伸。重新审视旧世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造就了移民们身心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这种环境赋予他们寺庙、戏院、社会关系以及许多其他被移植到了新世界的传统。重返旧世界也给我们一个机会来窥视作为一个群体的这些华裔开拓者们的背景和心态。就像玛丽安·福略特号上“未注明身份”的乘客们一样,这些开拓者的经历鲜为人知;作为个人,他们已成为历史长河中永远的匿名者。
本章的目的不是要完整地介绍这一地区的历史,而在于探讨两个重要却又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十分直接:为什么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的中国移民源自珠江三角洲地区?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考察移民先驱们旅程的开端,因为他们引发了珠江三角洲持续往外移民的潮流。这种持续移民的现象被移民学者们称为“链动式移民”。它使得该地区直到二战结束前一直是美国华人移民的主要输出地。
要了解华人往新大陆移民潮开启的原因,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当时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它的经济活力。这是中国最古老也是最发达的市场导向型的经济区域之一。这种市场经济不仅带来了相对高水平的繁荣,而且刺激了人们离开家园寻找发财致富机会的欲望。这也就是为什么发现黄金的消息迅速引发了涌向加州的第一批移民潮。
更重要的是,位于中国海洋边疆前沿的珠三角,因其地理位置而具备了文化上的活力。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广东的省会广州不仅是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唯,一口岸。由此,珠江三角洲最早成为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交流的中心。关注中国市场的美国商人和关怀中国人灵魂的美国传教士们都汇集于此,并传播有关新世界的消息。尤其重要的是,这一地区与加利福尼亚的往来越来越密切。正是通过这种往来,发现黄金的消息才传到了当地居民那里。简言之,1850年以前,广东与美国日益密切的交流为19世纪中期华人移民潮的开始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种看法与传统的观点大相径庭。学者们一贯认为华人移民潮只是一次为了摆脱贫困和其他社会困境,在恐慌和饥饿驱使下的大逃亡。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述,无论19世纪中期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什么样的困境,它都不能完全解释华人为什么会远赴加利福尼亚。此外,过分渲染这些困境无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当时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现实。坦白地说,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新”观点的人。生活在19世纪的人,包括一些白人,就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1855年,曾经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作多年并担任加州华人社区牧师的威廉姆·斯庇尔指出:“广东沿海居民要比其他地区的华人更了解别的国家。”他还说:“他们是清帝国中最富有的人。当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到他们那里时,他们(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华人)涌向加州是顺理成章的。”我的研究证实了斯庇尔的观点。尽管我们不知道每个早期移民个人是如何决定去加州的,但他们的移民行为显然不是仓促的、大规模的逃亡。实际上,在1849年到1859年间,只有不到7万名华人选择去加州。1860年美国联邦人口普查显示美国华裔人口(主要分布于西海岸,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大约有3.5万人。这一数字不到同期爪哇华人社会人口规模的1/4。
本章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涉及移民者的心态:早期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为此,我将着重分析最早的三部介绍美国的中文著作。这一分析不是以作者的美学观为核心的文本读解。我的目的在于挖掘那些能够使我们感受到当时社会大趋势的关键词句。虽然这些作品不是出于移民之手,但它们诞生于造就了华裔移民潮的历史环境,所以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历史环境。这三部著作表明珠三角的人们对美国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这也提醒我们,新世界对于移民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区;这与当时大多数美国对中国的生疏感是一样的。
P15-18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除了早期的盎格鲁-萨克逊移民之外,还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人陆续进入这个“大熔炉”中——当然,其中也包括了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不少美国学者曾经对在美国的中国移民做过研究,也研究过美国的“唐人街”,但他们很难获得“感同身受”的研究视角。而陈勇的作品《华人的旧金山》则是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关于在美华人的历史。
陈勇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起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正是百废待兴,能走进大学校园深造,对于每个青年来说都是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大家求知若渴,读起书来相当拼命,而陈勇更是一个典型。当时我们在同一个宿舍住了四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让人无比感慨。而在我和很多同学的印象中,陈勇就是那个手中总是捧着厚厚一本大书的“读书种子”。除了上课之外,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晚上回到宿舍,他总要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今天又看到了什么书,有什么收获和感想,并常常向我推荐好书。而几年下来,陈勇读书之精、眼界之广,令我们相当佩服。
还记得有一个周末,我们结伴去爬山。当我们爬到峰顶,一起眺望远处美丽的风景时,陈勇很郑重地告诉我,他的理想是做一名“真正的学者”。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表情相当严肃,目光里透着无比的坚毅。我也相信,凭着他的好学深思,一定会实现这个理想,而且他也应该去追求这样的理想。
陈勇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茶余饭后,他总是喜欢和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有时我们也会因为观点不一而争得面红耳赤——喜欢争论,为了那些看起来玄远的问题辩个天昏地暗,这也许正是北大入的传统之一吧。不过,无论我们争得多么厉害,也丝毫不会影响淳朴而深厚的友谊。我们在交流中不断进步,在学习中不断成长,共同度过了那段难忘的大学生活。
毕业后,班上的同学各奔前程,我和陈勇也渐渐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他去了美国深造,再后来又得知他已经留在了太平洋彼岸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做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直到前不久他将这本《华人的旧金山》(中文版)送来,我一页一页地认真拜读,感觉是那样的亲切,仿佛那个熟悉的陈勇又一次回到了我的生活中来,要和我讨论他的新发现。看着这本扎实而深刻的著作,我从心底里为他感到高兴,因为这不仅是他在异国他乡严谨治学和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他不断地向着理想前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本书中,陈勇以一个中国人的背景和视角来分析中国移民在美国的历史,尤其是1850年到1943年间旧金山华人的历史。为了更真实地反映这段历史,他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爬梳了大量的文献。与以往的学者相比,他不仅能利用英文的材料,而且查阅了早期华人移民留下来的大量中文材料,包括日记、会馆记录、报纸等等。陈勇充分展示了他深厚的史学功底,通过细致地比较和审视这些材料,力求“撰写一本具有可靠证据的历史书籍”。
陈勇从19世纪晚期中国南方的移民写起,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对早期中国移民的状况提出了不同流俗的新观点。他指出,早期移民到美国的中国入并非都是穷人,相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社会上的中产阶级。他们移民的目的,是积累更多的财富,并为家族和后代谋得优渥的发展条件。这种观点打破了“移民是对贫困的逃离”的旧说。
此书还运用大量翔实的史料记述了华人移民群体在异国他乡生活、奋斗和扎根的历史。尽管在地理上与祖国相隔万里,但旧金山的华人群体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没有忘记自己的根。他们通过保留语言、风俗和生活习惯等方式来强化对祖国文化的认同,并通过多种途径保持了与祖国的联系。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华人还要面对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正如陈勇在书中所言:“中国移民遭到了比欧洲移民到达之时所遭受的更大的敌意和仇视。这种种族仇视深深地植根于美国历史之中,限制了华人的政治权利和他们群体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旧金山的华人在唐人街内部结成了紧密的团体,不断与排华势力的阴谋做斗争,并逐渐在美国扎下了根。在同排华势力斗争的同时,华人群体自身也在发生着改革,比如,他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的着装习惯和某些集体行为,进而改变了自己的外在形象。更重要的是,华人群体开始努力与当地人进行文化交流,通过交流以求更好地实现相互的理解。
任何试图在史学领域做出成绩的学者,都必须重视新材料的发掘和新方法的应用。前面已经提到了本书史料之扎实,而更值得我们国内学者注意的是,本书运用了“跨学科与跨民族的分析方法”,研究视野因此更加开阔,论证也显得更加缜密,这显然与作者在美国受到的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训练有关。
总而言之,陈勇成功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早期“跨太平洋华人群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我相信,对于本领域后来的研究者而言,本书将是一本无法忽视的必读书,而对于希望了解华人华侨状况以及早期美国移民史、社会史的读者来说,本书也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旧金山是本书所讲述的故事的中心舞台,也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在时间上,故事中的华人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但是,每当我置身旧金山,倘佯在市内的大街小巷,时间的距离顿时消失了。我会真切地感到,他们的世界与我们的生活乃是息息相关的。
旧金山位于素有黄金州之称的加利福尼亚北部,是美国西海岸的一颗明珠。这座三面环水的城市,不仅风景壮丽,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美国西部最重要的人口和文化经济中心。美国史学家特纳认为西部边疆的扩展是美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而旧金山的崛起,标志着美国边疆时代的结束。建国以来一直属于大西洋世界的美国,由此也变成了一个太平洋国家,开启了其历史上新的一章。
坐落于市中心的华埠,是这个历史重镇的一个核心部分。它见证了旧金山的崛起,也是美国融人太平洋世界重要的一环。在19世纪中叶开埠后的近一个世纪中,这里也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华人聚居地。商户聚集,人流繁集。是早年几乎所有的华商、华工旅美的必经之地。所以,旧金山华埠的历史,是整个早期华人历程的一个缩影。华人的历史,是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
本书记叙的华人历史以1943年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为结尾。但在现实中,历史从来没有终结。当年华人含辛茹苦、远涉重洋,追求的是两个梦。一个是美国梦,另一个是中国梦。他们来到象征财富和自由的美国,寻求实现自我的机会,但同时又对中国魂牵梦萦,祈盼故乡的家人平安、积弱的祖国富强。这两个梦在20世纪后半叶一直延续下来。尤其是强国梦,贯穿一个多世纪来的中国历史发展。1943年后,美国又废除了各项排亚法案,1965年国会更通过《移民改革法案》,种族主义不再是移民政策的基石。此后,华人从香港、台湾及东南亚等地纷纷移到美国。7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人从大陆各地东渡美国,再兴美国梦。在新的时代,留学成为东渡美国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就是乘着刚兴起的留学潮,于1985年去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中美两国间从19世纪末就存在的巨大的经济差异,到了20世纪80年代依然如故。
改革开放的终极动力是要实现中国人的世纪强国梦。早年的美国华人,为此把多年积累的财富寄回祖国、投资兴办实业。在民国战乱的年间,侨汇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美国的侨汇。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华侨的投资几乎全军覆没,其中包括美国华侨陈宜禧主持的新宁铁路,谱写出一部激荡人心的悲歌。几十年后华侨再现了对中国的投资热情。中国大陆开放以来所吸引的的巨额外资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包括美国华人在内的海外华人。一个中国梦,把早年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本书的中译版,旨在纪念那些曾拥有过这梦的早年的美国华人。中国的崛起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他们所熟知的全球格局。他们所遨游的太平洋世界已取代大西洋区域,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事务的中心。中美间的经济差异也大大缩小。曾经一次次破灭的中国梦,终于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而当年那些寻梦者,却早已离去。他们没看到今天的中国,但我们不应遗忘他们的情怀。
本书使用了大量的中英文材料。在翻译英文名词时,一般采用的是国内通用的译名。中译本出现的中文材料,则尽可能使用原始材料上的原文。早年华人来自广东珠三角地区,他们按照家乡话将很多英文名称翻译成了中文,而且当时的翻译并也没有明确的规范,这又增添了翻译的难度。在翻译这类名词时,我在中译本中也尽力尊重老华侨的语言习惯。
在本书中译版的问世,得益于各国诸多学者多方面指教和帮助。首先,我要衷心感谢我的老同学、北大教授郝平。他在担任北大副校长时,抽空仔细阅读了此书的英文版,提出了很多具体而宝贵的批评。并鼓励我将它译成中文,与中文读者分享我的研究心得。在翻译过程中,郝教授继续就如何在译文上做到信、雅、达等问题,多次提出中肯的建议。郝教授多年研究中美关系和中国近现代史,硕果累累,更有卓越的见地。他的指教和鼓励令我终身收益,他治学的勤奋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在本书的中文版出版过程中,我也得到了包括董正华教授、牛大勇教授、杨玉圣教授和吴浩先生等学者、朋友在不同层面的无私帮助。澳洲历史协会曾专门此书举办学术讨论会。麦尔(Ruth Mayer)等德国学者两次请我到在德国的举办的国际会议就华人历史作专题发言。这类国际学术活动,促进了我继续深入思考美国华人历史的问题。郝娟娣女士,吴浩博士等朋友直接参与了本书的翻译,在此深表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刘方编辑也给予我很多宝贵的支持和建议。责任编辑付出了大量的辛劳,极大提高译本的质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贝尔(Muriel Bell)编辑,在本书英文版出版时和版权转让等方面,也给予我很多帮助。在此一并感谢。最后,本书尚存的任何谬误和问题,都是因为作者本人水平不够而造成的。期望中译本在出版后,能得到更多学者的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