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站在历史的角度和全局的高度，对新中国60年来的西藏工作政策与实践作出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60年，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瞬，然而这60年西藏发生了举世瞩目、翻天覆地的变化，谱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二光辉灿烂的篇章。新中国成立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历经60载团结、进步、发展、改革，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路子。在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研究和总结新中国西藏工作的重要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论著分为12个部分。前刊导言，后附结语，中间10个部分组成正文。

本书试图站在历史的角度和全局的高度，对新中国60年来的西藏工作政策与实践作出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论著分为12个部分。前刊导言，后附结语，中间10个部分组成正文。

导言作为本书的逻辑起点，首先论述了新中国西藏工作政策的内涵与外延、西藏政策与西藏工作思想的关系、西藏工作机制的流程，以及本课题研究的范围和重大意义；其次概述了国内学术界对该课题的研究现状；最后简单介绍了本书的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主要观点。

导言

 一、新中国西藏工作政策的内涵和外延

 二、新中国西藏工作政策与西藏工作思想的关系

 三、研究目的、现状和方法

 四、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

第1章 和平解放 暂维原状

 一、解放西藏的任务和部署

 二、“十七条协议”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2章 和平改革 区别对待

 一、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演变

 二、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实践

 三、西藏民主改革的基本方针政策和特点

 四、西藏民主改革是世界人权史上光辉的一页

第3章 “稳定发展” 成立自治区

 一、“稳定发展”时期的社会性质论

 二、从《西藏日报》元旦社论看“稳定发展”政策

 三、“稳定发展”政策的曲折发展

 四、稳定发展时期涉及统战政策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

 五、从“三面四方”的政权形式到统一的西藏自治区

第4章 “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

 一、“文革”在西藏的发动过程

 二、“文革”前期的西藏工作政策

 三、“文革”中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5章 拨乱反正 落实政策

 一、中央31号文件与西藏新时期开端

 二、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三、拉萨骚乱及其成因

第6章 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

 一、前进中的新转折

 二、西藏工作的两个里程碑

 三、西藏工作指导方针的形成与确立

第7章 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 从基本稳定走向长治久安

 一、不断深化改革，推动社会经济加快发展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国家对西藏实行的特殊优惠政策

 三、援藏工作持续有效

 四、反分裂斗争的继续和深入

第8章 十六大以来新的里程碑

 一、12号文件是对第三、四次座谈会指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十一五”时期政策导向和内容

 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

 四、“3·14事件”的发生及原因的初步分析

 五、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与达赖私人代表的接触商谈

第9章 经济事业发展成就

 一、农牧业

 二、工业

 三、旅游业

 四、交通运输业

 五、邮电通信业

第10章 社会事业发展成就

 一、教育事业

 二、文化艺术事业

 三、卫生事业

 四、人口与优生优育

 五、环境保护与建设

结语 新中国西藏工作的历史经验

 一、新中国西藏工作的简要历程

 二、新中国西藏工作的历史经验

附录

 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

 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新进展

 西藏文化的发展

 西藏的现代化发展

 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

 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西藏民主改革50年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一)解放前夕的西藏形势

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迅速胜利，早就觊觎中国领土西藏的英美帝国主义者，加紧了策动“西藏独立”的步伐。7月8日，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的负责人理查逊(又译黎卡逊、黎吉生)，唆使西藏地方政府摄政达扎为首的亲帝分裂势力，值中国政局大变化时刻，以“要立即把汉人驱逐出藏，如不这样，势必里应外合，引进共产党……”为借口，封闭了国民政府驻拉萨办事机构，驱逐其工作人员和其他一些汉人出西藏，制造了“驱汉事件”，妄图以此断绝与中央政府的联系，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把西藏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对此，新华社于9月2日发表了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人民日报》7日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揭露帝国主义阴谋，表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坚定立场。9月26日，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天宝(藏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西藏地方当局制造“驱汉事件”，分裂祖国的阴谋。8月，美国派出“广播评论员”劳尔·汤姆斯(又译托马斯)父子进入拉萨活动，同理查逊和摄政达扎等密谈，鼓动西藏地方政府扩军备战。汤姆斯父子在西藏活动了两个多月后返回美国，即向杜鲁门总统转交了西藏地方政府的信件。汤姆斯积极设法为西藏当局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效力，并鼓动他们致函联合国以及派人到国外活动。11月，摄政达扎写信给美国政府，要求给予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大批武器，并要求美国帮助西藏抵御中国军队的“入侵”等。11月19日，西藏地方当局决定，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度、尼泊尔4国，以寻求对“西藏独水”的援助。对此，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1月20日发表声明指出：西藏此举，不过是“英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在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下，西藏赴英美的代表未能成行，其阴谋活动没有得逞。与此同时，在拉萨的英国人福克斯(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电台台长)致函藏军司令部，为抵抗人民解放军入藏献计献策，要藏军刺探人民解放军军事情报，在山口和险要地段埋设地雷，破坏必要的道路和桥梁，以“不使共军迅速到来”。藏军总司令立即复函感谢他的“良好指教”。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下，噶厦加紧从国外购买武器弹药，并把藏军从原来的13个代本(相当于团)扩充为16个代本，大部部署在金沙江西岸和藏北一线，妄图以武力阻止西藏的解放。但是，噶厦又感到外国的支援多半停留在口头上，实际行动甚少；对藏军能否有效阻止人民解放军并无把握，因而处于惶惶不安之中。

西藏人民包括部分上层人士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达扎等人的种种倒行逆施，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坚决反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使他们的爱国热情受到极大的鼓舞。由于历史原因羁留在青海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于当日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热忱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要求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当得知西藏地方当局将派出“亲善使团”出国活动后，班禅堪布会议厅又从青海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谴责西藏地方当局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出卖西藏的罪行，要求中央“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帝国主义、巩固西南边防。”12月2日，被迫逃往内地的拉萨热振寺堪布益西楚臣，到西宁求见解放军首长，控诉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唆使亲帝分子于1947年杀害前西藏摄政、爱国活佛热振的罪行，并表示愿意积极参加解放西藏的行动。

1950年初，青海、甘肃、四川、西康等地的藏族知名人士，也纷纷表谈话，谴责西藏当局派出“亲善使团”的行径，揭露帝国主义阴谋，支持中央及早解放西藏。2月，西康藏族知名人士格达活佛、夏克刀登、邦达多吉等人派代表到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他们将同当年博巴苏维埃政府支援红军北上抗日那样，全力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当达扎等人企求外国援助、准备打仗时，一些寺院和政府上层官员就不赞成同解放军打仗。1950年4月，阿沛·阿旺晋美被任命为增额噶伦和昌都总管时，就曾向摄政达扎提出，要抓紧现在的有利时机，争取同共产党谈判。达扎于5月26日召开官员扩大会议，讨论阿沛提出的建议。会议决定采取“文武两手”对策。所谓“武”的一手，即以武力同人民解放军对抗；“文”的一手，即进行谈判，同中央保持所谓“檀越”(寺庙与施主)的关系，实质上是要搞“西藏独立”，反对解放西藏。阿沛到昌都上任后，噶厦要他进攻青海玉树。阿沛于9月上旬写信给噶厦政府，提出不能打仗的看法和建议。

一部分上层人士期望西藏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反对“西藏独立”的爱国正义行动，代表了西藏人民的意志，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P42-45

我是1990年到西藏昌都工作的。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记得从成都到昌都1200公里的路程，用了8天。到昌都城的那天晚上已经是凌晨2点。旅客们散尽后，只剩下我们四个新来的大学生。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镇上所有的招待所都住满了从各县来考内地西藏班的学生。无奈我们几人就坐在客运站门口的台阶上。没有电话，与教育局无法联系。同伴三人喝酒暖身，唯我独自一人不会饮酒，就那样呆坐着，只穿一件衬衣，听着澜沧江哗哗的流水声和大街小巷的犬吠声。直到天亮，我们才安排两人看行李，另两人步行到教育局接洽……

1997年的元月特别冷。我准备参加全国统一的硕士研究生考试。考点设在了昌都地区教育局的招生办。全地区11个县考生只有我一人。考试的前一天，招办通知我，公共课试卷还未到。情急之下，我央求招办的同志，别让我错过这次难得的考试机会。西藏自治区教委的答复是：明年再考吧！很意外，国家教委却答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加考试。统考那天，和全国所有的考生一样，8点半，我就走进考点，所不同的是：全国各地的考生们忙着答题；我则是静静地坐在招办的一个办公室等着考试时间的终了。还有两个工作人员“看着”我，不能与外界有任何联系。11点半第一场公共课政治考试结束。中午12点，昌都地委机要局的同志给招办送来了从北京传真来的试卷，他们还要将传真用的热敏纸上的试题又复印在普通答题纸上，开始答题时已经是12点半。海拔3200米的昌都，天气很冷，也没有暖气。还不错，我爱人在家做了我喜欢吃的面食，提前送来。从达杂塘(马草坝)步行到司托塘(云南坝)要半个小时，那年头，没有公交车，也没有出租车。不巧，昌都的冬天划片限电，地区中学赶上了，我爱人在阳台上烧木材用小铁炉做饭。至今每当她给我吵架时，总要说上一句：“你考研时，还是我给你送的饭呢，你考上研究生，有我的功劳。”这是后话。饭是吃过了，可是又不得不在午休睡意来临之际答题了。无需说，下午的第二场考试也是如此这般。15点半我第一场考试才结束。北京传来第二场公共课英语试题，送到我手上已经是17点半。20点半答完试卷，走在大街上，天空已是繁星点点……

半个月后的某天早上，天还不亮，传达室的人来敲我家门，说北京来电话了，阅卷工作已经结束了，还没收到我的试卷。等我穿起衣服跑到大门口接电话，对方早就挂断了。功夫没有白费，我终于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我们全家人在7月7日那天，赶到了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邦达机场准备到北京上学。无奈，天公不作美，飞机降落不下来，盘旋了几圈返回了成都。那时一周只有一个航班。虽然延误的航班要补飞，但还是一直到第九天才离开机场。从邦达机场到成都双流机场直线距离只需要55分钟，我们却“飞”了8天。可爱的儿子，每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就哭着叫着要坐飞机。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爱人说，我们受的苦还不够，九九八十一难，我们还差一难，这就补齐了。机场的大太阳使得我们的脸上掉了一层皮。

说起来我在昌都待了17年，其中有6年是在首都求学，实际在西藏共待了11年。11年中，一直在昌都地区工作。亲身经历了那一时期所发生的所有的重要事件。然而，当今天回忆起11年的西藏岁月，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那最为艰苦，也是最为平淡的生活。如今我因工作关系还经常去昌都搞调研，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西藏的发展变化和进步。城市面目为之一新，人民生活幸福富足，经济繁荣，民族团结，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多年后，当回想起这段生活时，我才深深地体会到，西藏的发展变化谁最有发言权呢？当今国际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当“改革开放没有给西藏带来发展和进步”成了不攻自破的谎言后，国外又有人改口说：“改革开放的成果被非藏族人享受了，藏人被边缘化了。”国内居然也有个别专家学者附和。也许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吧。从1997年到现在，西藏发生了多大变化，任何头上有眼睛的不抱政治偏见的人士都会得出客观的结论。十多年前，打长途电话都很困难(实际上经常打不通)。母亲在临汾邮电局工作，她工作闲暇时，经常给我单位拨电话，居然没有打通过一次。每当我到昌都后给家人报平安，都是打电报。如今，年轻人甚至不知电报为何物。如今多数人家开通了同定电话，很多人都用上了手机。交通方面，二郎山隧道的贯通，达玛拉山公路改走河谷，使得原先成都到昌都要一周的时间，缩短至两天。现在邦达机场每周有六个航班，几乎每天都有一班。

西藏工作是全国共性和西藏地方个性的统一。长时间以来，我对“特殊性”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何理解党和国家对西藏各方面的照顾和支持？尤其是在“3·14事件”和“7·5事件”以后。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认识问题。少数民族地方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方面的原因，经济社会发展的起点低，基础差，发展程度与内地省市相比，有明显的滞后性。有些T作非常具体，非常特殊，不采取特殊办法、特殊方式，就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民族团结，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为什么我要哕哕唆唆地叙述我的考研经历。这的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内地的一些同志潜意识地用“共性”的思维考虑问题。没人在意北京与昌都的时差几近两小时，也很少有人知道，当你从邦达已飞至成都时，送你到机场的司机才行驶在返程途中的1／2处。所以在当时就发生了北京发送考研试卷，考虑不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路途遥远等复杂因素；或者你还在睡梦中内地电话就打来了，等等。如果没有切身的体会，是很难认识到这一点的。

今天，当我能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发挥自己微薄的力量，报效祖国的时候，我要深深地感谢引领我走上这藏学研究事业神圣殿堂的长者、老师、亲人和领导。

父亲把我“送”到了西藏，为我的藏学研究事业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坚实的基础。

1986年我高中毕业，参加了全国普通高考。在填报的报考志愿中，有一栏是“定向西藏”招生。父亲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他说：“好儿男志在四方，报上吧，还可以增加录取机会。”报上就意味着毕业后可能到西藏工作。那时国家发出了教育支援西藏的号召，我对西藏还没有什么了解，只是从地理和历史课本里略知一二。那个年代，孩子们不像现在，少有个性，多是听从父母和老师的好孩子。我不假思索按照父亲的意愿填写了志愿。一旁的母亲也没有说什么。我自己也想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说心里话，那时，还真不知道要到边疆去做民族教育工作的重大意义。填写报考志愿的那一瞬间决定了我人生的发展和未来的走向。后来父亲去世的前两年，曾经对我说，报考志愿的事情对不住我。他知道我在西藏工作，条件很艰苦，吃了一些苦头。今天我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这条路走对了，我要感谢他老人家。苦尽甘来，苦福转换，孰能避免？

导师朱乔森确定了我的研究方向，打开了我藏学研究事业的第一扇门。

我的博士生导师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朱乔森，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我国著名的文学大家朱自清先生的三子。他秉承先父的家风，治学严谨。我已记不清多少次在老师的书房中、医院的病榻前接受先生的教诲。他忍着术后的剧痛亲笔给我改文章，病魔缠身却把课堂搬进医院。记得2002年清明节的前两天，我和几位师兄弟一起去北医三院看望朱老师。手术后，他的脸庞消瘦，有点变形。他紧紧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你从西藏来，将来还要为西藏工作，就研究西藏工作吧。”“研究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或者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我不忍心让老师费力地说话，掩泪而去。没想到这竞成为他老人家留给我的最后的遗言。4月5日那天，朱老师永远离我们而去。

拉巴平措总干事把我调到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藏学研究机构。  在课题合作过程中，藏研中心副总干事、当代研究所所长毕华女士对我的学术研究给予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承担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课题《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研究》的一个子课题——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的历史考察》。获得博士学位后，中央和国家机关几家涉藏工作机构曾经有意将我调入。昌都地方的领导同志还是希望我能够回西藏工作。后来，我在昌都地委政策研究室从事工作。为了更好地发挥我的专业特长，2005年底，拉巴平措总干事将我调到北京。他认为，我来到中心仍然还是为西藏工作。也感谢时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列确同志、昌都地委书记孟德利、昌都地区行署专员唯色等领导为我工作调动所做的努力。拉巴平措主席不仅在学术研究上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在生活上还给予我帮助，解决临时住房的困难，解除了我工作上的后颐之忧。

朱晓明书记的学术指导使我的研究工作提高了一个层次。

藏学研究，尤其是当代西藏政治研究，困难重重，条件苛刻。光是语言就要掌握三种，藏语、英语和汉语。不懂藏语，不能看藏文史料和文献，不能与农牧区藏族群众直接交流。要有在藏工作和学习的背景，不可设想一个从未去过藏区的学者是如何搞藏学研究的。此外，有关当代西藏史的档案文献资料还未公开，这是研究中最为困难的事情。所以目前的当代政治研究，一无学校；二无教师；三无教材。

对我而言，西藏和川、青、甘、滇四省藏区就是一所大学校，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党校西藏班、国务院新闻办等中央和国家有关机关部门就是这所大学校的几个院系。早期西南、西北进藏的老同志，像陈明义、天宝、阴法唐、范明、夏川、多吉才旦、江村罗布、张向明、姜洪泉、彭哲、郄晋武、魏克、李本信、顾草萍、吴晨、高世珍、王贵、张定一、陈宗列等，尤其是阴法唐、王贵两位老同志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其中，有些同志已经去世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首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朱晓明书记。1976年以来，他在西藏工作13年。1989年调中央统战部工作13年。宣传过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参与过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准备工作，参与筹备了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几次全国藏传佛教工作会议，参与过班禅转世重大工作等。我在中共中央党校攻读学位期间，曾有幸请教朱书记。2005年12月，朱晓明同志调任藏研中心党组书记、副总干事。同月我也调入中心，报到的第一天就在楼道里遇见了朱书记。4年来，有问题经常向他请教，写就的稿子也经常请他给予指正。我的这部专著，连书名都是朱书记定的。百忙中他通读了全书，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仔细到连标点符号、错字漏字、数据错误都一一指出。朱书记对西藏工作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思考，文字功底很深。这两年跟随他到西藏和其他藏区搞调研，使我对藏区的实际有了深入的了解。朱书记“学问深时意气平”，堪称导师。他的才学胆识，操守德行，每每令我感心挂怀，没齿难忘。中心的毕华研究员、格勒博士、郑堆、柳应华副总干事、邓锐龄、廖祖桂、李国清、任仁、廉湘民、杜永彬、张云、周炜、刘洪记、丹增伦珠、罗绒占堆、熊文彬、豆格等都是学有专长的师长。昌都政协、统战部的仁青措姆、贡秋江村副主席，四川藏学所的谢刚正书记，西藏社科院的孙勇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的胡岩教授、陈富同志，都是我的老师。十多年，凡是对研究有用的东西，哪怕是片纸只字，我都收集。有书籍、日记、文章、手稿、画册，正式出版的、未公开出版的；藏文的，汉文的，英文的。张经武将军的儿子张华川，张向明同志的女婿、我的同事李建雄，汗锋同志的女儿王家宁，当年参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工作人员胡均同志的儿子、胡岩老师等等都给我提供过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其他文字材料。所以对我来说，又是有学校、有教师、有教材的。

光阴似箭，流年如水。当我完成这部书稿时，该课题的研究已经过去五年了。本书系我中心当代所课题《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研究》子课题的基础上修订增补完成。同时，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又是当代所《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理论与实践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子课题。课题的顾问是朱晓明、拉巴平措，课题的主持人是毕华。我还要感谢我的另一位导师谢春涛教授，他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多指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王贵研究员，对我的工作是有求必应，无微不至，倾心而导。感谢我的妻子王雪萍，包揽了全部家务及照料孩子的重担，使我的研究没有了后顾之忧。感谢妈妈，她不仅养育了我，还鼓励我好好工作，要我对得起国家的培养。感谢我的三叔壬文茂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们的关心。工人日报社的王瑜，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王静帮我认真校稿。正是以上老师、前辈、亲人、领导、朋友的关心和帮助，这本书才得以付梓。谨此，再次对所有给予过关心和支持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遗憾的是论文中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虽然已经尽力，只是力所不逮，无法尽善尽美。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只好留待来日再去完善。虽是遗憾，却也使自己认识到了不足，正可以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和动力。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内外相关课题方面的研究相当薄弱，国内不少卡当案馆所藏资料尚未开放，加之水平有限，书中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值此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把这部《经略西藏——新中国西藏工作60年》献给热爱西藏和生活在西藏的人们。

王小彬

2009年初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