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印支战争时期的越南和柬埔寨。来自澳大利亚的战争摄影记者迈克尔·朗福德敢于冒险，不甘心接受美军情报机构提供的现成资料，深入到战争前线，拍摄最真实的战争画面，很快名声鹊起。然而战争的残酷让他对当地军民深为同情，对这片土地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为了拯救自己的爱人，他毅然进入了红色高棉占领下的柬埔寨，踏上了通向战争之路。

克里斯托弗科契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澳大利亚作家。迄今已完成七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其中《两面派》和《通往战争的公路》两次获得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1995年，困其对澳大利亚文学所做出的贡献而被授予代表澳大利亚政府最高荣誉的澳大利亚官员勋衔。

长篇小说《通往战争的公路》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内战和柬埔寨战争为背景。战地摄影记者迈克尔·朗福德在柬埔察失踪。和他一起长大的明友雷蒙德·巴顿收到朗福德留下的录音磁带，决定亲赴东南亚，走访朗福德的同事，探寻他的失踪之谜。作者以朗福德的失踪为开始，通过多人不同的视角，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性格鲜明、血肉饱满的记者形象以及他传奇的一一生。小说的主题还涉及澳大利亚人在后殖民时代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和对亚洲的认同，以及纷飞的战火下弥足珍贵的友情和爱情。

第一部 失踪

 一 上锁的房间

 二 鲤鱼肚

 三 三角洲

 四 西贡茶

第二部 那边的人

 一 幸存者

 二 静谧的正午

 三 同一只锅

 四 梦亭

 五 沦陷

 六 边境

一九七六年四月，我的朋友迈克尔·朗福德在柬埔寨失踪。十二个月之前，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将过去一笔删除，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现在正是柬埔寨元年年底。

朗福德四十岁，作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他的声名正处于鼎盛时期。二十九岁时，他第一次离开澳大利亚，此后一直待在亚洲。而现在，他似乎被亚洲吞噬了。

四月八日星期四晚，一些国际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我事先已经从雷克斯·洛克哈特那里得知此事。那天下午三点左右，他从《朗塞斯顿信使报》打电话给我。

“迈克尔·朗福德失踪了，”他说，语气听上去似乎我应该对此负有责任。不过，洛克哈特说话时一向是这副腔调。我向他询问有关详情，可他不想在电话里细谈。

“明天早晨我们的报纸会刊登这件事，”他说，“但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俩得聊一聊。过来吃晚饭吧。”

洛克哈特家住特莱伏琳，我开车从办公室出发时，天色依然明亮。朗塞斯顿是个小地方，到哪儿都不远，我花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就赶到了。

沿着曲折的上坡路，我一边缓缓地开车朝着朗维路方向行驶，一边打量着东侧的山峦：苍翠的青山如同碗沿一样，将镇子环抱其中。巴罗山上的积雪赫然可见，眼下正是金秋季节，天空透明而宁静。路的尽头直通山顶，我将车停在洛克哈特家黄褐色的尖桩篱栅外，旁边是瓦房车库。不过，我没有立即下车。那时的我并未心急如焚，至少我的理智告诉我不用担心。朗福德以前就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过，后来又安然出现。他被称为幸存者。

太阳开始落山，我依旧坐在车里，眯起眼睛，透过挡风玻璃朝外看去，日光倾斜，如同夕阳拖起长长的尾巴。在南方，在我们如此高纬度的地方，日光停留的时间很久，阳光洒在屋顶和远处的路面，郊外的草坡上金灿灿的，显得分外美丽。同样的光线我仅在希腊见过。华灯初上。像往常一样，我又一次感受到朗塞斯顿的卑微渺小。

“他以前就搞过这种把戏，”戴安娜说，“在越南受伤的那次，还记得吗?我们甚至开始为他写讣告。他会出现的。”

雷克斯在报社耽搁了，我和戴安娜坐在厨房料理台两边的凳子上。洛克哈特常在星期六晚上举行派对，我们经常来这里，为的是躲开客厅里的喧闹，因为我们都没有那份体力不断地大口喝酒、大声唱歌，一直闹到夜里一两点钟。料理台的台面是带有深色斑点的塔斯马尼亚黑木，很漂亮，但给醉鬼的香烟头弄出了伤疤。戴安娜取出一瓶雷斯林白葡萄酒，我将两人的杯子斟满。我问她，雷克斯是否告诉过她更多有关朗福德失踪的细节。

“没有，”她说，“你知道洛克哈特是什么样的人。”一般情况下，她跟着他的朋友叫他洛克哈特或洛克。“他要等到回来以后才宣布所有消息，”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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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澳大利亚几位著名作家来沪，总领事狄淑贤女士设宴招待，我也应邀入席。宾主才十来个人，话可以谈得很透。席问，我提出了一个设想：翻译十本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作为丛书，同时面世。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总领事和文化参赞的认同，还当场商量了版权、赞助、出版、新闻发布等关键问题。他们的热情和慷慨让我感动，后来我任职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也表示大力支持，这使我坚定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

这个建议的动因，是中国的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知之甚少，说来说去就是那本多年前出版的《荆棘鸟》，还是一部通俗小说。近三十年来，国内零零星星也出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但因为分散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出版社，大多没有引起受众的注意。因此我便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同时推出十部澳大利亚小说?那样也许可以发出一点响动，稍稍吸引一下人们被惯性所左右的眼球。

选择哪十本书来译呢?这是一个难题。但后来大家达成了共识：必须是精品，而且是当代作家的。于是便想到了获奖作品。澳大利亚最大的文学奖是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类似于我国的茅盾文学奖，是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迈尔斯·弗兰克林是以小说《我的光辉生涯》享誉澳大利亚文坛的著名作家，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的先驱，在世时虽有众多追求者，但终身未嫁，1954年去世时留下一大笔遗产。根据其遗嘱，澳大利亚设立了以她命名的文学奖，奖励在反映澳大利亚生活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每年评奖一次，每次一部作品。评奖过程非常严格，先是从众多的申请者中选出十人的大名单(long list)，然后从大名单中选出五名入围者(short list)，最后从这五人中决定一人(一部作品)获奖。1957年评出了这个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获奖作品是他的代表作《沃斯》，由此可见这个奖的含金量，以及评委锐利的审美眼光。

列入翻译丛书的十部澳大利亚小说，初定时均为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获奖作品，但后来与澳方沟通后，考虑到要反映澳大利亚政府所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增加丛书的代表性，其中两部改为土著作家和亚裔作家的作品。虽然这两部小说并未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但它们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克里斯托弗·科契于1932年出生在塔斯马尼亚岛的霍巴特市，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澳大利亚作家，其作品被译人欧洲多个国家。他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来到澳大利亚的德国、英国和爱尔兰移民的后代。从塔斯马尼亚大学毕业后，科契曾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做实习记者。此后从事过多种工作，并辗转于欧洲、美洲和亚洲等地。从1972年起，他辞去工作，专职从事写作。

迄今为止，克里斯托弗·科契已创作七部长篇小说：《岛上的孩子们》(The Boys in the Island，1974)、《穿越海塘》(Across the Sea Wall，1965)、《危险年代》(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1979)、《两面派》(The Doubleman，1986)、《通往战争的公路》(Highway to a War，1995)、《走出爱尔兰》(Out of Ireland，1999)、《记忆的房间》(TheMemory Room，2007)以及一部文集《弥缺集》(crossing the Gap，1987)，其中《两面派》(1985)和《通往战争的公路》(1996)两次获得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另一部小说《危险年代》被改编为由好莱坞著名导演彼得·韦尔执导的同名电影。1995年，因其对澳大利亚文学所作的杰出贡献而被授予代表澳大利亚政府最高荣誉的澳大利亚官员勋衔(ofricer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克里斯托弗·科契早期作品关注塔斯马尼亚岛上居民的独特视角，试图展示与澳洲大陆截然不同的“塔斯马尼亚语调”。从第二部小说开始，他将作品的背景放到更为广阔的亚洲和欧洲舞台上，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以及爱尔兰等地，其作品也开始思考新时期的澳大利亚人在保持欧洲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如何与亚洲进行接触以及如何融合到新邻的主题。现实与虚幻之间的冲突与焦虑、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启示与联系、东方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等主题不断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长篇小说《通往战争的公路》是作者创作的姐妹篇中的一部，主要背景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内战和柬埔寨战争。来自澳大利亚的战争摄影记者迈克尔·朗福德在柬埔寨失踪。消息传回他的故乡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小镇，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雷蒙德·巴顿收到朗福德留下的录音磁带，决定亲赴东南亚，走访朗福德的同事，探寻他的失踪之谜。朗福德敢于冒险，不甘心接受美军情报机构提供的现成资料，深入战争前线，拍摄最真实的战争画面，很快声名鹊起。然而战争的残酷和对当地平民的同情，使他对这片异乡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为了神秘的使命以及拯救自己的爱人，他毅然进入红色高棉占领下的柬埔寨，走上通往战争的公路。小说的主题还涉及澳大利亚人在后殖民时代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和对亚洲的认同，以及纷飞的战火下弥足珍贵的友情和爱情。

小说以战地摄影记者为主线，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政治阵营的人物放在同一个舞台上，营造了强烈的文化冲击和思想碰撞，读者不禁被小说中的人物所遭遇的冲突和道德困境而吸引。作者在这部小说中还勾勒出一幅东南亚和澳洲的风情画卷，读者宛如置身于塔斯马尼亚岛上无边无际的绿色啤酒花田野和充满热带风情和当地生活特色的越南、柬埔寨、泰国等国度。然而，就在这样神秘而充满诱惑的画面里，隐藏着来自殖民地时期的罪恶记忆和隐士般的强奸犯，隐藏着呼啸而来的子弹和危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性命交关的战争在小说里却仿佛是成年人的一场游戏：新闻摄影记者可以坐上出租车去战地采访，在太太们的眼里，炮火是美丽的烟花。就是这样的战争游戏让小说主人公迷失，迷失在找寻爱人、找寻自我归属的努力，而他的一切努力终将成为徒劳，最终被命运所吞噬。

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说。一部关于近代历史的真实回忆，令人难以释卷。

——《纽约时报》

一部关于印度支那战争的杰出小说，是我所读到的自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静的美国人》以后最好的小说。科契精妙地把握住了那个时代的情绪和气氖。他以不可思议的准确笔触描绘了当时的人物、地点以及事件，对此我也有过亲身经历。

——理查德·韦斯特(《文学评论》)

克里斯托弗·科契的宏篇新作能够当之无愧地与那些伟大的作品并肩而立，作品对人性的发掘和对忠诚的刻画以及老道的叙事技巧，使得它成为记录那段哀伤而荒芜的岁月的最好作品之一。

——迈克尔·赫尔斯(《观察家报》)

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战斗和报道那些战斗的记者们的令人血脉碰张的描写，而且还是对旧时印度支那的一段出色回忆，许多已经退隐的战争记者将因此而在啤酒里啜泣。

——菲利普·奈特利(《星期日邮报》)

总之，这本书值得一读，因为它还原了一个正逐渐被人们忘却的世界，一个越来越多的读者从未体验过，且将再也无法去体验的那个世界。这是作者最为了不起的成就。

——米尔顿·奥斯本(《纽约先驱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