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君所著《问题与出路——社会发展随想录》是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分析和建议。作者关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那些热点问题，内容几乎囊括了现实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本书源于作者对生动的社会实践的感悟，也包含着作者对如何解决我们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思路，是作者对现今时代所遇到的“问题与出路”的探索。

李永君所著《问题与出路——社会发展随想录》编选了作者五年来对河北省情、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心得，把握了“两不选、两不拘”原则。“两不选”：一是公文不选，那是职务行为，不能作为个人的东西；二是合作的文章不选，不能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拿到自己的篮子里(有篇与河北新闻网网友对话政治建设的文章，因系与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王凤鸣博士同时参与，为保持对话的完整性，经征得王校长同意，将其对话内容一并纳入)。“两不拘”：一是不拘长短，感觉有点意思，便收进来，所以集子里的东西长短不一；二是不拘粗细，有些文章是用来发表的，写的比较用心，而相当一部分就是参加一些研讨会的发言提纲，或者是在哪里的一些演讲要点，很粗。编辑本书时，只做了简单的文字修饰。不是对读者不尊重，而是没有精力再去二度创作，同时也为了维持原貌。《问题与出路——社会发展随想录》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格局，分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法治、战略和杂谈八个类别。

经济篇

 是谁让我们陷入了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给河北上了一课

 金融危机面前的冷思考

 中国与世界：浮在水面上的带眼木桶

 GDP崇拜还需降温

 优化产业结构要注入理性思维

 又好又快发展，应该好在哪里

 广东归来看差距

 新农村建设要从三个层面操作

 建设新农村，首先要造就新农民

 稻田养蟹，山沟中的生态农业

 介绍一个合作社

政治篇

 以人为本，以哪些人为本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胸襟再宽一些，胆子再大一些

 中国人不会使用民主吗

 香港直选的示范意义

 政治建设框架体系

 分权好，还是集权好

 沿着民主的道路前行

 艰难中的跋涉

 “青县村治模式”，乡土政治的奇异花朵

 媒体应该怎样报道“两会”

 贫穷产生革命，富裕产生民主

 购书小记：遇到伯恩施坦

文化篇

 文化是软的，文化力是硬的

 文化·燕赵文化·向海文化

 欲建强省，必塑新魂

 解放思想贵在“真”“实”

 还有一个“受害人”

 恢复繁体字是一种倒退

 文明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衣帽取人到坐骑取人

 制度的土壤是文化

 如何建设一座有文化有品位的省会城市

 城市建设要讲究“小题大做”

社会篇

 建设和谐社会要把握“四个统一”

 和谐社会，怎样才算和谐

 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树立和谐理念，践行和谐要求

 构建“和谐河北”，一项为社会公平而奋斗的壮举

 警惕和谐社会浪潮中的“思想病”

 “和谐河北”的前台与背后

 “和谐河北”建设适逢其时、势在必行

 从和谐社会到“和谐河北”

 民生：最大的政治、最重的政绩

 打破怪圈：金融危机与社保政策

 一个不应忽视的困难群体

 让民间组织活跃起来

党建篇

 党建工作要立足三大领域突出三个重点

 科学发展观应当这样理解

 “空心村”和“烂心城”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作风

 非常时期更需非常作风

 领导干部应当提防三种“常见病”

 当今干部制度三大弊端必须革除

 腐败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

 三十年来腐败心理演变之轨迹

法治篇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执法为民”首先是“执法为人”

 法律素养比法律知识更重要

 正视“公平正义缺损症”

 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稳定

 以平和之心看待上访

 涉法上访，要从根上解决

 关于中西法律观念上几个问题的比较

 政府要动，法院要静

 暗中执法，法应当是明的

 玷污法律的代价有多大

 逮捕总统：又一次人权与主权的冲突

战略篇

 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四个标志

 改革是否有穷期

 三十年改革，成绩成本各几许

 三十年改革史的五座里程碑：五个三中全会

 经济社会发展强省，应该强在哪里

 要跳出城市谈城市化

 发展中小城镇，河北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扩权县下步向何处去

 设区市要成为自食其力的经济体

 河北必须培育次中心城市

 县多也有县多的好处

 建立“华北经济协作区”

杂谈篇

 行省制度沿革及河北省域变迁

 河北省会变迁记

 华北是怎么从水乡泽国变成干旱之洲的

 再造秀美山川不是梦

 全凭一口气

 别有滋味海外书

 如果“五月花号”上是中国人会怎样

 值得国人自豪的两件事

 如何提高调研能力

 如何写好领导讲话

 文以载道

 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后记：我这五年

是谁让我们陷入了经济危机

谈到当前的金融危机，我们习惯于在前面加一个定语，表达成“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就像当年爱说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样说，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又充当了一次罪魁祸首。从世界经济大势看，这样说不无道理。但具体到我国，还不完全如此。美国只是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充其量是外因。

那么内因是什么？是我们国内的供需失衡。这么多年来，我国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家电、日用品、服装、笔记本电脑等等，遥遥领先于世界。但是，我们国内的购买力相对不足(虽然有所提高，但相对于庞大的生产能力，还是不足)，所造产品主要外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第一出口大国。其中，最大的出口对象是美国。美国强大的市场需求与我国强大的生产供应形成了大致的平衡。如同一个水库，上游的洪水很大，但10个下泄闸门淤积了6个，只能靠4个拼命泄洪，勉强维持平衡。但是，现在那4个也被堵住了——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了，不爱储蓄的美国人兜里没了钱，市场疲软下来，进口直线下降。自然，我国那些主要以出口为生的企业没了销路．，进而倒闭、下岗、负增长等等不利现象陆续出现。假使我们国内有旺盛的消费能力，也就是说那6个闸门不淤积，即使对外出口不畅，生产也不会受到如此毁灭性打击，东方不亮西方亮么。可惜我们不是这样。所以，从实质上说，我国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才是危机的根本原因。有专家说，即便没有美国的连累，我们也要发生危机，只是个时间问题。

事实教训我们，必须实实在在强化内需，实实在在提高自己的购买能力，不能把扩大出口极端化为出口依赖，那样我们将失去经济独立性和发展安全性。扩大内需并不是新鲜词儿，这些年来我们不是一直强调么？包括十七大提出的“三个转变”，其中一个转变不就是从依靠投资、出口二车拉动向投资、出口、消费三车拉动转变么？但是，强调归强调，实际上消费总是起不来。原因何在？不外三点：

一是“没钱”，具体说是普通群众“没钱”。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由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都不太合理，劳动者收入并没有太大提高。剩余价值大头被国家以税收形式拿走，中头被资方以利润拿走，小头才以工资形式落人劳动者手中。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并没有明显提高，甚至有时还有所下降。20年来，“珠三角”的打工族年工资仅仅增加了68元！相对于他们创造的巨大价值、相对于物价的不断攀升，他们还有什么购买能力？那些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和普通城市居民，购买能力也是有限的。当然，我国也有一些千万、亿万富翁富婆，但是他们的需求已经饱和，购买力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有购买需求的没有购买能力，有购买能力的没有购买需求。虽然，我们现在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共享发展成果问题，提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都要兼顾公平问题，并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但落实起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自古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一定要坚韧不拔地理顺分配关系，真正做到劳有所得，让普通人也能较为体面地生存下去。

二是群众即便有钱也不敢花。笔者不想抹杀社会主义祖国在前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在提高这个事实。上文所说的“没钱”，并不是说一点钱也没有，准确地说应是“钱少”。所谓“少”，是相对于用途之“多”而言的。买房子、供孩子、养老子，哪样不需要钱？由于长期以来社会保障的缺失，预期消费太多，即期消费无法启动，有钱也不敢随便花，只能储蓄起来以备后用，形不成实际的消费能力。最近几年，金融产品开始丰富，特别是按揭式贷款的出现，为买房、买车等贵重物品创造了极大的便利，对拉动消费起到了极大作用。特别是中小学免费教育、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开始起步，这对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培育消费能力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但是，起点还很低，品种也不全，比如农村养老保险还未破题，全社会还没有形成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体系。在这方面，必须纠正一个错误认识：还是先发展经济吧，等有钱了再办社会保障！这存在着明显的逻辑荒谬：没有社会购买力，你生产的东西卖给谁？没有一定的社会保障，怎么释放出社会购买力？形不成良性的购销循环，经济怎么发展？这等于是给一个肚胀积食的人看病，明明他没有消化能力，你却还要给他进食，说还是多吃点吧，多吃点病就好了。你该知道，正确的办法是让他腾出“库容”！

三是重投资、轻消费。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各有所长。投资见效最快，动静也最大，犹如开刀作手术；出口拉动力比较强劲，但需要一个培养过程，犹如中药调理；而消费如同锻炼身体，最管事、最根本、最长远，然而也最平淡无奇，而且耗费时日，很难引起轰动效应。金融危机面前，出口这条路指望不上了，只能依靠投资和消费。而我们看到的是，从上到下都全力以赴地抓投资、抓项目，似乎这是救命的唯一稻草。而对消费，本来就是“短腿”的消费，应该趁此机会大大加强的消费，却热情不高。当然，我们也搞了家电下乡，且不说组织得好坏，就其作用来说能有多大呢？我们忽视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我们现在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应该销减和控制生产能力，应该把投资重点放到消费能力的壮大上，比如构建民生工程和社会保障体系，而不是相反。

P3-5

与我平常所读的书不太一样，永君同志的这本《问题与出路》，有一种格外的现实意味。读书既是我的职业需要，更是我的生活方式。但我所读的多半是文史和哲学类的纯学术著作，与现实并无多少直接的关系，我自己把此类知识称作“天国的学问”。我当然也关注现实问题，关注“尘世的学问”，但关于现实的种种知识，我更多的是从调研、文件、资料、网络、报纸或杂志中获得的。永君同志的书不是学术专著，不是经史哲学，没有专门的概念和完备的体系，而是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分析和建议。他关注的是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那些热点问题，符合中央倡导的“三贴近”方针，即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作者做的是“尘世的学问”。

这部文集由经济篇、政治篇、文化篇、社会篇、党建篇、法治篇、战略篇等组成，内容几乎囊括了现实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这一篇篇的文章，都源于作者对生动的社会实践的感悟，但不单纯是作者对“社会发展的感想”，也包含着作者对如何解决我们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思路，是作者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遇到的“问题与出路”的探索。这种探索体现着作者对社会进步的一种深刻的责任感，体现着作者对祖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孜孜追求，体现着作者敢于直面问题_的勇气。作者的这种求索精神和责任意识值得高度赞赏。

永君同志多才多艺，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喜欢书画，喜欢读书。难能可贵的是，这些高雅的兴趣和爱好并没有因为他在党政部门的繁忙工作而有所减少。其实，官员具有人文爱好和人文素质，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优点。可惜这个优点现在变得不那么明显，甚至在许多官员那里已经荡然无存了。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个学习型政党，号召各级党政干部要多读书。这既是党在新形势下提高执政能力的需要，也是对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永君同志不仅爱读书，而且善于思考，敢讲真话，勤于笔耕，既将文字付梓出版，还开了个人博客。我倒并不认为领导干部都要出版著作，但多读书、爱思考、讲真话，应当是提高干部素质的重要条件，也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明确要求。

领导干部读书确实已经变得很不容易。我曾经说过，要使领导干部真正养成一种爱读书的习惯，必须“过五关”，即解决好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端正认识。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读书对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极端重要性，把读书学习当作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必修课。二是要有兴趣。只有对读书有兴趣，才能喜欢读书，把读书当作生活和工作的一件乐事。三是要挤出时间。读书需要足够的时间，而领导干部通常总是相当繁忙。这就要求改变干部的领导机制和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官场应酬，给干部以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四是要克服虚荣心。虚荣与读书是格格不入的，要从书中读出真知、读出乐趣、读出意义、读出境界，就必须静下心来一页一页地、老老实实地阅读，切莫做“读书秀”。五是要破除迷信。迷信是科学的大敌、真理的大敌，也是读书的大敌。一个成天求神拜佛、装神弄鬼的人是不会喜欢读书的，一个把自己的政绩和命运寄托在黄道吉日、风水命脉的人也是不愿读书的。只有破除迷信，才能热爱科学，喜欢读书。

我之所以很愿意为李永君同志的新著写上几句上面的话，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像李永君同志这样的干部能多起来，使爱读书、爱思考、讲真话成为干部中的一种风尚。

2009年11月5日

于北京北郊方圆阁

我这五年

2004年春夏之交，我离开工作了十七个年头的政法机关，来到中共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一转眼已经五年多了。最近，我又要离开这里，重返政法工作岗位。

回首五年多来，虽匆匆而过，但还是颇有一些收获的。一是起草了一批公文，这是工作。五度寒暑，到底撰写了多少篇调研报告，起草了多少份红头文件，没有统计。有点价值的，会进档案馆，没用的可能已经进了造纸厂。二是读了一些书。早年学法出身，又长期以法为业，基本上是一个法律人的知识结构。到了政研室，感觉到了自己视野的局限。于是“恶补”了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知识，可以说这五年读了一个经济学、社会学本科，也读了一个“河北学”、“发展学”本科。三是思考了一些问题。从政法实务到政策研究，更多地关注和思考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一些宏观问题。特别是参加省内一些发展战略的谋划和制定，需要对河北省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规律进行较深的掂量和思考，大脑里经常酝酿着一些想法。有些想法融进了领导决策或省里政策，但还有更多的想法存在自己手里。慢慢积累下来，竟也沉甸甸的。这些文字记录了五年多来的思考心得，也记载了2000个日日夜夜的工作轨迹。

编选这些文章，把握了“两不选、两不拘”原则。“两不选”：一是公文不选，那是职务行为，不能作为个人的东西；二是合作的文章不选，不能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拿到自己的篮子里(有篇与河北新闻网网友对话政治建设的文章，因系与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王凤鸣博士同时参与，为保持对话的完整性，经征得王校长同意，将其对话内容一并纳入)。“两不拘”：一是不拘长短，感觉有点意思，便收进来，所以集子里的东西长短不一；二是不拘粗细，有些文章是用来发表的，写的比较用心，而相当一部分就是参加一些研讨会的发言提纲，或者是在哪里的一些演讲要点，很粗。编辑本书时，只做了简单的文字修饰。不是对读者不尊重，而是没有精力再去二度创作，同时也为了维持原貌。

从事政策研究这样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平常的思考范围也是相当广泛的，所以这些文章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既然是汇编成册，就要有个体例。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格局，我把它们分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建五个类别。另外，法治建设和发展战略两类文章比较集中，又不好并人上述任何一类，就单设为独立的两类。最后还有一些篇目，内容比较分散，但还有些趣味，纳之无位，弃之可惜，索性就又设了一个“杂谈篇”，将它们归人其中。这样，全书共分为八篇。按说，“四位一体”格局已成大家耳熟能详的定例，现在后面却有三个续貂之尾，显得不伦不类。当我解释完这个原因时，你就会看到这实在是一个无奈之举了。

拙作整理、编辑、校对工作中，一些朋友或提出宝贵的意见，或直接参与了具体工作，付出了让我感动的贡献。特别值得鸣谢的是哈占元、梅若雨、薛维君、戴长江、黄英杰、赵锁学诸位好友的辛勤工作。最让我感到荣幸的是，我国著名政治学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先生，不但近年来给予很多教诲和指导，还为本书慨然作序。此序不仅顿使拙著生辉，而其中洞见卓识更让人如嚼菜根，回味无穷。至于俞师对我的鼓励，令我汗颜之外，只能催我更加努力前行。

时光荏苒，流年不居，五年一瞬，早生华发。虽然忙忙碌碌，有时还蛮辛苦，但细想起来，究竟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情？进而思之，人生一世，工作半生，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不免感到愧疚和紧迫。这些年，基本上三五年我就出一本集子，既是一种记录，用以自慰；更是一种提醒，用以自勉，好让自己不致过分地荒度了岁月。好了，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吧！

2009年深秋于石门新绿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