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艺术视线聚焦于“邓拓和他的一家”，这不仅无形中把传主的恋爱、婚姻和亲情世界，推到了相对突出的位置，进而从一个更富有人性色彩的角度，丰富了传主作为革命者和“党内才子”的形象。本书笔墨凝重，语言流畅，修辞典雅，字里行间浸透了作家深挚的情流，从而挥洒出一种讲述的魅力。作者成功地描绘出的传主邓拓的悲剧人生与悲剧形象。它就像一曲交织着忧患与愤激的命运交响曲乐，最终将全著同时也将读者印入了反思历史和重建未来的阔大而深沉的精神境界。

中国共产党忠诚的党员，优秀的人民新闻家，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邓拓。十年浩劫的序幕，从此全面揭开。直到13年后，阴霾散尽，日月重光，沉冤才得以昭雪。

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他的妻子、儿女，也从未忘记过他。人们深深怀念这位博学多识，才华横溢的“党内才子”，这位襟怀坦荡，一身正气，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邓拓和他一家的命运，是和我们整个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波谲云诡，沧桑剧变，大辉煌伴着大磨难的20世纪的一个缩影。

少年执笔复从戎

 第一山房

 父亲仪中

 儿时课读

 凤池学子

 入世之诚

 铁窗风雨

 “扛鼎之作”

 奋翅越重山

梨花一枚春带雨

 少女孝思

 远走高飞

 延水河畔

 贺师长的美味

毛锥十载写纵横

 执笔从戎

 文旗随战鼓

 游击办报

 “老百姓的报纸”

 咱们的“老邓”

 支持沙飞办画报

 第一部《毛选》

人间长此记深情

 “边区一朵花”

 马兰的乡亲

 战地诗情

 文章结缘

 发火酝真情

 滹沱河畔订心盟

 三生石上

云山比翼双飞梦

 战火中降生的女儿

 战地浪漫曲

 夫写妻唱

 抗战功成

 “XGNC”的播音员

 城市办报

 两位母亲

 电波连着延安

 撤出张家口

 栗园庄的新电台

 战史编成三千页

记者生涯当自励

 主持《人民日报》

 史诗性播音

 新中国报人

 电台台长

 幸福家庭

文章满纸书生累

 文章常助百家鸣

 新闻改革

 “左风”劲吹

 祸起萧墙

 “反右”当中

 记者生涯当自励

 离别报社

 “母亲打孩子”

健笔终存天地间

 杂家

 政论家

 燕山夜话

 理性的声音

 “大手笔写小文章”

 三家村札记

 收藏家

 诗画情怀

 江南吟草

 琴瑟和谐

 舐犊情深

断骨留魂证苦衷

 山雨欲来

 革文化命

 一叶小舟

 狂飙骤起

 炼狱

 诀别

 玉碎

乌塔孤依觅朝晖

 生死两茫茫

 护雏

 搬家

 挨斗

 转机

 地火

八方泪洒马南邨

 沉冤昭雪

 心盟永忆

 外国人看邓拓

 重回马兰

 英灵前的泣泪

寄托英雄儿女身

 小岚

 小云

 小虹

 阿壮

 岩岩

死生继往即开来

 灿烂的晚霞

 白头之盟

附录一 与丁一岚老师最后的书缘

附录二 断骨留魂证苦衷——庞吻的《邓拓和他的一家》

再版后记

凤池学子

1919年夏天，7岁的旭初进入福州市闽侯小学读书，学名邓子健。

闽侯小学在离“第一山房”不远的道山路口天皂岭附近，学校设有国文、手工、算学、体育等课程。邓子健的国文、史地成绩特别好，教过他的国文教员、文天祥诗文研究者黄兰坡老人回忆说：“这个学生很聪颖，他在课堂上发问很好，爱动脑子，爱读一些爱国诗人的作品。”

1919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辉煌的年代。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掀开历史新的一页。福州是五四运动“闽案”的中心。福州的爱国学生和市民纷纷走上街头，贴传单、游行集会，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八闽气象，为之一壮。”小小的子健，虽然还不能深刻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但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他和同学们来到市区南大街口，看游行队伍由远及近，“民国万岁”、“还我青岛”、“时日曷丧，与汝偕亡”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这一切在他心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子健的生活视野迅速扩大，从狭小的“第一山房”，扩展到民族民主斗争的广阔天地。“闽案”可以说是他人生的第一课。

邓子健在闽小读了四年，1923年通过中学入学考试，升入福州三牧坊中学。这所中学的前身是清代的凤池书院，北伐军入闽后，三牧坊中学与乌石师范合并，改为福建省立第一中学。直到1929年高中毕业，邓子健在这里度过了七载读书生涯。

凤池书院的师资很强，教学严格，注重校纪的整肃，还聘有一些留学日本的教员，主张“富国强种”。几十年来，这里培养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黄花岗72烈士”之一林觉民，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学校开设师范、商业、普通等科，邓子健上的是普通科文史地系。

邓子健自幼爱好古代传统文化，读文史地系为他提供了极好的读书机会，他开始贪婪地大量阅读古典文学名著和历史书籍。他的家里就有不少藏书，以子部和诗集最多，也有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的书刊，如康有为、梁启超的文集，福州人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另一个福州人林纾用流畅的文言文翻译的欧美国家的文学作品等。父亲邓鸥予虽然中过前清的举人，但思想并不保守。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到中国的启蒙马列著作，如《史的一元论》《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等，关心时事的父兄们都注意收集。邓子健上中学后求知欲越来越强，他先是“闭门读遍家藏书”，不论平装的，线装的，也不论是古典小说、历史传记、诗词书画，他无所不读，百看不厌。渐渐地，家藏书已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了。离家不远有个乌石山图书馆，邓子健成了那里的常客。他爱读屈原、司马迁、苏轼、陆游等大诗人词人的作品，和《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小说，对进步书刊更是情有独钟，从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到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到蒋光赤的《短裤党》，常常读得忘了吃饭的时间。他还同几位要好的同学订了“君子协定”：谁找到一本好书，要互相传看。他常与傅衣凌、李拓之等好朋友一起，读书作文，议论时政，而邓子健常常会冒出一些新名词、新见解，令同学们刮目相看。

这时的邓子健，充满对生活的憧憬和知识的渴求。他的兴趣多种多样，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增长知识的机会。为了弄清佛教、基督教的教义和差别，他曾跑很远的山路，听一位叫圆瑛法师的高僧讲经，到基督教堂听牧师布道，还阅读过《新旧约全书》；为了学好英语，他不满足于课堂的讲授，通过二哥介绍认识了一位很好的英文老师，课外经常去这位教师家请教，练习。他还结识了一位懂拳术的中学体育教师，利用晚上时间到他家去学少林拳。

福州是一座英雄的古城。大义凛然的文天祥，曾在这里抗击过蒙古军；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在这里同倭寇血战；抗英爱国的“左海伟人”林则徐，在这里立有“林文公忠”祠堂；19世纪这里曾爆发过反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此外还有清代爱国诗人，林则徐的族兄林昌彝、戊戌变法中遇害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以及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林觉民是少年邓拓十分崇敬的一位英雄。烈士从容就义前留给妻子的那封著名的《绝笔书》，曾经收进当时的初中国文课本，邓子健和同学们爱不释手，能够琅琅背诵。烈士为国家和人民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给了他很大的教育。林觉民烈士的故宅，与林则徐祠堂相去不远。邓子健在凭吊故居时，产生了游历访古的莫大兴趣。他遍访家乡历史名人的遗迹，对有些古迹，还要寻根问底进行考察。后来他常用一个笔名“左海”，就饱含了对故乡的怀念和对“左海伟人”的崇仰之情。

邓子健的踏游带有很浓的文化意蕴。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不少文物古迹，父亲爱收藏古人字画，学美术的二哥仲辀，也喜欢搞收藏，这些都对子健产生了影响。他常跟着兄长到乌石山“搜奇访古”，临摹写生。山上的凌霄台、天章台、般若台、道山亭等处有二百多段摩崖石刻，其中有唐代书法家李冰阳的篆书，宋代程师孟、蔡襄、朱熹等历代名家的题刻手迹，邓氏兄弟常来这里观赏、习摹，流连忘返。

邓子健自小就表现出诗词方面的非凡天赋。他常把同学们请到山房来，学着大人的样作“折枝吟”。这“折枝吟”，即是折取七律诗中的一联作诗，要求对仗工整，平仄严格，立意高深的才可取胜。“折枝吟”又叫“诗钟”，作诗时点一根香，缀上铜钱，当“火焚缕断，钱落盂响”，就要作出好诗，获胜者可得到奖品，是福建文人中流行的雅趣。

邓子健六七岁就跟着二哥到附近文庙观看大人作“诗钟”。父亲觉得这是小孩子“练艺”的好法子，也很支持他们去。一年“重九”日，子健和小侄女依舍在乌石山上玩耍，远远看见乌塔上拉起了灯笼，有阵阵吟诵声传来，是“诗钟”！两个孩子兴奋地跑来观看，只见一位主考官端坐上首，正吟出一句唐诗“海日生残夜”，让人们应对，台下一片议论之声，诗的下联是“江春入旧年”，但按规定，现成的句子不成对。大人们一时都被难住了。这时，子健突然想起前不久学过的另一句唐诗，脱口而出“园柳变鸣禽”。考官沉吟一下，连说：也可，也可！见对上的人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学生，当即奖了一把雨伞。回到家，父亲高兴地夸道：“吾儿未冠即能诗也。”从此以后，子健对“诗钟”兴趣更浓了。每逢学校放假，他就约几位同学到家里的小书房作“诗钟”。有时兴起，干脆“连床共榻”，彻夜燃香对诗，唱和评比，乐此不疲。

当时的中学课诗里收有五代著名诗人罗隐的七绝《咏蜂》，诗曰：“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一次，语文老师出了一个题目：《读罗隐咏蜂七绝有感》，叫学生自由地写一首和诗。子健当场步罗隐原韵和诗一首：

踏遍溪山十二尖，艰难生计不须占！

世间多少伤心客，何惜捐输一滴甜？

后来，邓拓在他的“燕山夜话”《咏蜂和养蜂》一文中，记述了这件往事，并写道：“现在看起来，我的和诗当然十分幼稚。不过，那时对于蜜蜂的辛勤劳动和人间为生计而操劳的广大群众，已经有了相当的同情。”

邓子健在凤池书院读书的几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1924年当他12岁的时候，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6年北阀军进入福州城，福州各界人士纷纷举行街头欢迎集会，古城处处响起“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革命军人发表演讲，动员工农起来革命。随着革命形势高涨，一些进步书刊也大量传到福州。子建和同学们争相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的《新潮》和经常刊登鲁迅作品的《晨报副刊》等，革命真理像明灯一样照亮年轻人的心。  P6-8

关于这部书的几句话

曾经有几位作者提出为我写传，我都婉言谢绝了。我自认为一生几十年，没有动人的阅历，没有耀眼的业绩，平平凡凡，忙忙碌碌的一生，没有什么好写的。有时，有些特殊的机遇，也是客观条件赐予的。比如：1949年10月1日我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工作，当时有几位老播音员都可以去，组织上指派齐越和我参加了。当然，我们都觉得很荣幸，有机会参加这样伟大的、振奋人心的大典，使我们亲身处在光芒四射的环境中，似乎身上也披上了一抹霞光。但是，对我来说，这是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工作任务，算是我一生中光荣的一页，而我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广播工作者。

春风文艺出版社组织出版一套丛书，叫《×××和他的一家》，其中有邓拓。青年作者庞旸应下来了，诚恳地几次找我，我想不能因为我一家，影响了出版社的计划，于是，我只好尽量为其提供方便了。

邓拓，在事业上的成就，横溢的才华，无私无畏的胆魄，尤其是最后差不多将近十年风风雨雨中所历经的坎坷，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解。尽管如此，邓拓在世时，仍以拳拳之心，真诚地对党的事业进言，对社会上的种种不良倾向奋笔疾书，写出了许多直到今天仍然让人们难以遗忘的好文章，然而，又恰恰是这些文章，致使他最后身遭横祸，终于悲愤地离世。

我陪伴邓拓生活了二十多年，我有我的事业，有我独立的生活，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并不算长，但是同甘共苦的时间也不算短。老邓三十岁才开始爱情生活，也许由于他诗人的气质，感情浓重，灵感充溢，每每我们团聚或分别时，他常常今天挥笔写一首诗，明日随口吟诵一阕词，这一切，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浪漫色彩。

邓拓走了，我们的家还存在。在他被冲击诬陷后的十三年中，由于可以理解与想象的原因，我和孩子们过着受打击，受歧视的凄苦生活。这些年，使我们懂得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曲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认清了人心的善或恶，懂得了如何在逆境中生活，因此，要保持乐观和自我奋斗的精神。

我和孩子们都不愿意回顾那一段生活，它，太使人痛苦了。但是，缺少了主人翁后，延续下来的三十多年的家庭生活，记下来也有它的意义；希望通过这些不该发生的悲痛、苦难——不只我们一个家庭，按全国计算，估计至少有几万，几十万个家庭——让人们能记取那沉痛的教训，使那悲惨的历史绝不要再重演，则是一切善良人们的初衷与企望。

丁一岚

1997年10月于京寓

从本书初版到现在，已有11个年头。虽然出书后不久即已售罄，由于种种原因，也一直没有重版的机会，但我却能不断感受到这本书所产生的影响。书出版后，曾有《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十几家报刊刊登评论，《纵横》《湘声报》等报刊予以连载；几年以后，还不断有各地报刊予以转载、摘录。2007年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一次会员集会，会间有位初次相识的杨学伦先生，曾任驻加拿大文化参赞，他对我谈起在异国他乡读这本书的感受。他说，邓拓是他非常敬佩的人，读这本书，感情上产生很大共鸣。还有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齐慕实先生，他当年看到这本书，寄来他的邓拓研究专著《玉碎》，并在信中谈了他的感受。美国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浦嘉岷先生，也在写一本关于邓拓的书。他200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看到《邓拓和他的一家》，觉得很有帮助，到北京后跟我取得联系。以后每到暑假他都来北京，每次都与我约谈，交流邓拓研究中的问题。最近为了修订这本书，我在网上查资料，发现国内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关邓拓的话题不绝如缕，研究、探索的范围和角度不断扩大，屡有新见。有的文章还引用了本书中的一些内容。

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能在国内外产生一定影响，倒不是我有什么高明之处，而是来自传主邓拓的巨大魅力。邓拓是二十世纪中国“红色”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身上体现着中华文化最优秀的东西，也体现着世界先进文化最优秀的东西。而邓拓和他一家的命运，集中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大动荡、大灾难与大辉煌。人们怀念这位逝去四十多年的智者、殉道者，就是在呼唤人类的正义与良知，提醒自己永远也不要忘记历史深刻的教训，永远也不能让野蛮战胜文明的悲剧重演！

然而现实中一些怪现象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前些日子我看到一则广告，北京通州开了一家叫做“1966文化餐厅”的娱乐场所，“大唱文革歌，大跳忠字舞”，戴红袖章的造反小将重又登上舞台成了英雄。这个“红彤彤”的画面令我心悸：1966年，不正是邓拓、老舍、傅雷、翦伯赞、李琪等人“玉碎”的年头吗？不正是一场长达十年遍及全国的大浩劫开始的年头吗？才短短四十年，人们就好了疮疤忘了疼，“文革”创伤也变成餐厅里就饭吃的甜点心了，真是匪夷所思！从这里，似乎使人听到电影《芙蓉镇》中“运动了！”的破锣又重新敲响。我将这个现象写了一篇博文登在自己的博客上，被新浪网管理员放上首页，一天里点击率达到四五万，还有500多条评论。有的年轻网友在跟帖中说：“文革”到底什么样，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只知道那时的歌挺好听，阳光灿烂，挺好玩的！这真是可怕的历史误会。我觉得，就是为了让年轻人了解历史的真实，正确吸取历史教训，这本书也有再版的必要。

邓拓是坚定的革命者，也是文人书生。无情未必真豪杰，何况邓拓这样一个浪漫的诗人。他与丁一岚的感情，是伴着飞雪般洁白梨花花瓣的战地恋情，是一对红色才子佳人的结合，充满了大时代的味道。作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开拓者和毕生奋斗者，作为邓拓“山海风波定白头”的“青衫侣”，丁一岚也值得大书特书。丁一岚在本书前言中说：曾有一些人提出想为她写序，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可是她却答应了我在这本书里把她作为第二传主的要求。这说明在她心里，自己的一生是与邓拓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两位传主相得益彰，相辅相成。邓小虹也曾对我说：她一直想为母亲写传，但因工作忙没时间写。《邓拓和他的一家》代她完成了这个心愿。丁一岚和他们的子女，是邓拓人生旅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邓拓令人叹惋的早逝以后，是他们，将邓拓不朽的精神传承、延续了下来。因此，要全面地认识和了解邓拓，他的家庭是不可少的。

写这本传记时颇遇到点巧事：抗日战争时，我父亲在晋绥边区的中共八地委当干事，与晋察冀边区很接近。采访丁一岚老师时，她曾对我说，当年在一次代表晋察冀日报出席的会议上，她很有可能见过我的父亲。新中国成立时，我父亲给张稼夫当秘书，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的工作。而张稼夫先生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任社会科学研究所任中共地下党书记，正是邓拓代表中共法南区委与他单线联系的。邓拓被捕入狱，敌人严刑拷打逼他供出与张稼夫的关系，而他在酷刑面前坚贞不屈，保护了同志。后来中科院邀我父亲写《张稼夫传记》，父亲还从我写的这本书中得到了一些有关张稼夫的材料呢。两代人分别为当年的一对战友写传记，也是有点因缘巧合吧。

还有我的公公，正是1945年底在张家口进入邓拓领导下的晋察冀日报社，从此投身革命工作的。后来在邓壮送给我的《晋察冀日报史图像集》上，我找到了他的名字。

此次本书修订再版，也了却了我多年的一个心愿。初版时由于仓促，有一些排校上的小错误。丁一岚老师曾亲自校阅，提出修订意见，然而正当她约我见面详谈时，却猝然去世(对此，附录《与丁一岚老师最后的书缘》里有详细描述)，这是我莫大的遗憾。我一直想有机会，将丁一岚老师嘱托的校订完成。感谢中国物资出版社和编辑室主任于胭梅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此次修订，除改正排校错误外，还对一些内容进行了补充，并配以传主各个时期的一些珍贵历史照片。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岚、邓小虹、邓壮和袁鹰先生给了我不少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庞旸

2009年8月于城南西马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