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世纪，是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比拟的。同时，这又是对人类造成最严重破坏的一个世纪：规模最大的两次战争，储存着足以毁灭地球的武器；地球资源被无休止地掠夺，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可可西里狼》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个关于人类本身合理生存的命题。

杜光辉的这部长篇力作，描写一支解放军的测绘分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测绘任务，在那里和野生动物、和大自然、和人性中的善恶发生的悲怆、凄惋、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那些当年的军人在可可西里又发生着生命和鲜血、友情和利益的剧烈冲突。是一部故事新颖奇特、人物鲜活，具有现实认知意义的精彩小说。

杜光辉当年曾作为这支进入可可西里的解放军部队的一员，亲身经历了可可西里无人区那惊人动魄的一幕，以及他在青藏高原多年的汽车兵生活，为他创作这部小说积累了丰厚的又是独有的生活素材，写出了一个个抒情又扣人心弦的故事。这部小说的文字极富表现张力，勾勒出一幅幅雄浑苍莽的画面，真实地展示出苍凉、美丽却又危机四伏的可可西里。作品犀利地剖析着人的灵魂中的善与恶，人类的真情、友谊、道德，利益冲突中的背信弃义、残酷杀戮，发出一声声回肠荡气的呼唤，发人深省。

清晨，准确地说是早上八点钟，青藏高原冬日的白昼总是迟迟降临这个风雪世界，也躲在用马粪烧热的炕上享受温馨的幸福。所以，到了这个时辰天地间还残留着几缕夜的痕迹。青藏高原最大的古城西宁西川有个叫大堡子的地方，光秃秃的树林里有一群老鸹被惊飞，发出刺耳的聒叫。这片树林里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第九团的营房，汽车部队的营房自然包括车场。二营四连的车场就在众多的车场之中，车场是以连为单位被隔成一个一个的大方块。这个连队的五十四台车停放在正方形停车场的四个边，近百名驾驶员、副驾驶员列成方队竖在车场中央，站在方队最前列的是雷南起指导员。在这个方队旁边，还竖着一个三百多人组成的方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测绘大队青海支队的指战员。

风很凄厉，发出一阵一阵的啸叫，疯狂的北风羼杂着雪霰，向着满脸肃穆的军人们射去，击在他们的脸上身上，又滚落在地上，地上已经有了两寸厚的积雪。

此时此刻，我也竖在这个方队里。我的军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九团二营四连一班长，已经习惯了这种阵势的我都感到神经的紧张，更别说那些刚入伍一两年的新兵蛋子。我的前边站着雷南起指导员，我看不到他那张从来都不会出现笑容的红苕脸，只能看见他的大头帽上、皮大衣上的雪。连长缺职，他是我们连惟一的正连级首长。在我的身后，是一号战士王勇刚。我也无法看到他此时此刻什么表情，队列纪律不允许我扭头看他，但我能听见他吸溜鼻涕的声音。在王勇刚的后面，是二号战士李石柱，他身体不太强健，瘦弱，这几天感冒才好，我非常担心他能不能坚持完成这次任务。

在我们连方队的旁边，还站着一队藏民男人，和我们这些军人相比，他们更显彪悍，都是把左臂从皮袍子里露出。我曾问过藏民男人为什么不把左臂放进袍子里，不怕冷吗？他们说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显示雄性的威武和强悍。三十五六岁的仁丹才旺就站在这个队列的最前面，我眼睛的余光可以看到他。他是纯藏族血统，高颧骨、高鼻子、皮肤黝黑，并呈现长年被紫外线照射的赤红，像血从黝黑的皮肤里渗出。他是我们班的向导。

团长、政委很简短地作过战斗动员，团参谋长就向我们下达出发的命令。他是用标准的军人动作跑步向团长、政委请示过后，又用标准的向后转动作跑到我们的方队前边，我清晰地听见他的脚后跟靠拢时的脆响。参谋长的出发命令刚刚出口，早已待命在车场出口的团文艺宣传队用大喇叭小喇叭吹奏起《解放军进行曲》，二十几个女兵一扭一扭地跳起来。

我们以班为单位跑步回到本班的车辆跟前，司机跳上驾驶室，副司机摇动车柄。立刻，车场上爆发出一阵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军乐声、轰鸣声彻底打破了高原古城郊区清晨的静谧，使隆冬的早晨有了鲜活和生气，老鸹就是这样被惊飞的。与此同时，测绘兵们也跑步攀上汽车大厢。不到两分钟，车辆一辆挨着一辆地驶出车场。

由于人类从未进入过可可西里无人区，自然就无法知晓无人区的具体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可可西里无人区为什么没有人类生存？就是那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条件，或者说那里拒绝生命。所以，我们这次到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任务，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牺牲，对于我们这些青藏高原的汽车兵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名词。翻车、死人哪个连队一年不发生几起。用我们的行话说，你把这辆车从车场开出去，再把这辆车开回车场的就不一定是你了。但是，过去执行任务，我们都跑在青藏公路上，路况十分熟悉，哪里有急弯、哪里有冰坎、哪里有河沟、哪里有陡坡，我们十分清楚。这次是离开了青藏公路到人类从没有进入过的无人区，心里还是有许多猜测和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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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可可西里狼》这部小说书稿，杜光辉又一次给我以惊喜，相信这部书出版后，将会引起文坛的关注和读者的兴趣。

算起来，我与杜光辉相交竟有二十多年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几位作家去陕南重镇安康讲课。那是文学最狂热的年代，竟然有上千名痴迷文学的男女青年听课。讲完课，当我们返回到安康火车站时，一位二十多岁的铁路工人来送行，他虔诚地买了一兜橘子，让我们在路途上解渴。在站台等车时，一位同来讲课的作家说，在这一千多名听课者里面，将来有一个能成为作家就不错啦。未及我说话，一直站在我们背后的那位铁路工人搭话了：“那个作家就是我！”那位作家告诉我，他叫杜光辉，是大巴山里的一个小火车站的工人。这是迄今为止我和杜光辉惟一的一次见面。平心而论，当时的他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关注，但这样的自信和勇气，却令我振奋。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杜光辉的中篇小说《车帮》在陕西文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看到介绍他的文字，才把这位新星和十年前在安康火车站送行的那位大巴山小火车站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便不禁慨叹，他终于成了那个千分之一。随之，他的一系列中篇小说不断地引起反响。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选编的《陕西名家中篇小说精选》中，选入了陕西老、中、青三代共19位作家的作品，杜光辉名列其中。我在为这部书写的序言中特别提到此书选编的作品“是40年来最具有成就也最具有影响的作家的代表作，还有一批更年轻也更富于艺术创造活力的青年作家的代表作”。

杜光辉的小说构思奇特绝妙，气势磅礴，文笔冷峻，力求把握时空的高度，给人以心灵的关怀和生命的思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作品始终关注着人的灵魂的演绎，关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他艺术探索的历程中，不慕浮华，不被潮流挟裹，始终走着自己的创作路子，已经突显出独立的艺术个性。每次阅读他的作品，便情不自禁地想到安康火车站送别时他的那句豪言，一位有才气的作家终于出现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杜光辉携家带口去了海南。我没有惋惜是出于我对创作的理解。一个年轻而又敏锐的作家进入一方陌生之地，感受会更新鲜更强烈，况且沿海是中国经济最先活跃的地区，当代生活的矛盾和人的心理秩序的变化，更易捕捉。杜光辉令我颇感意外的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竟然流落在海南街头，陷入弹尽粮绝的地步。就在我甚为忧心之时，他给我来信了，说他找到了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的工作，结束了窘境。他仍然坚定地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他不会放弃文学的。其实，就在他流落街头一天只能吃上一碗面条的时候，也没有放弃文学。我自然可以想到杜光辉对文学执著追求的毅力。同时不能忘记的是，那时候，正是文学创作被商潮冲击得有点零落有点贬值的时期。

杜光辉又进入了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佳作连续面世，《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和许多报刊转载了他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普遍的影响。这些作品大多反映海南生活进程，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创作领域。

我在看完《哦，我的可可西里》后，意识到这部中篇小说触及到一个拷问人的灵魂的大问题，一部关涉人类命运的大题材，甚为钦佩。杜光辉曾在电话里告诉我，想把它再创作为一部长篇。现在，名为《可可西里狼》的长篇小说书稿就摆在我的书桌上。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世纪，是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比拟的。同时，这又是对人类造成最严重破坏的一个世纪：规模最大的两次战争，储存着足以毁灭地球的武器；地球资源被无休止地掠夺，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可可西里狼》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个关于人类本身合理生存的命题。

杜光辉的这部长篇力作，描写一支解放军的测绘分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测绘任务，在那里和野生动物、大自然发生的悲怆、凄婉、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那些当年的军人在可可西里又发生着生命和鲜血、友情和利益的剧烈冲突。这是一部故事新颖奇特、人物鲜活，具有现实认知意义的精彩小说。

杜光辉当年曾作为解放军部队的一员，亲身经历了可可西里无人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同时，他在青藏高原多年的汽车兵生活，为他积累了丰厚而独特的生活素材。这部小说的文字极富表现张力，勾勒出一幅幅雄浑苍莽的画面，真实地展示出苍凉、美丽却又危机四伏的可可西里。作品犀利地剖析着人灵魂中的善与恶，人类的真情、友谊、道德，利益冲突中的背信弃义、残酷杀戮，发出一声声荡气回肠的呼唤，发人深省。

有评论家说，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是新世纪中国文坛出现的精彩小说之一。我也毫不夸张地说，《可可西里狼》当是近年出现的长篇力作之一。

三十年前，我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第九团的一个班长。我的兄弟连队奉命配属总参测绘大队进入可可西里。也许，我们不是首次进入可可西里的人类。但可以肯定我们是首批进入可可西里，又能活着出来的人类。

我和我的战友将一生中最精彩的年华留在了青藏高原，将青春的热血、生命留在了可可西里。复员之后，为了生计我不得不颠沛流离，闯荡江湖。但情感中一直铭刻着青藏高原无边无垠的冰天雪地；铭刻着数以万计的藏羚羊、野牦牛、黄羊、野马、野驴、哈熊、鹫雕、恶狼、小鸟；铭刻着善良的野生动物陪伴我们这些青春的生命，度过了远离人类的难忍难熬的空寂；铭刻着可可西里那足以涤荡灵魂的雄莽和空旷；铭刻着生命贴着生命、热血溶着热血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也铭刻着面对大自然、面对野生动物，人类间的善与恶、至爱与敌视、保护与索取的激烈搏斗。三十年里，越来越发达的科学技术不断地向我们提供来自可可西里的消息：无节制的挖矿植被被破坏、偷猎者残杀野生动物，驶出可可西里的车队载有数以万计的野生动物皮张。我的眼前时常幻化出一颗颗罪恶的子弹射向濒临死绝的藏羚羊、野牦牛、黄羊、野马、哈熊、雪豹。它们成群成批地倒在雪地上，在哀号、在呻吟、在绝望、在乞求；我的眼前时常幻化出一张张铁锹、一台台挖掘机，在黄灿灿金子的驱使下，大块大块地剥开了碧绿的草原，留下了沙漠、沙坑，使沙暴频频肆虐；我的眼前时常幻化出一双双贪婪的眼睛，盯着一沓沓用野生动物的皮张、用草原的植被、用人类不可饶恕的罪恶换来的美元、英镑、港币、人民币；我的眼前还幻化出一张张年老的、年轻的、男人的、女人的嘴和牙齿在饕餮用野生动物煎炸炒熬成的美味佳肴。于是，我的心被一刀一刀地割，被一次一次地坠入油锅煎炸。我在无法忍受的痛苦中对人性中的丑恶产生了绝望，甚至对我们人类中的另一类人产生了绝望。我在拷问我们人类中的丑恶，拷问我们人性中的丑恶。人之初，性究竟是善是恶，还是恶善兼有?人类如果不能抑恶扬善，即使科学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都不能说社会获得了真正的进步。

二十多年前，当我刚刚走向文坛的时候，就决心把我和战友在青藏高原的故事写出来，尽管那时候我急于成名。但是，我更清醒地知道，当年和我一同进入可可西里的战友中，后来成为作家的或许只有我一个。这宝贵的生活素材只有我独享。这些生活素材一旦转化为创作素材，就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创作素材一旦成为作品，就具有了公众化、社会化，甚至历史化。我必须对我和我的战友负责，对那段血和生命的岁月负责，对可可西里负责。不能在创作功力、认识的前瞻性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就匆忙动笔。或许，靠这得天独厚的素材可以获得一时的成功。但会给自己、给文坛，甚至给人类留下无法挽回的缺憾。于是，我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在观察、在思考、在构思、在积蓄力量，终于有了中篇小说《哦，我的可可西里》，有了这部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

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都是虚构的。在这部小说出版前，我在西安和当年的首长、战友相聚，得到他们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更增添了我出版这部小说的决心。

感谢上苍对我的关爱，让我的人生遭遇了可可西里，遭遇了青藏高原。可可西里和青藏高原给了我丰厚的馈赠，《可可西里狼》就是其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