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步青院士是我国近代数学的奠基者之一,专长微分几何;又是一位教育家,对我国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桃李满天下;还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社会活动家,积极参政议政,关心统战工作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他业余兴趣广泛,酷爱文学,古文功底尤为深厚,创作大量诗作,表达丰富的感情世界。
王增藩先生长期担任苏步青院士的秘书,一直用心收集和积累大量的有关资料和珍贵的历史照片。本书材料殷实,文笔通顺,可读性强,在多个方面展现了苏步青院士的光辉业绩和风采,是一本颇具特色的传记作品,尤为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
这是一套大科学家为青少年写的书。这些大科学家走过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他们用平实而睿智的文字,讲述了自己一生求学、科研和做人的故事。从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奋斗的历程,几十年来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以及科学家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
倒数第一名
不能看到大街上各种有趣的事,着实使我苦恼了一阵子。但是,没过多久,我又对学校烧水的老虎灶发生了兴趣。奇怪,哪来那样一口大锅,可以烧那么多开水。有一次,我想出一个新鲜的花招,拿只鸡蛋凿了个洞,丢进大锅里,看着蛋清蛋黄流出来,在气泡连串、不停翻滚的开水里凝成蛋花,真好玩啊!烧水师傅看到我在那儿看烧开水,便过来想问个究竟。毕竟自知做了坏事,我连忙撒腿就跑。烧水师傅一看整锅开水都变浑了,追着抓住我,狠狠地把我推倒在地,教训了我一顿,自那以后我就再不敢胡来了。
学习不用心,哪来好成绩?那学期,我得了“背榜”,也就是全班最后一名。我们当时的学校,每学期考试成绩都张榜公布,最后一名像把前面所有的人都背在背上,故称“背榜”。这么差的成绩拿回家去,父母连声叹气,一点也无办法。第二学期,我的学习还是没有长进,又得了“背榜”。第三学期,“背榜”依然与我结伴。老师把我父亲叫到学校,说我读不好书,还是让我学种田吧,一年还能省下两担米。
可是,父亲对我寄托太大的期望,而且相信管教得好,儿子一定会学好的。正好离我家15里的镇上新办了一所小学,学校离家较近,教师又讲闽南话,父亲就把我转学到这所小学。可对我来说,小时候养成的脾气,一时还是难改。我仍然不爱读书,四处乱逛。这种生性,当然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的赞赏了。
有一件事,至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被教国文的谢先生叫去谈话。老师指着手里的一篇作文问我:“这篇作文是你做的?”我拿过作文一看,脱口作出肯定的回答。谢先生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你是怎么做的?”我听后感到莫名其妙。要知道,我小时候阅读了许多优秀的古典名著,有些篇章我还能背诵出来。作文的笔法不少是仿照名著的。我面对谢先生说:“就这么做的,怎么想就怎么写。”这下可惹火了老师,他气呼呼地拿起笔,顺手批了个“毛”字(差的意思)。然后丢给我一句很难听的话:“走吧,抄来的文章再好,也只能骗自己而已,想骗我?你还能做出这样的文章?哼!”听了这番话,犹如当头一棒。谢先生平时对家境阔绰的学生格外垂青,而对寒酸又倔犟的我,却表现出极不信任。
学国文的兴趣,一下子降到了零点,上国文课也成了我最反感的事,我还常常把头扭到一边,以示抗议。
正在此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五年级下学期,小学里新来了一位教师,名叫陈玉峰,50多岁,身材矮小,脸又黄又瘦。第一堂地理课,他在黑板上挂出一幅世界地图,向学生介绍七大洲,四大洋,名山大川,还有英、法、美等国的地理位置。我每一次在课堂上周游世界,兴奋得眼睛都不眨一下。
宇宙之神妙,世界之大观,远胜过小镇上的街景和老虎灶的鸡蛋花,我迷上了地理课,也特别喜欢陈玉峰老师。有一次国文课我逃课,被陈老师发觉了,他问我为什么不上国文课,我振振有词地回答:“谢老师看不起我。”
“看不起?看不起你,你就不读书?这样到什么时候才会被人看得起呢?”我很委屈地把上次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陈老师,还说:“不信我把那篇古文背给你听,我的作文,就是学习这篇古文笔法写的。”陈老师并不想搞清楚文章是不是抄同学的,他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父母送你到学校来干什么?”我说学习。他又问我向谁学?我说向老师学。“你不去上课,怎么向老师学?”接着他又开导我说:“父亲从家里挑米来交学费,你年年背榜,怎么对得起省吃俭用的父母?”话音刚落,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扑簌簌落下来了。陈老师还继续说:“别人看不起你,就因为你是背榜生。假如你不是背榜生呢?假如你考第一呢?谁会小看你?”他又给我讲了一个牛顿小时候的故事: 牛顿也长在农村,到城里读书,成绩不好,同学们都欺侮他。有一次,一个同学无故打他,牛顿疼得蹲在地上,其他同学都哈哈大笑。那个同学成绩比他好,身体比他棒,平时牛顿不敢惹他,这次却忍无可忍,跳起来还击,把那个同学逼到墙角。那同学见牛顿如此勇猛,害怕了,只好认输。从这件事上,牛顿想到了一个道理,只要有骨气,肯拼搏,就能取胜。从此他努力学习,不久成绩就跃居全班第一,后来他成了闻名世界的科学家。
我听完陈老师讲的故事,心里非常激动,奋发向上的信心一下子增强了许多。我想通了,作文是我写的,老师怎么看是老师的事,和他闹别扭反而影响自己的学习,实在不合算。现在,陈老师又介绍我认识一位朋友—一牛顿,我感到自己仿佛与少年牛顿站在同一个位置上,我有了学习的榜样。
后来,我的作业本上,“优”越来越多。平时我还帮父亲算账、帮村里人看信写信,再加上三学期都考了“头榜”,再也没人看不起我了。这一切使我对陈老师更加崇敬,他的一席话,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1931年,我在日本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后回乡探亲。小山沟里出了大博士,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我一眼看出,站在远处头发花白的是陈玉峰老师。我叫着恩师的名字,恭恭敬敬地把他请到上座。陈老师对着周围的人说:“有这样的学生,也算不枉度此一生。”我连忙接着说:“没恩师当年教诲,学生不敢奢望有今日。”临走时,我特地雇了一乘轿子,请陈老师上轿,自己跟在后面,步行30里地,把老师送回家去。
难忘的恩师
1914年夏天,地处温州的浙江省第十中学(现为温州市第一中学1校门外,围了一大群人。人们挤来挤去,争看张贴在墙上的红榜。“省十中”是浙东南的最高学府,声誉不凡,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在社会上不愁谋不到一个职业。更重要的是,“省十中”有个惯例,考进该校的第一名学生,在校四年的学费、膳费、杂费全免。因此该校公布录取名单在温州算得上是一件大事。
发榜那天,我早早来到校门外,看自己是否被录取。挤在后面的人看不清录取名单,不停地发问:“第一名是谁?”当我听到第一名的名字是我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这下子我可以昂首挺胸地告慰父母了。
获得头榜,我的一举一动都引起老师、同学的极大关注。上国文课时,老师第一个就点我的名。他看我身材瘦小,而且全班最矮,穿着一件像袍子样的上衣,似乎不相信第一名就这般模样。“你就是苏步青?”我心里扑扑直跳,又是国文课,真怕再碰上一个谢老师,便轻声地回答:“我是苏步青。”
为了考查大家的作文水平,老师当场命题:《读〈曹刿论战〉》。两堂课内,我手不停地写满三页蝇头小楷,交给老师带回去。
第二天,老师把我领到自己宿舍,问我喜欢不喜欢《左传》,我一听忙说,这是我熟读并能背诵某些篇目的名著,当然喜欢哕!老师让我背一遍《子产不毁乡校》,我背得果然一字不差。老师高兴地赞叹:“好,好,难怪你的文章很有《左传》笔法。”接着老师又问我读过哪些诗文,喜欢哪些。我都一一答出,并说明缘由。老师听我这么一说,更加满意,最后把画满圈圈点点、批了“佳句”、“精彩”的作文还给我,还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好好用功,将来可当文学家。”
教历史的老师也很喜欢我。每回考试,那些“战国四公子是谁?”“汉武帝征服匈奴的主要将领是谁?”“晋国的董狐为什么名垂青史?”之类的问题,常常搞得同学们头昏脑涨,考后还争论不休。但是,这些问题我却认为太简单,三下两下就答完卷。有一回,老师问:“秦王朝灭亡原因何在?”有的学生只回答一两点,有的答不出来。由于我读过西汉贾谊作的《过秦论》,文中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我便全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还把《过秦论》从头到尾背了一遍。教室里议论纷纷,有的同学表示佩服,有的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好出风头,靠的是死记硬背。
我觉得学古文,应该熟背一些重要的篇目,至于出风头,我倒没有这种想法,随他们去说吧。这事倒使历史老师兴奋了一阵子,他有意培养一位未来的史学家,还把书柜里一长排《资治通鉴》借给我。读着这部上至战国、下至五代十国共1300多年的浩瀚历史,我很快入了迷,产生了博古通今、当历史学家的憧憬。
在人生征途中,布满了十字路口、交叉路口,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曲折的,至于这条曲线究竟怎么画,却来自许许多多个偶然。某一天,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瞬间的思想火花,随时都可能构成微妙的点,而这些点,连成了人生的路线。
那是中学二年级的时候,省十中来了一位教数学的老师。这位老师名叫杨霁朝,刚从东京留学归来。他和大家一样,穿一身白竹布长衫,白皙的脸显得消瘦,但隐约透出一种和别人不同的气质。他满腔热血,一身热情。第一堂课,老师没有马上讲数学题。“当今世界,弱肉强食。列强依仗船坚炮利,对我豆剖瓜分,肆意凌辱。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之危迫在眉睫!”他一口气讲到这里,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感受到救亡图存的责任。接着杨老师把话引入正题:“要救国,就要振兴科学;发展实业,就要学好数学。”这堂课使我彻夜难眠,终生难忘。
我想,过去陈玉峰老师教我好好读书,报答父母的培育之情,国文老师要我当文学家,历史老师要我当史学家,都没有跳出个人出息的小圈子。而今杨霁朝老师的数学课,却让我把个人的志向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我动心了,也仿佛感觉到自己懂事了一些。
以前,我并没有对数学产生多大的兴趣,尽管前两年的数学成绩也总是全班第一。我觉得文学、历史才有浩瀚的知识可学,而数学不免显得简单乏味。但是杨霁朝老师的数学课却能吸引住我。那些枯燥乏味的数学公式、定理一经他讲解就变活了,那一步步的推理、演算、论证,就像一级级台阶,通往高深、奇妙的境界。杨老师还带领我们测量山高、计算田亩、设计房屋,这些生动活泼的形式在学生中间产生了极大反响。我在这些活动中干得最起劲。杨老师出了许多趣味数学题让我们竞赛,每次我都取得好名次。
课本里的习题远远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不断讨习题做,引起杨老师的格外关注。有一回杨霁朝老师将一本日本杂志上的数学题拿给我做。有几道题确实很难,我一时不知如何下手。严冬的深夜,空荡荡的教室像冰窖一样,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发犟脾气,不得出答案,决不回宿舍。眼前的数学题,像一块生硬的馒头,咬不动,啃不下。苦思冥想,一团乱麻的思路突然被解开,我兴奋得两颊通红,脑神经不停地跳着。就这样,不知不觉我被引人了数学王国的大门。
三年级时,学校调来一位新校长,名叫洪彦远,他原是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的毕业生,已经40多岁了。到任后不久,他随处都听到我的名字,所以特地调我的作文和数学练习查看。洪校长在日本师范接受过先进的教育思想,很有眼光,特别看重有才能的学生,我就是这样被看中的。当杨霁朝老师调任物理课后,洪校长就到我们班教几何课。有一次证明“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这条定理,我用了24种大同小异的解法,演算了这道题。洪校长大为得意,把它作为学校教育的突出成果,送到省教育展览会上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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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为年轻朋友写一点故事。我心想,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我今年已95岁了,能说点亲身经历和感受,对他们今后的健康成长也许会有帮助,于是便同意了。但是自己从事基础数学教育和研究,相对于生物学家、地质学家,要写出生动有趣、能吸引小读者的故事,难度是相当大的。因此,我选择另一种思路,以我跨越9个虎年的经历,更多地从如何做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角度来撰述,不知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
很多人一提起科学家的辉煌成就,便以为他们小时候一定是神童,但我是不相信的。无数事实表明,那些很有名气、贡献卓著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取得成就并不是有什么天才,而主要靠从小勤奋学习和艰苦实践。我读小学时,爰耍贪玩,在班里32人中,考试勉强及格,成绩倒数第一名。后来,在老师的耐心教育下,才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从此认真学习,从倒数第一名变为全班第一名,以后在整个求学期间一直保持第一名。可见,一时学不好,总有原因,只要正视现实,积极找出原因,并努力去克服困难,就能使自己不断进步。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感想是,在获得成功时,应戒骄戒躁。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科学具有认识的真理性、实践性和无限性的特征。所以,不论做什么事,都必须老实、谦虚,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骄傲。在学习外语方面,由于留学日本,我熟练地掌握了日语;又学了英语,也达到应用自如的程度。但我并不满足。为了使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发表到世界上许多国家,我不断地学习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以至于我出国访问,既是团长,又是秘书和翻译。为了研究需要,我在50多岁时,又学了俄语。我常记住牛顿临终时的一句话:“我自己只觉得好像是在海滨拾贝壳的一个孩子,真理的大海我还没有发现。”牛顿在年轻时代,就对数学、物理学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数学的微积分是由他完成的,牛顿三大定律现在还在用。但他从不骄傲,从不停止学习。牛顿都这么谦虚,我们取得一些成绩,有什么理由骄傲呢?
第三点感想是,在遇到挫折时,要坚定信念。在我的人生征途中,经历过无数风雨考验:出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后,要不要回国执教?抗日战争爆发,去不去日本应聘?建国前夕,随不随国民党逃往台湾?“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是不是丧失信心?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在科学研究中,我以马克思的教导为指南,坚定不移地去攻克一个个难关。回顾一生,我从对共产党知之不多、疑信参半到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无数事实使我明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挽救中国、发展中国。因而我决心一辈子跟随共产党走,努力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能在遭受挫折时不气馁、勇往直前的原因。
“为学应须毕生力,攀高贵在少年时。”我们国家为青少年朋友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这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流汗换来的,一定要十分珍惜。愿青少年朋友健康成长,茁壮成才。
苏步青
1997.12.
1997年9月20日,复旦大学和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为我执教70周年举行隆重的庆祝会,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家教委党组书记陈至立、主任朱开轩向我赠送祝贺花篮。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等同志致贺词,共同向我表示祝贺,我的心情万分激动,这也是为我95岁诞辰举行的祝寿。我衷心地表示感谢!
在庆贺会上,同志们讲了许多鼓励的话。我深深地感到,自己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我时时记住党的恩情,记住人民对我的厚爱。几十年来,在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我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并取得一些科研成果,这是最使我宽慰的。我年纪大了,精力不济,但我还要尽自己的余力,关心教育、科技的发展,关心国家的改革和建设。借此书的出版,向所有关心我的青少年朋友、同志们说一声:我深深地感谢你们!
我的秘书王增藩同志与我在一起工作18年,这次协助我整理书稿。承担了大量工作。我的一生中还有许多事没能写进书中,只好留待以后增补。
苏步青
199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