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立思，德国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曾在《泰坦尼克号》杂志做过编辑，是著名德文博客网站“ZIA”和“巨型机器”的创立人之一。1990年出版《根舍人》，1994年出版《红色的仙鹤》(同格瑞斯和子泼合著)。1998年出版的德国前外长费舍尔的长篇传记《我们是疯子》曾在德国政界和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2009年的新书《来自中国的信(Bliefe yon Dlueben)》，在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中倍受欢迎，一面世就成为德语国家中国题材书籍的畅销书。

本书是他的游记作品集，收录了包括“老外的沼泽地”；“《碟中谍4》”；“保时捷菩萨”；“爱的军队”；“相扑小姐”；“德中购物游”；“官僚木乃伊”等二十一篇文章。

现代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为你讲述一个德国人眼中的中国。由多家西方媒体鼎力推荐。

本书是德国专栏作家柯立思的游记作品集，收录了包括“老外的沼泽地”；“《碟中谍4》”；“保时捷菩萨”；“爱的军队”；“相扑小姐”；“德中购物游”；“官僚木乃伊”等二十一篇文章。

前言

第一章 老外的沼泽地

第二章 《碟中谍4》

第三章 保时捷菩萨

第四章 爱的军队

第五章 相扑小姐

第六章 德中购物游

第七章 官僚木乃伊

第八章 大坝上的轻骑

第九章 恐怖!恐怖!

第十章 在万州的安静日子

第十一章 在地狱里的日子

第十二章 站立迪斯科3000

第十三章 四川好人

第十四章 霸子和杜甫

第十五章 从毛到道

第十六章 第一次看见牦牛

第十七章 西部荒地

第十八章 非法入境者

第十九章 拉萨七日

第二十章 因为它就在那儿——珠穆朗玛峰

第二十一章 毛的大胡子

在上海旅途还没开始就有要夭折的趋势。一个会说唱的教授、一个美国的动物保护分子、一个德匈籍的建筑师、穿迷你裙的女孩儿还有德国的总统都想方设法不让我们的主人公上路。不过最后他还是成功地离开了这座城市。

建筑师彼得是我的一个熟人，他曾在柏林、布达佩斯、巴黎、纽约和至少十个其他什么城市住过，到了上海就呆了下来，“因为，”他是这么解释的，“在21世纪初只能在中国生活。”他邀请我住在他正在改建的一栋房子里。我见过这栋房子，一年前来上海时彼得就给我展示过。当时房子里还是一片工地，里面只有几个架子。房子的主人是彼得的朋友富莱德，上次来的时候我也见过。我不太清楚富菜德是做什么的，但是我隐约感觉到富莱德很有可能把全欧洲的牛奶都卖给了中国人，结果德国的牛奶一下就涨价了。彼得说富莱德最近在出差，而且他不反对我在他的家里小住几天。

火车一分不差准时开进了上海火车站。这可是1200公里长的距离啊，德国铁路真应该好好学学。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城西南方向的原法租界，富莱德的家在离那儿不远的一条小巷里。小巷里面种了一排小椰树，有的人家门口还有鹦鹉站岗，如果说这里是在法国南部的某个地方估计也会有人相信。

彼得迅速而干巴巴地欢迎我的到来，本来要的就是这个范儿，然后他得意地带着我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儿。装修还没有彻底完工，但是快了。房子看上去十分漂亮。柚木地板是从被拆了的老庙里淘来的，每个卫生间的内壁都嵌满了来自意大利的碧沙牌马赛克，天井用大块玻璃围起来，里面茂密的竹子从地面一直长到楼顶的阳台。最令人惊叹的是曲折错落的楼梯设计，看上去像是荷兰籍的错视设计大师艾雪(M.C.Escher)的作品。彼得向我解释说，“楼梯前后修了三次才到位。”我称赞道：“所以现在才这么完美。”——“说得太对了。北京的鸟巢、雷姆库哈斯(Rem Kohlhass)的央视大楼，还有那个法国人在天安门旁边建的大剧院算什么呀。设计都还行，施工就太差了。在中国也就只有一座建筑能拿得出去，那就是这儿啦。”我忘了说了，彼得有些狂妄，但是也只有狂妄才能在这个地方做出点儿事情来。

第二天一早我被邻居家里练习音阶的钢琴声给叫醒了。小巷里非常安静，所以琴声听得很清楚。如此的安静在一个中国的大都市里实在罕见，一开始我都不相信我是在中国了。富莱德的冰箱里可惜也非常不中国：都是德国产品，一瓶“酷纳牌不辣辣椒”和一瓶“红菜根”。没有一样是我爱吃的早餐。

我决定去香啡缤咖啡馆。到的时候里面已经坐满了老外。“老外”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总称，字面意思应该是“外国来的老家伙”。我的中文教材里说这个词有表示尊重的含义，但我不是很确切是不是真的。我环视了一下四周。一个穿方格子衬衫加短裤的美国人站在门口的过道上正对着手机说他的位置，“对，在香啡缤。就是像星巴克那样的一个咖啡连锁店。”他一边说一边用另一只手不停地抓提他的裤裆。很奇怪的是中国男人很少有这个习惯动作。他们更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胡噜他们光着的肚子、抠脚丫子或是剔牙什么的，但是从来不去抓裤裆。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科学家们有空儿的话可以来研究一下。

其实在香啡缤用早餐我心里有点儿不安。我觉得要做一次中国式的旅行应该从吃中国早餐开始，可是我对此还不太适应。虽然我吃东西没什么忌口的，可中国的早餐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首先是一碗没什么味道的粥，一根油乎乎的像香肠一样的油条，配菜不是腌制的咸菜丝儿，一坨黑咕隆咚的咸疙瘩，就是其他一些不好消化的小菜，最后还有一个硬邦邦的茶叶蛋。没有咖啡，通常连茶也没有，可以喝的只是甜豆浆，而且还不热。

我的第一堂真正的中国课是在一份金枪鱼三明治和一杯热牛奶咖啡下肚后才开始的——具体地说是在富莱德的房子里。我回去时房子里已经来了不少中国工人，彼得手里拿着水平仪和尺子很激动地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刚送来的一楼花园门，”彼得看到我之后大声地说，“真他妈的狗屁。锁的位置没有装对，门侧的插销忘了带来，铁皮焊得也太粗制滥造了。”二楼阳台的铸铁栏杆也有问题，不仅太小，而且是歪的，装上以后晃来晃去。“这些你们都得统统拿回去，”彼得说，他的中国朋友泽普帮着给翻成中文。工人们认为栏杆还能修修，可以先在这儿拧拧然后在那儿再磨磨。“改改不就得了。差不多能用。”“差不多”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词，它代表了一种世界观：不要说过分的完美主义对中国人来说是种折磨，完美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仔细想来这种生活哲学其实很讨人喜欢，中国人没准儿也因此看上去比较轻松自在。可德国人无论如何也受不了这个没完没了的“差不多”，哪怕是对只有一半是德国人另一半是匈牙利人的彼得也不例外。“什么差不多。你们都拿回去。”工头和手下们二话没说，就动手把栏杆从阳台上搬了下来然后在花园的地上把焊缝焊开。花园门也被拆了下来装了车。他们一直到走的时候都没有表示任何不满，这让我很吃惊。他们过去至少两天的活儿都白干了，可谁也没拉下脸来抱怨或者反抗。真可恶，我怎么就不能像他们那样经得起折腾呢。

我准备试着向他们学习，也大大咧咧一下。其实我本想一到上海就去打听如何往下一站走的，但是现在我改主意啦：没必要立刻就出发嘛。况且彼得今晚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晚会，他的一个熟人要在晚会上推介她的一本新书，他说我务必要参加。彼得的观点是：“你不是也写书吗。”说得也对。活动地点是在外滩的米式餐厅(M on the Bund)。外滩是指位于上海浦西的一条远近闻名的临江大道，而米式餐厅则是上海的大富和中富们扎堆儿的地方。我一直都想去见识一下米式餐厅，同时也想知道餐厅名字中的大写英文字母M到底是什么意思。

去餐厅前我先沿着外滩溜达了一会儿。中文里这条路不叫外滩而叫中山路，也就是以孙中山命名的马路。外滩的称呼来自19世纪，当时上海的大部分地区被外国人强占，所以外滩上的五十几座老建筑也是当时这些外国人建的。大部分的楼集中建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之间，导游书中还经常把那一时期的上海比作“东方的巴黎”，“西边的纽约”，或是“世界大都会”。当时在外滩不仅有跨国银行的分行还有领事馆、报社、酒店。整个建筑群的中心是由英国建筑师设计1923年建成的汇丰银行大楼，它曾经是世界上第二高的银行大楼。后来上海市政府在这里办过公，1997年以后才有另外一家银行搬了进来。走进铺满大理石的宽敞大堂我禁不住想问火车在哪儿，实在是太宏伟了，看上去不像是个银行，更像是一座火车站。

米式餐厅所在的大楼看上去没有老汇丰银行大楼那么壮观，餐厅占据了顶层的六楼和七楼。原来的主人是一家来自日本的船运代理公司，他们好像没有那么多钱去置办一屋子大理石。虽是这么说但吧台还是挺像模像样的，餐厅里最漂亮的地方是它宽大的窗户和楼顶的露台。站在露台上可以把黄浦江和外滩尽收眼底。我一走进门就被吓了一跳。门口支着一张海报，上面是一只小哈巴狗，瞪着可怜巴巴的圆眼睛看着我。小狗的下面写着：“和动物分享你的爱心和家园。”我原来是跑到一个动物保护组织的晚会上来了。彼得可没和我说清楚。

我对动物没什么意见，只要它们不咬我或者不在我的脚前面拉屎撒尿。对动物保护组织里的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通常我不会去他们的晚会。转念一想，那又怎么样呢，在中国我不是一直在做我在德国的时候根本连想都不去想的事情吗。没关系的，反正这里也没人认识我，连我的名字也变了样。彼得把我介绍给卡罗琳，“这位是Chris，他准备从上海开始横跨全中国。”——“哎呀，你这个可怜的家伙……”她的声音尖利、拿腔拿调，好像我是他们家的宠物或者小孩儿。卡罗琳身材瘦小，一头红发，她是这个动物保护组织的发起人兼负责人。如果她是一只动物的话，她应该是一头小白鼬，就是那种向外眦着两颗大门牙的啮齿动物。我曾经很长时间害怕这种小动物，纯粹是因为它们好像永远也吃不饱。今晚要推介的书就是卡罗琳写的。她光着脚穿一件黑色的鸡尾酒裙坐在小舞台上，旁边竖着一张图板，上面贴了三十来张明信片大小的她的照片。在书里她写到她的白发如何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多，对，就是在她那小狗发型上，此外还讲了她在亚洲长达26年的生活以及如何在中国找不到好的染发剂和如何遇到她的第一位希腊情人。

观众们听得很入迷。大概有四分之三是欧美妇女，年龄体重各异，大部分也是这个动物保护“邪教”组织的成员。她们的眼神中放出对卡罗琳的无比崇敬之光。人群中也夹杂了一些中国女子，但大多是香蕉类，不是在美国长大的，就是和外国人联姻的。人数最少的群体是中国男人，大概是因为大部分中国男人和动物之间更明显的关系是美食关系吧。卡罗琳的组织说他们就连当地的兽医也不敢相信。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也被他们隔在保护墙之外。桌上放了一本采访过卡罗琳的妇女杂志，在采访中她对北京政府把没有登记的狗抓起来并杀掉一事表示了无比愤慨：“这样的事情在上海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警察要想碰我们的动物得先把我们杀了才行。”在台上，卡罗琳以同样的激情正在讲述她如何把她的老公搞到手：“第一个晚上我就和他上床了。”听众中有人即兴地鼓起了掌。过了好一会儿，读书会在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大猩猩般的尖叫中结束，原来是卡罗琳忽然发现了坐在角落里的一位好友。也许她还不能算是一只白鼬，更合适的应该是一头灵长类动物。餐厅里慢慢地进来了不少男士，喝酒的时间到了。他们用食指相互指着对方，以此问候。其中一个半秃头看上去营养不错的中年男子叫麦修。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把名字贴在了他穿的印有“上海”字样的T恤衫上。“嗨，”他向我问好，“我是麦修，会说唱的教授。”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但我必须说，在听完动物保护的报告后我很高兴能换个话题。“是吗，什么意思？”我很感兴趣。“我教中国入学英语，用说唱的方式。”——“具体一点儿？”——“大概是这样：耶耶！/我是说唱教授/这么做/教你唱歌和诗歌/还把说唱带给你……”这时麦修的歌声被打断。一个穿红色晚礼服的女士宣布抽奖结果：艾迪特小姐获得泰亭哲牌动物保护香槟酒一瓶，玛丽女士赢得了在动物园，对不起，在君悦大饭店住宿一晚的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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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主意是那个运垃圾的替我想出来的。我每天经过小区大院儿时他都十分警惕地打量我然后大嗓门儿地质问一句：“你在中国是干什么的？”具体地说，他每天不只问一次。在北京收垃圾可不是开着大卡车一天来一次，而是由每个垃圾工骑着比自行车大不了多少的改装成小垃圾斗的三轮车一车一车来运的，所以他一早到晚都在院儿里。开始的时候他用中文问我，过了没几个星期却忽然改口用英语来问了。他一定是为了我而特意去学了英语，因为我在他的眼里是个不解之谜。他一定是发现了我好像从来不去上班，也没有在固定的时间出发去什么地方。这让他很困惑，由此他见天儿来烦我。

问题其实是：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在中国干什么。两年前我的中国太太也不能完全说是连拉带扯地把家从新加坡搬到北京时，我就想好了，我愿意生活在中国人中间，我愿意学中文，我想知道关于中国的一切，对，就这么定了。然后我还想把自己也变成一个中国人，至少有那么一点儿也行。这么想的原因有好几条，我也是过了好一阵子才敢于承认的。第一点很简单，我想能更好地理解我的太太，第二点是我一直想暗地里把我容易紧张的毛病给改掉，学习像个中国人那么酷。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坚信未来是属于中国的，不管是在经济上，在科技上的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我其实就是想和赢家站在一起。

可惜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计划赶不上变化。在北京不仅住着不少中国人，还有挺大的一群外国人。他们喜欢用很体面的英文词“expats(外派人员)”来称呼自己，这样就没人能把他们和那些在他们自己国家里的外籍打工仔混为一谈了。但实际上他们和那些打工仔没什么区别，当然从伦敦、巴黎或者慕尼黑之类地方逃出来的经济难民就另当别论了。钱就是不多也能在中国活得很滋润。中文学不学都没关系，连中国饭吃不吃也都无所谓。在北京不仅有比利时餐馆、意大利比萨饼店、西班牙小吃店，还有德国肉店和德国面包房，后者连名字干脆就是德语的“Der Baecker(面包师)”一词。一不留神就会陷到这个圈子里出不来了。

我就是没有太注意。不是今天去参加柏林某某装置艺术家的展览开幕式，就是明天去光顾欧共体各国的大小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有时候我特意穿上裁缝定做的晚礼服在正式的舞会上跳交谊舞，有时也去逛逛小俱乐部听听纽约来的老牌朋克乐队。我通常用德语或英语交谈，结果把刚来北京时吭哧吭哧学会的那几句中文都给忘得差不多了。我好像是生活在柏林或者法兰克福，唯一的区别是日子过得比真的生活在那里要好多了。我一开始给自己制定的那些目标被完全抛到了脑后。

要不是那个运垃圾的天天来烦我，我还真就想不起来我的宏伟大志了。开始的时候我还试着咧咧嘴给他挤个笑脸，后来我就干脆躲着他。但是他总能晃到我的面前来，而且一次问得比一次急切：“你说啊，你到底是干什么的？”终于一天我有了主意。如果我一个人能横穿中国一次，最好是去那些没有多少外国人去的地方，这样我不仅能真正地认识中国，还能强迫自己说中文。等我回来后，我就能痛快地用中文和这个运垃圾的说“你真是一个讨厌鬼”。两天后我彻底下定了决心。临走之前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家伙，我冲他大喊了一声“再见！”他看上去很是吃惊。“再见”是我会说的少得可怜的几个中文词之一。

现在我坐在由北京开往上海的崭新的子弹头火车里，在心里琢磨着我的旅行计划：我要在三个月内走完318国道的全程。318国道有时也被称为中国的风骨，大概是说它像是中国的脊梁吧。这个比喻很恰当，因为这条国道确实把这个泱泱大国连在了一起。它是中国境内所有东西方向的公路中最长的一条，全长5386公里。也可以说318就是中国的66号公路，但是比起大名鼎鼎的美国66号公路它却长了不止1000公里。318国道东起上海，首先沿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一路向西，然后穿过四川的盆地和竹林，最后爬到5000米高的青藏高原上。318国道的后半段就是令人生畏的川藏公路，在那里有些地方盘山路比平直的公路还长。从西藏首府拉萨开始318国道又叫做中尼友好公路，公路快到头之前会经过珠穆朗玛峰，终点站是在中尼边境上的樟木。没有任何一条大道比318国道更具有中国特色。

为了保证这次旅程是一次真正的中国式旅行，我决定一个人去，而且只坐普通的长途汽车。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又掉进外国人的圈子里。当然我心里有些七上八下。到目前为止我在中国还没有自己一个人去过哪儿，我的太太总是在我的身边。一直都是她买票、问路、点菜。我在这里可以说是个文盲，再加上我处事严谨，什么事情都要先把文字读懂才敢动手，我很担心这次长途旅行是否会顺利。我怎么知道长途车往哪儿开？我既看不懂车牌也看不懂车票。当然在上海还不用太担心，我已经去过几次，也认识那儿的几个朋友。万事开头难对我来说正好相反，我的旅程从最容易的地方开始。

围着世界跑的作家柯立思这次一个人在中国穿越了5000多公里。在《独自在13亿人中》一书中他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描写得活灵活现，让读者身临其境。

——安德利亚斯·提曼(Andreas Thiemnn)，《西德意志汇报》，2008年7月

柯立思的书用最精彩的口语写成。他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同时也不怕去印证某些偏见:不管是对于生活在中国的傲慢的外国人，还是对于那些有时拥有无比的耐心，但又经常绝对务实而且待人冷漠的中国人——这是一本令人耳目一新，源于真实生活的书。

——阿利安娜·崴策(Ariane Waelzer)，北德国电台，2008年8月

柯立思的《独自在13亿人中》是一本非常幽默的书。光怪离奇的故事层出不穷。一离开大城市，中国看上去真像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格哈特·瞢瑞亭(Gerhard Pretting)，奥地利广播电台，2008年8月

微笑之国中形态各异的面孔在作者的笔下汇成一幅表现这个泱泱大国的印象派画卷……语言十分流畅。作者用简洁的句子描述他旅途的种种经历，时常让人忍俊不禁。不管柯立思最终是否成了一个中国人，对读者来讲，能和他一起分享这个过程实在很令人欣慰。

——安德利亚斯·克瑞穆拉(Andreas Kremla)，《维也纳人》杂志，2008年8月

毫无疑问这是近年来出版的最好的游记类书籍之一。

——帝特·格闰灵(Dieter Croehling)，《德国日报》，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