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作序推荐！

她们是谁？她们是噼啪女郎泽尔达·姗尔瑞，“英国最聪明的女人”艾丽丝·默多克，终老精神病院的女雕塑家卡米尔·克洛黛尔，一生多情的“现代主义之母”阿尔玛·申德勒……一共14个女人，她们神采飞扬，总想改变世界！本书介绍了她们的传奇人生。

她们是谁？

她们是噼啪女郎。英国最聪明的女人。终老精神病院的女雕塑家。左岸丑女。前卫文学王后及性猎手。布鲁姆斯伯里女王。“体验过该体验的一切了”的天才女作家。一生多情的“现代主义之母”。以自杀终结的女诗人。琴弦上的古怪精灵。令厄普代克着迷的布鲁克林抽象表现主义女画家。让尼采又爱又恨的特立独行的女权主义者。独立于情人海德格尔而存在的思想先锋。把一切交给了爵士乐的黑人女伶。

一共14个女人，她们魅力四射，总想改变世界。

她们都在20世纪的某个时期生活过，处于欧美文化的体系之中，都扬名立万，她们以各自的方式存在过，她们都有意无意地要给女性被定义的“第二性”摘帽。她们以各种有时明朗，有时隐密的联系，或是某一种内在的历史与情感的逻辑，因缘际会于20世纪，那个人们无比向往的、精彩的20世纪。

丛书总序

自序

泽尔达·姗尔瑞：噼啪女郎

艾丽丝·默多克：哲学缠上了红尘

卡米尔·克洛黛尔：被粉碎的雕像

格特鲁德·斯坦因：左岸丑女

昂纳依丝·宁：女、性的政治

文尼莎·贝尔：布鲁姆斯伯里女王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才女、鬼女、仙女

阿尔玛·申德勒：解放中的性与灵

西尔维亚·普拉斯：钟罩里的女诗人

杰奎琳·杜普雷：琴弦上的精灵

李·克雷斯纳：画布上的颜色

莎乐美：我是一个魔鬼

汉娜·阿伦特：自我、叛逆、先锋

比利·荷利黛：灵魂在左，Jazz在右

后记

丛书后记

艾丽丝·默多克，1919年出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他父亲曾是皇家骑兵少尉，母亲是爱尔兰声乐家家庭出身，她小时随父母移居伦敦，后就读于牛津和剑桥的两个学院，学习哲学、古典文学和历史。她当过英财政部助理主管，还在联合国救济与康复组织工作过，安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灾民。1948年后重返牛津，在圣安妮学院做了多年的研究生，并教授哲学课。广博的学识，丰富的才情，使她还能够成功地跨界，在作为主业的哲学和作为副业的文学上成为双料才女，她的拿手好戏是以小说的形式来阐释自己的哲学观点。一生写了25部小说、6个剧本、1本诗集和5部哲学著作。她重要的哲学著作《作为伦理学向导的形而上学》，确立了其作为重要哲学家的牢固地位，20世纪70年代她以日记体散文形式的长篇小说《大海，大海》获布克奖，之前她已因自己的声誉担任过三届布克奖颁奖佳宾。她的《意大利女孩》和《被砍掉的头》(A Served head)被改编成舞台剧，《被砍掉的头》还在1971年被拍成电影。艾丽丝被誉为“举手投足间，左右当代英国思想潮流”。

艾丽丝于1999年去世，活了80岁。但是在她的晚年到来时，就已经得了阿兹海默症，俗称早老性痴呆症，这种病或许应该看做是上帝对人类的愚弄，它让“英国最聪明的女人”到了老年时，脑袋像是被抽空，变成了一团无用的海绵，往日的英伦风云人物成了只有3岁小儿智力的废人，所有产生美妙思想的管道都堵塞了，她的老伴约翰·贝理只得像看护孩子那样，每天看着她，他从丈夫变成了她的“爸爸”，而她一看不到他就会害怕，会像个手足无措的小孩那样哭起来。她成了个看儿童节目天线宝宝的狂热爱好者，贝理只得给她买来电视机，睡觉前陪她一起看动画片天线宝宝，为此这个教授之家第一次买了台电视机搬回家(从前他们是不看电视的)。生活对两个人来说，日复一日，成了一种折磨。约翰·贝理在照料妻子的过程中，百感交集地写下了他们四十多年婚姻生活的点滴回忆，取名为《艾丽丝的挽歌》，这部回忆录有智慧的火花，有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真挚情爱，还有牛津式的优雅格调，哀而不伤。贝理真实地记录了天才妻子晚年得病后的困境，使西方世界一大堆的“艾丽丝迷”难过得唏嘘叹息，甚至不忍去面对这部书里的真实世界，因为偶像的晚年太过残忍。电影《艾丽丝》就是根据约翰·贝理的这部回忆录改编的，拍得非常感人，也有张力。老年的痴呆症患者艾丽丝和青年时期天才激情的艾丽丝的镜头不断闪回，凸显冰火两重天。在影像与声纳中，象牙塔高端的艾丽丝终于走出枯燥深奥的哲学世界，食起了人间烟火，还原为一个特别的、具有寻常性的、有爱有恨的英国女子。

看过一些艾丽丝各个时期的老照片，她好像从来没有留过长发，总是干净利落的短发。她的确算不上美女，年轻时也只能算长相周正，但智慧却滴水不漏地刻在脸上，这一点与现在理论界的当红花旦苏珊·桑塔格相似。而电影中的艾丽丝由美艳的大明星凯特·温丝莱特扮演，尽管温丝莱特是英国眼下非常优秀，且很有才华的女演员，她为演艾丽丝剪成艾丽丝那种已经过时的大包头，一件大衬衫穿得拖拖沓沓，极力还原艾丽丝朴实无华，不爱修饰打扮的一面，但温丝莱特的演绎还是比老照片上真实的艾丽丝显得更多感性，更多柔软，尤其是牛津的朋友酒会上的一袭红裙，艾丽丝手执酒杯，随着音乐奔放地跳起狂欢式的舞蹈，这一场景使艾丽丝的女性魅力尤如太阳那样光芒四射。以中国审美专家李渔的意思，女性的美着重于态，现在的人们不知道狂舞中的艾丽丝是什么样子，但可以相信，智慧可以让一个女人变得非凡和美丽，也使她的人生染上多种颜色。

艾丽丝的丈夫约翰·贝理，牛津大学著名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在第一次看到艾丽丝时，不是被她惊艳，而是为没有被她惊艳而窃喜。贝理在他的回忆录里深情缠绵地回忆了他们的第一次相见，那是1954年，他看到她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牛津的一条小路上晃悠晃悠地骑过来，她给他的印象是相貌普通，但他却对她一见钟情。他的天使骑着自行车降临了。后来他说：“她只是骑着自行车，等着我走上去，她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知的现在。”当时这个比她小6岁的男人还打着如意算盘，以为她就是为他一个人准备的一份里子贵于面子的礼物，除了他自己之外，他以为艾丽丝不会对男人产生女性魅力，别的男人也不可能爱上她，他可以安妥地把自己的礼物放好，谁知道呢，贝理全想错了，女哲学家不仅才华傲人，私生活也不甘寂寞，奔放不羁，当时堪称“牛津之花”。彼时贝理不到30岁，刚到牛津任教不久，艾丽丝也是30岁出头，不仅与牛津女教师发展同性之亲密，还有众多男性情人。她是个活跃分子，交往的圈子还不仅仅止于牛津的学术精英们。

P25-29

写序的人是作者的客人，他有义务谈论作者。

但对于萧耳，我所知甚少。她是哪儿人呢？我是在杭州认识她的，那时她是一家报纸的记者，后来，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在上海了，主编一份杂志——杂志的名字，说老实话，我忘记了；这再度证明了我的记忆像戈壁一样干燥，但我保证，我记住了那份杂志巨大的开本，简朴到傲慢的装帧一一是的，是傲慢，那份杂志似乎随时要去千里之外，是否带你玩，它还要把你打量几眼再说。蒙萧耳不弃，一直向我寄赠这份杂志，那两年里，我通过它窥探另一种生活，因为我知道这杂志不是给我看的，它是给极少数人、想象中的极少数人看的，而我很不幸不在其中。至于这极少数究竟是谁，我下面将会谈到。

然后又是两三年没有音信，再然后，就是现在，萧耳拿出三本书稿，而且，无理由地，她“命令”我写序。

以上就是我对萧耳所知的全部。现在我要谈谈这三本书，它们分别是，关于西方20世纪的小酒馆，关于西方的20世纪60年代，关于西方20世纪的女艺术家。

通过这三本书，我终于对萧耳有了比履历表更多一些的了解，我发现了她的踪迹：她正在巴黎、纽约或者伦敦，那是20世纪30年代或者60年代，她在爵士乐飘荡的烟雾腾腾的小酒馆里坐着，这个中国女子，她和一帮子外国女人窃窃私语，她们或许会谈到她们的丈夫或情人一一菲茨杰拉德、雨果、尼采、海德格尔、马勒、亨利·米勒，还有正闹单相思的中国诗人徐志摩……

发现了这一点，我知道没有比我更不适合为本书作序的了，我也情愿生活在别时别处，比如宋朝或晚明，比如杭州或苏州，如果一定逼着我流落异国而且可以选择，我宁可去紫式部或江户时代的日本；我有点喜欢19世纪的伦敦，但真到了那里，我想我多半不会和萧耳的朋友们厮混，总之，在各自的想象中，我和萧耳肯定不会邂逅。

而且，我真的去了也就不回来了，挥一挥手，云彩与我何干。萧耳呢，我相信，她一定会回来，在远方的每个深夜，她回到酒店的房间，借着昏黄的灯光在打字机上运指如飞，她要在截稿前发回消息：本报巴黎讯……她要把消息传回21世纪的中国。她是个记者，写这三本书时，她是穿越时光的记者。

我认为这三本书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记者文章，当然，如果你认为你每天翻的报纸上的文章就是好文章，那我无话可说；在我看来，有一种可能，把适度的冷静与适度的热情、适度的机智与适度的世故、适度的精确与适度的典雅配成一杯鸡尾酒，我从未指望中国的记者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杯子还没有，何来鸡尾酒？萧耳在报纸做记者时想必也不是这么写的，现在，她就这么写了，这文章配得上她的采。访对象。

但让我觉得有趣的是，该记者为什么认为我们对她所报道的陈年西方八卦感兴趣？此时是21世纪初的北京之夜，扭过头看窗外，灯火灿烂，忙忙碌碌的人们，在大吃大喝，在娱乐，守着电视机热爱“小沈阳”，在打印求职信，在揣测她或他的公司是否经得住经济危机，在思考明天的股票该买还是该卖，在担心为什么赵家的狗看了我一眼，为什么领导今天的脸色不好看，紧迫、焦虑，生机勃勃的日子劈头盖脸而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给定的生活逻辑中力求成功，对不能成功我们满怀恐惧和怒气，我们从不想象我们是否可以不过这样的生活，我们把此处之外的任何可能性都视为懒惰、失败、不靠谱——今年春节，我在尼泊尔度过，一路上一群脸色暗淡睡眠不足的成功人士都在嘲笑尼泊尔人民的懒惰，他们急于在释迦牟尼的故乡传播真理：关于如何上进、如何GDP，如何在喜马拉雅的河上修建水坝和电站，把闲着的林子砍掉卖钱……

然后，偶然地，你看到了这三本书，一个女记者在遥远的远方、在往昔发来消息，这是关于一群奇怪的人的消息，那些人以各种方式力求“格格不入”，他们以小酒馆为阵地，孤身犯险，在摇滚、酒、性、诗歌、冥想中动员起自身的一切力量——头脑、身体和本能，他们自我折腾、不断叛逆、死不上进，把不上进作为通往荣耀和幸福的道路，这一切只是为了冲出那个世界，证明一个人可以成为自己。

他们因此成为了“英雄”——反“现代性”的英雄。这三本书主题各异，但同样关乎“英雄”，英雄们的侠骨柔肠，他们的苦斗和牺牲。

但坦率地说，我仍然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些“英雄”感兴趣，毕竟《福布斯》杂志还从来不曾编制一份《文化英雄榜》，一份关于想象力、勇气和个性的排行榜。我们可能还只是抓住了“现代性”的皮毛，我们死不放手但也不知道接下来如何下手，这时，该记者却发来消息，说“现代性”已经被“反”了、被“后”了，你说这事让我们怎么办？

我们当然不搭理她，或者我们会跟她好好谈谈，我们告诉她，她正在危险的道路上走着，她正在大众消费市场上推销一种昂贵的奢侈品，这样下去她不会成功注定失败。

但是，我们中也许有人——大概就是我开头所说的那极少数人——会在某个灯火阑珊的夜晚，忽然想起这个发来远方消息的执拗疯狂的记者，她会不会仍留在巴黎或伦敦，打字机的声音雨点般敲击着这个寂寞的世界？这时，我们可能忽然想到，她其实离我们不远，就在隔壁，就在对面那座楼上的那盏孤灯下……

李敬泽于北京大有庄

2009年3月12日凌晨

她们都在20世纪的某个时期生活过，处于欧美文化的体系之中，都以才女扬名，她们以各自的方式存在过，她们都有意无意地，要给女性被定义的“第二性”摘帽。有意思的是，这14位诞生于欧美国家土地的女士们，以各种有时明朗，有时隐密的联系，或是某一种内在的历史与情感的逻辑，因缘际会于20世纪，那个人们无比向往的、精彩的20世纪。

德籍俄裔女作家莎乐美是20世纪的第一道女性光环，曾是大诗人里尔克的情人，里尔克与莎乐美分手后，曾在罗丹身边工作过，是他的朋友和助手，里尔克与罗丹的女弟子克拉拉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而卡米尔·克洛黛尔，这位天才的女雕塑家，正是罗丹的另一位女弟子，他的情人。

在卡米尔天才升起和殒落的法国，巴黎是一座让艺术家激起梦想和欲望的城市。格特鲁德·斯坦因、泽尔达·姗尔瑞和昂纳依丝·宁为着自己的法国梦，一前一后地来到了巴黎。泽尔达·姗尔瑞，在客居巴黎时芳泽左岸，她是沙龙女主人，美国同胞格特鲁德·斯坦因的座上宾，她和她的丈夫菲兹杰拉德都是斯坦因的亲密朋友。后来这对夫妇回美国后，斯坦因曾去他们的新家看望过泽尔达。当时已患精神病的泽尔达将自己的画作给斯坦因看，要斯坦因选～一幅。后来菲兹杰拉德写信给斯坦因，感谢她接受泽尔达的画，让病中的泽尔达觉得自己的存在。

与左岸花园街27号由绘画和文学托起的雅致生活相比，稍后的巴黎路文森居所则是另一些穷艺术家的庇护所，这里的女主人是昂纳依丝·宁，她的这个圈子比花园街更有波西米亚艺术家的气息，他们喜欢在巴黎的波西米亚街区游荡，宁和她的朋友也是巴黎咖啡馆和小酒吧的常客，他们的生活方式狂野、性感、叛逆。这里充斥着亨利·米勒式的雄性味道，将颓废的爵士时代注入了更多的现代气息。泽尔达会跳芭蕾舞，昂纳依丝·宁则是西班牙舞的高手，这也可以看出，宁的生活方式，她的审美趣味，比泽尔达·姗尔瑞更接近大众。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泽尔达·姗尔瑞和昂纳依丝·宁都回到了美国，只有格特鲁德·斯坦因留恋法国的奶酪而不愿意回美国，她靠一个纳粹朋友伯纳德·费的帮助，在沦陷的巴黎生存了下来，并且终老巴黎。

同样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德国犹太人汉娜·阿伦特曾逃到法国，法国沦陷后，又移居美国纽约，这位女性政治哲学家和比她大3岁的性文学家昂纳依丝·宁住在同一座城市，虽然，她们投入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都在女权运动中，戏剧性地被美国人当成了先锋偶像。

格特鲁德·斯坦因和比她小得多的汉娜·阿伦特都是犹太人，却都因为个人原因，与亲纳粹分子有来往，女同性恋者斯坦因拥有纳粹铁友伯纳德·费的友谊，而阿伦特一生爱着与纳粹有染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们都曾对自己的纳粹朋友施予援手，因而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

格特鲁德·斯坦因在巴黎创作的那些艰涩难读的现代派作品，在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遇到了知音。这个伦敦圈子的领袖人物弗吉尼亚·伍尔芙和丈夫伦纳德·伍尔芙的出版社曾出版过斯坦因的作品，著名美学批评家罗杰·弗莱也很喜欢斯坦因的才华。弗吉尼亚的姐姐，画家文尼莎·贝尔，正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精神领袖、“女王”、沙龙女主人，她也曾经是罗杰·弗莱的情人。作为画家，她或许和罗杰·弗莱一起议论过毕加索所作的斯坦因画像，并对画家和画中人品头论足。

出生于新西兰的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后来来到英国，也曾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圈子的成员。她曾和这个圈子的女画家卡林顿住在一起，与弗吉尼亚·伍尔芙既是女友，又是劲敌，她自然是文尼莎沙龙里的漂亮女士，她们的丈夫都是艺术评论家。跟文尼莎丰盛的美比起来，凯瑟琳的美太过纤巧。她的过早去世，遗憾地终结了两大才女作家间的文学赛跑。

在欧洲的另一座文化名城维也纳，阿尔玛·马勒和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都是当地上流社会艺术圈子的名媛。她们都说德语，很多当时的著名人物都是两位名媛的朋友。莎乐美在维也纳时期有过交往的朋友，如画家克林姆、德国戏剧家豪普特曼，都曾是阿尔玛的情人。

阿尔玛·申德勒虽然比英国作家、哲学家艾丽丝·默多克大整整30岁，两个女人却和同一个男人有过瓜葛。她们都曾经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内蒂的情人，卡内蒂先在维也纳生活，后来移居到了英国，这个风流的文学家无意中将两个出色的女人的私生活联系在了一起。

艾丽丝·默多克的风华人生是对英国精英文化的延续和发扬。30年前，文尼莎·贝尔作为女性还没有登入英国高等学府的机会，文尼莎姐妹都是自学成才，她们靠自身的魅力和才智，将英国剑桥和牛津精英们的高谈阔论搬到了自己的家，30年后，艾丽丝·默多克作为女性已经获得了去大学升造的权力，她曾先后求学于剑桥和牛津，并成为“英国最聪明的女人”。

美国天才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也曾到英国的剑桥求学，正是在那里，她遇到了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人，她的丈夫、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但英国精英圈中布鲁姆斯伯里式的、自由的男女关系，到了普拉斯这里却成了一种致命的冒犯。特德·休斯的前辈克莱夫·贝尔也是登徒子，却和妻子文尼莎维持了一生的那种朋友关系，到了风流倜傥的特德·休斯那里却行不通了，因为在美国清教徒文化环境中长大的普拉斯，要求的是爱情的忠诚，特德·休斯的多情毁了普拉斯的生活，她只活了30岁，就绝望地打开了煤气。

李·克雷斯纳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她和她的丈夫杰克逊·波拉克，成为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代表，对于花园衔27号的常客，斯坦因的好朋友毕加索来说，波拉克夫妇是更新锐的画派，是强劲的挑战者。他们在美国被另一个斯坦因式的女强人古根汉姆·佩姬捧红。从文尼莎到克雷斯纳，女性画家们的艺术地位在上升，她们完成了从模仿马蒂斯风格的印象派。

杰奎琳·杜普雷是十四位女士中最晚来到20世纪的。在阿尔玛·申德勒因为性别无法自由地大展音乐天才的半个世纪后，女性音乐家终于冲破了性别歧视横空出世，英国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雷以自己的天才琴声，闯进了大提琴的顶峰，尽管大提琴也和作曲一样，曾被视为女性的禁区。

最后，用比利·荷利黛的歌声为她们和她们尽情悲欢过的那个20世纪送行吧。她是十四人中唯一的黑人，如果说，泽尔达·姗尔瑞是爵士时代的象征，一个文化符号，那么，比利·荷利黛用自己的苦难人生诠释了爵士乐，这门从黑人生活中兴起的艺术。她们告诉世界的方式一样的凄凉。

因为上述这些理由，她们被写进了同一本书里，不可分割。

萧耳

我认为这三本书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记者文章。当然，如果你认为你每天翻的报纸上的文章就是好文章。那我无话可说；在我看来，有一种可能，把适度的冷静与适度的热情、适度的机智与适度的世故、适度的精确与适度的典雅配成一杯鸡尾酒，我从未指望中国的记者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杯子还没有，何来鸡尾酒？萧耳在报纸做记者时想必也不是这么写的，现在，她就这么写了，这文章配得上她的采访对象。

著名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