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和尊严
第一、养养幽默感
提起来幽默感，义和团同志一定又摔小辫子日：“我们古已有之。”君不见《史记》上有《滑稽列传》乎，可见古人的风趣。现在只有复古就成啦，用不着向外洋学习，否则你就是猛拔尊鼻想当洋大人。我想幽默是纯洋大人的玩意，中国古时候恐怕没有，有之的话，也只有滑稽。而滑稽和幽默却是两回事，他们在形式上有时可能混淆，但基础却大不同，滑稽是一种输出的情操，目的只在别人，而幽默都包括自己。我想单凭直觉，就可以发现中华民族恐怕是世界上最缺少幽默感的一个民族，是不是上帝偏心，当初造人时，故意不在中国人脑筋里放下幽默感那条筋，我不知道。即令放得有，两三千年下来，左酱右酱，也酱得差不多啦。呜呼，专制产生讽刺，民主产生幽默。讽刺是冷冷的观察，幽默是热情得连自己也参与在内。也就是说，迫害产生讽刺；越讽刺，越迫害；越迫害，也越讽刺，成为一个恶性循环。而幽默产生宽容；越宽容，越幽默；越幽默，也越宽容，结果是一团祥和。
因为缺少幽默的缘故，即令家庭之中，夫妇之爱，子女之亲，都弄得无啥乐趣，孔丘先生提倡“食不言，寝不语”，他阁下的尊家和冰窖有啥区别乎哉？最近电视上每逢星期三有美国影集《妙爸爸》节目，每个人都应看看，柏杨先生要是大权在握，一定弄一条法律，凡不按时收看的家伙，一律罚一块钱，以充实柏杨夫人的脂粉费。我们真应该用来跟《红楼梦》中贾政先生的家比一比，也跟自己的家比一比，努力学学那位妙爸爸、妙妈妈、妙姐姐、妙弟弟、妙妹妹，和那种充满了灵性的真挚的爱，以及那种充满了灵性的表达方式。他们有争执、有误会、有帮助，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脆弱得好像各自为战，随时可以四分五裂，实际上那才是一个坚固而永在的家。
中国人恐怕很少这种风趣，事业上稍微有点影子，无论脸上心上，就立刻插上一根棒冰，来一个“君子不重则不威”，其僵如尸，护短如护命，浑身上下没有一个毛孔不往外乱冒崽气。呜呼，君不见阿Q先生乎，有愤怒、有勇气、有嘴脸、独独没有幽默。怎样使阿Q先生有幽默，真是一个伟大的课题。夫幽默是人生的滑润油，不但能使人际关系转得轻松，也可以使人际关系转得愉快。幽默不是做作，而是出自内心的高贵情操。化吉化凶？成为敌人或成为朋友？栽觔斗或走平坦大道？——都在一念之间，有幽默感的高高兴兴，没有幽默感的背皮发紧；盖面孔绷得久啦，影响所及，连屁股都会扭曲。
第二、应有打官司的勇气，一切争执诉诸法律。
我们中国，一向是鼓励人们息讼的，李世民先生当皇帝时，史书上说，连监狱都空空如也，世称为太平之治。盖小民一个个安居乐业，没人打官司，自没人被关起来也。古人无不努力宣传“讼终凶”，实际上也实是“讼终凶”，打官司的结果，遇到说不准学，不但钱没有啦，而且也受尽了天下之气，真是标准的人财两空，人人自然应以官司为戒，而且发明了“八字开学”，日：“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宁可抱着一肚子冤气跳淡水河，也不告状。情急时只好去庙里烧香，咒该坏蛋不得好死，或死了变成大王八，以便自己宰而食之。比较实际的倒霉分子，虽不信天老爷那一套，却日夜盼望有个包拯先生那种青天大老爷出现，以平民愤。脑筋比较灵活一点的知道青天大老爷者，五百年不出一个，就改而寄托江湖上仗义疏财的侠客，千里之外，取贪官首级，如探囊取物；只见一道白光，在天上一闪而飞，第二天报上登了出来，招商局头目的尊头不见啦，你说妙不妙哉。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建立在人民对法治的信念上，暴戾之气只是“人治”社会才有的产物。法院好像严父，（注意，不是法官像严父，已经有警察先生当我们小民的爹啦，法官先生再出来当爹，怎么受得了乎？）小民内心有一种信念，那就是，人世间有最高的天秤，不必诉诸诅咒、神仙、革命、贿赂，就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想当年德皇菲特烈大帝，在波茨坦宫后面，修建一个御花园，就在东南角上，有一个既破又烂的磨房在焉，如果不把它除掉，不但御花园成不了四四方方的，而且和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一对比，简直成何体统。菲特烈大帝派人前去交涉，要收买该磨坊，老头也怪，随你出多大价钱，就是不卖，盖祖传至宝，有纪念价值，万金不换者也。僵到最后，菲特烈大帝大怒日：“你敢跟皇帝作对，反啦反啦。”于是御林军把老头抓来，由菲特烈大帝先礼后兵，亲加晓谕，该老头顽固不化，一直摇头，菲特烈大帝跳曰：“好呀，你不卖没有关系，我就强占。”咦，你猜该老头说啥，他也跳高曰：“你如果强占，我就去法院告你。”
结果如何，史有明文，换了中华文明古国，不要说皇帝啦，就是一个二抓牌，恐怕都会顺手拣顶帽子祭出去，把该老头祭到监狱里上老虎凳。可是菲特烈大帝却在重要关头，走下宝座，跟老头握手曰：“想不到德国法律，受人民如此尊重信赖。”德国之强，契机于此。P1-3
20世纪80年代任何怀有改革中国的信念的青年人，读到柏杨的书《丑陋的中国人》无不振聋发聩。那时我也加入到反思传统的队列，也喊过一些口号，写过一些文章。直到读到柏杨的文章，才知道什么叫重磅炸弹。后来又读到柏杨的一系列杂文，才知道柏杨打的是连珠炮，其火力之猛之激之久真正是空前绝后。2002年，我到台湾参加柏杨的研讨会，看到80高龄的柏杨先生还是那么精神矍铄。满头银发，凝聚着岁月的沧桑，但他丝毫没有退却。指陈历史，挥斥现实，还是那么尖刻毫不留情。2005年，在《中国人史纲》的发布会上，看到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带来的一盘录影带，那是柏杨先生关于《中国人史纲》写作的一些阐述，他的立场还是一样的坚定，语言还是一样的犀利磊落。不由得让人对这位老人表示由衷的敬佩。
柏杨显然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历经过中国现代动荡不宁的社会变迁。早年的柏杨是一个热血的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在青干班受训，并且宣过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到台湾后，有过挫败的经历，但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这些政治经历无疑是表明柏杨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情结。后来，柏杨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理由是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的“大力水手”发表漫画内容“侮辱元首”，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9年多)。如果根据国民党当年的定罪来判定的话，柏杨杂文明显具有政治指向。但实际上，在我看来，柏杨的批判根本着眼于文化批判。在他看来，任何政治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文化的根基不加以修正改良的话。
而柏杨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世俗批判，没有人像柏杨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世俗社会，他本人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甚至更像传统中国文人，生活于民间，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供职于政府公务系统。他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卖文为生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当多，大陆在1949年以后，就再也不可能有这种知识分子或文人存在了。不被体制化，在五六十年代直至70年代末，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末日，直到改革开放后大陆才以王朔和王小波等人为首出现一批自由撰稿人。柏杨也是自由撰稿人，他的立场可说是民间的立场，是自由文人的风格。他的言说方式，显然与我们被长期体制化所规范的知识分子话语很不相同。在今天中国大陆，非职业和非体制的写作者越来越多的时期，读读柏杨这个“活化石”级的中国自由撰稿人的文字无疑是有一种亲切的感受。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柏杨其实是一个十分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一个“非贵族的”文人，以我的观点来看，他就是一个世俗社会的代言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柏杨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他不是要驯化世俗社会，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应该是这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的合理延伸。再强调一下，柏杨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把世俗社会提升到精英社会的水准，他首先是要建构本真性的世俗社会，其次是要把精英社会拉到这个世俗社会的水准上。
柏杨对自己的文化立场定位十分清醒，他时常有意使自己的写作平常化，也就是平民化。他从来不把他的写作描述为要承担民族国家走向现代之重任，而是有意强调自己的世俗民间的平民立场。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柏杨先生的杂文所以能够出版问世，完全受读者先生的爱护和支持，否则，谁肯冒本利皆消，全军覆没的危险，去印无名老汉的作品也。当初猛写时，和现在的心情一样，不过为了糊口，毫无雄心大志。后来写得久啦，偶有来信鼓励者，心中稍喜。后来鼓励日多，才正作，始终是在世俗社会的言论空间内，面对平民的言说。 柏杨的杂文始终流宕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在柏杨的杂文叙述中，“柏杨”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底层平民的角色来处理，这种处理绝无任何矫情的成分，而是显得亲切朴实，平易近人。对平等正义的呼唤，这与柏杨的身世经历也密切相关。柏杨在他的回忆录与诸多杂文中也不时地提到他年幼时的孤儿处境，他一生的艰难坎坷，这使他始终对下层民众的生存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每当他看到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时，他就抑制不住他的悲愤之情。柏杨讲的平等正义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是学院派式的法理争辩，也不是革命家的起义造反，只是世俗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新闻媒体每日翻新的奇闻轶事。柏杨谈论社会之平等正义，没有那些所谓高深的革命真理与伟大的革命目标，他只是作为一个平民，作为一个人所要获得的基本生存权力，理应要得到的尊重与尊严。在柏杨后来结集出版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收录了他历经沧桑后的一些篇章，岁月的磨洗，老先生一如既往，抨击丑陋，倡导平等尊严。可以说，柏杨后来的政论色彩更重些，但也没有列，已经出版的第一系列——疯狂女性，这里出的是第二个系列，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为主题，我们把它归纳为“解构酱缸”系列。最后一个系列三本也将在近期推出。
酱缸文化批判是柏杨杂文批判的重点所在。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柏杨以对中国传统的激烈反思闻名，他的反思批判不同于其他，直接而尖锐，彻底而击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说，反传统话语在柏杨这里达到顶峰。
“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尖刻而形象的比喻，这个“酱缸”酱了2000年，里面堆满了猛料，奇味难闻。但现代以来，总有些不安分的人要搅动它，让他的味道散发出来，让人们面对它，看到里面的糟粕和丑陋。从鲁迅到柏杨，无疑是最激烈的搅动者。柏杨一方面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要展开的批判就在于中国传统至今的日常性文化，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是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从这个日常性文化生长出来的，并且力图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这只是后话，只是根据这个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论。对于柏杨来说，“酱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搅动“酱缸”，就是要去除杂质，去其糟粕，还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社会以更清明纯净的本性。柏杨痛心疾首地认识到中国人身上的文化重负太多了，温文尔雅的态度改变不了“丑陋的中国人”，而是应该下猛药，集中火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即使用太夸张、绝对的批判态度，才能对现状有所改变，类似于鲁迅提倡的大的、剧烈的变革。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野生的知识分子”的决绝态度。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产生了“酱缸”，柏杨阐述道：“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混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断丧，使中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酱缸特产》)柏杨接着详细分析了酱缸的构成，“至少，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势利主义，应是构成酱缸的主要成分。因为这些成分，自然会呈现出来几种现象，这就跟猩红热患者一定呕吐、喉痛、发烧、满身红疹一样。”而且浸泡在酱缸文化中的中国人民和民族，渐渐沾染上“酱缸文化”产生的后遗症，“曰‘权势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术和诈欺’，曰‘僵尸迷恋’，曰‘窝里斗，和稀泥’，曰‘淡漠冷酷忌猜残忍’，曰‘虚骄恍惚’。——写到这里，谨作揖致歉，盖‘曰’得太多，有信口开河之嫌。其实这只不过临时心血来潮，顺手拈出来几条。如果仔细而又努力地想上一想，可能想出一两百条，那就更不好意思。”(《酱缸特产》)柏杨追根溯源，发现了酱缸的“病源”——是中国推崇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这种观点和态度使我们想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吴虞等新文化先驱们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两者是相似的，目的都是用全盘否定旧的而来创造一个新的民主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孔子和孟子被柏杨戏称为“吃冷猪肉”的“圣崽”，正是中国的大小“圣崽”的温床产生了中国的“官崽文化”，崇拜权力，追求升官发财，使中国知识分子沦落为“官崽”的毫无骨气的帮凶，也使酱缸文化能够“化淫棍为圣明”，因为“一旦崇拜权势，就不能崇拜是非。有权的就有理，不但没有人敢吭一声，还更进一步的替有权的朋友制造理论根据。于是乎，有权的朋友遂洪福齐天，而化淫棍为天子圣明，化杂交乱交为正式国家的法制和社会规范。”(《化淫棍为圣明》)只有改变了把中国和中国人酱成了僵尸的“酱缸文化”，打倒了道貌岸然的“圣崽”和“官崽”，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才有希望出现。
柏杨深刻反思和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在于他痛切地感到“发现政治改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文化上的恶质发酵。”推古及今，用杂文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拥有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世俗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柏杨的反思传统是基于他的社会理想，他显然是带着理想主义的态度来反思中国世俗社会的习惯势力，权力崇拜，陋习旧俗。柏杨并不带着政治理念，也不是学理式的清理；他始终保持着他世俗知识分子的立场，立足于文化批判，犀利的笔调，哂笑怒骂，冷嘲热讽，在令人捧腹的同时，也让人掩卷思考。
柏杨对国民性痼疾的批判同样不遗余力。鲁迅早就抨击过中国人的冷漠、麻木、嫉妒的性格和看客心理，多年后尽管社会状况改变了一些，但是这些弱缺点仍然惊人地存在着，而且与以前极其相似。妒嫉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窝里斗、不团结甚至造成了死亡的悲剧，是国民劣根性的最极端表现，所以被柏杨称为“万恶之源”，极力批判。柏杨亦关注人性的缺点，在多篇杂文中，他都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不留情地加以揭露，长期历史地形成的习惯如何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变态的社会心理。
中国历来被赞为所谓的“礼义之邦”，但柏杨却敢于提出“到底是什么邦”的疑问，因为看到：“太多的中国人，满身都是倒刺，肚子里全是仇情敌意。爱国之士最喜欢自诩中国是礼义之邦，我想仅看纸上作业，古书上说的多啦，中国固是礼义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的礼义却停顿或倒退在一片蛮荒阶段。”(《到底是什么邦》)除此之外，很多其他“不正的妖风”也被纳入柏杨的视野。在公共场所“脱鞋露脚”的坏习惯，绿油套裤心理造成的在“公众之地，高谈阔论，唾沫四溅，旁若无人”现象，文坛中“脱裤文学”产生的“妖风”，等等诸如此类的“恶风陋习”和现象，同时组成了柏杨对传统反思的一部分。
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的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对于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在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人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
作为一个激烈的世俗社会的批判者，柏杨恰恰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怀抱着深远的理想，怀抱着提升中国文明的最真诚的愿望，愤世嫉俗，嫉恶如仇，从不姑息，决不手软。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诚与彻底。“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在《丑陋的中国人》结尾，柏杨如是说。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的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自从1960年5月在《自立晚报》上写专栏起，迄今已近半个世纪，看看历史的巨大变化，柏杨所指陈的那些文化病症，并未销声匿迹，有些依然顽固，有些变本加厉。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似乎指日可待，中国人也正陶醉在对未来的辉煌想象中。在这样的时候，读读柏杨的杂文，真正去除掉我们身上的固弊陋习，去除掉我们文化中的酱缸作料，这对于创建一个健康坚强、博大宽广、精神焕发的中华文明，无疑意义无限深远矣！
本人承蒙柏杨先生和张香华女士谬荐担当杂文丛书主编，深感学浅才疏，不能胜任。然恭敬不如从命，在此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因时间紧迫和本人的水平有限，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是以为序。
幽默和尊严 中国人恐怕很少这种风趣，事业上稍微有点影子，无论脸上心上，就立刻插上一根棒冰，来一个“君子不重则不威”，其僵如尸，护短如护命，浑身上下没有一个毛孔不往外乱冒崽气。呜呼，君不见阿Q先生乎，有愤怒、有勇气、有嘴脸、独独没有幽默。怎样使阿Q先生有幽默，真是一个伟大的课题。夫幽默是人生的滑润油，不但能使人际关系转得轻松，也可以使人际关系转得愉快。幽默不是做作，而是出自内心的高贵情操。化吉化凶？成为敌人或成为朋友？栽筋斗或走平坦大道？——都在一念之间，有幽默感的高高兴兴，没有幽默感的背皮发紧；盖面孔绷得久啦，影响所及，连屁股都会扭曲。
穿鞋与光脚 有学问的人总是责备光脚的人为啥不法律解决？柏杨先生也是主张法律解决的。可是，我们的法律能替光脚的伸冤乎？有鞋穿的人一鞋遮天，到处都有“朋友”，把穷苦之人逼得只有同上西天的一条路可走，被害人和整个社会，恐怕都不能辞其责。
有一种现象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与日俱增的暴戾之气。有鞋穿的人暴戾，光脚的人也暴戾。有鞋穿的人的办法是压之饿之，逐之辱之；光脚的人的办法则是跟他同归于尽。双方各走极端，世人便有精彩的新闻好看。
面子和认错 死要面子和死不认错似乎不同，死要面子只是一种现象，死不认错却是一种本质。现象的种类很多，死要面子不过其中之一。而本质却是千年的干屎橛，臭而且硬。
有现代化的物质，必须有现代化的精神；有现代化的环境，必须有现代化的教养。否则现代化的物资就贬了值，现代化的环境就被糟蹋——比一个美艳绝伦的千金小姐，被长着杨梅大疮的匪徒强暴了还惨不忍睹。
绿油套裤心理 其实绿油套裤心理，人人皆有，罗素先生用权力的欲望来解释人生，认为权力欲望是人类进步的唯一动力，权力不仅仅是下令杀人一种方式。愿意成为一种众人瞩目的人物，也是同一心理，否则人活着还有啥意思乎？
抓抓心里奇痒 女人红杏出墙比男人红杏出墙困难万倍，受道德的拘束，和对冒险的恐惧，往往不能出之，也不敢出之。但心里痒痒地坐卧不安，一旦发现一个女扮男装的同性朋友，和那种人交往，既没有良心上的责备，也没有头破血流的危险，却可以满足心头的寂寞，抓抓心里那种奇痒。呜呼！有百利而无一害，怎不大喜若狂，看上一两干遍以崇拜之乎？越是有影响力的太太，越是喜欢这个调调。犹如越是有钱有势的王公大臣，越喜欢男扮女装的调调一样也。
……
穿鞋与光脚 有学问的人总是责备光脚的人为啥不法律解决？柏杨先生也是主张法律解决的。可是，我们的法律能替光脚的伸冤乎？有鞋穿的人一鞋遮天，到处都有“朋友”，把穷苦之人逼得只有同上西天的一条路可走，被害人和整个社会，恐怕都不能辞其责。
有一种现象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与日俱增的暴戾之气。有鞋穿的人暴戾，光脚的人也暴戾。有鞋穿的人的办法是压之饿之，逐之辱之；光脚的人的办法则是跟他同归于尽。双方各走极端，世人便有精彩的新闻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