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民国，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果，是中国人全面学习西方的实习课。

全书由六部分组成。先是纵向梳理直隶地方议会的演变情况；继之对直隶地方议会运行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加以分析；其后则将直隶代议政治的实态分为三个横剖面进行专题研究，并借此管窥当时中国地方政治的转型问题，探究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

进入20世纪以来，地方自治、选举、议会及由此形成的代议政治，这些近现代西方宪政的精华成为国人挽救危机、振衰起弊，进而强国利民的“屠龙之术”。然而，清末民初的自冶推行和代议政治的尝试，却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景象，越来越沦为摆设，只是在经过中国本土因素的改造后，开始和后者糅合起来共同塑造当时中国的政治面向。

直隶地方议会的研究尚属有待开垦的“处女地”。这种“拓荒”工作能为今人和后人提供诸多相关历史知识；不惟如此，著者希冀透过这一北中国地方议会的“标本”，来略加检视近代国人尝试代表政治的一种基本形态——代议政治的得失。

本书由六部分组成。先是纵向梳理直隶地方议会的演变情况；继之对直隶地方议会运行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加以分析；其后则将直隶代议政治的实态分为三个横剖面进行专题研究，一是选举的困境，二是议员群体分析，三是地方议会的实际运作，借此管窥当时中国地方政治的转型问题，探究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

序

第一章 绪论

 研究缘起

 研究述评

 研究对象的限定

 资料的使用及分析

 研究目标、理论借鉴与论述结构

第二章 直隶地方代议制的演变

 直隶地方代议制的萌芽：顺直咨议局的筹办与成立

 直隶地方代议制的初兴与中断

 直隶地方代议制的嬗蜕

 一点思考

第三章 地方代议制运行的政治环境

 革命的兴起、顿挫与再起

 政党政治向朋党政治的滑落

 小结

第四章 地方代议制运行的社会情境

 地方自治与绅权的扩张

 绅权的劣变与社会的裂变

 社会运动与革新力量的转移

 小结

第五章 陷入难局的选举

 选举在近代中国的转换

 被操控的选举

 选举与国情、民情

 小结

第六章 议员群体分析

 议员的结构

 议员的政治取向与表现

 议员的角色与代表性

 小结

第七章 地方议会运作的考察

 地方议会的制度设计与运作实态

 议政活动：议案的提出与审议

 运作中的内外关系

 小结

第八章 结语

附录一 直隶地方议会大事记

附录二 历届议员名表

附录三 选举告示二则

附录四 部分议案目录

参考文献

后记

20世纪初，近代中国政治正处于由专制政治向民主共和政治转型的起步阶段。晚清的政治改革、由此导致的辛亥革命，以及民初的政争、党争，引发了不同政治主体、政治势力间激烈的冲突和纷争。社会政治由此陷入长期的无序与动荡，进而演变成军阀政治的恶劣局面。地方代议制试验乃在政局演变中陷入困境，终至破产。

革命的兴起、顿挫与再起

晚清的政治改革推动了立宪派的兴起、壮大和立宪运动的发展。然而，清朝当权者不愿将改革进行到底：放弃君主专制，实行分权宪政。立宪运动的失败推动着士绅立宪派由君主立宪制向民主立宪制转变。

辛亥革命后，共和政体的出现导致了政治参与的扩大。不同势力围绕采用何种治国理政方案展开了激烈的政争、党争，使得民初的政治充满变数。在直隶，新士绅参政意识的高涨，新型政党的发展，促进了代表机构——顺直临时省议会的筹组与成长。民初前两年，通过代表机构和政党而增加的参政活动，集中体现出了这样一种政治倾向，即地方政权应是代表“民意”的。这种倾向的流行，就为确立议会权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样，直隶地方议会就较多地介入了地方乃至中央的政争、党争之中。然而，不到两年，直隶地方议会的潜力却因袁世凯要重建对地方政府的中央集权而被毁掉了。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省议会得以恢复。然而，地方代议制的试验面I临着更为艰难的政治环境，省议会的发展陷入困境，逐渐走向了代议制的反面。最终，随着军阀混战的加剧和北伐革命的推进，直隶省议会的钟摆停摆、破产。

辛亥革命在直隶

20世纪初推行的新政改革和宪政改革，促动了新士绅阶层的兴起(详见第四章相关论述)。以其为主体构成的立宪派努力督促清廷加速预备立宪进程，推行自身期望的治理方略。然而，慈禧太后死后，执政的满人权贵的一系列“收权”举措，使得各省士绅立宪派对朝廷的集权动机更为疑虑。

1909年2月17日，摄政王载沣为表示继续“预备立宪”的坚定态度，发出电传上谕，强调各地咨议局要依限成立。然而，以其为首的满族权贵们仅是把咨议局视为上下相通的咨议机构，而不是让督抚当权者和绅民处于平等地位。

为防范革命派和下等民众进入咨议局，统治者规定了严格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资格；实行复选举法；令督抚严密监督选举。在议员选出后，清廷又谕令各督抚对已经选出的议员资格进行复查。咨议局成立前，宪政编查馆通饬各省：议员只准与议咨议局范围以内之事，如干预他事，应令停止到会。10月13日，各省咨议局成立前一天，清廷发布上谕，“用特重申诰诫各该咨议局议员……务各恪遵前奉谕旨，勿挟私心以防公益，勿逞意气以紊成规，勿见事太易而议论稍涉嚣张，勿权限不明而定法致滋侵越。……各该督抚尤应钦遵定章实行监督，务使议决事件不得逾越权限、违背法律”。各咨议局开会议事后，宪政编查馆再次密电各督抚，恐“有宗旨不正之人误被选举，潜籍咨议局名目鼓动其不法行为，于宪政前途甚有关碍。应即密切严防，以昭慎重”。直隶总督端方在咨议局开幕式上演说时，更是强调咨议局“宜守秩序，谨权限”，“以缩小地方权限、限制议员权利为主，其对于地方利害之关键及议员代表之责任毫未计及”。

1911年3月底，鉴于国势阽危，顺直咨议局先是通电各省咨议局要求从速召开资政院临时会，筹商救亡大计，随即又响应国会请愿同志会孙洪伊等约各省咨议局议长进京商讨对策，召开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提议。5月8日，清廷成立以皇族为主体的内阁，表明“清廷于立宪之宗旨有根本取消之意”。因此，第二届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12日召开后(直隶代表阎凤阁、孙洪伊、王振尧、梁庭华、王邦屏、张汝桐、丁宗峄与会)，即将推翻皇族内阁作为中心议题。联合会在上书无效、呼诉无门后，向全国通告了政府的罪状，并提出了对内斗争第一的口号。而统治者仍在一意孤行，唯恐议员等回籍后煽动民众反抗，电令各省督抚：遇有议员界开会演说，务须严加防范，严厉取缔其言论，免致鼓动风潮，妨碍国家行政。

社会政治心理学认为：若期望和实际状况之间的差距扩大时，人们就会产生顿挫感。如果这个差距过大，令人觉得难以接受，则抗议乃至于反叛的事情就有可能发生。皇族内阁成立后，不顾人们的反对，倒行逆施，广大立宪派对清廷完全绝望。立宪运动的失败、革命时机的成熟必将推动以咨议局为阵地的直隶立宪派与清廷分道扬镳，走上新征程。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烈火很快扩展开来。“直隶为清廷建都之地，专制威力所集中，当事者防范之严，侦察之密，过于他省。”迫于形势，咨议局最初难以明倡革命，谋求光复独立。10月17日，顺直咨议局正副议长“因鄂省乱事”前往督署探询，未能得见。同日，又“因外间喧传湘粤两省亦有革党起事之风”，特电致该两省咨议局问讯一切虚实情形。20日，又致电粤、皖、湘三省咨议局，打探情形。24日第三届常年会召开后，议员们一面连日集议办理民团、商团等事，一面研究时局，反对由资政院代国会起草议决宪法，反对借助外兵、外债镇压起义。鉴于形势动荡，咨议局在11月8日开了9次大会后决定停议各项议案，“每日只开茶会一次”，并拟暂留各议员在津“以资维持大局”。

在多数议员焦灼地探询革命态势的同时，一些与革命党有关系的议员则加紧谋求直隶的独立。如孙洪伊“日以秘密电函与各省通声气，约托同志，四出运动”，督促各省从速起义，以支援并扩大武昌起义的成果。10月下旬，革命党人王葆真等策动驻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起义。为筹集军饷，王葆真到天津会见了阎凤阁、王振尧、孙洪伊等议员。咨议局赞同与张绍曾合作，共成义举，并推举孙洪伊、王法勤为代表“赴滦州访问张绍曾，表示二十镇如宣布起义，经过天津组织政府，顺直咨议局完全担任筹拨军饷，按时供应”。孙洪伊还参与了驻石家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密谋光复”活动。吴禄贞被刺后，张绍曾势单力孤，离开了二十镇。王法勤、孙洪伊等议员仍不灰心，约王葆真与到天津的张绍曾部下燕谈，“希望滦军能有新的办法”，并与王葆真“相商同赴滦州接洽”。12月初，王法勤率敢死队入滦州，与第二十镇军官施从云等密谋起事。后来咨议局又密派议员李津舟、裴廷楹等到滦州“调查情形”，与革命党人“约在天津响应，购置军火备补充”。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议员的拥袁倒清的计划也在进行中。11月14日，京旗议员丰伸在议场发言主张电请内阁赶即组织共和政体。15日，由顺天府属议员控制的顺天宪政公会致电内阁，请速组织共和政体。同日，为推动联袁倒清方针，汪精卫、杨度等在天津组织国事共济会和京津同盟会，一面请资政院代奏，一面致电民军，主张即日停战，举行国民会议，解决国事问题。17日，在咨议局和部分天津绅商的推动下，直隶保安会成立。20日，咨议局、保安会负责人阎凤阁等进京谒见袁世凯，赞同召开国民会议，改组共和政体，并请资政院奏请朝廷速行停战，开国民会议。咨议局并在袁克文授意下密议迎袁世凯在天津独立。袁曾允之，后以计非全，不即行。25日，顺直咨议局和直隶保安会致电摄政王，请“朝廷能早行揖让”。12月3日，咨议局和保安会又致电内阁，强调“朝廷自行谦逊，宣布共和，最足示大公于天下”。为切实推行，顺直咨议局随后和河南咨议局一起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询问三事：清帝退位后能否以袁世凯为总统；共和国成立后接管清廷所有北方军队能否不追既往，与南军一律待遇；优待皇室及旗民生计能否先行协定条件。清帝退位前，咨议局再次致电内阁，请宣统帝从速宣布共和，又请直督代奏。

2月20日，顺直咨议局回电蒙古王公联合会，赞成其提议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的主张，并称：“现值共和初建，时局危迫，一切内政、外交非项城莫能统属。”又致电袁世凯，称“共和诏下，中国再造。我公声色不惊，能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丰功伟烈，方之中外，无与伦比”。对于国都南迁问题，咨议局开会议决宜定都北京，并为此致电袁世凯和南京临时参议院。在接到江苏都督庄蕴宽主张民国政府设在北京的通电后，咨议局通电响应，并分析了袁南下就职的“诸多窒碍”：“关东一带现在正忧蠢动，又有外人从中窥伺，风声吃紧，可虑一。京都未靖，倘一摇动，难保不死灰复燃，再生意外之变，可虑二。各国公使对于此事皆啧有烦言，稍一不慎便生交涉，可虑三。庚子乱后与外国使馆订有使馆通路之约，若移南京则江阴、吴淞等炮台，必须撤毁，利害关系甚大，可虑四。蒙藩回藏，正待经画，倘一移则控御失宜，不但于殖民不便，且恐内讧外侮后患方长，可虑五。若就吾国历史上考察，则南不如北尤为彰明较著。”2月底3月初，北京、保定、天津等地先后发生兵变，使得人心惶惶。顺直咨议局进一步要求袁世凯不要南下。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职，辛亥革命结束。

P46-51

晚清地方精英的格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甲午战败是一个转折的标志。以新科状元张謇办纱厂为代表，传统的绅士开始投身工商业，由士绅变成了绅商。一方面，传统的精英结构出现了裂痕；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也从第一代的买办，演变成根基更深的绅商。此后，从清廷新政到民国鼎革的一系列政治演进，都有一代新绅商的影子。由这代带有旧士绅色彩的企业家，引出了第三代新式的企业家，他们很多人具有留学背景，具有全新的商务和企业管理观念。在晚清到北洋时期民国这个时间段，中国政治的舞台，除了军阀和新旧知识分子，大体上就是旧式士绅和绅商的天下，到了民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才轮到第三代企业家登台。

但是，绅商的变化，在各地是不一样的。沿海发达地区，绅商的演变幅度比较大，绅商的作用，也比较明显，但在内地，则依旧是旧式士绅的天下，士绅和军阀的结合被海外学者陈志让称为“军绅政权”。可是直隶这个地方相当特别，这里不像内地那样落后、封闭，欧风美雨在这块土地大有沾濡，工商业也有相当的基础。不过，直隶毕竟是首都所在，工商业官商的意味很浓，当地的工商巨子都跟官府关系密切，甚至直接就是官家的钱袋，跟江南他们的同行相比，他们的官味和官气都相当地浓，自觉自愿地浓，因此，自治在这里更像是官治，地方议会只能是军阀政策合法性的工具。而且，可悲的是，这里的精英在官欲官商的交替侵蚀下，道德水准也下降得很是厉害，政治参与得越深，道德败坏的程度越大，几乎没有内地那种旧士绅的绅士风度。事实上，凡是讲点操守的精英，无一例外地在代议制操作中被淘汰，不是自己知趣退出，就是被人赶走。从这个角度讲，直隶从咨议局到省议会令人沮丧的演变，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即使是这样一个逐渐拆烂污的代议制，对它的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毕竟，从晚清到民国，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果，是中国人全面学习西方的实习课。课没有上好，不等于中国人从此以后只配忍受专制做顺民，民主的道路总得走。当时转型没有转好，以后还得转，所以，对当年的实习，必须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从这一点上说，刘建军的著作，对国人，尤其是现在自诩处在转型期的国人，很有价值。

刘建军是我的学生，跟我不一样。他是纯史学路数教出来的。他的硕士导师，我的前辈河北大学的黎仁凯教授，是位治学严谨的忠厚长者。纯史学路数的人，一般都恪守家法，做学问中规中矩，碰上我这样的野狐禅的老师，双方磕碰不可避免。还好，在这样的磕碰中，刘建军把文章做出来了，功夫下得很大，比如每个省议员的出身、来路，从当时的报纸上、档案中，一个人一个人地比照出来。写出这区区二十几万字，看过的资料数以千万字计。做历史的人，灵气当然重要，但只要走对了路，肯下死工夫，就可以出成绩。虽然说近来晚清到民国的地方自治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相关成果也有了一些，但刘建军的工作，却是不可替代的。

夸自己的学生，很有些王婆卖瓜的嫌疑，但我这个人自以为还是有原则的，也很爱惜羽毛，无论内外，拿不出手的著作，决不作序。其实，刘建军的著作，有没有我这个野狐禅的老师在前面写上几个字都行，但是既然做了人家老师，人家文章又做得这么好，虽然自家贡献不大，奉命写上几个字，也自应该。

张鸣

2008年10月19日

1997年，我于河北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几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对自己原本感兴趣的中国近代政治史很少关注。直到2005年师从张鸣老师攻读中国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我得以集中精力关注近代中国的代议制尝试问题。对这样一个宏大的课题，我深知无论怎样站位、立意，都需依托扎实的具体研究。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个为人所留意的门槛，就是本研究的最大愿望。

选题得到了我敬爱的黎仁凯老师(2006年3月因病辞世)、魏光奇老师和张鸣老师的引导。作为一个拓荒类选题，资料的搜集占用了我很大精力(资料的搜集得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地方文献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北大图书馆古籍部、河北省社科院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河北省档案馆等地熟悉或不熟悉的老师们的热情协助，在此表示感谢)。论文开题得到了张小劲、景跃进、王乐理、阎润鱼、谈火生等老师的有益指导，谨向他们深致敬意。

三年中，最大的影响来自张鸣老师。他不仅学识渊博、头脑睿智，更可钦敬的是，他脾性敦厚，正气凛然，有种别样的脱俗雅致。在论文写作中，他不时指点迷津，把我引向历史的纵深处；初稿告成，他又悉心修改。能够做他的学生诚为今生之幸，在此，对张老师三年来的导引深表谢意。我所供职的河北省委党校党史部也给予了我多方面的支持，张连月老主任和王金池主任还在百忙中审读了论文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感谢他们无私的关照与爱护。论文定稿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雷颐、王奇生、左玉河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史卫民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历史所郭世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萧延中教授、清史所黄兴涛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李俊清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魏光奇教授，作为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对论文的改进又提出了极富启发性的意见。感谢他们对我论文的纵深引导。

论文酝酿、写作中，我同师弟把增强、傅金柱，师妹王霞等有所探讨，他们的意见引发了我的思考。感谢他们的帮助。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其间，我校戴广田老师与我多有探讨；张鸣老师欣然作序，均使我不胜感激。

以读书学习为主的生活，离不开家人的默默奉献。三年来，我的爱人冯玉莲除了承担繁忙的基层工作外，还要支撑家业、教育幼女，这不是任何言语所能回报的。

本研究有幸得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垂青，感激之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界享有盛誉，本书能借此以面世，深感荣幸。

本书由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在此衷心感谢党校各位领导和同仁多年以来对我的关心与帮助。

把我对历史的追忆和思考与世人共享，是我的一大心愿。然而，因学识所限，感觉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化，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从晚清到民国，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果，是中国人全面学习西方的实习课。课没有上好，不等于中国人从此以后只配忍受专制做顺民，民主的道路总得走。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因此，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我们只看到它带来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可能提供的好处。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代表(行为)意味着，用回应的方式，以被代表者的利益进行活动。代表必须独立行为；他的行动必须是谨慎的和有判断力的；他必然是(被认为是)那个能够独立行为的人。被代表者也必然是(被认为是)能够独立行为和判断，而不仅仅是被照管。　　——Hahlla F，Pitkin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