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辣剖析中国式政治的游戏规则，将草根历史观进行到底。最靠谱的解读，最犀利的评述，颠覆性解析历史名臣张居正，第一本详解明代人治官场成功之路的作品。

如果你正身处仕途迷茫四顾，如果你正深陷职场斗争焦头烂额，如果你正苦于无法揣测上级意图，如果你正烦恼怎样管理下属……本书绝对会让你醍醐灌顶、如梦方醒！

在同代人中，他或许不是最正确，但却是最成功的！本书详解了大明朝最牛CEO张居正的仕途人生，无论你是想避祸保身，还是想兼济天下，他都是一本活生生的教材！

本书是一本评史、讲史的“历史故事”书，内容围绕著名的万历首辅张居正，写透了明朝官场的权力博弈。作者学历史出身，尤其对古代社会行政制度方面有很深研究，他在研读大量信史的基础上，又不拘泥于历史，以轻松诙谐的文笔写了他心目中的张居正，比较客观、精彩地描述了那段历史：关于张居正的权力之路，他的宦海沉浮、政策得失，他的失败与伟大。

第1章　精巧机变

　连环式争斗中屡战不殆

　官运亨通的奥秘

　人治官场不能明争必然暗斗

　两面周旋上了双保险

　官场之中情比纸薄

　得来还需费功夫

　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

　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

第2章　出奇制胜

　精谙牌理却不按牌理出牌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

　两利俱存独持其柄

　知其不可为也要为

　玩上司兼好友于股掌中

　投石问路有惊无险

　胆大心细步步为营

　借刀杀人迅雷不及掩耳

　高压之下邪也会压正

第3章　惊天大案

　虚伪加阴险的精彩表演

　令人难以想像的毒计

　惊人的心理承受力

　百密一疏露破绽

　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真相

　“善始善终”的精彩表演

第4章　各得其所

　以性和利维系的权力格局

　打开权力迷宫的秘钥

　非常之人敢做非常之事

　偷情成正果的太后很有偷情的冲动

　蛛丝马迹旁证确凿

　最高实权人物却对大内总管卑躬屈膝

　隐情和谜团的背后

第5章　顺昌逆亡

　干部的选拔任用

　感人的制度和实际用人是两回事

　柔顺竞成为用干部的最高标准

　精心选配的副手实际上都看走了眼

　“组织部长”的选配是说你行你就行的典型

　朱部长的下台说明不服确实不行

　对心腹的提携保护和翻脸抛弃都如此决绝

　权术，在对名流的任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用干部，谁人欢乐谁人愁

第6章　人治巅峰

　以整顿为基调的十年新政

　大改革还是大整顿？

　改革家还是实用的保守主义者？

　坐享了高拱遗下的和平“红利”

　两项“改革”值得玩味

　老套路新招数

　没有新意但颇有成效的富国策

　人治和制度的两难选择

　反辅为主的奥秘

第7章　权令智昏

　绝对权力下的忘乎所以

　没有不敢迈的坎儿

　对政治风波的处理

　绝顶聪明的掌舵者屡犯低级错误

　巴结不巴结领导的后果竟然立竿见影

　过度反应令人窃笑

第8章　为子孙谋

　人治是特权的温床

　“生活秘书”的风光

　由秘书引出的官场学原理

　添乱的老子和作弊的儿子

　一桩群体性事件的背后

第9章 铁血打压

 体制内外异议者的悲惨结局

　一个著名思想家之死

　两位热血学生的惨亡

　提意见的门生被整得家破人亡

第10章　真假难辨

 官场风向随权势而移

　独裁者的苦恼

　清算的信号

　外围战悄然打响

　清算，在最高领导人的制止声中不断升级

　亲信和子弟的败落

　祸遗子孙

　人治官场无是非

后记

官运亨通的奥秘

张居正仕途顺遂，官运亨通，在当时的官场，像他这样如此顺遂、成功的人，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张居正是成功者！

人治官场，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能够一路顺遂，爬上高位，必然有他的诀窍。现在，我要说说张居正这个人是怎样爬上权力高位的。

必需说清楚，张居正的出身是卑微的。换句话说，张居正没有任何的家庭背景可言。考其三代，没有一个可以说得上有地位的人。如果说有什么身份的话，他祖父的身份是“保安”，父亲的身份是“学生”。

可能需要点解释。“保安”身份其实不难理解。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搞分封，把子孙分封各地，正面说是享受荣华富贵，反面说是形同禁锢。其中，有一个子孙被封辽王，在张居正出生的年代，辽王的封地就在张居正的家乡荆州。张居正的祖父，是辽王府的护卫卒，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保安”啦。

那么“学生”身份是怎么回事呢？这和科举制度有关。明代，进学校是科举的必由之路。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参加选拔举人的考试。而取得生员资格要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统称童试，被录取的就进入府学或者县学学习，通称生员、童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秀才。在学校学习的生员，用现在的称呼，不就是学生吗？

张居正的父亲不甘心做“保安”，更不想当老农民，就想考取个功名，混个官做做。运气不好还是脑子太笨说不清楚，反正他考了了二十多年，也只是考中了生员。说他是学生身份，他可能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你要说他是农民身份，那他肯定不干！因为生员也算是功名的起点了，也算是有身份的人了。所以，说张居正的父亲身份是“学生”，实事求是，绝对真实准确。

可以说，在张居正的仕途上，家庭除了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外，实在没有任何帮助。

排除了这个背景，总体上说，张居正走的是自我奋斗的路子。具体说，张居正之所以能够爬上权力的巅峰，一靠的是制度，二靠的是聪明，三靠的是人脉，四靠的是高超的权术。

我得声明，这四个因素，不是按照重要性排序的。或许，在一定情况下，高超的权术，就是主导性的决定性因素。

先说制度。

前面说过，张居正出身卑微，但是，幸亏他生活的时代恰好是科举最盛的时代，学而优则仕。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那个时候寒门子弟要做官，非经过考试不可。既不能花钱买文凭，考试也很难作弊。作弊倒是有过，恰恰是张居正当国的时候，他为了保证其子能够及第，花钱要未来的作家汤显祖帮忙，汤显祖拒绝了。此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对张居正的声望损伤很大。这是后话。不过足以说明当时取得做官资格，是相对公平的，要靠自己的本事，歪门邪道基本上是走不通的。

张居正的运气不错。二十二岁就考上进士，而且排名靠前，二甲第九名。

科举考试，排名和年龄都很重要。当时的制度，基本上是按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

首先，取得做官资格，取决于成绩。科举考试的起点是秀才；考取秀才再参加全省范围的考试，考中的称举人；再通过全国的考试，最后考中的就是进士。这些考试，都是唯成绩论的。考中进士以后，按照成绩排序，分三甲。一甲三名，即我们平时说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从第四名开始至100名左右，其余者统称为三甲，约200人左右。

其次，分配工作也取决于成绩。换言之，进士的分配，是根据他们的排名进行的。每次新科进士出炉后，要分配工作，叫“大选”。一甲、二甲、三甲，三个等级的进士各分配什么工作，差不多已是惯例，做手脚的余地不大。排名靠前的，你想给他安排差的工作，很难办；排名靠后的，老爹是高官，就想超过前面的，也很不容易。

不过，张居正没有直接参加分配，而是进一步深造了。

按照制度，进士出炉后，还可以参加甄拔庶吉士的考试，年轻而且名次靠前的，有优势。张居正因此而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翰林院是研究机构，在里面工作的人被称为“史宫”。如果张居正直接参加分配，那么在中央，可以到监察机关当“言官”，也可以到哪个部去当主事（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到地方可以当知府，相当于现在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兼检察长兼法院院长。

有人或许会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在中央当处级干部，到地方当地市级干部，不对等吧？的确不对等。但是，当时就是这么个制度。而且我还要告诉诸位，谁被分到地方当知府，还满肚子不高兴呢！按照“大选”的惯例，二甲里选出若干人，排名最后的只能当知府，不能留首都。

张居正就不关心这些了。他直接到翰林院继续深造。深造完后，也不愁分配工作的事情了，因为制度上早就安排好了，庶吉士毕业后，基本上留在翰林院做编修或者检讨。

乍看起来，翰林院似乎不是什么好单位，要现在的人去选择，恐怕自愿去的不多，哪如到地市当个“一把手”过瘾啊！但是，明朝有一个政治惯例，具有宪法的功能，任何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也不敢公然违反的。就像现在英国的不成文宪法一样。

什么惯例呢？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就是说，只能是进士（年轻、名次靠前的）才可以进入翰林院，而只有翰林院出身的人才可以进入内阁。换言之，没有进过翰林院的，将来是没有希望入阁拜相的。而且进入翰林院，是每次科举考试进士录取以后，再从进士里考选，大体上不超过二十人。已经参加工作，组织上觉得这个干部有培养前途，再去翰林院进修拿文凭行不行？不行！没有这样的制度，也没有这样的例子。谁这么干，就相当于违宪，想都不敢想！

那么，内阁是个什么机构呢？有人说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似乎不那么准确。这么说吧，如果有人想像为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我看是抓住了制度的精髓。

所以，进入翰林院当庶吉士，这一步很关键啊！

毫无疑问，庶吉士，那绝对算得上尖子中的尖子、精英中的精英了。而张居正获得这个机会，没有别的因素，只有一条：考试成绩。不过，庶吉士不是官，还算是“学生”，经过三个年头的继续深造，庶吉士毕业（当时叫散馆）后，张居正就留在翰林院做编修，而且一干就是十年。编修属于七品史官。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以“储相”看待。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后备干部，而且是宰相的后备人选！P12-14

历史上最“成功”的读书人

张居正其人，绝对是超一流的权术高手，揆诸历史，能够与之比肩的，似乎还找不出第二人。从一个出身低微的寒门之后，跃上国家权力巅峰。不是皇帝却行使皇权，连皇帝都敬他三分怕他七分。但是这一切都披着合法性外衣，皇家心甘情愿，臣民俯首帖耳。不像曹操，身前死后还落下奸臣、谋逆的恶名。

或许有人比张居正更毒辣，但是他没有张居正隐藏得深；或许有人比张居正更专横，但是他没有张居正巧妙。张居正出身低微，却仕途顺遂。在相互激烈倾轧的官场，张居正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几乎没有挨过整。而他整倒大人物后，却能终生以“生死之交”面目与之保持着“友谊”。

在获得和行使权力上，制度、体制上所有有利条件，张居正都能够发挥到极致；所有不利条件，张居正都能够转化为有利条件，为我所用。无论是超一流的政治家还是文坛领袖，无论是多嘴的言官还是强悍的将帅，无论是政敌还是师友，张居正都玩于股掌之上，收放自如。

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是无名小卒，无论是亲信还是游离分子，无论是善意还是居心叵测，只要惹张居正不高兴，必遭无情打击，丝毫没有余地。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不动声色间进行的，表面上，他没有任何责任。

谋略、阴险、胆量，还有自身的俊朗外表，都被张居正充分运用于夺取、维系和行使权力。张居正是成功的男人！男人的成功，如同张居正这样的，实在罕见！

张居正的成功，成功的张居正，秘密只有一个，那就是权术！

权术是他最好的面具

有哲人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婢女。这句话一针见血。

还有一个因素：我们中国，专制制度实在太漫长，国人享受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力——言论自由的时光实在很短暂。大家权衡再三，还是吃饱饭第一。而既要吃饱饭、又想说话的话，就不得不采取所谓的春秋笔法了。

如此看来，我们一般国人心目中的历史，是真是假，确实要打个问号。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不是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真还是个疑问。

张居正这个人，就是一个例子。

当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张居正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正面人物”，一直被称为明代著名的改革家。在张居正的身上，常常还要加上“伟大’’的修饰词，颂扬他的文字不少，地位抬得很高。但依我看，这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实际上，相当长一个时期，张居正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分歧是很大的。比如，有人说张居正这个人偏衷多忌，小器易盈；在其当国掌权的时候，钳制言路，倚信佞幸；用干部基本出于个人爱憎。对于贤能的人，就仿佛掷沙遗尘，眼都不眨一下；而对那些个吹吹拍拍的奸佞小人，却如同嗜醴悦膻从不厌烦。有人甚至说，张居正乃奸人之雄，忘生背死之徒，包藏祸心，倾危同列，狗彘不食其余！

我看张居正这个人，有能力、很勤政，对国家(具体说是朝廷)有功(对人民是不是有功还需要再研究)；但是他的道德操守实在太差，作为权力的化身，基本上属于道德沦丧、阴险毒辣的政客，做了不少坏事；对官场和社会风气的破坏作用，也不可低估。

老实说，客观地评价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历史人物，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认为还是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尺，那就是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法。那么我们不妨用用这个方法。

所谓“改革家”

作为改革家——如果张居正可以称得上改革家的话，那么张居正与王安石无法比拟，无论从私德卜j丕是从改革的力度上。如果张居正有王安石的人品、胸怀，哪怕只有三分之一，那他也可以称得上—个好领导了。

作为权力较量的胜利者，张居正不如被他推翻的前任高拱。可以说，张居正方方面面都比不上高拱，当然，除了阴险毒辣。或许，正因如此，胜利者是张居正，而不是高拱。

可以设想一下，倘若是被张居正推翻的高拱继续执政，许多张居正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做的事情，高拱会去做；许多张居正做的事情，高拱不会去做。总之，高拱不被推翻，局面会大不一样。高拱在意识形态上主张与时俱进，政治上主张公开性，经济上主张发展工商业，基本国策上反对闭关锁国政策，主张对外开放；如果这些执行下去，中国会不会闯出一条新路也未可知。

比如，高拱极力主张开海运，而张居正则反对之。按照专家的说法，“当时，开海通洋贸易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如果允许大批船队定期从海上来往南北，客观上必然大有助于东南各省对海外贸易线的向北延伸，不但有利于国内沿海的物质交流，也极有可能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居正断然饬禁，显然是悖乎时代发展潮流的。”还说，“如果高拱仍在位任首辅，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政策决定的。”

发展，就是这被治强人给延误的。奇怪的是，今天，我们却在不吝笔墨地颂扬他对国家的贡献，而忽略了这样至关重要的“细节”。

还要指出，评价—个历史人物，也不能仅从政治方面去判断，还要看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对人心、对文化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评价张居正，那么这个人更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生活在历史的转折点

张居正生活的时代，是明朝的中后期。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帝国——明王朝嘉靖、隆庆、万历(初年)三朝，半个多世纪风云多变，政局多有起伏。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其一，制度弊端日益显露，公开的制度文本和实际运作已经南辕北辙，所谓的潜规则大行其道。其二，官僚队伍堕入整体性腐败的深渊，弄虚作假成风，贿赂公行，“凡官爵高下，在银多少；事虽细微，非贿不成”；为官者以搜刮百姓为唯一能事，“催征急矣，搜刮穷矣，民力竭矣”，百姓苦不堪言；在歌舞升平的外表下，实际上已到了土崩鱼烂、呼喇喇大厦将倾的边缘。其三，“富益富，贫益贫”，社会分化严重。其四，工商繁荣，风俗大不同于以往，官商相互利用。其五，对于官方意识形态，虽未公开抛弃，实在已被视为僵化教条，新思潮则大为流行，甚至已经有名流公开提出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主张了。

用流行的说法，一方面，官场腐败，贫富分化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另一方面，经济方面出现了商品经济活跃的局面；政治方面自由度相对宽松，甚至出现了公开否定专制制度的启蒙。

这时候，如果有人能够顺势而行，宽容持不同政见者，鼓励工商业，拓展对外贸易，中国会不会找到新出路呢?——高拱就是这样的政治家，他完全具备这样的胆识和担当。但是，他被张居正推翻了。

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再说说制度。

在我们的观念里，似乎帝制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就是独裁专制的。其实不然。确切说，儒家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反对君主独裁的。

但是有一条不可否认，谁来当权，并不是人民来选择的。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皇帝再无能，他也有合法性。有了错误可以罪己，可以批评，但是这个皇统不能变。臣下再有能力，也只是辅佐的角色。这就难为了那些有抱负、有能力的臣子了。处理起来这个关系，很不容易，风险很大。这种情况下，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手腕、权术。  张居正出身卑微，是靠自我奋斗爬上最高权力阶层的著名人物。在极端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中，从各种纵横捭阖、充满诡谲阴谋、攻讦倾轧、人情爱憎瞬息万变的过程中崛起并执掌政柄，不仅在激烈的官场“混斗”中成为唯一屹立不倒者，而且独掌大权十余年。而且，他以富国强兵为职志，对国家有相当贡献。

但是，另一方面，张居正又是阴谋家和独裁者，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精谙政治牌理，但往往又不按牌理出牌，常使得对手措手不及，有口难言。他口蜜腹剑，善于伪装，道貌岸然的外表下常行龌龊之举，道德沦丧，心狠手辣。他唯权力是逐，为了权力，不动声色地背叛师友；独掌中枢后又专权独断，骄盈自用，顺昌逆亡，集中体现了人治官场高官显贵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分裂人格，集高尚与卑鄙、伟大与龌龊于一身。

他一边高喊反腐倡廉，一边却大肆收受贿赂；一边高喊节俭，一边却奢靡无度；一边高喊节操，一边却忘情于美女裙钗间——他对一切敢于挑战其权威者都无情打击，但自己身后也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他是官场权力角逐中的胜利者，同时又是人治制度的牺牲品。张居正作为权力的化身，是强者；但在专制政体和深远的传统政治面前，他又是弱者。人治的官场，只有权力是强者，生命个体永远是悲剧的承担者。

所以，人治、专制制度不摒弃，悲剧就会不断上演。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不仅仅是时代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

当我动笔写下“后记”两个字的时候，心情很不平静。因为，能够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对我这个整天坐班、工作繁忙的人来说，实在太不容易了。

严格说，我着手写这本书，前后经历了整整八年！

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喜欢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以写作来充实；我也是一个喜欢沉思默想的人，书本上的、现实中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种种，都会引起我的思考。加之多年来徘徊廊署、沉于下僚，我对官场中的人和事，多了几分感悟。

于是，当我看到自己的老师韦先生写的关于张居正的皇皇学术巨著后，反复研读，爱不释手。一次，退休后移居家乡的韦先生自穗来京，与我们几个学生相聚。席间，年过七旬的韦先生感慨道：“历史方面的论文、专著，就只能写给圈子里的人看，与那些戏说历史的影视剧、通俗读物相比，社会影响实在有限。你们谁要是能够把历史写成小说，最好不过。”同时他还表示，他已经下决心，自己以后不再写论文和学术专著，而要改写有关明代的历史小说(最近，果然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历史小说)。

听了韦先生的话，我有了写历史小说的冲动。我大学本科是历史学学士，研究生是学的政治学(大法学范围，授法学硕士学位)，而且少年时代就喜欢文学，现在又在机关也就是广义的官场工作，思考和写作已经成为自己的生活习惯，那么写历史尤其是官场的历史小说，显然还是有优势的。

唯一的不足是，工作太繁忙，不可能有大块的时间用来写作。

但是，我还是下了决心，哪怕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安慰，给自己一个交代，也要干！

记得非常清楚，2001年的“五·一”长假，家人约好外出的，我请了假，一个人在家里，开始了以张居正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人治》的写作。在以后的六年间，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一切的兴趣点，也集中在了这上面。几易其稿，定稿后还有45万字之多。收集的书籍资料，也堆满了书架。

可是，在写了《人治》的前半部以后，我突然觉得，自己想表达的，还是不能充分表达。而且因为工作过于繁忙，实在已经难以按照以前的写法，继续写《人治》的下半部了。当时，我欲罢不甘、欲写不能，尴尬而痛苦。

恰在这个时候，朋友帮我开了一个博客，让我可以充分利用一切零零碎碎的时间，在博客上写点东西，而且还是挖掘的过去积累的资源，感觉很轻松，效果也不错。这样一来，一是不需要大块时间，想到什么写什么，真可谓得心应手；二是读者似乎更有兴趣，不少人留言说认为我的文风有百家讲坛的风格。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人治》虽然没有按照原计划写完，但是仍然可以独立成书，不影响阅读效果，加之这本书可以与之相衔接，相互参照，总算有了个交代。

我非常敬仰和感谢老师韦庆远先生，他的研究成果给我提供了丰沛的营养。韦先生所著《张居正和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七十多万字，厚厚的精装书，我看了无数遍，已经翻烂。

为了写作，自己付出了心血、代价，经历了辛苦、挫折；但是，所谓乐在其中，从写作过程中，我也获得了慰藉，体验了欢乐，于愿足矣！夫复何求？！

2009年夏·北京大慧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