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邀请读者参加一场对话。对话的主角是两位最具智慧的美国外交政策观察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2008年春天的许多个早晨和下午，他们坐在一起，探讨美国当前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是一场心灵与智力的旅程，两位全国最好的向导，带你走入下一任美国总统将要面对的多重选择的世界。

读者打开本书，可以想象自己坐在一张宽大的会议桌前，两位曾经在白宫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身份纵横捭阖的人，正坐在桌边侃侃而谈……

本书将帮助我们更加了解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对华外交政策的走向。

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出现了问题。用传统的说法来讲，美国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但其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增多：恐怖主义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全世界对美国意图的不信任……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两位美国最具权威的外交政策专家，都曾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伊格纳休斯的主持下，他们解析了美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美国应该从伊拉克撤军，还是继续留在那里？美国应该如何与伊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打交道？美国用什么样的强度来推进北约边界直至俄罗斯边境？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全球政治觉醒”有多重要？美国如何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国必须捍卫自己在远东的地位吗，如何捍卫？……他们认为，美国今后几年内的外交决策将决定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唯有改革才能将美国这艘大船带入最佳航道。

本书将帮助我们更加了解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对华外交政策的走向。

前言

第一章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

第二章 我们自己制造的危机

第三章 两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第四章 开放的好处：中国和远东

第五章 没有天然疆界的国家

第六章 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

第七章 文化尊严的政治

第八章 最初的一百天

伊格纳休斯：当下一任总统就任并思考伊拉克怎么办的问题时，一个重要的考量将是有关伊朗决策的后果。伊朗是该地区内正在崛起的力量，也很可能是从美国入侵伊拉克和推翻萨达姆的行动中获益最多的国家，当然这一点尚有争议。2006年我在伊朗作过几个星期的报道，当时我不断地从伊朗人那里听到下面这一番话：“我们是一个大国，而且正在崛起。现在是我们的时刻。我们正在上升，而美国人正在衰落。我们想被承认为大国，以符合我们的地位。”说这番话的人，不仅有支持伊朗的强硬政权的人，而且也有痛恨现政权和总统内贾德的人。

所以我想问你们，我们如何对待这样一个崛起中的伊朗。这个国家会说：“这是我们的时刻，与我们打交道。”布兰特，你对美国如何与伊朗交往这样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怎么看呢？

斯考克罗夫特：伊朗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记住的一件事，就是在处理恐怖主义、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把伊朗东西两边的敌人都给扫清了。所以伊朗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时刻到来了”，这也许不是什么无中生有的感觉。伊朗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我们与之有过反差极大的双边关系。在“沙”(Shah，伊朗国王的称号。——译者注)统治期间，伊朗是我们地区稳定的堡垒。当我们代替英国人成为该地区的外部力量时，我们曾指望“沙”能够维持稳定。可他倒台后，我们的使馆被占领，我们和伊朗人之间形成一种本能的厌恶。我们曾经有过非常不同寻常的关系。

对我而言，我们对待伊朗问题非常感情化。如果我们克服自己的感情，我认为我们能够很好地与伊朗人相处，首先，要与他们对话。我们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从过去不让任何人与伊朗对话，转而亲自与伊朗对话，但对话内容仅限于伊拉克，而不是更广泛的地区形势。

事实是，伊朗处在一个危险的地区之中。它是一个什叶派国家，周围却是逊尼派国家。它是一个波斯国家，整个地区却总体上是阿拉伯人的天下。我们需要主动与伊朗进行有关地区框架的战略对话，这将使伊朗感到安全，而无须寻求核武器。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没几个美国人曾经经历过你所经历过的伊朗革命动荡。你在伊朗革命时期恰好担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你经历了整个可怕的美国使馆被占领事件和人质危机。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怎么看待这些战略事件？

布热津斯基：好，我的出发点多少与布兰特的结论有点相似。没有理由维持孤立伊朗的政策，也没有理由要求伊朗人必须作出重大让步，才能到谈判桌上与我们平起平坐。这种政策注定要失败，政策本身引发了现存的各种难题。

伊格纳休斯：所以你认为小布什政府要求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并将其作为进入谈判的条件完全是错误的？

布热津斯基：有两种方式处理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想要他们停止核计划才能进行谈判，那么我们必须给出某种回报，因为至少根据国际法和《核不扩散条约》，他们都有权利拥有浓缩铀。如果要他们放弃这项权利，我们就应当准备好，用中止某些我们加在伊朗身上的痛苦制裁作为回报。然后，我们才能获得回报。

另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提出我们会无条件谈判，这意味着伊朗继续进行铀浓缩活动，但我们仍会继续谈判，除非由于谈判毫无进展或者出现某种意料之外的进展，我们中的任何一方脱离谈判。导致目前这种极为不利的僵局的原因，正是我们过于坚持先决条件。要么没有任何先决条件，要么互相都同意，将中止铀浓缩活动与中止制裁加以对等。

戴维，我还想就你刚才提出的伊朗人对于自己的地区角色的看法，再多说几句。这种看法的绝大部分都是自我幻想。伊朗根本没有那么强大。它是一个有着无数国内问题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它非常自闭；这个国家里的青年的绝大多数，都对狂热的宗教领导层感到极度不满；许多年轻人，特别是妇女，将土耳其或欧洲作为未来的榜样，觉得目前对《古兰经》的解释毫无前途。

因此，一旦伊朗人感到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不再对他们进行包围的时候，这个国家将会遇到严重的社会问题。我认为，我们放松对伊朗的包围，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为那样不仅将出现官方对话，而且也会激起伊朗国内更多的促变呼声。

最后一点，但绝非不重要，虽然伊朗看上去比其邻国要强大一些，但它有非常严重的国内民族问题。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伊朗大约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是阿泽里人。阿泽里人已经被相对成功地融人了伊朗体系之中。但这正在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现在，一个独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国正开始变得富有，并且日益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巴库一杰伊汗石油管道的铺设，使阿塞拜疆与美国人签约，向欧洲人输油，然后再聪明地将石油收入用于国家重建和现代化。

伊朗以及其他地方的阿泽里人都会将眼光向北看。时候一到，他们会开始询问：“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成为阿塞拜疆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东面的俾路支，已经出现了一些骚乱，邻近伊拉克的地区，还有些残留的阿拉伯人，所以，伊朗自身有许多需要应付的软肋。

因此，那种自信而富有领导力的，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在中东扮演帝国角色的伊朗形象，未免有些夸大。当然，我们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风险。但我认为，我们应当考虑到，现实要复杂得多，不要忘记伊朗在“9·11”事件之后的一小段时期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我们能够推翻塔利班政权，伊朗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伊格纳休斯：你提出了什么是外交政策中的最大诱惑的问题。那么，伊朗的这些民族矛盾有没有可能被美国所利用？

布热津斯基：哦，我没有提这样的问题。P46-48

这本书邀请读者参加一场对话。对话的主角是两位最具智慧的美国外交政策观察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2008年春天的许多个早晨和下午，他们坐在一起，探讨美国当前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是一场心灵与智力的旅程，两位全国最好的向导，带你走人下一任总统将要面对的多重选择的世界。

读者打开本书，可以想象自己坐在一张宽大的会议桌前，两位曾经在白宫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身份纵横捭阖的人，正坐在桌边侃侃而谈。这张桌子所在的办公楼，能够俯瞰宾夕法尼亚大街，距离他们战斗过的白宫只有几个街区。每次对话，他们总是西装革履前来，好似赴白宫向总统汇报一般。每次对话之前，我们都会倒上一大杯咖啡，或者来点儿汽水，有时加上一小包家中带来的糕点糖，搅入咖啡或汽水之中。然后，打开录音机。

现在，我邀请你聆听两位美国最有远见的外交政策实践家对于未来的思考。

这些谈话从他们的信仰开始。他们深信，世界的基本面正在改变，可是，我们用以理解美国角色的传统模式有些失灵。他们都认为，美国在国际上遇到了困难，不能适应新的现实。他们都在质疑传统的智慧和固有的观念，试着去用全新的眼光打量世界。他们对美国的未来表示基本乐观，这一点你可以在书中看得出来，但是，乐观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国必须能够应对当前的世界挑战，而不是生活在自我臆想的世界中。

本书是一次尝试。一位知名的民主党人和一位知名的共和党人，一起摸索美国外交政策新起点的共同基础。这一次，他们只为自己说话，而不是为两个对立的政党说话。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有这样的共同点，因为他们都极富预见性地最早表达过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早在其他大多数外交政策分析家之前，他们就已经洞察到了美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之后面对的危险与困难，而且，当时他们就曾勇敢而决断地大声向公众说出过自己的看法。仅仅出于这个理由，我们也应当仔细聆听他们现在想要说的话。尽管他们在一些细节上有着分歧，特别是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的时间上分歧犹甚，但我发现，在每一次谈话中，他们的思想实际上都在构筑共同的框架。

作为一名过去三十多年内一直撰写外交政策文章的记者，我非常乐意主持这些对话。我相信，他们寻找共同点的努力，会取得成功。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中，我尽量站在中间立场上写作。我认真倾听其他人说什么，只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启发他们，我试着提一些读者如果在场可能也会提出的问题。在这些对话中，我也努力做到不偏不倚。

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都是重量级的冷战斗士。在本书中，他们描述了一些导致柏林墙最终倒塌和苏联解体的秘密历史。但那个世界已经远离，在本书中，你不会找到对那个时代的庆幸、得意或缅怀。他们两人反倒担心，冷战思维在政策制定者的思想中盘踞过久，使我们无法达成世界上新的力量平衡。书中的字里行间不断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自冷战结束以来已经有了多么大的改变。

每位读者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总结这些对话，下面是我作为主持人所发现的一些共同之处：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都从国家利益着手思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人都是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者。但他们相信，美国必须与一个变动中的世界接触，而不是与之为敌。他们的目标是使美国与这些变动力量尽可能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避而远之。他们一再强调，美国需要灵活开放，需要拥有主观上能与朋友和敌人坐下来谈判的意愿。

最主要的，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想要重建一个向前看的自信的美国。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在恐怖主义的时代变得太恐慌、太畏缩了，将自己禁锢在实体和思想的墙内。每次当他们必须要在保安面前签名才能获得安全通行证进人大楼时，他们都会对我们缩着脑袋的荒谬思维模式大笑不已。

他们所谓美国是21世纪超级大国的观念，绝非让美国向世界传教，而是要让美国去接触世界，去聆听并与世界合作，只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他们描述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政治革命，布热津斯基称之为全球觉醒，而斯考克罗夫特称之为对尊严的渴求。他们想让美国跟上变化。

在美国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数十年间，两党分歧下的外交政策成为一项传统。20世纪的每一次重大外交决策，总是带点儿神秘色彩，总是伴随着政治角力。但是同时也有共同的战略对话的传统，这个进程将全国最优秀的头脑聚在一起，从他们那里挖掘出有关美国和世界的一些基本理念。

这个过程，将一位生于波兰擅长完美演说的哈佛天才教授，和一位同样具有天才头脑的来自犹他州擅长用简练语言表述复杂问题的空军将军，聚合到了一起。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曾在白宫岁月中，获得极大的成功；离职后，他们继续旅行和争论，并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观察和思考。

2008年总统大选前夜，这本书将两人聚合到了一起，作一次广泛的讨论。也许，这类讨论能够激活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所代表的战略思维传统，并能鼓励两党就美国的问题以及如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进行持续的对话。

戴维·伊格纳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