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是一个充满反叛、骚乱和动荡的年代，本书就是那个年代的全景式记录。反叛，却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和严密的组织，只有叛逆的欲望和方式，矛头指向大多数机构、政治领导人和政党；骚乱，波及欧亚和南北美洲；动荡，越战、苏联坦克开进比拉格、奥运会前夕墨西哥大开杀戒、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而那个年代撞击了整个世界，并决定了今天的世界面貌。

本书可以看成是一部1968年编年史，是那一年里弥漫在整个世界的骚乱、动荡和反叛的全景式记录——从美国的纽约、迈阿密、伯克利、芝加哥到墨西哥城、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捷克布拉格、波兰华沙、日本东京直至整个中国大陆。那一年越南发动了春季攻势；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遭到暗杀；苏联将坦克开进布拉格；墨西哥政府在夏季奥运会前夕大开杀戒；巴黎学生在城市的围墙上到处涂鸦；“越做爱，越想革命。越革命，越想做爱”成了流行口号……

这就是撞击世界的1968年。

导言 撞击世界的年代

一、我们冬日的不满

 1．1968年的第一个星期

 2．与蚊帐争辩的人

 3．舒展开令人畏惧的浓眉

 4．对着波兰人的耳朵轻语

二、布拉格之春

 5．在可憎的机器的齿轮上

 6．英雄们

 7．一个波兰人的绝对命令

 8．诗、政治和艰难的第二段

 9．新国土上的儿女们

 10．一场时尚先锋派革命的瓦格纳式弦外之音

 11．四月里的浑蛋

 12．先生，我想您已经堕落了

 13．理想之地

三、夏季奥运会

 14．禁足之地

 15．乏味政治的花招

 16．肉类加工厂旁幽灵般的警察

 17．东布拉格之殇

 18．惨淡忧郁的笑容

 19．在阿兹特克人的地方

四、尼克松下台

 20．秋事学期的理论与实践

 21．最后的希望

参考书目

1968年的第一个星期

1968年的开端像所有正常年份一样——始于一个星期一的早晨。这是一个闰年，2月份有29天。《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这样写道：世界告别了一个动乱年；城市降雪。

在越南，1968年的开端很平静。教皇保罗六世宣布1月1日为和平日，为了他这天的和平，教皇说服南越人及其美国盟军在已有的24小时休战协定上再加l2小时。南越的人民解放武装部队——一支通常被称为亲北越的游击队——宣布了72小时的停火协定。在西贡，南越政府强迫店主们打出横幅：“盟军将在1968年赢得胜利。”

在南越的湄公河三角洲，夜半，美托镇教堂的钟为新年而响起，10分钟后，当教堂的钟声还在响，一支越共小分队出现在稻田边，出其不意地袭击南越第二舰队官兵，杀死了19个水兵，另有17人受伤。

《纽约时报》社论说，虽然再次开战撕裂了和平的希望，但另一个机会即将来临，那就是在2月份越南新年中开战双方有望停火。

“L'Annie 1968，je la salue avec serenite. ”78岁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新年前夕说。“我祝愿1968年是祥和的一年。”戴高乐高而凛然，自1958年起，他一直在他发话的那个宝座上统治法国。他修改了宪法，使法国总统成了西方民主国家中最有权力的首脑。目前，他正进入第二个七年任期的第三年，情况良好。他在镶金的宫殿里对法国人民(法国仅有的两个频道完全归国家所有)说，不久，其他国家将向他求援，他不仅将在越南，甚至将在中东谋求和平。“所有的迹象均显示，我们将在解决国际事务方面做出非常卓越的贡献。”近年来，他已经习惯于以“我们”来称自己。

这位法国人口中的“将军”或“大夏尔”通过电视向法国人民致新年贺词的时候，显出“少有的温和，简直到了慈祥的地步”。他很少用严厉的词汇，甚至对此前被他认为是“可憎”的美国也不用。他的语调和他1967年的新年贺词形成对比，去年他将美国的越战说成是“一个可恶的不公平的战争”，是一个“大国”摧毁一个小国。法国越来越在乎其盟国对自己的厌恶。

法国正处于一个平静而繁荣的阶段。“二战”后法国又进行了自己的越战，这一点戴高乐似乎已经忘记。胡志明——美国的敌人，与戴高乐同年，出生在当时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大半生都在反抗法国人。他曾经在巴黎生活，用的假名是Nguyen O Phap，意思是“阮憎恨法国人”。“二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告诫戴高乐，战后法国应将独立归还给印度支那。但戴高乐却跟胡志明说，即使他在召集自己的人民反抗日本人，战后他还是要设法重新建立法国殖民地。罗斯福说：“印度支那的人民理应得到比这更好的待遇。”戴高乐却决定他的自由法国军队要涉入在印度支那的任何行动，并说：“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流了血，这片土地就归法国人了。”

“二战”后，法国人和胡志明打仗，惨败。然后是与阿尔及利亚交战，再败。但自从1962年后法国就一直处于和平状态。虽然戴高乐对经济增长点的漠然出了名，法国经济还是呈现出增长势头。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到1967年期间，法国人的实际工资每年上升3．6％。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迅速上升，尤其是汽车、电视机。年轻人的大学就学率也明显上升。

戴高乐的总理乔治-蓬皮杜对来年也颇为放心。他指出，左派尽管未必能获得权力，但他们将更为团结，“今年反对派会对政府进行干扰，”蓬皮杜说，“但他们不可能制造危机。”

受欢迎的《巴黎竞赛》认为蓬皮杜是少数几个可以在1968年掌控权力从而取代戴高乐的人选之一，但编辑们更多地将未来的焦点放在国外，而不是国内。他们预计，“美国将有一场罕见激烈的选战”。除了越南，他们认为未来的热点还包括黄金兑美元的汇率之争，苏联东边卫星国家持续增长的自由，以及苏联国内太空武器系统的建立。

“今日的法国不会像往日那样因危机而瘫痪。”戴高乐在新年致辞中说。

因为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所发起的清洁建筑物的运动，巴黎显得前所未有的干净。玛德莲教堂、凯旋门、先贤祠和其他的标志性建筑物不再是灰黑色，而是米色和浅黄色，并且这个月将用冷水喷射洗刷巴黎圣母院上已有700年历史的尘垢。水喷会损坏建筑物吗？会使得圣母院怪里怪气，七拼八凑，暴露出石头颜色的斑驳不一吗？

戴高乐在1968年前夕坐在宫殿里，平静乐观，“在这么多的国家政局不稳之际”，他保证“法国仍将井然有序，起到表率作用”。将军说，“我们没有敌人，”法国的终极目标是和平。

也许这种新式的戴式语气是因为诺贝尔梦在作怪。《巴黎竞赛》问蓬皮杜，将军身边的一些人对将军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感到愤慨，你是否有同感？蓬皮杜说：“你真的认为诺贝尔奖对将军有意义吗？他只在意历史，而没有任何评审团可以做出历史的判言。”

除了戴高乐外，美国的电脑产业也给寡欢的新年带来了少有的乐观，预不着1968年将是历史性的一年。20世纪50年代，电脑制造商估计整个美国用六台计算机就够了。1968年1月，美国已有五万台计算机投入工作，其中15000台是去年安装的。烟草业也很乐观地预计，1968年将保持1967年2％的销售增长率。一家主要烟草厂家的主管人员扬言：“他们越是攻击我们，我们的烟草就出售得越多。”

但从很多方面看来，1967年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年份，全国内地黑人聚居城市的骚乱和破坏性暴动数量创下了纪录，包括波士顿、堪萨斯、纽华克和底特律。

1968年是“黑鬼”(negros)变成“黑人”(blacks)的一年。1965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的组织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发明了“黑豹”这个词，不久又衍生出“黑人力量”。1968年此词刚出台时是指黑人武装力量，到该年年底，这个词指整个黑人群体。“黑鬼”成为一个有蔑视色彩的词，用于指那些不站出来争取自身权益的黑人。

1968年的第二天，37岁的黑人教师罗伯特-克拉克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成为密西西比州众议院的议员，成为该州立法院自1894年以来的第一个黑人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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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撞击世界的年代

中年的乐事之一便是发现自己曾经是对的，而且一个人在像17岁或23岁这种年纪时，其实比自己想象中正确得多。

——埃兹拉·庞德，《阅读入门》，1934

1968年是那么独特，它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并且也不会再有。在那个时代，各个国家和文化尚且各自独立、互不相同——同1968年相比，今天的波兰、法国、美国和墨西哥已大大同化了——但是世界各地却不约而同地爆发了反叛精神。

历史上也有过其他的革命年份，比如1848年，但与1968年相比，1848年革命仅局限于欧洲，所针对的事情也几乎是相同的。其他的全球性的事件也是有过的，那是全球帝国体系的结果。悲惨而波及面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其中的一例。1968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们反叛所针对的对象多种多样，共同点只剩下叛逆的欲望和方式、对现存秩序的疏离以及对任何形式专制的深恶痛绝。在有共产主义的地方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在有资本主义的地方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反叛者拒斥绝大多数制度、政治领袖和政治团体。造反的矛头指向了绝大多数机构、政治领导人和政党。

造反没有计划也没有周密的组织，往往是通过仓促的会议决定的。一些最重要的决定只缘起于一时心血来潮。因为这些运动反对的是专制，所以它们没有领袖，就算有，也没人承认自己是。意识形态经常是模糊的，很少能在什么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1969年，当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八名激进主义分子与1968年芝加哥的示威有联系时，其中的一个激进分子阿比·霍夫曼在论及其所在的团体时这样说：“我们甚至在午餐的意见上都不一致。”世界各地都在造反，但这些造反者并没有联合起来，凝成一股力，即使有，也只是为了一时的方便，很快便瓦解了。比如，美国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运动，法国和意大利的劳工和学生运动，都曾经有过昙花一现的联合。

有四种历史因素共同促成了1968年：在当时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起了典范作用；这一代人自视与上一代人截然不同并有着强烈的疏离感，因而拒斥一切权威；一场受全世界共同憎恶的战争为所有叛逆者提供了一个叛逆的理由；还有当所有这一切发生时，电视正方兴未艾，但尚不成熟，对电视的控制、精选和包装还没到今天这样的程度。1968年，当天能收看到来自世界另一地的电视本身就是一个扣人心弦、崭新的技术奇迹。

美国的越战原本没什么特别，当然也不比包括早先法国在越南的战争在内的无数其他战争更应该受到谴责，但发起这场战争的美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霸权。当时正值殖民地奋起争取国家独立，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触动了全世界人民能理想主义，然而在越南这片贫穷脆弱、为独立斗争的土地上，却有个叫做“超级霸权”的新型主权对它小小的领土狂轰滥炸，所投掷的非核燃料炸弹比“二战”时期在整个亚洲和欧洲投的还多。在1968年战事最激烈的时候，美军每星期杀死的人数至少相当于2001年9月11日世贸大楼被攻击时的死亡人数。虽然美国、法国、德国和墨西哥等国的各派运动内部纷争不断，派系林立，但因为美国的霸权和傲慢以及越战的残忍和明显不公，每个人都夏对越战。美国民权运动在1968年因为主张非暴力和主张黑人力量两派的分歧而分裂，但在反战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世界各地的运动立场泾渭分明，但仅凭反战就可以将他们凝聚在一起。

当他们抗议时，他们知道怎么做；美国的民权运动教会了他们游行和静坐。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密西西比的做法，迫不及待地想亲自为自由而游行。

对出生在“二战”之后的那一代来说，“大屠杀”还是一个新词，原子弹也才爆炸，他们出生在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世界。“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与“二战”那代人以及更老的前辈们了无共同之处，他们甚至不会为同一个笑话而发笑，在“二战”这一代人中颇受欢迎的喜剧演员如鲍勃·霍普和杰克·本尼却让新一代人觉得完全索然无味。

1968年是一个现代主义令人瞠目的年代，现代主义总是让年轻人着迷，让老年人困惑。回想起来，那个年代又有一种几乎奇异的纯真。想象一下，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生和相距遥远的巴黎大学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的经历是相似的，然后他们怯生生地走近来，想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共同点。在惊奇和激动中，人们发现不管是在布拉格、巴黎、罗马、墨西哥还是纽约，他们用的竟然是相同的策略。有了通讯卫星和廉价的可洗录影带，人们得以通过电视清楚地了解到其他人都在干什么，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头一次能身临其境地接触当日遥远的大事件，实在是激动人心。

这种新奇感不再会有了。“地球村”这个词是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发明的。地球变小已不能让我们惊讶不置，第一次看到在月球上拍摄的照片、第一次听到太空广播的那种震撼，今日是不会再有了。在当今世界，我们对日新月异的突破已经习以为常。如果再有一个1968年代的一代人产生，各种运动都将开办网站，受着执法部门严密监管。他们会相互发电邮了解最新的变化。毫无疑问，还会有其他的工具被发明出来，但即使是发明本身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

出生于1948年的我是属于憎恨、抗议越战的一代，一想到当局二字，脑中就浮现出这样一幅图像：辛辣的催泪瓦斯，警察在进攻前不动声色地从侧翼缓缓包抄，先是棍棒，然后是屠杀。我从一开始就表明了我的成见，因为即使是现在，时隔三十多年，想要客观地看待1968年也是不诚实的尝试。我最近读了几份刊物——《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生活》、《花花公子》、《世界报》、《费加罗报》，一份波兰日报和周刊，还有1968年的几份墨西哥报纸——一些咱称客观，另一些则直陈他们的成见——阅毕我确信，公平是可能的，但真正的客观则是不可能的。1968年的美国媒体以客观自居，它只是没察觉出自己有多么主观。

这本书的写作让我记起，有那么一个时期，人们秉心直言，无所畏惧——可自从那以后，已经有太多真相被湮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