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小人物教你如何励志的书。书中这些从农村走进城市的女孩，面对极其严酷的生存环境，在几乎看不到希望的逆境中，杀出了一条条生存之路、生活之路。用金钱衡量，她们不算大款，用地位衡量，她们不算成功，但是用人的价值衡量，她们无愧人生！

读完她们的经历，有一种深刻的沧桑感。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那么跌宕曲折，每一个转弯之处都有丰富的生命故事，把这些记录下来，本身就是社会和历史的一笔财富。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一本记述打工妹经历的故事集。

这是一本关于底层人如何改变命运，如何发奋图强的书。相信无论你是谁，只要捧读这本书，都会被深深地感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怀有梦想，但是在追逐梦想成真的路上，我们谁有她们这样的勇气和胆量？

这是一本老百姓书写自己历史的书。毫无疑问，再过百年，我们的晚辈从这本书中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更为真实的时代，通过这本书，他们也会对这个时代作出更为公允的评价。

序一 什么时候她们才能够安居乐业

序二 对于打工妹，我们应该反思什么

第一章 打工，是为了寻找发展空间

 一辈子做打工妹的代言人

 不喜欢人家叫自已打工妹

 相信后半生会比前半生过得好

第二章 挣脱婚姻的桎梏，冲出去

 为逃婚打工，又为生存压力离婚

 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个房子

 走在独立而尊严的大道上

第三章 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

 从命运的弃儿到十佳打工妹

 打工妹出身的自由撰稿人

 让梦想的园地开满鲜花

 满载爱情的小船漂向远方

 打工挣钱就想以后建设家乡

第四章 城市边缘人，农村带头人

 她曾经是陈慕华家的小保姆

 城市打工嫂乡村女能手

 小小银针织出的创业梦

 在结满希望的果园里

 敢于明码标价的月嫂

第五章 纵然有挫折，也决不回头

 “老天要我承受那么多，是因为我扛得起！”

 城里的男人也不能随便嫁

 最大的遗憾是北京不给上保险

 我从小就很苦，但很要强

 打工很苦，但也让我开了眼界

 擦干眼泪，到北京、上海去闯

附录一 外出的农家女与回乡的打工妹——从流动谈人的现代化历程

附录二 中国流动人口政策变化与沿革

附录三 打工妹之家简介

一辈子做打工妹的代言人

郭慧玲

马小朵小档案：

马小朵，江苏省溧阳县入，42岁。16岁那年，她背起行囊和几十斤大米来到北京，开始了八年的保姆生涯。八年当中，她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拿了一个中文大专文凭和一个计算机函授文凭。拿到文凭后，她一心想回到家乡的小学教书，但四处碰壁，只好回到北京继续当保姆。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做临时工时，她与一位北京青年相识相爱，结婚生女。但是为了一纸户口，她又只身南下深圳。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缘打工妹之家，成为它的工作人员，并受其派遣到美国访问学习。回来之后，她创办了同心希望家园，专门为打工妇女和儿童服务。23年时间，她由一位从农村出来的打工妹成长为一位社会工作者。

对马小朵的访谈贯穿我的整个访谈期间，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我对她作了三次访谈。三次访谈的材料却要演绎她23年的漫长打工生涯，这对我而言，不可说不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因为她的打工历程几乎与中国民工流动这段尚未落幕的历史重合！而且马小朵真真实实地用自 己的青春岁月，为大时代作着鲜活的见证，既真实且令人动容。

只是，故事尚未完结。事实上，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历程也才刚剐开始。当前的马小朵，不只是要做这个群体的一分子，她更要成为这个群体的领头人，她在思索着如何让这个群体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主体，她在马不停蹄的工作中展开人生另一个阶段的探索与努力。

中国最早的打工妹

马小朵，1966年生于江苏省溧阳县的一个村庄。1982年中国民工潮尚未浮现之际，刚满16岁的她背起了行囊和几十斤大米，拿着一张写着打工的同乡住址的纸片，踏上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奔向不可预知的未来。

这样的壮举在当时封闭保守的家乡还是头一件，光看她的名字和听她讲话的声调，实在无法想象当时的她如何勇敢地迈开走出家乡的第一步。想象当年的她，是否就像一朵纤细的小花在土墙一角迎风绽开，而在一阵风起云涌之际，她抓住了机会，不但顺风起飞，更能逆风而行，尽最大努力让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延伸到看不到尽头的前方……

23年后的2005年，当我访谈马小朵时，她已经是_位在京城对打工群体——重点是妇女和儿童——进行教育培训和维权的社会工作者了。她受美国纽约一家华人职工团体的资助而组织的同心希望家园，是北京最年轻也是资源最少的农民工组织。2004年底到美国受训三个月，带着仅有的1.5万美元资助回来后，她就兴致勃勃地开始了她所热爱的这份工作。

但是今天马小朵拥有自己的事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整个民工潮中大部分女性农民工所经历的一样，马小朵进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从我们俗称保姆的家庭服务开始的。保姆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农村女性进城打工最优先考虑的职业，因为它的职业准入低，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和技术即可从事，而且通常雇主会提供食宿，工资拖欠的几率也较低。现在保姆已成为西部偏远农村女性进城打工的首选，但在二十多年前，马小朵说，全北京大概只有5万名保姆，几乎不是江苏溧阳的，就是安徽无为的。

保姆其实是一种很压抑的职业，主要是因为进入雇主家中生活，24小时都在雇主的眼皮底下监控着，精神压力极大；工作时间与内容也非常不确定，通常要看个人的运气了。遇到了家庭简单、工作量不大，雇主一家人又和善，能将心比心把保姆当做家人看待的，就算很幸运了——这样的机会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似乎很少。

这份工作的要求是：少说勤做，眼里随时有活，这样才能获得雇主基本的认同。如果爱干净又能干，性格老实，不涉入雇主家庭的人际关系，在雇主眼中才能算是一位好保姆。这些也是一种职业的“规训”。于是，每一位从事保姆工作的农村小姑娘，都日复一日地将自己的行为甚至脾气秉性，都规整得方方正正，最终成为一个小心翼翼、无声无息的人。

马小朵就在这样的职业规训下，度过了进京后的八年打工生活。“那八年干保姆的时间，对我的性格影响太大了。”马小朵这么总结保姆工作对她一生的影响。

她说自己原来还算活泼，因为妈妈就是一个有着活泼性格又开朗坚毅的女人。“文革”中她还小，跟着妈妈到处去唱戏，“那时我也很会唱，像公社会演，《东海小哨兵》还有《红灯记》这些戏，我都跟着上台演出，还唱得挺好的。”

“但是后来出来做保姆，不知怎么就变得不会唱歌了，真不会唱了！唉！现在连歌也不听了！”不但如此，她说，“我走路也变样了，我爱人老说我，走路低着个头，就像日本女人似的，轻轻地小跑步走。那八年总这样，一直比较自卑吧！”她的语气渐渐沉了下来。

P3-6

对于打工妹，我们应该反思什么

谭深

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算起，农村人开始流动打工也有二十几年了。本书的主人公现在多为三四十岁，她们每个人外出打工都在10年以上，最早的1982年就外出了，堪称中国的第一代打工妹。

读完她们的经历，有一种深刻的沧桑感。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那么跌宕曲折，每一个转弯之处都有丰富的生命故事，把这些记录下来，本身就是社会和历史的一笔财富。而本书的叙述者在讲自己故事的同时也在反思，反思自己，反思社会。作为读者，作为与这些昔日的打工妹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的人，也不能只是看风景，发感慨。我希望与她们一道反思。而本文想从制度和个人的角度谈一谈。在对打工妹(包括整个农村流动打工者)经历的分析中，一个绕不过去的事实是中国存在了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它的一个代表性的制度就是户籍制度。在30年前，这个制度曾经基本阻断了农村人向城市流动；20年前，已经开始了的打工潮受到这个制度的限制；今天，当经历了奔波、漂泊的打工者已人中年，需要安顿下来的时候，何处是归宿又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因此，户籍制度一直是一个被批评的和改革的焦点。但是，是不是放开了户籍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看来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户籍制度的关键问题是建立在它上面的各种保障和福利制度，体现在城乡关系上，就是具有城市户口的人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农村户口的人享受不到。其实质是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不公平分配。

所以，近些年政府在这方面的改革，主要放在逐步放开户籍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上。如小城镇可以自由落户，一些中等城市也开始放开；将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对于打工者来说，选择增加了，在外面的日子好过些了。

然而，打工者仍然感到进退两难。一方面，外出打工者的数量在增长，另一方面，对农民工流动和返乡意愿的调查也显示，想长期留在打工地的比例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对于中年的打工者来说，他们为难的是什么？从本书的访谈中可以看到，一方面，社会保障还没有完全到位，打工者们遇到意外主要还得依靠个人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城市长期生活所必须付出的房租、生活费和孩子的学费也是普通打工家庭难以承受的。

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即从政策上减少了农村流动者的不公平待遇，但是他们丽对的是更大的市场的不平等。统计数据表明，近些年，中国的城乡差距、城市内部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在经济迅猛增长、富人大量涌现的同时，进城的农村打工者和城市失业下岗职工，共同构成新的庞大的贫困人群。这个时候，矛盾的焦点正从原来的城乡关系向贫富关系、劳资关系、干群关系等转移。

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仍然是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严峻课题。

市场化还有一个破坏性的力量，就是对传统的价值的瓦解。过去，我们曾经将所有的传统与现代性对立起来，认为传统是落后的、阻碍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在引入市场经济时，不加分析地接受了西方的个人主义，却抽离了其背后的平等原则和人的尊严等价值基础，出现了崇尚财富和成功、歧视穷人和弱者的不良倾向。事实上，在任何竞争中，成功的只能是少数人。如何在暂时的失败或长期的不利状况下还能保持个人、家庭和群体的尊严，是社会成员和谐相处的基础，也是我们的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本书主人公的坎坷经历中，我们时时可以看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给予她们生活的影响，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对我触动很大的是她们中间很多人经历的婚姻事件，以及她们在不幸面前的坚忍阳顽强。22位主人公中，有5位离婚，4位丈夫去世，还有3位经历了买卖婚姻或换亲。这些都是女性生活中最不幸的事件。但是她们都顽强地挺过来了，不仅能够正常地生活，而且履行着自己的家庭责任。我想除了她们个人的品质和能力之外，来自社会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从访谈记录看，来自社会的对她们的支持，主要有三个方面：亲友、雇主(被访者多做过家庭服务员)和农家女组织。实际上很多调查显示，由亲友组成的乡土网络是外出打工者最基本的支持系统，幸亏有这个网络存在，使得外出打工者能够解决求职、意外求助等基本的生存问题，也使得多数打工者在流动中还有精神归宿。

此外，社会上的“好人”(包括雇主)也给予了打工妹各种帮助和友情，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残酷的竞争角逐中所存有的精神绿洲，是重建和谐社会的宝贵价值资源。而“5·12”地震后唤起的志愿者精神，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价值最光辉的一面。正是有这些传统的、现代的价值存在，我们这个社会才能维持着基本的凝聚力，而不至于迅速地“原子化”。我们应当小心守护。

再者，出于选择访谈对象的方便，本书的主人公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农家女事业圈”有联系，其中多数得到农家女组织／打工妹之家的直接帮助。从访谈资料可以看到，无论是实际的帮助还是精神的支持，对于这些打工妹的作用有时是难以想象的，有些甚至改变了人的一生。而农家女组织／打工妹之家之所以能够为打工妹提供一定的帮助，是因为这些组织是由一些有公益心、有能力聚集社会资源的人组成并运作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主人公是幸运的。因为绝大多数过去和现在的打工妹并不一定有接触这类组织的机会。同时，我对为打工妹服务的农家女组织／打工妹之家这样的组织和其工作者表示尊敬和钦佩，并且殷切地希望你们小心守护住自己的价值，因为这是你们的立身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