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后的77、78级学子，如春潮般涌入北大，顿时更新了整个燕园。青春在这里重新展开，细节饶有趣味。到处是勃勃生机和意味深长的邂逅。……”

《北大回忆》由张曼菱所著，全书以作者亲身经历为主要内容，涉及文艺界、北大领导、老师、前辈、同学等大量人物，以及发生在北大或者与北大有关联的种种事件。

《北大回忆》由张曼菱所著，《北大回忆》精选了作者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有趣文字。她以亲历者的口吻娓娓道来，叙述了与许多著名人物的接触，如朱光潜、钱钟书、李泽厚、袁行霈等，写出了自己和同代人怎样在那种宽容、温厚、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环境氛围中逐步成长，生动地描画了什么叫做“天下己任”、“兼容并包”以及与之相关的“北大精神”。

序：“值得回忆”

第一章 燕园春潮

 “作家梦”

 逝去的教授

 历史的邂逅

 “青青子衿”

 小“段子”

 试探性的讨论

 燕园春潮

第二章 “隔代亲”与“守望者”

 “隔代亲”

 校园路

 朱光潜湖畔抛书

 林庚登台讲《楚辞》

 金克木戏说时势

 王力写推荐信

 朱德熙“隔代亲”

 季羡林“不默而生”

 “守望者”

 语法课——卢甲文

 “文学评论”课——闵开德

 为“朦胧诗”呐喊——谢冕

 课前点评——袁良骏

 曾经“流放”——倪其心

 辩论《苦恋》——周强

 “可以像林庚先生那样”——孙玉石

 “真文字更有价值”——马振芳

 相教何必曾相识——金开诚

 功夫在课外——严家炎

 “为了人的尊严”——袁行霈

第三章 竞选及其细节

 闻风而动

 “问答”之海

 “人性解放”旗帜

 遭遇“大多数革命群众”

 保住《开拓》

 帷幕落下，谁是“小乔”？

 “照片失踪”案

 喊出“振兴中华”

第四章 学子投稿

 秦兆阳的小院

 在韦君宜家吃炸酱面

 与《当代》相处的日子

 “让她到大地上去”

 “活化石”马波

 荒煤“老友”

第五章 勺园岁月

 “蚩尤文化”

 “南极梦”

 《青春祭》兔年访美

 花神庙、硅谷魂

 “候鸟”群聚

第六章 寻觅“校园魂”

 历史的链接——季羡林、郝斌

 警觉“被放大”——沈克琦

 “人淡如菊”——任继愈

 雅“俗”之间——徐葆耕

 获奖与“获罪”——王汉斌、彭佩云

 曾经是“钻石”——费孝通

 仁哉！科学——吴大猷、李政道、杨振宁

 《日记》问世——吴宓及其女儿

 坦诚与保留——台湾行(一)

 校风与业绩——台湾行(二)

后记：沉浮的河流

梦中常看见五院，院墙上的爬山虎散发着盛夏馥郁。初来乍到的我们，站在小草地上，聆听中文系副主任费振刚训话：

“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费老师的话没错。中文系历来培养的是学者和教学者。在我们此前和此后，出来的人才，基本如此。

而当时，这话令我们每个人都震了一下。

站在这里的这批学子，很多人都正做着“作家梦”。

在77、78级学生进校期间，中国文学出现了大潮。一批描写“右派”和“知青”命运的作品成为主流，成为人们反思“文革”的教科书。文学，承载着苏醒的精神与反省的力量，迅猛地覆盖社会，使得中国社会的开放改革，及时地获得了新生意识形态的支持。

在我们“文学78”这个班，以及“文学77”，实际上都是以“发表率”来论英雄的。

当时，我们班比“文学77”差得太远了。他们的“发表人次”高达三百多。刚入学，他们就有“五大才女”，记得是：黄蓓佳、王小平、李志红、查建英等。

黄蓓佳已经出了短篇小说集。她衣饰妍美，时而佩小首饰，烫发，风韵温婉，在我们这两届素衣女生中，很炫目。中秋节，她与袁行霈老师出现在央视的赏月节目中，可谓风流占尽。

现在活跃着的“小查”，当年头发扎成双丫，高个儿，天真样。而门头沟煤矿来的作家陈建功，一派成熟，群雄之首。

一个“五四文学社”，77、78级是主力。

中文系迎新晚会后，系里的人“名副其实”地认识了我。

因为在晚会上我登台唱云南民歌：《绣荷包》、《小河淌水》。同学伯陶为我胡琴伴奏。在那个朴素的带着拘泥的晚会上，尚且陌生的人群中，我的乡野之音引发了一阵掌声。

早上两节课完，跑进图书馆，已是到处满员。我叹口气，拎着书包正要走，一位男生抬起头来：“我让你，我有课。”他站起来收东西。

走时他扔下一句话：“你的民歌唱得真好！”

那天，五四文学社的社长李志红来宿舍找我，我很高兴。可原来她是来请我去“唱堂会”的。五四文学社的茶话会安排节目，我就到那里给人家唱民歌去。

写作还没有找到路子，唱歌倒唱出名气来了。

有一天下午，我回到宿舍，见到一位高大和悦的男生正在与舍友悦和俐莎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说：“人家学生会主席登门来请你去唱歌呢。”

来人彬彬有礼地站了起来说：“我是孟晓苏。”

多年后，我们曾经在海南相遇。孟晓苏告诉我，他正在运行“股份制改革”。北大的学生会主席，往往有从政的前景。

我在乡下当知青“野学”时，读过一点美学的书，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一类。一进五院，我就去找“美学教研室”，楼上楼下跑遍了，找不到。

我即兴写就一篇《哀高丘之无女——中国的美学到哪里去了？》，交给“文艺理论”课的闵开德老师，我那气势好像就是声讨他一样。

闵老师把我这篇东西拿给中文系书记吕良，吕良看后说了一句：“张曼菱，罗曼蒂克！”他是与我的“唱歌”结合起来看的。这话传出来，人们可以感到，一个宽和的时代开始了。

在五四文学社的刊物《未名湖》第一期，我有一首诗发表。大意是讲，一个青年即将被捕，他遥望着女友的窗口告别。没有人知道，这是我的亲身感受，也是我当年在那种情境中写就的。

那一期《未名湖》，我们是骑着自行车出学校去卖的。每人一搁，绑在自行车后座上面。

走的时候，系里专门叮嘱：“如果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不要反抗，也别吵架，到那里就静静地等着，学校会来领你们。”有人还带上了英语单词本，准备到公安局去“背单词”。

金秋时节的北京，黄爽爽的秋叶铺满林荫大道，配着琉璃瓦、红墙、白塔，显出华丽高贵的气派。

仰头，可见秋树删繁就简，天空澄澈。

这么干净利落的换节景色，我的家乡没有。昆明“四季无寒暑”，气质混沌温和。

那次去大街上卖刊物，没有什么人来抓我们。我们都戴着“北京大学”的校徽，人们见了油然起敬。

沿街叫卖“非正式刊物”的这番经历，学校的这种交代，让我们领略到了“北大学生”的特殊身份：我们是有些自由的，我们的自由是受保护的。我们得创造一些新鲜的东西来，超前于这个社会，回报于我们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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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进京，参加在清华园举办的西南联大七十周年纪念，携所编撰之《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到“五棵松”，探望季羡林先生。

先生说，“这事很有意义”，指我多年来在做的寻访联大校友口述史一事。

接着他问我：“有没有写《北大回忆》？”

我说：“只有零星文章，没有完整地写过。”

先生说：“应该写，值得回忆。”

我问先生：“怎么写？”

答日：“像《浮生六记》那样写。”

我顿时有些白云深处的感觉。我和他都一时沉静了。

先生并不像世俗想象的，总生活在闹热红火之中；也不是总在思索和讲着格言式的话语。

他突然对我提及的《浮生六记》，那一部是贵在心灵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

有的老人羡慕先生人住301医院，得到最精确的护理救治。

然而先生自从入院，已经失去他最后的私人空间。

本来孤行于东方文化中的他，可以依托着北大校园之晨昏，寄寓于窗外荷塘；还有师生来访之情趣，和他的猫儿；尚有着他生命最后提炼的内容。

其实他一直想回校园。

但人们告诉我，由于在301医院无菌的病房里住久了，他一回北大就会发烧。校医院也不敢负其责。于是只有长住301了。

那天相见，先生有一段话令我伤感。他说：“那年我去昆明，没有找到你。”

当时杨锐秘书在旁问道：“你哪一年到昆明的？”

他说：“(一九)五七年。”

我与杨不禁相视莞尔。那时候我还在童年。

敏锐清晰的他，开始对岁月模糊了，而牵念之情犹然。

他对杨锐说：“拿纸来。”遂写给我一幅字：“为善最乐，能忍为安。”这令我感到他晚年的无奈。“忍”这个字，听起来不是那么舒畅。他写道“赠曼菱”。几十年了，我的名字，先生从来不会写错，他心中有我。  翌年夏日，远在西南的我收到挂号邮件。启开是一页宣纸，墨迹、印章赫然，“北大回忆”四字，连写两遍，他已为我的未竞之作题词了。

此嘱有深意，有如托孤。用他自己在纪念邓广铭先生时的观点：这是“后死者”对先死者必须完成的。先生说：“应该写，值得回忆。”有他深邃的智慧。这段岁月对于北大和整个社会都重要。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来年，风雨如晦，光明时现。我有幸与北大结缘，聚而不散。散而又聚。知我者，先生也。

每一次见面，他都要求我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说，“曼菱要能坐下来，必能成正果”。“坐冷板凳”，其实正是先生的本分、本色。

由于校园反复动荡，先生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利。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还在朗润园家中时，有时一天不断地来人，这样持续着，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板凳”的时间。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羡林全集》。

先生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为主。这在他的《学海泛槎》一书中一一作了交代。后来人们瞎给他称号，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先生这样反应。

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副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副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国学’这概念搞清楚。”

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

关于名誉，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  在他半卧床时，我曾到他的卧室与他聊天。他对我说，“够本了”。还指着榻下的鞋说，“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赶上了，我也陪他一起吃饭。小米粥、窝窝头、炒火腿肠、咸菜。他的午餐不过是别人早点的分量。

这样的温馨时刻，从他离开朗润园的家后，再也不复有。

在301医院见面，谈话时旁边都有人，先生变得字斟句酌，极为简洁。人到晚年离开了自己的家园，不会自在的。他的内心再没有了松弛、随意和悠然。

先生去世后，我专程访问过原北大领导王学珍。他告诉我，先生从校园的一位默默学者，成为中央领导关注的对象，一举被推到社会顶峰，是北大应“上面”要求推荐的。

这就是那些“桂冠”的由来，这是中国政治的一贯思路。

王老还告诉我，“北大从来没有给季羡林派过秘书”。因为北大不会给一个退休的副校长派秘书。当年马寅初也没有秘书。

而先生所提及的《浮生六记》，表面写的都是趣闻逸事，其实也蕴含着文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巨大悲哀。

那次去301医院，因我患眼疾，行动不便，由在京念书的外甥陪同前往。我与他谈过：看一个大事件，一定要放到大时代里去看，而不是用小范围小原则解释。将季奉为圣贤楷模的社会现象，我认为是“维稳”的一个举措。而先生心知肚明，配合之。

外甥认同此见。他说，先生见过中国的乱世，所以他也希望“维稳”。

我想，先生可以在青年一代中得到理解了。

不少人一向认为，北大精神就是“关注政治”。我则以为，北大的宗旨其实根源于：“关注社会与人性”，追求社会的民主平等，认可人性的自由独立，包容多元化，“政治”只是其一。

先生和我，同属“平民”种类，来自远地寒门。在布衣下面，有一颗不甘落于人后的倔傲心灵。

当大学与“考试选拔”制度在文明古国中断达十年之后，中国在1977年“恢复高考”，又提出了“择优录取”的原则，这意味着古老的民族又恢复了它的传统与生机。

那数千年在中国大地上川流不息、滚滚向前的人才洪流又开始集结和流动。龙的脉博跳动着，民族的希望和生机，随着这股年轻的人才洪流在集结涌动，流向一个“为国所用”的渠道。大陆中国重新构建它的信心。

到1978年，高考制度不止是“恢复”，而且取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所谓“政审”以及各种“政治推荐”等等藩篱，只以“分数”，作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透明的尺度来招生。

如果只是延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培育制度，像我，和许多人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有很多“潜规则”阻拦我们进入第一流的大学。

我的祖上曾经“一门五进士”，至今家乡立有“进士碑林”。当“登科”之事到我，却百味遍尝。所谓的“政审”，其实是罗织无中生有的罪名。用父亲的话说：“不是怕你考不好，而是怕考得太好了，却上不了。受刺激啊！”

在我们那个时代，进入北大的人有那么几种：完全靠着出类拔萃的分数的平民考生；还有一些已经具备基层干部的阅历，当过小领导的；高干子弟有一批，经历过大劫的他们很是朴素和低调。而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还在学校继续读完他们的那一年。

每天学子们匆匆忙忙，汇成往来于校园中的貌似“划一”的大流。这形形色色的人带着大地的泥土，带着豪门的坎坷，带着书香的曲折；有机巧，有朴拙，有潜志，有执着；为了民族的同一个理想而混同，数气相搏，风起云涌。

精英由此生成，人脉由此贯通。

那个年代铸造了我们这批人，也铸造了我们与耄耋之年的校园学者们的跨世纪之情。

先生所说的“像《浮生六记》那样写”，“浮生”者，不只是说生命之短促，更指这生命不系于任何重物。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这种欣赏与角度，十分接近于我的父亲。

上月我到京时，有人送来一个珍藏的书画匣。展开后发现，竟然是我父亲书写的一幅字：“温不增华寒不改叶羡林先生寿比青松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学生张曼菱贺托父代书”

来人说，这是受先生之托，一定要在他逝世后，交代到我手里的。

时光忽然倒流，想起了当年我离昆之时，父亲拿出一张写好的宣纸，郑重地说：“你要我写的字，写好了，我没有裱。因为我想过了，季先生的寿辰，一定是名家高人满堂。我的字不合适拿去挂在那里。当然你又是别一层关系了。你自己去考虑吧。”

当年我把这一幅毛边的宣纸送到先生桌前，向他说明了没有裱的原因，先生沉默了，用手抚摸着这纸，喃喃地说：“不易。我自己裱。”

那一天寿堂真是名人风光，记得启功、范曾等都有字幅。我暗自佩服父亲，的确，不能把我们这样普通人家的字幅拿到这里来。

如今父亲和先生都走了，这幅字却回到了我手边。它已经被精美地装裱过，色泽淡雅，收藏于锦匣之中。来人说，先生在若干寿礼中，只取了这一幅字画收存，装裱后就挂在他的小书房中。直到临终前，才叫人摘下，交代一定给我。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我带着它又回到了昆明。在这幅字中，在这件事里，先生的灵魂与我的布衣父亲，他们都超越了世俗，同去了一个独立精神的归宿地。

还是“像《浮生六记》’，贵在心灵之自由。恬淡之中，隐藏了多少不愿从俗的辛酸。风雅之下，留取了一根纤细的书生傲骨，显示了一种游离于主流社会和功利的飘浮。

父亲在我“大一”的时候来过北大。在未名湖畔拍照时，他特意摘下帽子，秋风吹乱了他的额发。这是一个边地知识分子对北大的敬仰之情。

父亲逝后，他的老友之漠伯伯说：“你考上北大，是对你父亲今生最大的安慰。”

父亲一直很想知道北大的种种，想知道我的学习生活的所遇所感。然而女儿总是一付天之骄子的模样，语焉不详。

父亲辞世一个年轮了。  写此回忆，也算是不孝之女为当年没有回答父亲的一份“补卷”吧。

2013年10月21日昆明

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章叫“沉浮”。

开头是这样的：

有必要早一点开始我的回忆。因为这些内容与我的大学生活互为表里。

我的成长环境喜忧参半。家庭所给予我的禀赋，令我有种优越感；而被发落到边地去的父亲，和隐忍的母亲，使我对这个世界心存疑虑。

对于我，生命的特征在幼时的生活里已经形成；社会决定了我是一个“有特征”的人。倘若不上北大，可能我更易被毁灭。

我能感觉到：在沉浮中有一股力量，有时它把我托举，有时它只能无力地将我放下，听任世俗的摆布。我拼搏着，抓住命运这只手。

我把初稿发给三联书店的李昕，他读后提议：将上大学前的回忆，融入到进入北大后的生活里。

李昕看稿，他指出的问题，总是关乎“大格局”的。从我动笔开始，每写完一章，他就读一章。

我于是将原来的第二章“彼岸”易名“燕园春潮”，做了现在的第一章。关于北大的主题更加清晰了。全书一气呵成。这是我写得最畅快的一本书。

但写完之后，发现丢掉了一些我所珍爱的往事。例如：

关于父亲：

我的父亲是学院里的人们“不问”的人，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他。父亲以“支边”的名义离开了城市。没有人问诘。在人们心里“下去”就不是好事，变着法让你走远，回不了家，去荒凉地方。

父亲不像那些遭受打击的人心灰意冷，对儿女缄口；相反，父亲永远雅洁，长身玉立，出口非史即诗，下笔一手好字。他用他的学养哺育我们。我想可以称之为“父乳。”关于母亲：

父亲已被发落边地，为了我们三个孩子能够在昆明继续上学，母亲必须忍耐，保住这个家“书香”的根。这一点我到成年后也没有明白，总是怪她软弱怕事。其实母亲的肚量远非常人可比。她容下了父亲和我们，以及这一世的不平。

她总是快乐地亲近人，任何外界的刺激，在她都会很快恢复平静，依然从细小的地方回到生活中去。任何时候她都不会忘记：在下雨时收取窗外的衣服。出门时她总是关照水、火、电。只要家里的锅还在煮饭，只要三个孩子还在上学，生活就在继续。这种坚韧，柔如蒲草，现在我才明白是多么贵重。关于童年的那个预言：

我落落大方，自幼引人注目。

小学时，正上着课，校长带着人进教室来，挑了两个人跟他们走：我，和一位男生。他们要我俩抬起一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大南瓜，特别大，抬一会儿就手酸。直到我们都快要把那个南瓜扔下地的时候，记者才拍下了他满意的照片。

第二天，医学院的人说：“杨老师家的小曼上报纸了。”

一张《云南日报》，标题是《南瓜大，娃娃胖》，我一见就受不了，觉得自己是受了愚弄。把我这个小学生称作“娃娃”？样子也太傻了。谁一对我讲那张报纸，我就翻脸走开。

那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

又有一次，是在昆师附小外面的一个名人墓地上。大人们先把一株花朵盛开的桃树连根挖起，然后叫我们做着培土、浇灌、种植的样子。我被拍进了照片，是最醒目的一个：两根辫子、红领巾、背带裙。

医学院的人们又发现了这张《云南日报》，标题是《绿化祖国》。

我对他们说，这棵树是本来就在那儿的，还开着花，但谁也不听我讲，并且有意打断我的话。没有人在乎这新闻是真是假。他们还害怕我说出麻烦来。

鲁迅说：“欺和瞒的大泽。”这个民族竟如此麻木！也许它就没有苏醒过。一种无可奈何的被摆布的痛苦，从少年时就追逐着我。

有一天，母亲带我去理发，在场的一位教师说：“你家小曼，长大了是个右派。”那是一句真诚的、感慨的话。记得母亲也说了她的担心。一个上小学的女孩，别人不评说她漂亮、聪明，却说到“右派”，不禁令我对“右派”好奇。

时来运转，我考上北京大学离家的那一天，亲友们纷纷前去送别，家里一片喜气。准备下楼的时候，母亲不见了。找到厨房，她却在那里痛哭。

人们说：“您别难过，她这一去，什么都好了，从前的苦都过去了。”

母亲却说：“你们不知道，她是，去的地方越大，闯的祸也越大。”

这几句话令我打了个冷战。我以为怯懦的母亲，其实是看透了社会与我的。她比我想的更深。

以后的事情果然如此，我一进北大，就跳出来“竞选”，惹出了震动国际的大乱子。到我北大毕业，功成名就，却又卷入了一场社会沙尘暴中。

无奈何，母亲走进了昆明市最大的圆通寺，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她在那里为人家抄写黄表，祈求神炅佑护下落不明的我。

在她的内心，那种担忧我要当“右派”的余惧，恐怕是至今，也永远不会消除的了。而最值得回顾的当然是：“高考恢复”：

“高考”如春风吹遍了所有的中学，各校开始寻觅自己当年的好学生。二十四中的老师们借给我书，有的跑到我家里面来为我辅导那些遗忘已久的功课。那种心情，不只是属于那一个学校，那一片人群的。那是一种大地回春的气象。

第一天进考场，当我下午再去，停自行车时，就发现那些监考的老师都在注视我。他们聚集在我的教室玻璃窗后面看我，并已知道我是二十四中的。传出一个信息：“今天早上的数学题，文科考场有一个考生全做对了。”

监考的老师发白纸的时候，总是多给我发几张。打铃的时候，他从另一边收卷，把我放在最后。一面说：“别慌，再检查检查。”犹如我就是他的学生，甚至孩子。

1977年，我的数学卷是96分，文科考场最高分。语文84，是第二高分。

那种举国上下盼望“人才出世”的形势，使我感受到一个古老民族的重新呼吸。这些细节，永远在鞭策我不能懈怠，永远在告诉我，勿负师道。这些细节，也使我永远不能抛弃这片土地，和对它寄予希望。

那是一个春风化雨的年头，我感受到那么多的善意和美行，那是一个大德的时代，我庆幸能够亲历。自从我考上北大，我在昆明医学院就有了一个绰号“争气姑娘”。人们以我为榜样教育孩子。关于“被北大招生”：

与北大招生组的老师在春城饭店见面，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用老话讲，我是“遇到贵人”了。

那天，屋子里全是人，很多家长陪同考生前来找北大招生组。

因为此前的工农兵学员招生，表面上考一考，其实还是“玩关系”的。人们不相信会招收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入学。所以很多人是天天都来“泡着”，还有的邀请老师要上他们家去“吃饭”。这在那个年头很自然。

北大王树棣老师将我和弟弟让到另一间屋子，叫我们等待。直到傍晚时分，熙熙攘攘的人们走光了。这时候，招生组的另一位赵钰国老师也回来了。赵是招生组长，故王老师留下我们，一定要见他。

进北大后，二位老师都对我讲，他们当时都看中了我和弟弟。他们说，一看就很出色，完全与其他人不一样。姐弟俩都是高分，家庭背景一定不错。而我当时的一番话，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觉得要招这样的学生进北大。

我当时说：“见到北大的老师，感觉很幸福。我知道你们可以招收的人很多，譬如归侨、台胞，还有年纪小的优秀生，招了他们，都会很合适。我也知道我上次没有录取的原因。但是，无论你们招了谁，请你们记住：十年之后，看一看，我和你们招收的那个学生！”

他们说：“人家都是说好话，求着录取，而你却有性格。”

正是这番自信的话以及77、78两次高考都获优异的成绩、曲折却不气馁的经历，打动了北大老师。在告别的时候，二位老师表了态，说：“就是你们了，回去后准备棉衣和皮鞋，北方很冷。”

这些往事很重要。它们是我北大生活的潜笔和伏因。古人语：“乾坤沉浮”，没有“沉”哪有“浮”？“沉”是底蕴。

大学毕业之后，社会再度动荡，我们这代人又几度沉浮。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来路，所以能够经受后来的再度沉潜，而不至于沉沦。

在这本《北大回忆》里浮现了一片“校园亮色”，但与当时整个中国的大社会是脱节的。这一小块“亮色”的大背景是“阴沉”的。所以“回潮”很容易，再“沉”下去，属于当然。

一个民族的进步，就像一条沉浮的河流。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书写完，寂寥之感袭来。

书中的很多同学，已经难以相见。按照自然规律，这一代正在退出历史舞台。但这一代人的凋零，却不是按照“自然”来的。

记得毕业那年，天津高楼上，曾与经济系学友张炜一同远眺渤海，听他描绘塘沽特区的开发蓝图。那时，我的小说正在拍成电影《青春祭》。一代学子，前程似锦。我们都正在处于领先地位，准备攀登巅峰。然而，不久却都离开了天津，四散飘落。

前些年，同乡祖棣携眷从美国回来探亲，还去看当年在昆明郊区插队的地方。祖棣曾是北大历史系培养的苗子。当初北大送他到哈佛深造时，祖棣曾把俭省下来的奖学金都买了书，寄往系里。而今每次回国，他都要去看一些考古的现场，可是却再也回不到他所热爱痴迷的专业了。

这一代学子，并没有得到当年在校同时所期望的那一片广阔天地，诸多佼佼者夭折，长空壮志付之东流。

我虽在文学上“出道”甚早，却没有进入那个理想中的“全盛时代”。我总是被中断，开始，再被中断，再开始。这就是时势所造吧。

所幸的是，我还在这块土地上，还握着我的笔。

从招考的大张旗鼓、到入学四年生机勃勃的校园生涯，而后突然大大萎缩的结局，令人有“虎头蛇尾”之叹。

一个民族在几代人的期盼中千辛万苦耕耘下的一顷良田，一片美禾，却没有得到良好的收获，这与原来的宗旨大相径庭。

离去后的北大，“岁岁年年人不同”，但校园的理解还没有断绝。2004年4月，在北大南门外“风入松”书店，由陕西师大出版社和搜狐网召开了我的作品研讨会。

教过我的老师们年事已高，不敢打扰。那天请来的有北大中文系几位名家，孔庆东、张颐武，还有我当年的班主任程郁缀，以及几位友人。

北大人大谈对我的“印象”，借以回顾那个时代、那片土壤。

孔庆东先说：

我是1983年上大学，我上大学的时候，张曼菱这个名字在大学生心目中，就像你书的名字“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是一个美丽的师姐”。

北大90年代校庆的时候出过一本《精神的魅力》，精神的魅力由很多人的努力造成的，有很多人的精神活动，包括很多作家、诗人。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从《中国青年》这类刊物上听说过一种活动“未名湖诗歌朗诵会”，一想北大多浪漫，在湖边有诗歌朗诵，觉得人生一辈子到那个地方能够朗诵一回诗歌不枉此生。再加上有张曼菱、陈建功、黄蓓佳这些灿烂的名字吸引着我们，等我好不容易考到北大来，他们又毕业了。用阿0的话来说：“不来叫我”，给我们留下一个飘飘的悬念，一个永远的梦。

用“北大才女”这几个字概括她好像还不太够。张曼菱女士讲话非常直爽，英姿飒爽。她能够在每一个时代独领风骚站在潮头。这是北大人很可贵的一种素质。我听说北大最早的时候号召跳交谊舞，她是始作俑者。我想在那个时候能够开辟一条路，让大家都去跳舞，现在看来小事一桩，在当时具有相当重要的先锋象征意义。

我想，小说的成功对我是重要的，用实力扭转了当年暧昧的局面。此外，时间对我也是重要的，时间证明了我当年的“冒失”并非没有道理。

张颐武说：

20多年前，我们1980年上大学的时候，她是一个奇人。那时候开始竞选，她提出很多伟大的理论，关于女性怎么办，女性的未来问题。我们当时很感兴趣。别人都是讲政治讲大事，张曼菱师姐讲人性解放。后来她就写小说，大家知道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这是我们研究范围里面“从小说到电影”，这个历史是很有意思的。那个时代我们也有很多精神的痛苦，小说里面写到，穿上傣族的筒裙发现自己是一个漂亮的女人。生命就发生了很多改变。在非常压抑和无聊的时候，突然发现自我是怎么回事。

其实张曼菱始终是80年代的精神象征性人物。她是我们的学长，这个学长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始终把80年代那种自由的精神贯彻得非常彻底。她这个人不被任何束缚局限，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新的空间，老是不断变化自己的角色。但她有一点始终不变，就是80年代“青春祭”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从一种束缚中间，从一种压抑的环境里面挣脱出来以后，那种无拘无束，很大胆的个性力量。

我看到张曼菱学长以后，觉得有点像五四时代的那种女性。像莎菲女士或者庐隐的小说。那是三代以上非常让我们敬仰的人物。

五四时代那种精神状况，那种气质，在80年代她使我们真正感觉到。北大里面有很多关于她的传奇。那时候我们学生会的晚生都对她非常感兴趣，她传奇式的历史。很多人都会写作，做研究的人也很多，但是个性像她这样强烈这样有戏剧性这样敢于去开拓，没有什么局限没有什么束缚的人很少。她确是80年代自由精神的最好象征，而这种精神她一直保持到21世纪，非常不容易。

她始终坚持一种自由的精神，独立的精神，把自己站在一个精神的高度里面。做任何事都有高度在指导她指引她，无所畏惧，到处闯荡。口出狂言，不拘一格。

我同意庆东兄的说法，“才女”不足以概括，我们想才女都是优雅的在闺中慢慢吟诗，张曼菱女士有一种“浑不吝”的气质。

《北大才女》里面有很多关于80年代历史琐碎的回忆，激起我亲切的感受，我们从书里面看这个人，发现比看真的人还有力量。

一边做，一边写，也许是一件最有影响力的事儿。由于“竞选”，北大的人们认识了我，关注到我；而由于作品的发表，使人们完整地了解我，给予我没有想到过的评价。

班主任程郁缀说：“她就是喜好与众不同，喜好出类拔萃。这个精神我想是年轻人的精神，也是北大的精神。无论是行为上戴一个帽子还是出来竞选，提出‘雌性雄化，雄性雌化’这种惊世骇俗的理论。这种都是应该大大赞赏的。每一代人都应该有出类拔萃的精神，民族才可以大大向前。”

当年戴了一顶自制的皮帽子，在班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人对我侧目而视。今天他们自己会感到可笑吧。

 ．现场有网友念了我书里的一段话：“当生命还是一块处女地，风吹过所带来的每颗种子都会发芽，每一滴雨点都会滋生热望，每一个静夜都在聆听知音，每一天早晨都会踏上不归路。每一个眼神都可能带来欢乐，每一个脚步声都会带来心跳。”

有网友向我发问：“当你的理想、性格和现实最冲突的时候，是怎么挺过来的？”

我说：“从前当知青一无所有，好容易进了北大，美好的前程，家里高兴。自己觉得变了个人。突然‘竞选’来了。当时没有想到，觉得阴云已经消散，我们讲几句话还能怎么样？大家还那么怕。我这个人比较老实，告诉我‘开放了！’我就开放。没有想到后面还有什么。我周围的人还有男朋友知道，‘开放’后面还有什么。我觉得天亮了，我就跳出来了。结果天没亮，我一个人跳出来，亲近的人全在后面，也不知道天什么时候会亮。人生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这个时候压力是相当大的。怎么过来的？我就是‘认命’。那个时候，跪下去也没人给我第二个命运。我就天天去上课。我还能有什么办法？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就这么看你。那我也就认了。”

孔庆东帮我回答了几个问题，说了一段重要的话：

经常有人问，北大现在如何？我说北大横着比还不错，这个话里面_已经有话。即使在北大这样的地方，号称中国最有勇气最有思想最有学术的地方，它的精神也日见萎缩。刚才听张曼菱慷慨激昂的发言，因为那时候有产生她的土壤，产生她的环境。所以她敢于“剃寸头”在北大校园里面走，能够第一个跳舞，能够说出惊世骇俗的话。她没有觉得是在张扬个性，她觉得人活天地间就该这么说。不管对错。

虽然我入学的时候张曼菱已经毕业了。但是能够感到她所代表的师兄师姐留给北大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传下来，但是也在不断减弱。特别是经过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件之后。中国迅速进入另外一个时代。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还能够听到张曼菱这样的话吗？不能。其实我跟张曼菱师姐比，无论勇气、才气、责任感，我都比她差一筹。虽然只差了几年，但中国的大环境落差马上就差下来了。文坛友人吉狄马加说：

她一开始写作就充满着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在任何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追求自己想表达的思想，往往和她的自由意志联系在一起。《中国布衣》现在很多人还不是太重视这本书，这本书对今后，我们若干年再看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生活在非常边远地区的知识分子，他们那种人生轨迹，他们所经历的社会动荡，包括他们的心路历程，无论文化史，还是中国的政治生活史，都可以说是意义非常大的。特别是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的描述，那种描述是深入骨髓的。写她的父亲、她父亲的生活、那个时代的变迁，站在很高的历史角度来看，而不是简单的儿女情长。我相信，这本书今后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很大的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来说，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她对自己品格的塑造，很多东西还是天成。她身上没有任何圆滑的东西，包括她的作品，都是一致的。

《中国布衣》的责编岳建一说：“在《中国布衣》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跳动的、始终坚守的、正直的，可能有时候不大人流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这种精神的坚守，也是北京大学百年应有的精神坚守。”

《中国布衣》在社会上的反响，其广泛和深远都超过了《北大才女》。人们可以对“才女”、才子之类视而不见，北大也只是一个极小的圈子，对普通人很遥远，可是“布衣文化”却渗透了中国大地，是我们这个民族立足于世的精神根基。

能不能进入北大，是一个机遇。但进了北大，最终也还是要出来，回到大地上。而父亲身教于我的“布衣品格”，却是我可以永远立世的大道。写作《中国布衣》是我走出金字塔的回归。

那天开会没有“红包”也不管“吃饭”。在我进会场时，庆东已经坐在那里了。他就一直坐在我身旁。我当时是半失明的，像盲人一样，戴着墨镜。每有人离开会场，他都会握一下我的手，说：“师姐，我陪你到最后。”

“风入松”书店现在消失了。但那天的情义却像松涛一样，在我的耳边，声声不息。

当天我去看望了季羡林先生，先生要我把研讨会的内容打印出来，读给他听。听完后，他说了一句：“关起门来是一家。”

也许，就在那天谛听和沉吟的工夫间，他已经萌生出要我写“北大回忆”之念。季羡林是研究佛教的，在他不多的话里，常常令人顿悟。

京城日渐热闹，对于我，却日渐冷清和空洞。

2008年秋，有两位与我亲近的导师辞世。我从昆明携带百合、白菊赶来。在季先生逝世后的那些乱象和俗论，令人悲哀地感到：京城作为社会文化的大舞台，已失却那种庄严雍容的背景力量。

我郁愤良久，慨然动笔：

季羡林的告别仪式人潮汹涌，如赶庙会，几无肃穆。

任继愈的灵前告别那天，早晨大雨，人们被淋湿，神态黯然。来人都是学院、研究所、图书馆这几个圈子的。规模得体。

就个人命运而言，季羡林比钱先生和任先生都要凄惨得多，令人有兔死狐悲之叹。

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各有抱负，也各有醒悟的机缘。

2012年岁末，关于“西南联大”这一题目的写作终于告一段落。陈四益兄就很着急地催促道：“季羡林先生让你写北大回忆，你什么时候动手啊？现在的教育也非常需要比对。”

同班同学关眉、王扬泽、熊光炯、崔俐莎、马悦知道我在写回忆，都很支持。有些照片是他们提供的，有些细节是他们回忆的。

关眉是我们班长，毕业后她与我相聚甚多。她总对我说：“大家对你还是有感情的。别记仇了。”

哎呀同学，我这记忆的清晰，并不是为了“记仇”，是为了对历史负责。在我们自己和我们这个民族的身上，发生过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对人要讲“恕道”，只要其有悔意，而对事却不能淡忘，因为这些事不能再发生在我们后代的身上了。这个民族要前进，就必须记得从前的坎坎坷坷。每个人的记忆都很重要。

令我抱憾的是，金开诚老师，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对他说出那深藏在心中几十年的感激，他逝世了。在我年轻而脆弱的时刻，那些关心和温暖过我的良师益友，我永远铭刻于心。

北大已难以维系它的遗风余烈，只剩湖光依旧。今秋我去时，惊悉五院已经搬空，中文系换了地方。心中的滋味，真是不可名状。这样搬迁，难道不怕有割断历史之嫌吗？

李昕看稿到了后面时，对我戏言：“你的形象在这书里够突出的！”我答日：“我也想淡化自己，但没办法，得‘扛事儿’啊。”

在给本书找照片的时候，我意识到这里面是有两条线索的：一条是“当年北大”，一条是“这一代人”的道路；所以我加进了一些“知青”的照片。

这本《北大回忆》不仅只是献给北大，或大学圈的；也不仅只是我与同时代人的对话；愿它走出这些圈子，献给那些心有灵犀的人们。

2013年小雪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