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脉》作者刘一达搜集调查了北京交通大量的资料,语言如此生动,真是把交通给写活了。作为一个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作家,能够用冷静的思维,轻松流畅的文笔,全面地阐述交通的演变过程,并表达出许多颇具交通专家的看法。在北京交通出行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城脉》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非常具有参考价值,而书中的丰富知识,对于人们了解城市交通,大有帮助,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此外,书中大量的照片,直观生动地唤起读者对每个时代的亲切回忆。
刘一达从2008年开始,历时3年,深入北京交通系统的各个部门,从北京市的副市长、政府副秘书长、交通委主任到普通的公交司机、售票员,从交通专家学者到普通市民,先后采访数百人,记录了他们对交通问题的见解和亲身感受,也融入了作者对城市交通问题的思索,对“城市病”根源的剖析,对交通拥堵痼疾的反思,对私家车出路的探寻,对大都市未来的展望。尽管交通问题细说起来显得枯燥,但经过刘一达用京味语言的描述,变得生动有趣,诙谐幽默了。
交通是眼下老百姓非常关注的话题。老北京的交通什么样?现在北京交通拥堵的症结在哪儿?今后北京交通会有怎样的发展?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本报资深记者刘一达的新作《城脉—都市交通大写真》,为读者做了详细的描述、分析和解答。
《城脉》是刘一达继《城色》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力作。在这部25万字的作品中,刘一达用敏锐的新闻视角和娴熟地道的京味儿语言,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一个世纪北京交通的发展状况。从轿子到马车,从洋车到铛铛车,从自行车到私人轿车,从自行车的王国到汽车轮胎上的城市,从悠闲恬静的古都到喧嚣热闹的世界都市,《城脉》堪称是都市交通全景式的扫描,为我们呈现了一部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百年交通具象式的画卷。
老北京人出门一般是“腿儿着”
说到交通,人们首先会想到车与路。这也许是最简单明了的交通概念,当然现代意义的交通概念也离不开车与路,只不过它已经不是单纯的车与路的关系,它不但是整个城市管理的重要环节,而且与方方面面的部门和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自然,交通的概念,对老北京人来说是陌生的,因为老北京人的出行方式非常简单,除了出远门,人们一时想不到交通。所谓“远门”就是出城。“城”的概念,也仅限于现在二环路以内的范围。那会儿,去趟清河或南苑,就算是出“远门”了。很多时候,出“远门”也是走着,比如到妙峰山去进香。
老北京人一般出行都是靠两条腿。老北京人平时串门或聚会,见了面,通常不会问您是怎么来的,因为不用说,都是走着来的。北京人戏称“腿儿着”。出“远门”也不过是坐骡车或骑马骑驴。
现在北京人说到老北京这个词,通常是指解放以前的北京城。其实“老北京”这个概念比较模糊。“老”到什么份儿上,才算老北京,并没有统一的说法。
轿子并不是老北京人的交通工具
人们常说,有皇上的时候,文官坐轿,武官骑马。其实,这只是民间的说法。在京城没有这一说,甭管什么官,出行没有骑马的。您什么时候听说过,武官骑着马上朝的?当然,执行任务或出兵打仗另说。
有人说,老北京的街道是按走轿子,或者是走轿车(这个轿车是指马或骡子拉的车)设计的。《明史·舆服志》上说,“轿者,肩行之车。”这句话很有意思,敢情明朝的人是把轿子视为车的。
前一段时间,清代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比较多。在这些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不但是官员,有钱的商人,就是一般百姓,出行也都坐着轿子。好像那会儿的轿子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实际上这是一种“戏说”。
清代以前,或者干脆说在有皇上的年代,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坐轿子的。《清史稿》载:“汉官三品以上,京堂舆顶用银,盖帷用皂,在京舆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上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直省督抚舆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四人,杂职乘马。”舆,就是轿子,舆夫,是指轿夫。
您看,当时不但规定什么官职可以乘轿,而且坐什么轿子都给您规定下来。
出了京城,山高皇帝远,在偏远的西南或西北地区那另当别论。京城却不行,因为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等级制度森严。
在乾隆朝以前,三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用轿,按现在的级别说,得够得上正部级才能坐轿子。后来乾隆上了岁数,体会到人上了年纪腿脚不利落,才特许六十岁以上的文官,可以用轿。
李鸿章出行也不敢坐八抬大轿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规模并没有现在的人想象的那么大。据史料记载,清朝全国有品级的官员,包括七品芝麻官的县令,在册的才二万五千多人。官分九品,九品相当于现在的科长,更没有坐轿子的份儿了。
当时各个衙门口也都有编制,一个县衙门大一点的不过五六十人。县的衙役,包括师爷都是县太爷自己掏银子雇的。县太爷出门想坐轿子,对不起,您也得自己花钱雇人,中央政府没给您配专用轿子。
除了王爷以外,在北京够得上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满打满算也就是那么三四十多号,即便皇上允许他们坐轿子,他们也轻易不敢用。
为什么?因为坐轿子的成本让他们得掂量掂量。那会儿的高干,可跟现在不一样,配备专车,从司机到车的养护和油钱,一切都由政府包了。他们得自己往外掏腰包。
北京有一句俗语,有人请你参加个什么活动,你不想去,往往会说,八抬大轿请我也不去。
所谓八抬,就是八个人抬着的轿子。好像一般官员都坐的是八抬大轿。在一些电视剧里也有这样的镜头,京城的街头出现了八抬大轿,其实这是误解历史。
地方督府出行可以用八抬大轿,整个仪式包括“顶马”、“跟班儿的”,算下来,要用一百九十二个人,气势非常大。地方督府不在皇上眼皮子底下,而且是代天子巡守,所以他敢耍这排场。
京城就不同了,官儿再大,上边还有皇上,你搞这么大排场,皇上出行怎么办?所以通常官员出行,都是四抬轿子。李鸿章的官儿不小了吧,他出门也只能坐四人抬的轿子。
别说八抬大轿,就是四人抬的轿子一般高官也不坐。为什么呢?这些高官坐不起。
咱们就说一顶四人抬的轿子吧,一顶轿子至少得配三班轿夫,一班四个人,三班就是十二个人。当然出行的时候,不能光有轿子,前边还得有两个骑马的开路,行话叫“顶马”,后边也得配跟班的车,行话叫“班儿车”,这套人马算下来,一年少说也得八百两银子。当时的银子可还是银子,那东西值钱到什么份儿上?干脆这么说吧,一两银子,一个人能过一个月。您说一般的官员用得起轿子吗?
当年的轿夫不是省油的灯
当然,让这些高级官员对坐轿子受用不起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帮轿夫们并不是省油的灯。您别看这些高官在官场上八面威风,可是惹不起轿夫,怕轿夫刁难。
老北京有句话:“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您别看轿夫这个行当,干的是力气活儿,而且是伺候人的差事,但是他伺侯的是这些高官,而他本身也难伺候。高官再有势力,往往也得哈着他们。换句话说,谁也不敢得罪他们。
尤其是这些高官贴身的轿夫,如果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他们要是使个阴坏,官再大也拿捏不了他们。比如皇上要召见这位高官,走到半道儿上,轿夫们冒坏,说轿子坏了,给您撂在半道儿上,您有脾气吗?
所以过去那些达官显贵,对轿夫一般不敢严管,有的时候还得哄着他们,否则他们在褙节儿上,真能给你撂挑子坏事。
而且还有一样,那会儿京城的轿夫们都在行里混,脸都熟,同命相连,同气相求。您把这个轿夫给辞了,有可能在京城您雇不到轿夫了。
前些年,汽车比较少的时候,只有局级以上的领导才可以配专车。那会儿,司机是社会上非常吃香的职业。有道是:汽车一响,黄金万两。尤其是给领导干部开车的司机,属于首长的贴身的差事,给个科长都不换。当时有一种说法:“一个司机半个儿。”
即便是这样,领导干部对司机也不敢慢怠,否则就要受治。那会儿的司机爷儿劲大了。
笔者跟原北京市的老副市长王纯是忘年交。老爷子在晚年的时候,常跟我聊天。有一次聊起了市政府领导的司机。他给我讲了这么一档子事。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有一年,北京持续干旱,他和另外一位副市长到密云考察旱情。他的车在前边,那位副市长的车在后面,那位副市长的司机开着车,走到半山腰的地方,突然熄了火,死活也打不着了,副市长急得直跺脚。
那会儿也没手机,车坏在半山腰上,没法跟山下的人联系。司机对副市长说,您要着急,就只能自己走着下去。副市长无可奈何。
王纯的车到了村里,还不见这位副市长的车来,等了有半个多小时,只好让他的司机往回开,去看看究竟。他的司机开到半山腰,才接到这位副市长。
十多年以后,王纯才从别的司机嘴里得知内情,原来当时那辆车根本就没毛病,而是司机有意给领导出难题。再一深问,敢情这位司机的小孩高中毕业找不着工作,想让这位副市长说句话,但这位副市长没管他的事,让这位司机心生怨气,玩了这么一出儿。北京人管这叫“蔫坏”。
当然,后来这位司机也被调离了。由此可见,领导干部虽然有专车,但司机却万万得罪不得。
咱们接着说坐轿子的事,由于坐轿子的成本太高,明清两朝的京官坐轿子的并不多。当时的马车、骡车、驴车是主要交通工具之一,有点像现在的出租车。因此官员出门,不坐轿子的话,一般都是坐马车或骡车的,临时雇辆车,比“养”一班轿夫要划算得多,所以说,老北京的街道是按走轿子的宽度来设计的,有点儿不切实际。说是按小推车的宽度来设计的,倒是靠点谱儿。
P20-24
城脉,让人眼前一亮
毛保华
城市是一个以自组织人群为主体、以一定空间和自然环境为客体、以集聚经济社会效益为目的,以集约人口、经济、科学、文化为特点,并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的空间地域开放大系统。20世纪以来,世界城市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以及包括第三、四次新技术革命和第三次产业迅速发展在内的现代化浪潮的深刻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城市化水平大约为10.6%,到197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也只有17.9%。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始于1978年全国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加上20世纪80年代后所建立的4个经济特区、14个港口城市,有力地促进了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走向正规化。到200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了45.68%。这个水平尽管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许多大城市中由于人口的快速聚集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已经成为城市管理者与城市居民关注的重要议题。
作为衣食住行的交通既是经济运行的动脉,对于入口密集的城市来说,也是关乎居民生活质量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也是近年包括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在内的总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加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快速机动化使这个城市的交通问题已经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对于交通来说,每个人都是参与者与利益相关者。因此,各种场合经常都可以见到关于“北京交通怎么啦”、“北京交通向何处去”的讨论,这些看法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前些时间,看到刘一达的这部《城脉》,不觉眼前一亮!作为交通工作者,我还真仔细拜读了这部洋洋二十余万字的书稿。在我看来,这是部值得一读的妤书,好在哪?
首先,作者搜集调查了关于北京交通的许多资料。在如数家珍的讲述中,可以看到作者对北京本世纪初的出行、改革开放前后北京交通的变化、近年北京交通的建设与交通拥堵现象的出现等故事的诸多论述与看法。我想,这些资料,也许并不能算正规的历史资料,但对于研究北京交通的专业或非专业人士来说,也不失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其次,作者从一个交通参与者角度对交通的许多看法值得一读。交通是大家的交通,作为一个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作家,作者用冷静的思维阐述了对交通演变的全面认识。之所以说全面,我认为作者在表述一个交通参与者的许多观点的同时,也表述了许多颇具交通专业特色的看法。在此北京交通运行状况难尽如人意的时刻,这种客观、全面的认识非常值得一读。
最后,作为北京的文化工作者,作者从文化角度对交通独具京味特色的阐述值得一读。记得段里仁教授说过,交通是一种文化。何谓文化?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沉,也是人类生活中的要求、理想和愿望的体现,是人类高级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对于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甚至企业来说,文化体现的是全体人员的要求、理想和愿望。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交通专业工作者,还是想了解北京文化或北京交通的交通参与者,我觉得这部书所体现的许多深刻的分析确有一读的必要。
系统科学专家于景元先生说过,交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为啥复杂?因为其中有人的因素在内。且不说物质上关于人的身体的许多奥秘目前医学界仍无能为力,人的思维上体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奥秘经常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而它们对城市交通的影响与作用就更需要我们从各个角度去思考了。我想,这或许会成为读者读完《城脉》后的感慨吧!
附录:毛保华,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综合交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