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谨主编的这部《贞观政要的智慧》在参阅、借鉴不同版本的基础上,含英咀华,从经文、注释、译文、评析和故事五大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解读。其中注释主要是对原文一些较为生僻、难读难懂的字词进行重点阐释;译文采用直译,力求保留原文历史风貌;评析则融入了时代气息和人性化的思考,是拓宽读者阅读视野的一个窗口;故事则采用历代以及当代社会的具体事例加以阐释、对比、引申,帮助读者学以致用。
本书图文并茂,色彩美观,为灰白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着了一层亮色,让读者一扫历史古旧的印象,重新燃起阅读历史、借鉴历史的欲望,然后“以古为镜,知兴替;以人为镜,明得失”。
诸葛谨主编的《贞观政要的智慧》是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它言简意赅地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以及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等。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內容归类排列,使《贞观政要的智慧》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七年,蜀王妃的父亲杨誉在皇宫禁地追逐婢女,都官郎中薛仁方将他扣留起来查问,没有来得及处置。杨誉的儿子任千牛在殿廷上陈奏说:“五品以上的官员,不是反叛之罪就不应当拘留,因我的父亲是皇室亲戚,所以节外生枝,不肯决断,拖延几月。”太宗听这话,发怒说:“知道是我的亲戚,故意做这样的刁难。”当即下令打薛仁方100棍,解除他所任的官职。魏徵陈述说:“城墙下的狐狸和神社下的老鼠都是小动物,因它们有所依仗,所以除掉它们还不容易。何况官宦之家与皇室亲戚。旧时号称难于治理。东汉、西晋以来,发展到不能禁止驾驭的程度。武德年间,已多有骄横放纵的现象,陛下即位后,才开始衰减。薛仁方既然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能为国家执法,怎么能乱给以处罚,以此助长外戚的私欲呢?这个先例一开,各种事端就会纷纷起来。以后一定后悔,那将没有办法来改变了。自古以来,能禁绝外戚骄横的,只有陛下一人。作好准备,防止意外,是治国的普通道理。难道可以在水横流的时候,就想自己毁掉堤防?我深切思考,没有看出这种做法是可行的。”太宗说:“的确像你所说的那样,先前没有想到。但仁方妄自囚禁人而不中肯,很是专权擅势,虽不该治以重罪,也应稍加惩罚以示警诫。”于是命令打20棍后赦免了他。
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问他北门近来又并营建点什么。窦德素将这事报告给唐太宗。太宗就对房玄龄说:“你只管南衙里的事,我的北门稍有点营建,何须你来干预?”房玄龄等下拜谢罪。魏徵进言说:“我不理解陛下为什么要指责,也不理解房玄龄、高士廉为什么要下拜谢罪。房玄龄既然做了大臣,也就是陛下的得力助手,有所营建,怎么不可以让他知道?陛下指责他询问主管部门,是我所不理解的。而且所营建房屋有利还是有害,所使用的人工是多还是少,陛下做得好,应当协助陛下来完成;做得不对,即使已在营建,也应当奏请陛下停止。这是君使用臣、臣侍参君的正道。房玄龄等人问了既是无罪。而陛下却加以指责,又是我所不理解的;房玄龄等人不清楚自己的职守,只知道下拜谢罪,我也不能理解。”太宗听了这番话深为惭愧。 贞观十年。越王是长孙皇后所生,十分聪明,唐太宗对他特别宠爱。有人说三品以上的官员都轻视越王,想以此来效仿魏徵等人,激怒太宗。太宗驾临齐政殿,把三品以上的官员召引进宫,入坐后,换了脸色怒气冲冲地说:“我有一句话,要向你们说。从前的天子,就是天子,如今的天子,就不是天子吗?以前天子的儿子,就是天子的儿子,如今天子的儿子,就不是天子的儿子吗?我见到隋朝诸王,达官以下都免不了被他们摧折,我的儿子,自然不准他们横行不法,而你们却随便起来,敢轻视他们?我要是放纵他们,难道他们不能摧折戏弄你们吗?”房玄龄等人吓得发抖,下拜谢罪。魏徵却正颜厉色地劝谏道:“当今的臣下们肯定没有人轻视越王的,然而按礼仪来说臣下和儿子该一例看待。古书上说,周天子属下的官虽小,要排在诸侯之上。诸侯被周天子任用为公才是公;任用为卿才是卿。如果没有被周天子任用为公卿,就只是地位低于士的诸侯。如今三品以上官员,都位列公卿,全是天子的大臣,为陛下所优待。就算他们有些小过小错,越王怎能随意对他们摧折侮辱?如果国家的法令制度已经败坏,我就不知道了。但在当今圣明之世,越王怎能这等无礼?况且隋高祖不懂礼数,宠爱抬高诸王,使他们做出无礼的事情。不久因犯罪而被贬谪,这怎能算法?又有什么可称道的呢?”太宗听了这话后,喜形于色,对臣下们说:“凡是人家说的话在道理上,就不能不服。我所说的,出于个人私爱;魏徵所议论的,是国家大法。我刚才大发脾气,自以为理由充分,不用怀疑,等到听了魏徵的议论,才觉得自己很没有道理。做人君的讲起话来,真不能轻率随便。”于是把房玄龄等人大加责备了一通,赏赐魏徵绢一千匹。
贞观十一年,有关官署向太宗报告凌敬贫穷乞讨的情状。太宗责备侍中魏徵等人胡乱推荐人。魏徵说:“我们每次蒙陛下询问,都说明了凌敬的优点和缺点。有学识,敢于谏诤是他的优点;过分留心生计,爱好经营,是他的短处。现在凌敬替人写碑文,教人读《汉书》,以此作为依托,交换求利,这与我们所说的不同。陛下没有用他的长处,只看见他的短处,便认为我们在蒙蔽您,实在不敢心服啊。”太宗采纳了这个意见。
贞观十二年,太宗对魏徵说:“近来我所做的事的得失及政治教化,比以前如何?”魏徵回答说:“如果就恩泽所能达到,远处的外族前来朝贡的情况来说,与贞观初年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如果从德义与百姓暗潜相通,民心高兴诚服来说,比贞观初年相差很远。”太宗说:“远方外族来臣服,应当是由于施与德义,过去的功业为什么反而更大?”魏徵说:“过去天下未安定,常把德义铭记在心。不久,因国内平安无事,逐渐增加骄傲自满的情绪。所以,功业虽然盛大,德义始终赶不上贞观初年。”太宗又说:“所做的事比以前有哪些不同?”魏徵说:“贞观初年,担心别人不进言,引导大家规谏。三年以后,见有人进谏,能高兴采纳听从。最近一两年来,不喜欢别人劝谏,虽然努力听取和接受,而内心始终不高兴,确实有为难的样子。”太宗说:“在哪些事情上是这样?”魏徵回答说:“即位的初期,判处元律师死刑,孙伏伽劝谏说:‘按照法律,不至于判死罪,不能容许无节制地处以严酷的刑罚。’陛下就把兰陵公主园赏赐给他,价值百万钱。有人说:‘孙伏伽所说的是一般的道理,而所赏赐的太优厚。’陛下当时说:‘自我即住以来,没有进谏的人,所以赏赐他。’这就是引导大家进谏。徐州司户柳雄对隋朝留下的人,妄自给予体禄等级,有人控告他,陛下就命令柳雄自己坦白,不坦白就给他定罪。柳雄始终坚持说是照实办理,竟然不肯坦白。大理寺查究得知柳雄的欺诈,将对柳雄处以死罪。少卿戴胄奏说,按照法律,只应处以徒刑。陛下说:‘我已对柳雄裁断完毕,只应处以死罪。’少卿戴胄说:‘陛下既然不认为我的话对,立即把我交到司法部门去。罪不该死,不能滥用酷刑。’陛下很生气地派人去杀柳雄,戴胄拉住不放,反复达四五次,然后赦免了柳雄。于是对司法部门的人说:‘只要能为我这样坚守法制,难道还怕有滥用刑罚杀人的事?’这就是以喜悦的心情来接受劝谏。前些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犯圣上旨意,陛下认为是诽谤。我上奏说,上书不激烈迫切,不能激励国君的意志,激烈迫切就相似于诽谤。当时虽然听从我的话,赏赐了德参丝绸二十匹,思想上却很不舒服,这是难于接受劝谏。”太宗说:“的确如你说的,除了你,是没有人能说出这些话的。人都苦于不能自己察觉毛病,你刚才未讲时,自认为所做的事没有变化。等到听你论说后,我的过失才惊人。你只要保持这样的忠心,我终究不违背你的话。”
【评析】
唐太宗在贞观初年非常乐意接受劝谏,后来,渐渐地,就不那么乐意听了。可见,要一辈子英明,一辈子接受他人意见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言,半个多世纪以来激励、鼓舞着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党、为国家、为民族和人民的事业而无私奉献,努力一辈子做好事,做一个“完全有益于人民的人”,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应有贡献。
【故事】
商鞅徙木立信
满腹才学的商鞅,为了实现人生抱负,从卫国来到了秦国,为了改变秦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决定在秦国推行变法。当时秦国是秦孝公当政,商鞅得到了赏识和认可。可是商鞅是个外来户,其他贵族官僚不相信,甚至是大力反对他。秦国的老百姓不相信他,谁知道他是否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
为了建立信誉,商鞅柱木立于国都之南门,然后告之于民,谁能把木头移到国都的北门,赏10金,没有人相信。商鞅把赏金加到了50金。于是有一个年轻人,抱着试试的心态,把柱木从南门移到了北门,果然商鞅赏他50金。于是商鞅在秦国百姓中建立起了诚信。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开始实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植,统一度量衡等。由于取信于民,变法成功,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改变了秦国落后的面貌,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强国,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点评】
诚信不是无用,而是有用的。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各项改革,都需要诚信。信则立,无信则废。这同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
P67-70
唐太宗李世民,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卓越的领袖,影响中华乃至世界进程的杰出人物。他为古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李世民》作者筑东阳先生说“他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
唐太宗在位时,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贤臣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公元670年),卒于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他一生经历了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五朝,因“励志勤学、博通经史”而倍受各朝统治者器重。
吴兢一生著述丰富,史学风格浓厚,叙事简明,秉笔直书,被后人称为“良史”。
吴兢和唐太宗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吴兢撰史丰富,然而今日所能见到只有一部《贞观政要》。顾名思义,本书主要内容就是记述唐太宗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状况的。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一派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经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这就是《贞观政要》的写作初衷。
本书是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10卷4Q篇,8万余言。它言简意赅地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以及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等。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吴兢虽然对唐太宗推崇备至,但本着“直笔”准则,依然做到了“爱而知其丑”,在书中也如实记录了一些唐太宗的过失和缺点。如《纳谏》篇记他为一马暴死而盛怒,欲杀养马人。又记他曾宠信过小人权万纪、李仁发。《封建》篇记他大封皇室诸王和功臣数十人为世袭刺史。特别是《慎终》篇照录魏徵《十渐疏》,疏中将太宗在贞观初期和贞观中期的不同表现一一对照列举,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的现实毛病。
然而,正是这样的不着色,使唐太宗的形象更加真实,也更加深入人心,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楷模。
唐朝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很推崇这部书籍。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书,并请当代儒臣讲解书中内容。明朗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请侍臣教授《政要》。明宪宗朱见深特别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亲自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内容,并且十分仰慕“贞观之治”。乾隆皇帝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贞观政要》一书的价值,除了在于它所反映的“贞观之治”为我们研究唐初历史提供许多宝贵的资料以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论是唐太宗兼德则明、从善如流的态度,还是以魏征为首的直言谏诤精神,都足以作为今日朝野关系的模板、建设国家的圭臬。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将《贞观政要》这部历史著作重新搬出,并以新面貌完美呈献给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读者面前,力图用最贴切的故事诠释出其中不朽的智慧。
我们编著的这部《贞观政要的智慧》,在参阅、借鉴不同版本的基础上,含英咀华,从经文、注释、译文、评析和故事五大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解读。其中注释主要是对原文一些较为生僻、难读难懂的字词进行重点阐释;译文采用直译,力求保留原文历史风貌;评析则融入了时代气息和人性化的思考,是拓宽读者阅读视野的一个窗口;故事则采用历代以及当代社会的具体事例加以阐释、对比、引申,帮助读者学以致用。
本书图文并茂,色彩美观,为灰白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着了一层亮色,让读者一扫历史古旧的印象,重新燃起阅读历史、借鉴历史的欲望,然后“以古为镜,知兴替;以人为镜,明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