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书记》(沈昌文等人编著)：三十多位著名和非著名编辑，或书写自己编辑一本书的过程，或书写做编辑的甘苦心得与宝贵经验，他们所讲述的图书背后的故事，并非我们日常所见“前言后语”之类索然无味的“序跋”文字，也不是什么冠冕堂皇的“应景儿”之作，而是编辑从幕后走向台前，说以往真正想说而不便说、不能说的真话。

我们所遇到的那些外表光鲜、内在出众的好书，带给了读者无限的精神愉悦，它们给作者罩上耀眼的光环，它们承载着传播知识与文明的光荣使命。

而我们却很少想到：好书是如何产生的？一本好书，从作者完成创作、把书稿交付出版方开始，经历了怎样的出版过程？在这个再创造的过程中，编辑付出了怎样的劳动？在这个幕后操作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读一本好书，受益匪浅；编一本好书，感慨良多。在《编书记》中让我们听一听编辑的声音，听一听，好书背后的故事……

《编书记》由沈昌文等人编著。

两套《巴金全集》出版始末

书商旧梦

那年·那人·那书——《万历十五年》出版纪事

一个漫长的旅程——我主编《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70种

《尤利西斯》出版始末

我的几点编辑心得

吴祖光和三套书的诞生

年华易逝书长存——《追忆似水年华》出版始末

《风雷》出版前后

《林海雪原》背后的故事

编辑要有“站位”意识——《谈美书简》编辑历程

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到研究曾国藩

我“逼”赵忠祥写书

编之梦

二月河怎样流进“长江”

我在退休前编辑的一本书：《五四飞鸿》

记得我当年差点毁了路遥

《董乐山文集》编者感言

实话实说“捡”选题

《废都》重新出版内幕

留给尘世最后的微笑——《生活的花环：雷加文学回顾》

追思东方尔——写在《中国网民》前面

一首诗和两本书

一篇迟到的编后记

七年打磨“虫”书——《昆虫记》

找回工作中的真实

皮埃尔·路易的译介与出版

《沉思录》作为事件的反思

在炮火中孕育的一部工具书——首版《新华字典》的故事

一个责编的手记

给读者一个理由，爱上帕慕克

理性精神的抛砖引玉——《无法独活》出版始末

编后记

只要他仍和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呼吸，我就会感到踏实，感到工作、生活和精神等方面有了支柱。

巴金同志是热爱生活，生命力极强的人。他在1997年9月为《巴金书简》所写的《小序》中曾说：“尽管我老弱病残，可我想，我们仍然有勇气跨人下一个世纪。”

我真高兴，因为他不仅和我们同跨入了新的世纪，而且还进而迎来了他的百岁诞辰。我也要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我衷心的祝贺。

我已有两年多不曾和他见面了。上次见到他，是在2001年，我去浙江桐乡参加茅盾同志逝世二十周年时举行的学术讨论会后，返京途经上海的时候。那时他已卧床多年，而且早已无法自理生活及与人交谈，但他认出了我，当我伸手入被窝握他的手时，他紧握我的手却还是那样温暖而有力，这使我真高兴极了。

记得他患帕金森氏症似始于1983年，自1989年不慎摔跤住院后，起初有时还可回家看看，每年还能去杭州休养些日子，大概两三年前就无法再去了，他不仅生活无法自理，而且在赖鼻饲维持生命L

这使我深为难过。特别是因为他已失去了言语的表达能力，又拿不了笔，写不成一个字；思维清晰而不能与人交流，那该有多么痛苦！

我知道，他曾多次向别人(包括他身边的护理人员)表示“我是在为你们活着”。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也想到他曾多次提醒我要争取多活，那样可以多做工作。我希望他多活，即使他已丧失了生活的基本能力，但只要他仍和我们在同一个星球上呼吸，我就会感到踏实，感到工作、生活和精神等方面有了支柱。

抗日战争开始前后，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读过了当时可能找到的所有的巴金作品，它们以燃烧般的热情、炽热的爱憎和流畅的文笔征服了我。自然，我也读过不少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各类图书。

1939年初夏，我随印刷厂自上海“内迁”到昆明，翌年又迁往重庆。那时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分社是我们的“客户”，它的不少书稿都由我们厂排印，这样，出版社的负责人田一文兄，便自然地逐渐成了我的好友。那时巴金同志在桂林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办事处，常往返于桂、渝二地。1942年春他来重庆时，田—文兄介绍我和他相识了。

巴金重友情。1943年秋我调往桂林工作，抵桂时适值广西省立艺术剧院开幕，那天演出的是曹禺的《日出》，“这是家宝写的戏，我一定要请你看。”他来邀我同往观剧时说；没隔多久，又邀我同往看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那年旧历除夕，他又来邀我去文生社桂林办事处吃“年夜饭”。也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见到他后来的夫人萧珊，我还记得她在餐桌上对巴金说，“李先生，将来我们要买一架飞机，起名叫‘文生号一。六十年过去了，她那清脆的嗓音，这时仿佛还在我耳边回响。

我素来体弱，十四五岁时即得了结核病。到桂林后的第一个春天，又咯血频频而不能工作了。他得知后就找到我工作处要我的一位同事伴同来看我，我还记得那时他对我说，“对年轻人来说，健康是最重要的了”等等。后来那位伴同他来看我的同事告诉我，在他们回去的途中走上一条狭窄的旱桥时，他在桥上摔了一跤，幸好那位同志急忙拉了他一把，不然从距地面两三米的桥上摔下去，后果太可怕了。这事曾令我久久地疚歉难安。

1944．年初夏，湘桂大撤退的前夕他去了重庆，我则在桂林下了第二次紧急疏散令后去了桂东南的昭平，参加了《广西日报》(昭平版)的工作。在那里，和“大后方”重庆等地的交通和消息都隔绝了，这样直到抗战结束。那时“沦陷区”已先后收复，大家又纷纷忙于“复员”了，他先我回到了上海。我在广州接到过他发自上海的信，其中说到他在上海埋葬了他的哥哥(指二哥李尧林)。

1946年初我回到了上海，第二年初夏进了解放区。在上海的一年多时间里，因为彼此都忙，往来都不算多。这样地到了新中国的诞生。自那以后，他常来北京出席各种会议或是从北京出国访问等，几乎每次来京他总会约我相晤，在这样的时候，我也常会见到他和一些老友们的欢聚，如曹禺、曹葆华、李健吾、陈荒煤等等，特别是曹禺，也几乎是他每次来京必须晤面的朋友。我和曹禺相识于他的《北京人》初版时，我们常会在一起谈及巴金，“老巴是个伟大的作家”，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这样赞叹道。

我在1956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年接手了《巴金全集》的编辑工作，那时《全集》似已印出3卷了。我经手把它编完了(共14卷)，自然是在巴金同志的关注和指点下完成的。

我不想赘述自1958年“拔白旗”而后直到“文革”那些岁月里他的苦难遭遇了，特别是他夫人萧珊的悲惨死亡，因为那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20世纪70年代初，我自“干校”返京后，即开始参加了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其间在1973年为了在上海重新排印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共20卷)，我曾去上海并和巴金同志多次见面，那时他已自“干校”返沪，萧珊也已去世，楼上的书房还被封着，客室里的书柜还都贴着封条；孩子们全不在身边，和他同住的就只他的两个妹妹。那时他正在校改旧译《处女地》，我看到了他写有密密麻麻小字的校改本。他告诉我今后他的著译未必还能出版，那时他将把这校改本送给国家图书馆。P1-3

经常有朋友问，做什么的？我说编辑。哦，在报社，对方说。我说不是报社，是出版社。对方又说，哦，那都出什么杂志？我说不是杂志，是图书。图书？就是给人写书？对方又问。我还是耐着性子继续解释：不是写，是编。每次到这个时候我都感觉掉进了一个圈套——“编书”，在如此对话场景下，怎么听都不像个好词。但我实在不愿意再向人家解释说，不，也不是编，是编辑。这样的话之前的问答全都白费了，我又绕回了“编辑”，对方就只有再说：哦，在报社……

自然，这本书的读者都知道编辑是做什么的，甚至本身就是编辑。那就毋庸赘言编辑工作的性质，编辑工作的甘苦亦不必说。鉴于编辑这一职业一般不广为人知，鉴于编辑一直躲在幕后为他人作嫁衣，鉴于出自编辑之手的好书背后隐藏了更好的故事，我们搭建了这一平台。这一平台并不独飨编辑，编辑最大的幸福，是让读者满足。所以，这本书所选文章并非编辑在编书过程中所写的一般性的序跋文字，也绝不是什么应景儿之作；我们收入的，都是编辑的肺腑之言，是我们在平时的阅读中难以读到的关于书之出版过程、编辑故事的真知灼见。对读者而言，这或许会是一个新奇的世界。

编辑这样一本书，得到了许多编辑同仁的肯定与支持，令我十分感动。在此一并向各位前辈师友表示诚挚的谢意。特别要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高艳华老师。我通过电子邮件向她约稿，她爽快地答应了，还在回信中谦虚地称自己不是什么“名编辑”，“只是一个退休的苦行僧”，并很快给我快递了两本由她责编的书。她认为我们编这本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你们为作嫁衣的人作嫁衣就是对我们这些苦苦工作的人的一种心灵的安慰……你们想出来这个点子我认为实在是我这样人的荣幸。”有此知遇之言，足矣。

书出来了，算是交了一份作业——确切地说，是拿了各位前辈师友的文章交了作业。诚惶诚恐，不敢多言。是为《编书记》之“编书记”。

郭凤岭

2011年2月

“一本图书的产生与质量高低，实际上是编辑决定的。”也许不能概括所有的书，但这是对站在幕后“为人做嫁衣”的编辑付出的辛勤工作所作的最有力的肯定。

——高艳华

假如有一天我失忆了，要重建记忆，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我曾经当过编辑？

——马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