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今后中国人向上兴奋地新方向是什么？老实不客气的说：就是我们的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建设理论》从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入手，系统地阐述了梁漱溟对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关系的思想。他以乡村为中国文化之本的思想，以及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组织结构，培养新伦理，建设新礼俗的思想，都是对中国社会根本问题思考的积极实践。

《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先生社会政治思想的代表作。梁漱溟自称是其“困勉研索的结果”，“这里面的见地和主张，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冬，而成熟于十七年”。从开始酝酿到成书，大凡经历了16年之久。

《乡村建设理论》出版后，影响很大，当时学者们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界最有创造性的教育理论著作，由此确定了梁漱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地位，成为乡村建设派的主要代表人而饮誉海内外。该书流布之广之久，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

自序

引言

甲部 认识问题

 一 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

 甲 起于救济乡村运动

 乙 起于乡村自救运动

 丙 起于积极建设之要求

 丁 起于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

 二 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及其所谓治道者

 甲 伦理本位的社会

 乙 职业分立的社会

 丙 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之交相为用

 丁 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

 戊 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的几个要点——教化、礼俗、自力

 己 教化、礼俗、自力三者内容皆为理性

 庚 士人即代表理性以维持社会者

 辛 周期的乱

 三 旧社会构造在今日崩溃的由来

 甲 旧社会构造崩溃之由——中国文化的失败

 乙 中国对西洋之一种比较——团体组织

 丙 短处正从长处来

 丁 自毁与他毁

 戊 自身的真缺欠

 四 崩溃中的中国社会——极严重的文化失调

 甲 伦理本位的社会之被破坏

 乙 职业分立的社会之被破坏

 五 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

 甲 消极无力的政治

 乙 思想分歧

 丙 没有阶级

 丁 社会事实与意识要求不符合

 戊 中西精神之不同

乙部 解决问题

 一 新社会组织构造之建立——乡村组织

 第一节 组织原理

 甲 新组织即一新礼俗

 乙 中西具体事实之沟通调和

 丙 从理性求组织

 丁 从乡村入手之义

 第二节 具体组织

 甲 乡约之补充改造

 乙 乡农学校

 第三节 组织的作用

 甲 我们的乡村组织可以解决中国眼前的几个大问题

 乙 我们的乡村组织可以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

 二 政治问题的解决

 第一节 社会与政治

 第二节 眼前与将来

 第三节 政权属彼与政权属我

 第四节 何谓中国政治问题的相当解决

 第五节 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在哪里

 第六节 解决眼前政治问题的途径

 第七节 一个具体的设计

 第八节 几点的解说

 三 经济建设

 第一节 中国旧日经济的特殊

 第二节 西洋自近代迄今经济上的进展变迁

 第三节 受西洋影响后的中国

 第四节 需要有个方针路线才行

 第五节 方针路线在哪里

 甲 农业所受压迫比较和缓

 乙 农业破坏最不能忍受

 丙 要凭藉农业谋翻身

 丁 从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

 戊 总结上文

 第六节 如何促兴农业

 甲 中国大社会必须有一总脑筋

 乙 积极使农业进步的三个要点

 第七节 中国土地问题

 第八节 苏俄给我们的参考

 第九节 农民合作与中国经济建设

 第十节 工业化问题

 第十一节 末后的几句话

 四 末后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

 甲 新社会与旧社会之比较暨中国新社会

 与西洋近代社会之比较

 乙 人类社会建设应有的原则

附录一 我们的两大难处——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讲演

附录二 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附录三 “朝会”上的讲话(选录八则)——1933年前后讲于山东邹平乡建院研究部

附录四 怎样阅读《乡村建设理论》

编后记

第二层——是起于中国乡村无限止的破坏，追得不能不自救；乡村建设运动，实是乡村自救运动。

我们上面曾说救济乡村为中国社会各层级、各方面一共同的要求；但严格的讲，中国尚不能有所谓“救济乡村”这回事。因说个“救济乡村”当然是要乡村以外的一大力量来救济乡村；但此一大力量在今日中国是寻不出的，譬如日本倒是可以说得上救济乡村。日本现在农村问题甚是严重，而以其工业发达、都市兴起，总还有余力来救济乡村；又其政治有办法，有统一有力的政府可以负责，讲求他们的农村问题对策，而主持进行。像这两点，中国那里有呢？这两点实是一点。日本之工业发达、都市兴起，实由其政治有办法而来。而中国经济上所以无办法，亦实为政治上的无办法。归根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由其政治上之无办法，将只有乡村自救运动。此理待细剖才得明白。我前曾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乡村破坏，是一种绝对破坏，为世所仅见。此破坏之所以成为绝对的，都为中国近二三十年间政治上之无办法。虽然破坏乡村的，有天灾，有人祸，有国际的因素，有国内的因素等分别。细按起来，天灾不能怪天，皆由人事未尽；其责实在政府。所以人祸固属政治问题，天灾也是政治问题；国际的侵略压迫也亦不能怪人家，而实由自己不能应付环境。其最大原因在自身陷于分裂冲突，不能凝合为一个力量以对外。所以国内的因素固属政治问题，国际的也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总起来说，中国乡村之破坏完全在政治。

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惟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政治的没有”。在此分裂局面下，南一政府、北一政府、东一政府、西一政府，不但无法应付国际环境，无法防救天灾，更且造成特有的人祸——乡村成了绝对牺牲品。乡村虽在任何一社会总是居于不利地位，但绝不会落于牺牲的地位。任何一社会，都要在一种社会秩序下，进行他的社会生活；而且一个国家，必有其秩序——国家与秩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是秩序就有保全(尽管他是一个不平等的秩序)，所以无论如何的不利(尽管他怎样严重的榨取剥削或妨碍)，都不致作牺牲。其故即在一个政治力下，统治的一面、被统治的一面，总不过是两面。此两面有时对立、有时相依，成为一个结构。此一面也少不得那一面，如何能不留余地毁灭他呢？但中国此刻不然。他不是两面，而仿佛分成三面了，此一政府与彼一政府为对立形势，乡村社会落于第三者地位。从国际的、国内的许多关系上，都表现有统一的要求，而政府间也有不容第二者存在的互相排斥性。但又到底不能浑一全宇，建立惟一的统治力。(其所以然，男有详细分析见后。)于是内战连绵不断。假令索性分裂成几个国家，倒也没有许多战争。苦在分又分不开，合也合不拢，就纠缠不清了。在杌陧不安的对立中，彼此各以应付对方为急，便顾不得第三者，而乡村乃落于纯被牺牲地位。对于乡村常是说：“今天可讲不起了(挖地壕、炮火烧杀、或征夫派款)，明天必不如是”；但到明天依然是一今天。战争是常；不战是暂，或说是战争的休息、再战的预备。如中国养这么多的兵，完全不是为的国防，而是内部问题。四川一省养兵最多，甲于各省，即为其内部分裂，又仿佛中国的小缩影。民国二三十年的日子，就这样常常处于一种临时状态中。在此时谁来顾惜乡村？自然反逼出乡村自救。乡村自救正为寻不出一个超于乡村而能救顾他的力量。

乡村自救运动，其工作第一步就要防止直接的破坏，对于土匪和杂牌军队的骚扰，必须武装自卫。地方武装自卫，在此刻中国很明白地成了一种必要。此种必要即政府亦承认的。(二十年三月国民政府督令各省办保卫团，有“以兵卫民，不如使民自卫”之语。)本来武力是只许国家有的。国家最低限度的作用就在维持秩序，而不许国内人于法律外各自拿武力来解决问题。乃现在中国却要乡村与土匪以武力赌其命运；这就证明中国国家在一特殊状态中。乡村之自卫、自救，在任何国家可以没有，也不应有，独于今日中国乃必然发生，不能不有。P13-15

当我将中国问题认识清楚，并将它的前途想通了的时候，让我不能不叹息佩服许多过去的和现在的有识之士，他们没有多少凭藉而见事那样的确，真是聪明！随举眼前遇到的来说罢。那日看《世界日报》(二十六年一月某日)有《中日关系的透视》一文，其中引用素日研究中国社会的斯密斯博士(Arther Smith)说：“中国如无外面力量而欲进行改革，正如要在大海中造船一样。”这是多么罕譬而喻呢！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入于盘旋不进的状态，其自身永无从发生革命，完全从这句话给点透了。往日又曾见曾刚先生(纪泽)答友人书有云：“世界日辟，其机自外国运之，其局当于中土结之，其效即不在今日，亦当见诸千百年后。”横的东西两世界，纵的千百年历史变化，一语论定无遗。距今五十年前能说这话，又是何等的远识卓见！像这一类的高明识见，我从各处遇着的还有，不过一时举不出来许多。

高明有识之士，是见到了；一般人还是见不到。像斯密斯的话，多数中国人大概都不懂得。像曾公的话，多数中国人更相信不及。天下事，明白的人自是明白，不明白的人总是不明白，这又不能不让我长叹息！在这里或者就用得着我这不算聪明也不算笨的人了吗？我没有将复杂问题一眼看透彻的聪明，但我有抓住问题不放手的研索力，就会有被我弄通了的一天。从这困勉工夫也能将高明人见到的而我也见到了。这本书，就是困勉研索的结果，正好给高明人的话作注解；给不明白的人作桥梁。

前些日又见美国名著作家丕斐(Natheniel Peffer)到沪，在太平洋联会席上演讲“远东问题之局外观”，对中国前途似示惋惜又怀疑问。他说：

欧西人士，今日已深感到陷入旋涡，无法自拔之苦；而远东方面不引为前车之戒，反思效尤，其结果岂不将同出一辙乎？日本早已从乎欧西之后，今日更无选择之自由。乃中国年来所采取之途径，概括言之，也不过锐意发展物质建设与提倡民族主义两者。此殆由某种环境之影响，中国人士或认为非采此途径不可；然循此途径以往，将来所生之结果如何，实为一极端耐人寻思之问题也！(见二十六年一月十三日《申报》)

我于此有两层感想。一是像丕斐先生所惋惜而怀疑的，大概多数中国人(尤其是所谓有知识的人)都不能了解；他们在今日除了发展物质建设和提倡民族主义外，真是没有第二个念头。他们或者要反问丕斐：你不赞成我们这样干，你叫我们怎样干呢？又一感想是可惜丕斐先生没有读到我这本书，他读到也许疑闷之情为之豁然吧！丕斐先生的心境倒不是我很关切的事；我所关切的是怎样让多数中国人能了解丕斐先生对中国前途的惋惜之意。假令这意思得到多数中国人了解的话，那么，我的主张也将不难获得同情了。

这里面的见地和主张，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冬，而成熟于十七年；曾讲于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题为乡治十讲)，自十八年春欲将全盘意思写定成书，中间屡作屡辍，至今七八年未成。今天这本书，前一小部分是自己写定稿，后边大部分只是同学听讲笔录的一种删订，所以称“讲演录”。不过在政治问题、经济建设各段中颇有自己动笔之处，所以又不像讲时口气了。希望将来能通体写过一遍。今只为外间总不明白我的意思，先杂凑出版，以求教于各方，其中自己不惬意处是很多的。

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漱溟记。

总计在邹平六年间，前后讲此稿不下五次，末后在济宁也讲过一点大意；其时为余任笔录者有李澂、侯思恭、张汝钦、郝心静、王静如、李鼐、吕公器诸子。今附志于此，示不忘诸子之劳。

漱溟又记。

本书首次问世之时为1937年，正当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距今约七十年。七十年前，作者于书中所提出的种种见解主张与具体实施方案，其中有的早已为事实所否定，有的或因时移世易已不再适应于今日，但反观历史，回溯前人思考所得，从中依然可为人们提供得失经验，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或答案。这或许就是今日重印此书的意义所在。

此书原有附录一篇：“我们的两大难处”。现在重印，为使读者对上世纪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开展的实际情况多一点了解，又将作者晚年所讲“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文附于全书之末，作为附录二。

编者

2006年7月7日

本书于1937年3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同年5月再版。1939年乡村书店迁四川重庆后曾重印，2006年又被收入“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此次出版据2006年“世纪文库”版校改，并选录了作者1933年前后于山东邹平乡建院研究部所作“朝会”上的讲话八则作为附录三，“怎样阅读《乡村建设理论》”一文作为附录四。

编者

2011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