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陈孝英在从事喜剧美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中,结交了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其中有不少是名人,或者说,有不少朋友在与陈孝英并肩奋斗的过程中,一起成了文化名人。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名人”朋友的帮助和参与,陈孝英才得以创建了喜剧美学,才得以在文化领域中取得今天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过许多鲜为人知、令人感动的故事,我觉得很有必要将它们整理出来,与广大读者一起分享,于是,便有了《喜剧美学家和他的名人朋友》。作者朱洪根据这些文化艺术名人对社会的贡献,将全书分为5个独立的篇章进行了介绍。
在《喜剧美学家和他的名人朋友》的体例上,作者朱洪根据这些文化艺术名人对社会的贡献,将全书分为5个独立的篇章。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因为这些名人的成就往往是多方面的。每个故事都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以陈孝英为主线,分别描写和展现他与这些不同领域的名人彼此交往的过程。
从《喜剧美学家和他的名人朋友》的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陈孝英是怎样一步一步地为构建喜剧美学学科体系,为喜剧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的结合,以及为探索喜剧文化产业的发展之路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和陈孝英交往的这些名人名家们,又是怎样以繁荣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艺术事业为己任,在推进自身事业的同时,无私地支持、帮助陈孝英,共同参与创造“喜剧美学”这一精神文明成果的。这样的精神品质,这样的道德情操,这样的无私友谊和生动故事,对我们今天从事科学、文化、艺术事业,从事各种精神文明建设的人们,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想必会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1985年夏,当陈孝英正在赤手空拳筹办全国盛会时,陈瘦竹先生便进入了他的视野。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当时的喜剧美学还是襁褓中嗷嗷待哺的一个婴儿;说得更准确一点,只能算是躁动于美学和艺术母体中的一个胚胎。要使她安全成活、平安降生、健康成长,必须由一位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号召力的权威人物出任领头人和监护人。然而,谁能充当这一角色呢?
陈孝英仔细检索了头脑中的学术档案库,把目标迅速锁定在陈瘦竹先生身上:
他博学多识,著述颇丰,享誉海内外,足以撑起一面大旗;
他时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桃李满天下,可以带动、号召一批学术骨干加盟;
他是杰出的作家和戏剧理论家,有着丰富的创作和理论研究经验,对戏剧更是情有独钟,研究独到,完全有实力和能力担起这门新学科学术带头人的角色。
唯一让陈孝英担心的是,自己一个半路出家、名不见经传的社科游子,又身处偏远的大西北,发起创立一门前所未闻的新学科,陈瘦竹先生这样“有身份”的大学者,肯屈尊前来捧场吗?
尽管有不少人劝陈孝英放弃这种奢望,但不知为什么,冥冥中陈孝英总觉得,这位同姓人也许会成为他的“同心人”。是因为陈瘦竹先生浑身透散出来的学者气质?还是与其身份极不相称的憨厚微笑?抑或是他那一手朴实而又深沉的文字?
陈孝英把自己的心愿写信告诉了北京舞蹈学院的朱立人教授。朱教授是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副秘书长,交际甚广,没准儿他有办法联系上陈瘦竹先生。没想到,一周后,朱立人便回信告知已与瘦竹先生谈妥,他将出席当年8月的盛会。
陈瘦竹先生的允诺,是中国学术界对陈孝英的友好回应和有力声援。至此,西安、北京、南京这三大文明古都向陈孝英援之以手,陈孝英不再感到孤单。
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正值西安持续高温,酷热异常。这天,年过七旬的陈瘦竹先生携夫人沈蔚德应约赴会,一上长安。
陈孝英立刻放下手边的各种杂事,去宾馆拜见他。
瘦竹先生和照片上的本人一模一样,只是书卷气更浓,微笑更加憨厚,语言也更为质朴。浓浓的乡音(陈孝英的父亲出生于南京)、浓浓的绅士式笑容,使陈孝英迅速地走近了这位陌生的大学者。
陈孝英将大会的筹办情况、会议日程以及讨论议题、学术发言安排等相关事宜向陈瘦竹一一作了通报。瘦竹先生一脸慈祥,逐一加以首肯,态度十分谦和。但当陈孝英谈起“喜剧美学”的学科定名时,一个出乎他意料的场面出现了。
“如果征求我的意见,作为美的一种表现形态,我看还是叫‘喜’或者‘喜剧性’为宜。‘喜剧’这个词太多义了,如果用‘喜剧’定名,我担心它容易跟作为艺术形式的‘喜剧’,还有戏剧类型的‘喜剧’相混淆。”陈瘦竹先生坐在沙发上娓娓道来。他说话不温不火,语速很慢,语调平缓,表情不多,手势更少,和陈孝英通常见到的教书人、演说家相比,显然是另一种风度。
一谈到学术问题,陈孝英马上进入了角色:
“可是,瘦竹先生,如果用‘喜’或者‘喜剧性’来称谓这种美的表现形态,那么这门学科就只能叫‘喜的美学’或者‘喜剧性美学’,这样读起来总觉得不上口,还有点儿不伦不类。作为一门新学科,如果我们为它选择了一个不太符合人们阅读习惯的名称,对它将来的推广和宣传会很不利的。”P9-10
致读者
——写在前面的话
朱洪
一个有着丰厚文化和精神文明积淀的民族,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积淀,靠的是人民群众的不断创造,其中也包括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发现、整理、创造和总结。喜剧美学家、文艺评论家、文学翻译家陈孝英,便是一位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文明积淀努力添砖加瓦的学者。
1984年秋,因为大学毕业论文的选题是“论鲁迅小说的幽默风格”,我便与当时已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幽默理论家陈孝英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他的帮助,次年8月,又参加了在西安举行的“首届全国喜剧美学讨论会”。时隔20年,2005年1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中国人事报》上读到了关于陈孝英先生的长篇报道,遂与之又恢复了联系。这一联系,便一发而不可收:5年来我们频繁交往,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中国喜剧美学研究会的各项学术活动以及陈先生努力运作的喜剧文化产业活动。随着对先生及其喜剧美学认识的加深,我深深感到,喜剧美学绝不仅仅是陈孝英这位开创者个人的事业,它也是一个团队的事业,一个集体的事业,更是关乎我们的民族文化能否再多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的事业。陈孝英在许多同道者的帮助下,将喜剧美学由“梦”变成了“真”,变成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研究和中国美学领域里少有的几个具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建树之一”的学科(白烨语)。“喜剧美学”已被学术界、艺术界越来越广泛地接受,因此,陈孝英先生被称为“喜剧美学家”,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几十年来,陈孝英在从事喜剧美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中,结交了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其中有不少是名人,或者说,有不少朋友在与陈孝英并肩奋斗的过程中,一起成了文化名人。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名人”朋友的帮助和参与,陈孝英才得以创建了喜剧美学,才得以在文化领域中取得今天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过许多鲜为人知、令人感动的故事,我觉得很有必要将它们整理出来,与广大读者一起分享,于是,便产生了写作《喜剧美学家和他的名人朋友》一书的想法。
在本书的体例上,我根据这些文化艺术名人对社会的贡献,将全书分为5个独立的篇章。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因为这些名人的成就往往是多方面的。每个故事都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以陈孝英为主线,分别描写和展现他与这些不同领域的名人彼此交往的过程。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陈孝英是怎样一步一步地为构建喜剧美学学科体系,为喜剧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的结合,以及为探索喜剧文化产业的发展之路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和陈孝英交往的这些名人名家们,又是怎样以繁荣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艺术事业为己任,在推进自身事业的同时,无私地支持、帮助陈孝英,共同参与创造“喜剧美学”这一精神文明成果的。这样的精神品质,这样的道德情操,这样的无私友谊和生动故事,对我们今天从事科学、文化、艺术事业,从事各种精神文明建设的人们,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想必会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在本书成稿过程中,曾得到一大批友人的鼎力相助。陈孝英先生不仅多次接受笔者的采访,还同意使用其自传《哀泪笑洒》、《喜梦成真》中的许多素材。《中国国情报告》杂志社社长郑福荣先生和中国喜剧美学研究会西安资料研究中心主任秦泉安先生承担了繁杂的审阅工作,并为本书最终印行作出了重要贡献,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创作理论部副主任郑凯女士也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二○一一年一月九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