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启蒙中国现代管理第一人——德鲁克先生在1982～1986年间所写的论文和评论集。书中收录的大部分论文来自于《华尔街日报》、《公司》、《外交》、《福布斯》、《哈佛商业评论》等著名报纸和杂志，可以说，每篇文章都展现出德鲁克先生深邃的洞察力。从人类社会和管理实践悄悄发生的细微变化中，德鲁克先生发现：知识工作者将是未来企业的主宰，目标是激励员工工作的最佳动力，绩效是衡量管理者工作表现的最好砝码，等等。这些观念的提出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在今天也同样是年轻的。

本书收录了管理大师德鲁克从1982年开始写作的短文和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当时发生的事件，预言、预测了将来可能出现的新机会和新挑战，是德鲁克最好、最经得起时间检验得文章。现在，书中得预言大多已经应验。预言未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彻地观察现今出人意料的新发展，探求它们为未来的道路做了什么样的准备，这才是建立成功商业政策和策略的基础。而这，就是本书试图完成的任务。

推荐序一(邵明路)

推荐序二(赵曙明)

前言

访谈录　与睿智长者一席谈

第一部分　经济

　第1章　转变后的世界经济

　第2章　美国的创业性就业机制

　第3章　为什么石油输出国组织必将失败

　第4章　变化中的跨国企业

　第5章　货币风险管理

　第6章　出口市场与国内政策

　第7章　欧洲在高科技上的企图心

　第8章　我们能向德国人学习什么

　第9章　进入日本市场

　第10章　和日本做生意：有效的办法

　第11章　敌对性贸易的危险

　第12章　当代先知：熊彼特还是凯恩斯

第二部分　人

　第13章　选拔人才的基本原则

　第14章　衡量白领工作者的生产率

　第15章　一线监督员的没落

　第16章　薪水过高的管理者：贪欲的结果

　第17章　超龄管理者：保持企业的青春活力

　第18章　向职业学院付学费

　第19章　工作与人：日益增长的不协调

　第20章　素质教育：新的发展领域

第三部分　管理

　第21章　管理：成功所带来的问题

　第22章　控制参谋工作

　第23章　精简中层管理

　第24章　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

　第25章　工会变得过时了吗

　第26章　工会的灵活性：为什么现在必不可少

　第27章　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

第四部分　组织　

　第28章　恶意收购及其危害性

　第29章　成功兼并的五条原则

　第30章　创新型组织

　第31章　零增长企业

　第32章　为什么自动化会带来利润

　第33章　IBM的沃森：放眼未来

　第34章　贝尔系统解体的教训

　第35章　社会需求和企业机遇

后记 社会创新——管理的新领域

致谢

译者后记

第1章 转变后的世界经济

现在人们就变化中的世界经济谈论得很多。但世界经济并不是正在改变，本章要谈的重点正在于此。它的基础和结构已经变了，并且这种变化大致上是不可逆转的。

在过去的10或15年中，世界经济的基础构造发生了3个根本上的变化：

(1)初级产品经济和工业经济脱钩。

(2)在工业经济体系内，生产和就业脱钩。

(3)资本运动，取代了产品与服务的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推动力。这两者也许尚未脱钩，但它们的联系变得极为松散，更糟的是，变得相当难以预测。

上述变化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永久性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经济变化的原因大多是极为复杂的。也许要过很长时间，经济学家们才会承认世界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可能会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调整其经济理论，使之与这些变化相适应。而他们最无法接受的事实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世界经济，而不是个别国家的宏观经济。可惜，大多数经济理论的关注重点仍然是国家的宏观经济。然而，过去20年来诸多国家与地区的成功故事，恰恰表明了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如日本、韩国和联邦德国。实际上，联邦德国的成功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只是不如日本那么引人注目。还有美国国内的一个伟大成就，即新英格兰地区工业的复苏和迅速崛起。就在20年前，人们还普遍认为这个地区没什么指望了。

但实践家们，不管是政府人士还是企业中人，不管多么需要理论的指导，也无法坐待新理论的产生。他们必须采取行动。因而，他们的行动越是依托于转变后的世界经济新现实，也就越有可能获得成功。

初级产品经济

非石油类初级产品价格暴跌，始于1977年，并且持续至今。其间只有一次止跌回涨，那是由1979年石油危机后人们大肆投机所引发的，而且持续时间不到6个月。这之后，非石油类初级产品的价格继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下跌。

1986年初，与制成品和服务的价格相比，各类原材料(除石油之外)的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与1932年的价格水平相当，某些原材料(铅和铜)的价格甚至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还要低。

原材料价格的崩盘以及原材料需求的疲软，与人们原本信心十足的预测全然相反。10年前，《罗马俱乐部报告》(The Report ofthe Club ofRome)预测，到1985年所有原材料必定严重短缺。即便是短短几年前，1980年卡特政府的《2000年全球报告》(Global 2000 Report)也得出结论，认为在未来20年内，世界对食品的需求将稳步增长；除了发达国家，全世界的粮食产量都将下降；因此食品的实际价格定将翻倍。这个预测大体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农场主买下了所有能买下的农场——这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并给不少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威胁。

但和所有这些预测相反，世界农产品总量在1972～1985年间，足足增长了1/3，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欠发达国家中的粮食产量增长速度最快。同样，所有林产品、金属、矿物的产量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20％～35％，也是在欠发达国家中增长速度最快。尽管原材料价格暴跌，但没有丝毫理由表明这种增长速度会放缓。实际上，农产品的飞速增长期——一种呈指数速度的猛涨——或许还未真正到来。

然而，较之普遍预测与实际结果的相互矛盾，更叫人惊奇的是，原材料经济的崩盘，似乎对世界的工业经济毫无影响。如果说经济周期理论中有什么“众所周知”且公认已被“证实”的事情，那就是原材料价格持续地急剧下降，必然会导致整个工业经济在未来18个月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发生大衰退。按照这个定义，当今世界的工业经济肯定是不正常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世界性的衰退并未出现。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中，工业生产一直在稳步增长，只是速度较慢，尤其是在西欧。

当然，工业经济衰退或许只是被推迟了，它仍有可能一触即发。比如，要是第三世界或艾奥瓦州生产初等产品的债务人巨额欠款造成一次金融危机，就能够引发世界性的衰退潮。但近10年来，工业经济仍然照常运转，好像根本不存在什么原材料危机。

唯一的解释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除了苏联)，初级产品部门已经被推到了边缘位置，而从前它一直处于中心地带。

20世纪20年代末，在大萧条以前，美国1/3的人口仍然是农民，农业收入几乎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4。而现在，农业人口和农业收入分别只占美国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的1/20。即便加上国外原材料和农产品生产者通过购买美国工业产品对美国经济做出的贡献，世界原材料和粮食经济最多也只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8。在大多数其他的发达国家中，原材料部门所占的比重比在美国还要低。唯一的例外是苏联，它的农业部门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就业途径，近1/4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工作。

原材料经济就是这样和工业经济脱钩的。这是世界经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都对经济、社会政策和经济理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举例来说，如果1985年制成品和初级产品(除石油之外)——粮食、林产品、金属和矿石的价格比率和1973年甚或1979年相当，那么1985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将骤减1/3，从实际上的1500亿美元降到1 000亿美元。甚至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会减少1/3，变成350亿美元左右，而不是现在的500亿。美国的农产品出口收入则可增加两倍之多。我们还能继续保留我们的主要工业出口对象之一——拉丁美洲，由于这一市场的丧失，美国的外贸赤字增加了整整1/6。如果初级产品价格没有崩盘，美国的收支平衡表上甚至可能出现可观的盈余。

反过来说，日本的贸易顺差会减少1/5。巴西最近几年的出口顺差则会比实际情况高50％。这样巴西就能毫不费力地偿还外债利息，不必像现在这样大幅削减进口，给它的经济增长带来损害。总而言之，如果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价格关系能维持在1973年甚或1979年的水平上，大多数债务国就不会出现危机，尤其是拉丁美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前景又将如何呢？

对食品的需求，确实像罗马俱乐部和《2000年全球报告》预测的那样增长了。但食品的供应增长得更快，它不仅跟上了人口增长的脚步，还渐渐地超过了后者。矛盾的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各国担心出现世界性粮食短缺，甚至世界性大饥荒。于是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增加粮食的产量。美国走在最前面，成功地通过了一项旨在提高粮食产量的农业补贴政策(除了1983年)。欧共体紧随其后，而且搞得更为成功。然而，最大的增长，不管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上看，都来自发展中国家：印度、中国以及东南亚等种植水稻的国家。

此外，人们还大幅度地减少浪费。25年前，印度80％的粮食收成都白白喂给了老鼠和害虫。如今，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通过一些不引人注意却极为有效的基层组织创新，如修建小型的混凝土储藏仓、使用杀虫剂以及利用三轮机动车把粮食直接送到加工厂，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露天堆放数个星期，粮食浪费降低到了20％。

不难想象，未来还将出现农业的真正革命。从前大片荒芜的土地，会通过新的耕种方法或在土壤中增加微量元素，变成广袤的良田：例如，巴西高原的酸土及其邻国秘鲁被铝所污染的土地，过去寸草不生，现在却生长出大量高质量的稻谷。生物科技的进步，在预防动植物疾病和提高粮食产量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换句话说，随着世界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在很多地区这种放缓趋势相当明显——粮食的生产却急剧增加。

但是食品进口市场却几乎消失了。由于农业的快速发展，西欧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食品出口商，越来越为各种过剩的滞销食品——从日常食品到红酒，从麦子到牛肉——感到头痛。根据一些观察家的预测，到了2000年，中国也将成为食品出口国。印度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特别是在小麦和粗粮方面。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还是主要的食品进口国，它有1/3的食品都需要从海外进口。目前，日本大多数的粮食还是从美国进口的。然而，在未来5～10年内，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它们正在迅速增加低成本的粮食产量)会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变成日本重要的粮食供应国。到那时，世界市场唯一的粮食进口国就只剩下苏联，而且它的粮食需求量有可能会增长。然而，世界粮食过剩量极大，大概是苏联所需的5～8倍，因此单靠苏联的需求不足以抬高世界粮食的价格。相反，为了争夺苏联市场，粮食供应者们——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过几年后可能还有印度)以及欧洲的激烈竞争，必然导致粮食价格的下降。

……

P16-20

今日铸就未来

预言未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彻地观察现今出人意料的新发展，探求它们为未来的道路做了什么样的准备。而这，就是《管理前沿》一书每一章所试图完成的任务。

很久很久以前，我还是个青涩的新人，一位睿智的老编辑告诉我：“你永远成不了一流的记者。你总是想着下个月会发生什么，而不是明天早晨的头条。”他是对的——我从不把一个“故事”看做明天的头条新闻，而是把它当做一两年后头条新闻的预兆。

这么做挺冒险的——很多现在看来耸人听闻的东西，不过是将来的过时货。只有少数——很少的当前事件，抢先对长期的重要变革做出了暗示，奏响了新的乐章，挑起了新争论的由头。而它们正是建立成功商业政策和策略的基础。

我把自己多年来的作品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大部头的书——大部分已经写了不少年头了。它们旨在深入表现某一重要主题，并且，如果尚未确立起新的规则，它们就是该领域里的权威文本，这就是我的写作目的。比如，我在1954年所写的《管理的实践》，至今仍是全世界管理专业学生和初学者们的基础入门教程，也是资深管理者的参考书目。

另一类则是短文和评论——比如本书中收录的这些——它们分析现今发生的事件，以便探索、预测将来可能出现的新机会和新挑战。这么说吧，它们是为了“有效地酝酿新知”。

《管理前沿》收录了1982～1986年间所写的这类“酝酿性”文章和评论。实际上，从1982年我写出第一篇此类文章之后，我一直就是这样计划的——选出最好、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分析文章，集成一卷。本书终于实现了我的这个雄心。由于本书(现在都过去十多年了)一直供不应求，出版商决定把它拿出来，重新出版平装本。这是一个未经修订的版本——我们是故意这样做的，和原版相比，它一个字也没有改动过。这样，读者才能够看清作者出错的地方。它和原版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新增了这篇前言。我站在1997年这个有利的位置上，按照章节，对这些文章做出评论。

我相信，也希望读者能发现这些文章探讨了1997～2000年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这恰好是因为，我往往在一个主题刚冒头的时候就把它们写了出来。围绕这些主题，如今也产生了不少长篇大论的著作。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管理前沿》一书的再版，帮助读者学会提出正确的问题。

第一部分经济

阅读这部分文章，最好的方式是从最后一篇(第12章“当代先知：熊彼特还是凯恩斯”)读起。表面上它似乎是要讨论经济理论问题——实际上，无论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都是最伟大的经济理论学家(尽管和当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他们两人都对商业活动进行了深入的实践和思索，前者是一位银行家，后者是货币交易商和极为成功的投资管理者)。但本文讨论的内容是两位大师所假设的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异。理解这种差异，特别是理解熊彼特对当代经济现实做出的假设，可能是理解世界新经济的最快途径。而且，它尤其有助于读者迅速理解世界新经济和大多数人——我指的是政府决策者和企业主管——所相信的经济现实之间存在什么样的根本不同。

在我写的所有评论中，这可能是影响最深远的一篇——至少，我希望它在经济学家中具有这样的影响力。熊彼特虽然是经济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一提到他的名字，经济学家就忍不住要低下头来，但很少有人真正读过他。本文引发了一场“熊彼特热”，他使用过的术语变成了老生常谈，尽管这些术语在15年后显得相当奇异：他强调，“动态不均衡”是一般经济的常态；金钱是现代政府的产物，它超越了自己的创造者，变得无法控制；“企业家”是“变革的先锋”；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

但这并非是首先阅读此文的理由。熊彼特在1911年所假定的经济现实——那时他还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大部分已经变成了当代真正的现实，即转变后的世界经济——其中包括熊彼特一直担心的“税收问题”，它把资源从生产者变到非生产者手中——最终会因为通货膨胀和无法维持下去的政府赤字而自我毁灭。

第二篇要读的文章应该是第1章“转变后的世界经济”。在1986年，所谓世界经济正在发生变化，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闻了。但它新颖的地方在于，就像标题所宣称的那样，它提出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改变，早就变得和大多数人认为“正常”的经济不一样了。当然，现在大多数制定政策的人——商界也好，政界也好——都接受了这个观点，但还没有多少人针对这一认识展开行动。自然，过去10年里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当时看来还遥不可及：比如，中国作为一支主要经济力量的崛起，或是苏联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解体。但本章已经大体描绘出了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趋势。我经常询问与我共事的政治家或企业主管，他们的行动是不是以本章中提到的长期发展趋势作为基础——可惜，迄今为止，做好准备，愿意接受世界已经变得如此不同的人还是不太多。

在两篇长文之间是一些较短的文章，其中几篇——比如第4、5、6章，和有关日本的章节(第9、10、11章)——稍做改动，现在也能发表。其中时效性最强的大概要数第5章“货币风险管理”。很多企业主管(甚至不少经济学家)似乎仍然认为，稳定的货币是一条自然规律。而另一些人则接受了通货波动是常态的观点，于是不少人得出结论，挪用现金是明智之举。然而，所有的经验都证明，想要在货币问题(以及款项用途)上“耍小聪明”，是一条注定要走向毁灭的道路。管理货币风险，并不是企业的“利润中心”，它是“保险”——这就是该文章所讨论的主题。

我要重复一下，向20世纪90年代末的政治决策者和企业主管提出前瞻性建议的，是本书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篇(第12章)和第一篇文章(第1章)，它们试图表现转变后的世界经济的基本现实及其主要发展趋势。

第二部分人

人永远无法确定未来，人也不会立刻遭到因果报应。所以，本书中我从头到尾都弄错了的一篇文章，正是15年前我最确信无疑的一篇(第20章“素质教育：新的发展领域”)。本文撰写于1982年，于次年发表，当时作者很有信心地说：“美国学校很快就会得到改善。”唉，正如我们所知，它完全没有。为什么美国学校必须改善，以及为什么它肯定会这么做的原因，已经很清楚地写在这篇短文里了。本文至今仍和当年刚写出来的时候一样，有一种让人不能不信的劲头——唯一的问题在于，它预言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也许其他国家的学校在过去的15年里并没有什么太大发展，但也没有走向没落，更不要说是崩溃了。可美国不少公立学校偏偏就没落了，偏偏就崩溃了。未来的世界是一个竞争性更强、文化水平也更高的世界，因此，我对美国的未来深感忧虑。

尽管该章没有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但这一部分同样包含了一篇生命力最强的文章：第13章“选拔人才的基本原则”。选择人手，把他们放到合适的岗位上，仍然是一位管理者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他花时间最多的地方。可是，不少人——或者说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该怎么做。在美国组织里(我绝不是仅仅指企业)，大约有1/3的职务安排和提升是完全失败的——在欧洲和日本同样如此。还有1/3可以让人忍受，尽管不那么痛快。最多还剩下1/3是成功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其他重要的管理领域，绝不可能容忍如此之多的误操作,而且这种误操作是毫无必要的。管理者用人“百发百中”的例子，几乎不胜枚举。他们只是遵循了同样的简单规则而已。换句话说，我们知道如何做出人事决策——这篇文章讲解了该怎么做。

在上述两篇文章之间有6篇较短的文章——即第14、15、16、17、18、19章，除了第16章，其余全都关注的是从体力劳动到知识性劳动，以及从体力工人到知识工作者的快速转变问题，只是着重点放在不同的方面。这种转变在《管理前沿》撰写发表后不久就开始了，而且还将进行很多年。第16章讲的是“薪水过高的管理者：贪欲的结果”。15年前，这种现象还不像现在这样普遍，但已经足够引起我们的注意——尤其是一些管理者表现平平甚至乏善可陈，仍然获得了大笔奖金。如今它已经成为一种公众问题，但这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太多人注意到它。即便是现在，人们也只是谈得多，采取的行动却少得惊人。难道非要等到美国经济再来一次大萧条的时候，管理者薪酬过高才会引起众人的关注吗？

第三部分管理

这一部分包含了本书时效性最强的5章(第22～26章)，以及时效性最不明显——实际上是完全不受时间影响的两章(第21和27章)。在讲求时效性的文章中，有三篇(第22、23、24章)预测了公司结构近期发生的巨大变化——比如减小规模(第23章)、机构扁平化(主要是第24章)。早在这些变化进入公众视野之前——早在它们还是个别的、孤立的事件之前，我就撰写并发表了有关文章。它们预测了我们目前正在前进的方向——早在十几年以前。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1982年和1983年。它们太过超前时代，当时大多数读者都认为是无稽之谈。然而，今天的每一个读者都能立刻看出，对于新出现的、有关彻底改造大型企业精神结构的问题，这些文章完全低估了其深入程度和推广速度。不过，它们仍能帮助读者理解前述巨大发展的背景。

另两篇较短的作品——第25和26章——也受到了同等程度的怀疑，特别是来自工会领袖们的怀疑，它们甚至影响了我在工会运动中的交友范围。而且，没有哪个(即便有，人数也很少)工会领导者注意到我的警告。是的，他们承认美利坚合众国工会组织的发展陷入了窘境。但他们既不承认我在第25章提到的问题，即工会正在飞快地被时代潮流所抛弃；也不接受第26章提到的建议，即为了生存，工会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立足设想，重新设计战略战术。他们的否定态度造成了异常明显的结果：在私营企业里，美国工会的成员越来越少，远远低于其在20世纪30年代的规模(甚至比不上1913年的景况)。到了1996年，新的工会领袖们立下了迟到的誓言，决心扭转自身没落的趋势——尽管到目前为止，对于工会在如今飞速变化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的角色和任务问题，还是没人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因此，这些有关美国工会的前瞻性章节——尽管写于15年之前——仍然不无参考价值。

和这些讲求时效的章节截然相反的，是第三部分的一头一尾：第21和27章。它们着眼于“管理”这一20世纪的全新现象，提出了如下问题：现实之中的管理是什么？该做什么？怎样做好？必须学习哪些东西？它们不是“理论性”文章，我也不是想要做个哲学家。但它们的实践性并不强，不是“怎么做”类的文章。让人惊讶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试图将管理理解为一种新的机能，一种新的规律，一种新的职业——但这恰好是管理的全部意义所在。大多数人将管理视为理所当然，这些文章则是极少的例外之作。它们绝不是管理史。它们的目的，过去是，现在也是，让实践中的管理者意识到自己的作用、自己的重要性以及自己的责任。目前盛行的“管理潮”比它们的诞生稍晚几年，但同样是这两章所重视的内容。和如今大多数畅销管理著作不同，这两篇文章的作者，亲眼见证了当代管理自我孕育的50年，也曾经是这一潮流的亲身参与者。我希望上述经历能为这两章提供一些他人很难达到的见地，因为这些人是在管理成功地自我确立之后才投身其中的。这些文章不是为了时效而写：它们展现了有关这一主题的长年思索。我希望多年以后，人们仍能将之视为基础。

第四部分组织

哪怕是放到现在——也就是1997年来写，这一部分需要改动的地方也是全书中最少的。只不过，我无须再像当时那样，用那么多的篇幅来解释什么是“恶意收购者”(第28章)。如今这年月，哪怕只看漫画的人也听说过它们。但我仍有必要解释剧变背后所隐藏的东西——收购，不管是恶意的还是友好的；合并；资产剥离——它们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商业面貌，实际上，也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的根基——而且，这一切不仅仅发生在美国。11年前这些文章初次发表的时候，几乎还没有人谈论企业的管理问题，现在它却成了最热门的主题。我还有必要解释，甚至是向最有经验的管理者解释，为什么这些剧变——首先是合并和收购——就算没有完全失败，但也未曾产生预期的效果。这是第29章的主题。

第34章“贝尔系统解体的教训”在某种程度上稍稍平衡了这个部分开头的两章。我在早期就意识到，这家美国从前最成功——最老牌，也最受敬仰的公司的解体，引发了信息革命——尽管当时没人(当然我也没有)能预见到其发展的速度和广度。但这篇文章确实预言了一些问题，比如贝尔实验室(60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研究实验室)的退步。我只希望自己是太过多虑了：我担心贝尔系统的解体会对美国国防力量造成影响。贝尔的解体，揭开了20年来诸多行业萎缩的序幕。显然，这让和平时期的消费者们获益良多。可是，是否一定要以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尤其是在一个日益纷争的世界里，牺牲整个国家的国防能力来实现它呢？

在这两篇文章之间，是第30～33章。第30章(首先)解决的是，在当代管理书籍和文章、管理会议、管理学校中，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自从本文对创新进行了概要介绍之后，这一领域内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但是基本原理已经全写在这一章里了。第32章想要讨论的，并不是创新能在几年内给我们提供一套全新的会计制度，一套和传统的复式簿记法截然不同的制度(自从500年前出现相关出版物之后，复式簿记法至今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它是要解释，为什么必须在最近一二十年内对我们最古老的信息系统——会计——进行重新思考、重新构造，以及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会计方法。

对读者来说，本书中与20世纪90年代相关度最高的应该是第四部分的最后一章(第35章)和后记。在我撰写它们的时候，大多数人——我应该把自己也算上——谈论的都是社会的两大部门：公共部门，也就是政府，和私人部门，也就是企业。而现在我们知道，一个现代社会需要三大部门：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非官非民的社会部门。这两篇文章谈论的都是企业和企业管理者，但它们触及了社会部门，并将之看做是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这两篇文章分别诞生于13年前和11年前，当时它们超前性太强，以至于人们大多觉得这不切实际。现在，在为企业和企业高层主管充当顾问的时候，我发现，客户越来越爱借用这两篇文章帮助自己理解一些问题：比如，企业和企业主管在美国学校改革的过程中、在与社会部门的非营利性组织的合作中，应当充当何种角色。

彼得·德鲁克

1997年夏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

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让译者有了这个宝贵的机会，翻译德鲁克的作品。大师在前，作为后辈的我，难免诚惶诚恐，生怕力有不逮，唐突原著。

本书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就曾被多次翻译成中文并出版。目前译者手中有两个版本，一本是1988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管理新潮》，译者是孙耀君、拓向阳等老师，还有一本是199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管理的前沿》，译者是许斌老师。这两个译本都相当不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曾分别参考过这两个译本，并在一些词句上有所借鉴。

在我的重译过程中，除了翻译本身，我还尽量利用现在丰富的网络资源，将前两个译本碍于当时条件难以查找到的一些名词，进行了订正和注释，力图将疏漏减小到最低限度。但碍于能力所限，或许仍有错误之处，希望读者能不吝指出。我的电子邮箱是herstory@163.net，欢迎大家来信指教。

闾 佳

于成都

很久很久以前，我还是个青涩的新人，一位睿智的老编辑告诉我说：“你永远成不了一流的记者；你总是想着下个月会发生什么，而不是明天早晨的头条。”他是对的。我从不把一个“故事”看做明天的头条新闻，而是把它当做一两年后头条新闻的预兆。

这么做挺冒险的，很多现在看来耸人听闻的东西，不过是将来的过时货。只有很少的当前事件，抢先对长期的重要变革做出了暗示，奏响了新的乐章，挑起了新争论的由头。而它们正是建立成功商业政策和策略的基础。

预言未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彻地观察现今出人意料的新发展，探求它们为未来的道路做了什么样的准备。而这，就是《管理前沿》试图完成的任务。

——彼得·德鲁克

经典经得起时间考验，值得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它帮你理清思路，从任何新事变中发掘本质，找到历史渊源。 　　　　　　　　　　　　　　　——邵明路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办人　德鲁克百年诞辰全球纪念活动共同主席

德鲁克先生对于管理领域的贡献并不需要我们去做注释，但是对于中国的管理者来说，他的价值却难以估量。因为德鲁克先生，管理可以变得卓有成效；因为德鲁克先生，管理者释放了自己的价值。

——陈春花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赵曙明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