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通过一位涉世未深的青年之眼，看着一整代的人，一整座的城市，如何在困境危局中追求生存与尊严。作者试图通过种种努力，将角色放置在时代的背景下，通过角色的种种遭遇，表现拉扯着这个特定历史时空的种种力量，让读者感受大历史中小人物的踟蹰无奈，探究小人物背后大历史的波澜壮阔与鲜活生动，进而窥见历史的形貌，这与他一贯提倡的“大历史观”不谋而合。

本书是黄仁宇先生仅有的两部小说之一，原用英文写成，1990年由台北时报出版社出版繁体中文版，后又于1998年在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时署名“李尉昂”。

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乱相丛生，危机四伏。小说通过一位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之眼，看着一整代的人，一整座的城市，如何在困境乱局中踯躅挣扎。作者以扣人心弦、一气呵成的笔触，再现出旧中国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带领我们凝视那个时代的民族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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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搞错。我仍是共产党员。就算你用手枪抵着我的脑袋问我同一句话，我也还是这么说。自重的人必须守信。我不急着写自白书求饶。但是你若有兴趣，我要告诉你我怎么会卷入这一切是非之中。事情很复杂，远比你想象中复杂多了。

我要声明，这个故事可没有贪生怕死这回事。事实上，故事开始的那段期间，每天都有共产党员被公开处死。那是一九二七年，将近四年前了。那时候你若停在公共场所看墙上的报纸，总会听到黄包车夫在背后聊天。他们正在谈当天处决人犯的事。谈话内容可能是这样：

“今天砍了二十七颗。”

“只有二十七颗？”

“只有二十七颗，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嫌不够，我就把你的脏脑袋割下来，凑成二十八颗。咔嚓！”你仿佛看得见那人把手掌边缘当作利剑，要砍同伴的脑袋。但是另一位黄包车夫不闪也不躲。他说：“不妨事，不妨事，不过是个碗大的疤。”

次年是一九二八年。当局不再在公共广场将犯人斩首示众，改押到识字岭公墓去枪毙，每次枪毙一两个。过了一段时间，长沙慈善委员会就在那儿立一道高高的石碑，上面刻着：“绞斩炮亡脱苦界，低头礼佛得生机。”

真是谎话，真是虚伪！难怪马克思说宗教是民族的鸦片烟。主持善事的先生说他们给死刑犯带来安慰，但他们却鼓励死刑犯乖乖当待宰的羔羊。你也会恨那些黄包车夫，气他们迟钝和无知，他们任由军阀和卖国贼掌握他们的命运，使大家永远陷在耻辱和贫苦的深渊。他们耻笑那些想救他们的人，调侃那些在奋斗中丧命的志士。现在你渐渐明白中国国民为什么会像狗一样在小国城镇被外国人射杀了吧。我们活该！我们是一群被贫穷压垮了的无知的人民。我们为什么会被日本人欺侮呢？我们活该，用不着再细说了。为了拯救民族，我们必须唤醒大众。中国共产党就是为此而设的。不过，理想要付诸实现，可就复杂多了，远比我想象中来得复杂。

我怎么会卷入这一切是非之中？这要从一九二八年，我十八岁中学毕业那年说起。当时我正在恋爱，陷得很深。

李丽华是我的同班同学，年龄只比我大几个月。打从中三，我就注意到她非凡的美貌。她的脸色白皙，肤质柔滑，自得像缎子，简直可比美那种薄得只剩一层釉的细瓷。很多人说我喜欢把事情罩上浪漫色彩，也许吧。但李丽华可不是那种浪漫的弱女子：谁也支配不了她，谁也不能对她神气活现。由于她有肺病，她从不让我亲嘴。是她带我去参加“马克思主义研习团”的。

我只吻过她一次。有一天晚上我送她回家，硬逼她就范。她很生气地对我大吼：“你这白痴，一年后你就会害肺痨死掉。”

我答道：“不会，你和我都不会夭折。我们会活很久。我们快快乐乐相伴过一生。”

听了我的讲法，她似乎很感动；心软下来，但还是犹豫不决。她用手指抚摸我大衣的衣领，在上面画小圈圈，身体却跟我保持一段距离。然后她轻声说：“答应我，在我觉得妥当以前，千万别再这样，好不好？”

我不太明白她是指她的病情还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她抬起下巴望着我，我看见她眼里含着泪，在月光下亮晶晶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晶莹剔透，实在太美了。唯有白居易的“梨花一枝春带雨”差可形容。

李丽华在六个月后去世，我茫然若失。长久以来我一直假定她马上就会复原，跟我厮守，现在我必须孤零零开创新生，带着破灭的希望翻开生命的新页。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毕业的，这大抵要归功于我的数学老师。他给我加分，而且跟别的老师说：“这孩子本来是好学生，现在有烦恼，我们好心给他一次机会吧。”就这样，我没有被退学。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不管毕业或不毕业，中学文凭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不想在商店或其他地方当学徒。我若想当学徒，早就可以当了，何必辛辛苦苦念中学呢？但是我的成绩太差，自知不可能申请到奖学金去上大学。靠家里出钱在沿海的都市读书更是妄想。自父亲去世后，母亲便住在平江娘家，她已经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全部给了我：她觉得我若是好儿子，过不久就会寄点钱给她。毕业后我搬出宿舍，住进二叔家。

我参加“马克思主义研习团”每周的聚会，几乎从不间断。没事做是原因之一。我喜欢我们的小组长——邹全和他太太姚梦：他们都是学校的老师，他们和李丽华很熟。我想不起开会时我说过些什么话。想必很激烈吧，没有理由不激进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一切只是学术讨论而已。我们不是任何党派的正式党员，也没有签过什么誓词或发过什么誓：但是研习团的每一个人都被视为共青团员。在国民政府和军阀集团心目中，共青团员就是共产党，也就是“共匪”。他们不注意我们的组织细节。他们订出一段时间该逮捕多少共产党的配额，最近我们人数不多，所以处决的人犯只有几个。大多数被捕的都是党员游击队，有些只是嫌疑犯而已，既非共产党，也非共青团员。

我在亲戚家住了将近一年，仍然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的二叔曾对我说：“克明，我的好侄儿，听我说，我家就是你家，多亏你爹，我才有今天。他牺牲一切，让弟弟好好受教育，要是没有他，我不会是今天的我。他的恩情我一辈子也还不清，你在我们这儿爱住多久就住多久，不管人家说什么闲话，都别理他们。”

这话我听了很感动，而他说的也是真情。我父亲确实牺牲过，而且是不小的牺牲。他辛辛苦苦帮助二叔上完土地测量学院。现在二叔是测量工程师，在湖南公路局上班。不过他应该先请示他太太再向我提出保证才对，我不止一次听见二婶对访客说：“每一家都有几个穷亲戚嘛。我们应该互相帮忙，不错。可是帮忙也该有个限度。我们可以帮忙三个月，或者至多六个月——这样已经够久了！”

所以，我听到党要派我到上海那天，非常兴奋。至少我可以有机会脱离这种沉闷的生活了。P1-4

这是一部“时代”小说。

虽然当中也局部地渗杂了一些真人实事，此种背景上之情节以陪衬虚构之主题故事为宗旨，不能全部存真；作者尤无意以之作任何道德上之褒贬。

黄仁宇

一九八九年年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