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 )……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菊与刀》最初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1946年正式出版，1949年出版日文版，在美国、日本等引起强烈反响。金克木先生特别推荐此书，肯定了这位女学者的研究成果。事实上，美国政府战后对日本的政策和日本相应的反应与本书的分析基本一致。可谓是美国改造日本、分析日本的指导书。这本书也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译者前言

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得其所”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过去与世间的负债者

第六章 万分之一的返恩

第七章 “义理是最大的负累”

第八章 涤清污名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修养

第十二章 孩子的学习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附《武士道》

在美国举国一战的敌国中，日本人的心性尤难把握。在与这个强大对手进行的战争中，我们发现其行为或思维习惯竞与我们有着巨大的差异。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认识日本。这种状况是我们不曾经历过的。我们与之前(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沙俄帝国一样，面对着一个有别于西方文化传统的、武装到牙齿而又训练有素的国家或民族。西方国家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在日本人眼中显然是不存在的。这就使太平洋战争的特点不仅局限于一系列岛屿的登陆作战，也不仅局限于艰难的军队运输、军营建设或给养补充之类的后勤问题，此时，了解敌方的性情竞成为主要的矛盾。与这样的敌人对抗，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

困难是巨大的。在日本脱离了锁国政策①、打开门户的75年里，有关日本人的著述总将日本人描绘得扑朔迷离——频频出现“但是，却又……”之类的矛盾句式。而在描述世界上其他国家或民族时，这样的状况十分罕见。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其他国家的国民时，一般不会在夸奖其世所罕见的彬彬有礼时，又厌弃他们的傲慢无礼或妄自尊大；不会在鄙夷其因循守旧的同时，又说他们对所有的新奇事物趋之若鹜；不会在称赞他们民族性格的温顺谦和时，又指责他们常常不服上级的管制；不会一方面说他们宽厚而忠实，另一方面又认定他们是居心叵测、怨天尤人的类别；不会说他们勇敢阳刚又怯懦如鼠；不会说他们时刻顾及他人的评价却又并不具有真正的良心；或军队中机器人一般的训练与士兵的不服管教乃至犯上作乱的强烈对立。这个民族热衷于西洋文化，又是顽固的保守主义者。

P12-13

《菊与刀》的著者，是美国的女性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rledict，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48年病逝)。1909年，本尼迪克特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翌年赴欧洲游学一年，生活于瑞士、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的平民家庭，充满好奇地观察、体验了不同国家的日常风俗。这些体验成为其日后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最初铺垫。当时，人类学还不是一个世所公认的专业。回国后的数年间，她在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女子学校教授英语。此间她对加利福尼亚数万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的移民生活发生兴趣。1914年回到纽约之后，与生物学家斯坦莱·R．本尼迪克特博士(1936年去世)结婚。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学者性格中具有某种诗人气质或天赋，丰富的诗人想象力是她有别于其他“科学性”人类学家的一个特质。此外，据说她一开始便无法满足于异民族生活的外在性观察或基于自我主观性观察的片面解释，她总是通过观察对象，努力把握行为的内在意义。

1919年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F．博厄斯教授开始了她的人类学研究。毋宁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她接触人类学的直接契机。她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她坚信国际问的摩擦与争斗源自民族间相互的理解缺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更加深化了这种认识——认为人类学研究正是打开那扇民族封闭之窗的钥匙。她相信人类学研究正是建立在国际间真正理解的基础上。她尤为擅长的领域是原始宗教、神话与传说的研究，最为著名的学术贡献在于所谓“文化类型”学说(cultural pattern)的确立。其相关概念关联于行为心理学。她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内含着若干“模型”，或者说这些“模型”构成了综合有机的整体。这种“模型”为种种行为赋予意义，它是包容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某种媒介。如上概念，包含在她1 934年代表性论著《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中。而《菊与刀》(1946年出版)则是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另一部重要的代表性论著。众所周知，读者大众的共识乃是，该著最初是受美国战时情报机构之托(1 944年)写成的有关日本的研究报告书，目的在于解说美国的日本占领政策或为美国制定新的占领政策提供参照。该著1946年公开出版后，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应。1948年日译本出版，成为日本国内最为畅销的图书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新近武汉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部日本学者森贞彦撰写的《(菊与刀)新探》。森贞彦在该书中文版出版前言中写道： “《菊与刀》的出版过去了60多年，其间涌现出大量有关日本的文化论或有关日本人的新的论著。随着它们的问世，包括日本在内的众多国家只是过分关注那些新的论说，《菊与刀》似乎成为陈旧的东西而被束之高阁。然而依己之一孔之见，这些所谓的新著没有一部能够超越本尼迪克特的学说。”这个论断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它旁证了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学术价值或恒久生命力。而森贞彦的另一说法同样发人深省。他说： “……将《菊与刀》误认作一部研究报告书者大有人在。实际上，1944年夏天开始编写的这部研究报告书，直至1946年秋天即战争结束经过了一年多之后才发表，那确实是有其原因的。某些人为了确立或突出前面提到的研究目的，居然连这一基本实情都没有觉察到。这种轻率是令人无法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