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史的经典之作，全面剖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及发展状况。作者通过考察放纵的自由企业对增长、稳定和公平的经济环境所带来的冲击，质疑了自由市场的力量对资本主义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作用。书中虽然重点讨论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发展状况，考虑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走向总会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所以本书非常适合关注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国读者。此外，本书尽管很少涉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是却用相当的篇幅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也是值得中国读者关注的重点之一。

作者观察了中国及南方国家快速发展经济体对北方发达国家的冲击。通过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详细梳理和深度剖析，作者问道：是否正如反全球化者所言，我们是在比‘谁最坏’，为了迎合竞争比较优势而选择放弃福利国家制度？为了获得更加可持续性、平等的结果，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经济和社会模式可选？

序言

1.资本主义面临的挑战

 组织起来的工人

 国际经济关系秩序的瓦解

 生产率增长减缓

 可替代的制度

 击败挑战了吗

2.紧缩、私有化和解除管制

 货币政策与失业

 政府赤字

 国营企业的私有化

 政府服务和私人采购

 劳动力市场解除管制和失业

 小结

3.金融与所有权

 金融部门的崛起

 金融和家庭消费

 股东价值和股票市场繁荣

 股东价值和公司治理

 谁来承担成本

 国际金融

 金融不稳定性

 小结

4.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关系

 美国及其竞争对手

 美元与美国国际收支

 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

 中国的出口高峰

 国际经济一体化

 贸易

 外国直接投资

 移民

 小结

5.工人的退却

 就业和结构性变化

 低技能工人

 时间、工作强度、就业保护、失业救济

 工资

 降低工资还是减少工作一可恶的取舍

 工会力量的衰退

 资产负债表

6.增长与稳定

 发达国家的活力

 美国与新经济

 日本经济停滞

 欧洲之痛

 不稳定的增长

 展望

7.社会福利和收入分配

 社会福利支出

 谁为社会福利支出买单

 税负的限制因素

 收入分配不平等

 贫困、税收与福利制度

 差异的大小及持续性

 平均主义的命运

 追求经济增长

注释

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感觉，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将面临着崩溃的危机。我认为，相对于彻底的改变而言，这对英国留在现有的西方自由金融体系内倒是一个机会。我们知道，托尼·本作出了一个政治决定，要使英国离开IMF。我想，如果这真的发生了，那么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将会崩溃。上帝知道意大利可能已经做了什么；法国可能已经在相同的方向做了彻底的改变。这不仅会对经济复苏产生影响，而且还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我们应该更全面地去看待它。

——“1976年美国国务院官员呼吁英国重返与IMF的谈判”，引自《星期日泰晤士报》，1978年5月21日

20世纪50～60年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和国家(如，北美、西欧、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经济经历了空前的繁荣。这种繁荣伴随着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和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然而韶华易逝，在20世纪60年代的后半期以及整个的70年代，这个稳定、赢利、增长的经济体系面临着崩溃的潜在威胁。因此，20世纪50～60年代后来就被称为“黄金时代”。正如本文开始引述的那段文字所指出的，看似十分稳固的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本章的其余内容将概要地介绍上述情况的各个方面。20世纪50～60年代的长期繁荣带来了高就业率，也极大地增强了工人的谈判地位。这导致了工人工资的增长和企业利润的减少，工人的有力联合使雇主按照他们的意愿经营他们的企业和进行投资的自由受到了挑战。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效率逐渐地接近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领导的相对有序的国际经济体系逐渐走向解体。不同国家程度各异的工资压力，还导致了固定汇率体系的瓦解。20世纪70年代早期，需求高涨导致了食物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并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投机交易进一步使通货膨胀的压力达到了顶峰。除此之外，还有更不好的预兆，1973年末，在欧佩克(OPEC，即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推动下，石油价格增长了4倍之多，而且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立场非常坚定。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率增长速度严重下降，这一问题从若干年后来看更加清晰。由于生产率增长是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公共服务的基本动力，所以，缓慢的经济扩张势必加剧国民产出分配的冲突。

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干，但实际上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即“黄金时代”的巨大成功似乎已经逐渐削弱了发展的基础。它带来了全面就业，却也壮大了工人的力量；它导致能源和其他材料的需求高涨，却也增加了可实现供给的巨大压力；它加快了欧洲和日本追赶美国的步伐，却也打乱了原有的国际经济关系；它充分挖掘了现有的技术潜力，但生产率的提高却似已筋疲力尽。另外，尽管苏联和其他的计划经济国家自身存在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它们毕竟保留了不同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尽管计划经济只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模式，但它表现出来的可行性也使发达国家工人运动所提出来的一系列建议变得更加易于接受，这些建议恰好是以约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接下来，我们将更详细地考察20世纪70年代动乱的各个方面。这种广为人知的所谓“资本主义危机”的起因和性质受到热烈的讨论，不同的学者以为下面讨论的各个因素有着不同的分量。这里，我们讨论以阿姆斯特朗等人强调的“赢利性和资本－劳资关系”的理论为指导。

组织起来的工人

在长期繁荣的20世纪50～6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业趋势是：农业用工重要性的下降和相应的工业、服务业中工薪人员的增多。在OECD成员国中，农业用工占用工总数的比例从1950年的25%下降到1973年的9%；随着农民向城镇的转移，这种以自我雇用为特征的工作所占的比例从1954年的31%下降到1973年的17%。  在欧洲，农业雇工人数的下降速度不像日本那样快，但要远远超过美国，因为美国农民原本就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工业和服务业获得了大量可用劳动力，而这也使适龄就业人口数量大增。服务业雇工人数的增长速度比工业雇工人数的增长速度快，这是由于服务业的工人生产率增长速度更缓慢。被雇用的适龄(15～64岁)男性的比例下降了，这是因为更多的人留在了学校里接受教育，坚持工作到退休的人更少了。但是，这种“无所事事”现象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男性的工作岗位过于短缺，而是因为男性的失业率在下降。

女性就业的比例相当小。1950年～1973年，只有14%的城市妇女在工作；同期相比，1950年有52%的城市男性参加工作，到1973年，这一比例下降为44%。但在欧洲，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转移到服务业，城市女性就业增长的速度是男性的2倍。

尽管外来移民的增长也很迅速，但即使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劳动力市场变得非常紧张的时候，这种移民也每年只是为高度工业化国家提供了0.1%的劳力。或者说，工作适龄人口的增长中只有极少数来自于这种移民。在欧洲，外来劳动力移民对于增加劳动力的贡献率只相当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1/5。

资金的迅速聚集是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扩张背后的动力。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资本家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着他们的资金储备。尽管人均资本增长强劲，但新工厂和办公机构的用工需求还是在不断地增加。

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带来了工会主义的强势和通过立法支持工人的谈判地位的变革。表给出了一些相关的指标，显示在一般的OECD成员国中，工人中的工会组织成员的比例有所增长。这种增长并不明显，因为服务业中的工人数量在增加，而服务业中的工人(除掉公共部门雇员中增长的那部分)比起工厂中的工人来说则趋向更少的联合。但是，伴随着长期的低失业率，工会组织日渐强大。表还表明，与工资水平相比，失业救济金的水平在稳定增长，领取救济金的限制要求也变得更为宽松。失业的可能性不仅变得很低，而且对那些受失业影响的人来说，它所导致的收入损失也在变小。因此，不管条件怎么样，找第一份工作时面临的压力可能变得越来越小。正如OECD提供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旨在限制雇主有关雇用和解雇权利的雇工保护法，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充实。工人们另一个显著的收益是平均工作时间的急剧减少，从20世纪50年代的大概年均2000个小时下降到1973年的1750个小时——相当于每个星期少工作大半天的时间。

工人地位的提高和雇主抵制工人要求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频繁的劳资冲突。20世纪60年代末，爆发了最大规模的工人反抗运动——罢工风潮。最初，罢工起因于工人反对镇压学生运动，随后工人们占领了很多工厂。在法国，1968年5-6月间，有1.5亿个工作日被用于罢工。经过工会高层的协调，“工人控制”等激进要求也被纳入谈判的议程。谈判的结果是：工人工资上涨10%，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工会权力。1969年，意大利发生了连续的罢工运动，这场风波开始于工厂的工人，0.6亿个工作日被用于罢工。这场罢工风波以工资再涨10%、减少工作时间、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在疾病医疗上享有平等待遇以及工会的权力扩张而告终。在一项国家收入政策破产后，英国在1970年～1971年间有近0.25亿个工作日被用于罢工。甚至一贯平静的德国，也被非正式的罢工浪潮给打乱了。1970年，在OECD成员国的“每位工人参加罢工的时间排行榜”上，美国高居首位(1954、1955、1959、1960和1967年，它也曾登上榜首)。

图显示了OECD成员国的长期罢工趋势。我们用5年的平均值来克服年度之间波动的影响，并以工业界的每1000名工人罢工的天数来计算。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罢工逐渐增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罢工又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就公开的劳资冲突而言，甚至与20世纪50～60年代的黄金时代相比，90年代都表现出难得的平静。

P1-5

如今，可控的通货膨胀、和谐的劳资关系、资本不受限制地自由逐利以及以市场为主的调控措施，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状况的显著特征。一旦这一模式得以确认，它便会很快占据统治地位。然而，就在30多年前，情况还是一团糟：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利润锐减、工会咄咄逼人、左翼政党热烈讨论加强国家干预观念的盛行……这些困境要求政府转变经济政策及其运行状态，以把经济推向一条新的发展轨道。本书将提供这一段简要的历史，描述这些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并考察放纵的自由企业对增长、稳定和公平的经济环境所带来的冲击。

任何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更广泛地被理解和接受，我也不例外。具体到本书，我更希望它能吸引那些对当前经济和经济政策感兴趣的人。尽管我在书中已经尽力解释了那些不太常用的概念，但读者事先熟悉一些经济术语和观点还是会有帮助的。我相信，这本书能够对于那些在社会科学领域——不仅仅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尤其是那些想从全局来了解经济体系如何发展的研究者有所助益。

本书将重点讨论那些世界上富裕的地区和国家——西欧、北美、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至于其他国家，它们的重要性则完全取决于其经济发展在何时、何地能够成为影响发达经济体系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在本书中基本上不会提及非洲，但会非常关注中国。对南半球国家感兴趣的读者应该会对本书产生浓厚的兴趣。毕竟，富裕的北半球的经济走向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而也与那些关注贫困国家利益的人息息相关。正像马克思在1867年所说的：“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本论》德文版序言，第1卷)。

在此之前与他人合著的一本书里，我们首先分析了从1945年到整个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并重点探讨了利润率、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力市场。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的研究主要围绕劳资关系展开的，其次，我们也探讨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即经济权力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之间的平衡。人们常常以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黄金时代”的繁荣仅仅是借助“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之手，从而逐渐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废墟。实际上，这并非事实。这一时期的重建只是社会和政治产生动荡的一种体现。关于这一点，20世纪40年代后期《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已经作出了很好的说明：

法国的资产阶级并不甘心政治的失势，甚至经济权力流向于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意大利工业的冷战……随着“打倒共产主义”等嘶哑的民主呐喊，日本的雇主们急于……取缔本就摇摇欲坠的工会运动。

当雇主们在工厂的权威和宏观经济秩序恢复以后，经济繁荣出现了。随后，政府平衡预算、适度的货币供给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等也纷至沓来。

然而，经济繁荣又反过来增强了工人的力量，削弱了美国先前的主导地位，也带来了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率上升、利润缩减、汇率不稳定以及劳资纠纷加剧。就像本书第一章所指出的，这些动荡给资本主义的运转带来了严重的挑战。接下来的两章探讨了政府的应对举措——恢复宏观经济秩序、私有化、刺激市场力量和聚焦企业的股东价值。

我们需要用更广阔的视角，来评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状况。目前，发达国家劳资之间的分配冲突远不是影响资本主义运转的主要问题。例如，1979年4～6月，《经济学人》依旧是值得信赖的评估经济事务的风向标，该杂志刊登了有关工会、劳资关系和劳资纠纷的论文共61篇，而在2005年同期，它仅仅发表了10篇这方面的论文。

那么，除了工会的地位、美元的坚挺、宏观经济政策的改进、赢利措施的推广、资本积累的加剧这些永久性的主题之外，还有哪些新的、显著的发展趋势？首先，就其持续增长的赢利能力、活动范围的广泛性及其对经济生活诸多方面不断扩大的影响而言，金融因素的重要性正在持续上升，它对于发达国家经济的稳定和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次，南半球国家靠廉价劳动力扩张的制造能力，在支撑其他部门工人们生活水准的同时，也破坏了北半球国家在传统产业中的竞争地位。最后，在发达国家中，人们总是认为采用新技术夺去了不太胜任的工人们的工作岗位。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主要探讨股东价值、公司丑闻、中国出口增长、美国新经济的繁荣、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冲击以及对非技术工人的不公平待遇和需求锐减等。

给如此广泛的议题以连贯性的解释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幸运的是，有关当代经济学的走向和论题，前人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例如，《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牛津经济政策评论》(Oxford Review of Eonomic Policy)经常刊发的一些重要评论以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些工作文件等等。在本书最后的注释部分，我标明了所用资料的来源，有的是解释某个推论或者扩展某个观点。在这些资料基础上进行论证时，我更多地按它们的原貌直接引用，希望通过第一手资料来增强其说服力。当然，书中也包含了一些引文和分析，以支持我的论点。读者可以在注释中进一步深入探究这些问题。我将避免就某些替代性的解释进行长篇大论，因为这样可能影响叙述的连续性，打断许多读者本就有限的兴趣。尽管如此，我也会尽可能地标明什么地方值得大家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书的许多材料具有定量性。了解这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某些指标的调整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它们调整了多少。因此，我引用的另外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统计数据库。本书的很多材料在国家统计部门或者其他一些国际组织，诸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网站中都能找到，对本书所使用的数据，我都尽可能以大家都能理解的方式予以阐明。当然，由于本书的主要观点都包含在行文之中，如果读者觉得那些图表并无益处的话，也可以概略而过。

当分配冲突——通货膨胀、工资一物价节节攀升以及利润缩减——成为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的不安定因素时，某种非此即彼式的解决方式似乎就不可避免。这正是1971年我和鲍勃·萨克利夫(BOb Sutcliffe)所看到的形势：

对于英国的资本主义来说，现在“狼”好像真的要来了……从1964～1969年，国家收入的增长份额的大部分都被工人阶级拿走了……经济措施以及结构变革或许会给资本家增加些许信心，但他们所提出的只不过是另一种偏颇的方式……资本家必须要反击，以使为解决经济困难而作出的努力更具政治性。

现在我们知道，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宏观经济稳定化以及自由市场主义占据了支配地位。。令人颇感意外颇具戏剧性的是，这些现象不仅出现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以更加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方式出现在前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尽管它们在程度上有所不同。那些认为一旦自由市场逻辑被按照需要而生产的计划经济所取代，经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旧有观念，现在看来有些太过抽象而且难以具有说服力，最终也失去了政治上的可信度。我同意这一点。

然而，我们也不能像人们宣称“自由主义的终结”那样，认为自由市场的胜利已经走到“经济史的尽头”。恰好相反，随着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的放纵，经济生活中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过于复杂的金融体系是否会反过来激发更大的金融危机、延长经济衰退？把中国、印度庞大的劳动力供给整合进世界经济体系中是否会打破权力的平衡，使之更加倾向于雇主以及给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带来持久的变化，或者重新激化工业化国家的分配冲突？在全球化、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联合压力下，北欧福利国家是否能够挺得住，以某种途径继续发展以满足平均主义者的期望？

在随后的分析中，我们可能会暗示一些具有可能性的答案。但是，如果没有弄懂当前的情况就凭空臆测是没有用的。这也是本书的焦点之一。

2004年秋，牛津大学和圣体学院给了我一个学期的假，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完成本书的写作，并且牛津经济论文研究基金提供了相关的经费。我对此深表谢意。

我非常感谢从下列人员那里获得参考文献以及未曾公开的资料和数据，他们是：克里斯·奥尔索普(Chris Allsopp)、菲利普·阿姆斯特朗(Philip Armstrong)、保罗·奥尔巴克(Paul Auerbach)、帕勒普瑞·巴勒克瑞斯汉(Pulapre Balakrishnan)、乔·布兰德(Jo Blanden)、苏珊·M·柯林斯(Susan M.Collins)、马丁·康永(Martin Conyon)、保罗·伊金斯(Paul Ekins)、杰里·爱泼斯坦(Jerry Epstein)、乔纳森·加纳(Jonathan Garner)、约翰·格拉尔(John Grahl)、弗朗西斯·格林(Francis Green)、鲍勃·汉克(Bob Hancke)、布赖恩·哈里森(Brain Harrison)、迪特尔·赫尔姆(Dieter Helm)、托本·艾弗森(Torben Iversen)、约翰·奈特(John Knight)、安东尼·梅门特(Anthony Maidment)、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陶·拉(Tao Ran)、凯瑟·斯坎伦(Kath Scanion)、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罗伯托·托瑞尼(Roberto Torrini)，最后是菲利普·范·帕瑞森(Philipe Van Parijs)，他对“基本收入”的长期坚持最终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卢卡·努斯亚达(Luca Nunziata)欣然同意我引用他著作阐释过的一个观点。马科托·伊藤诚(Makoto Itoh)给了我卓越的建议。如果我不想长篇大论的话，写的可以更简短些。

在本书的草稿中，我从下列人士的评论中获益匪浅，他们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安德烈·保赛尔(Andrea Boltho)、戴维·钱伯斯(David Chambers)、安德鲁·查尔顿(AndrewCharIton)、乔纳森·加纳、弗朗西斯·格林、戴维·豪威尔(David Howell)、马科托·伊藤诚、约翰·奈特、哈里·李(Harry Lee)、约翰·奎肯(John Quiggin)、特里·皮奇(Terry Peach)、戴维·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和众多的匿名读者。我J,k与下列人士的长期合作中获益良多：菲利普·阿姆斯特朗、迪安·贝克(Dean Baker)、V·巴斯克(V.Bhaskar)、伊斯娃·爱德姆(Esra Erdem)、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戴维·豪威尔、艾伦·休斯(A1an Hughes)、阿兰·利普斯(Alain Lipietz)、史蒂夫·梅钦(Steve Machin)、鲍勃·罗桑(Bob Rowthorn)、约翰·施米特(John Sehmitt)、阿吉德·西恩(Ajit Singh)、魏玛·索万达(Wiemer Salverda)和鲍勃·萨克利夫。

在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玛丽·罗伯特森(Mary Robertson)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和建议。与鲍勃·罗桑、戴维·索斯凯斯以及林恩·沃尔什(Lynn Walsh)的多次讨论对本书是非常有帮助的。鲍勃·罗桑，是我参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引路人，他极其认真地审阅了全书，使我避免了诸多失误，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激励。萨拉‘卡罗(Sarah Caro)是一位令人鼓舞的、给人以帮助的编辑，还有最重要的是，温迪·卡林(Wendy Carlin)在全书的出版过程q-发挥了巨大的支持作用，通过对全部书稿每一个细节的阅读和评点，她出色地帮助我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尽管她还必须同时完成其他更有分量的大部重头著作。

安德鲁·J·凯恩

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经济史著作，它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本书清楚地指出了对当前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和辩论的问题所在。它包含了各种有用的信息，应列为人们的必读书目。

——理查德·B·弗里曼哈佛大学赫伯特·阿瑟曼经济学讲座教授、国家统计局劳动力研究项目负责人

安德鲁·格林以明快的笔触、醒目的图表以及生动的注释，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最后1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简明经济史。正像他所表述的那样，资本主义实现了决定性的、意想不到的回归，但这一转变的经济和社会前景还晦涩不清。

——阿德里安·伍德牛津大学国际发展学教授

本书是一部经典之作，它由英国最负盛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安德鲁·格林写就，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详尽、深刻的剖析。对于读者来说，这本书的每个部分都中可信的。

——阿吉特·辛格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