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蓬最早是以小说蜚声文坛的。他的短篇小说《批判会上》(后更名为《牛绳大爷》)《银秀嫂》《桂芳婆婆》《油菜花开的夜晚》《沉浮》;长篇小说《山祭》《水葬》等都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后,王蓬则以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的方式,历经数十载,终于完成了蕴含着丰厚文化韵味、具有开创价值的《中国蜀道》和《从长安到罗马》两部散文巨著,被专家一致看好。王蓬的传记文学创作,同他的小说、散文创作一样,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中国的西北角——多位学人生涯的探寻与展示》便是他的传记文学。他多年探幽发微、寻叩访问,独辟蹊径写出一批历史不能也不应该忘记的大写的人,其中有在修筑第一条穿越秦岭的现代公路中,保护石门石刻的工程师张佐周,有开发大西北的先驱安汉……
历史上,中国西部是中华民族诞生与发祥之地,周、秦、汉、唐更是把华夏民族的威武雄壮推演到极致。西部虽沉寂千载,薪火并未失传,血脉依然延续。《中国的西北角——多位学人生涯的探寻与展示》作者王蓬多年探幽发微、寻叩访问,独辟蹊径写出一批历史不能也不应该忘记的大写的人,其中有在修筑第一条穿越秦岭的现代公路中,保护石门石刻的工程师张佐周,有开发大西北的先驱安汉……《中国的西北角——多位学人生涯的探寻与展示》史料详实,内涵宏富,人物性格鲜明,史诗色彩浓烈,能使读者在阅读中了解先贤的风采,并感知那些风云激荡的时代。
临阵易将,固因迫不得已;临危受命,亦非轻易入围。年轻的张佐周所以被委以重任,独当一面,绝非偶然。委实与其身世、经历及已经有过的实践相关。
几乎要上溯三个朝代,宣统二年,也就是北京紫禁城中那个三岁的小皇帝刚被人抱上龙椅的第二年,即公元1910年元月,张佐周出生在河北保定一个书香世家,亦算做了两年大清臣民。
改朝换代带来的惶惑和离乱,新旧交替引起的追求与希冀,几乎波及了中华大地的每个家庭。张家祖上曾出过小武官,家道早已中落,无房无产。父亲一生信奉“忠厚传家久、读书记事长”的古训,视读书为天经地义第一要事,并相当开明。儿女一视同仁,女儿曾上南开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学。至于儿子,尽管当时新学已经开办,他仍然让孩子先读“四书五经”。
父亲始终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欲知大道,必先读史”,不让孩子接受“国故国粹”启蒙,打下古文基础,日后则不能“修身齐家”,还何谈济世安民。
正是几年私塾教育,使张佐周自小打下古文基础,引起对古代历史文化的兴趣,使他终身受益匪浅。
但是父亲绝不保守,他明白历史的进程已在呼唤一个新的天地。在孩子读过几年古文旧学之后,即转入保定二师附小这样的新式学校接受教育,以适应日后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实,父亲自身也在变化,这从他选择学农可以看出。他认为“民以食为天”,中国首先要振兴农业,才能解饥民于倒悬。在紧接着爆发的“五四”运动中,父亲受“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感召,去天津开办了一个实验农场,自任场长。并在张佐周11岁时,把全家由保定接往无聿定居。
父亲有位朋友,名叫王义斋,参加过辛亥革命,是位著名的爱匡人士,创办了一所私立觉民中学。张佐周到天津后,即进入这所中学读书。
当时,尽管社会混乱,但学校风气很好,老师认真教学,学生认真读书,还有跳级的规定:凡考前三名者,可以跳越年级,即三年级便可直升人五年级读书。
张佐周从小用功且好胜心强,但凡考试,必为人先。连跳几级,争取了时间,年仅16岁就全部读完中学课程。
高中毕业,何去何从?16岁的张佐周几乎闹出一场风波。
那会虽已进人民国,其实是军阀混战,天津正处于各派争夺中心。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一会儿直系,一会儿奉系,闹哄哄你才唱罢他又登台。加之租界林立,各国势力渗透,于国无益,单是祸害百姓!一般稍具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深感国力衰儆,无力抵御外侮;更嫉恨军阀横行,致使民不聊生!。
其时,孙中山先生已在广州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创办黄埔军校,开始声势浩大的北伐。一时引起国内外各种势力及老百姓的普遍关注。
张佐周虽是学生,却不是那种埋头读书的呆子,他极关心时局。目睹社会现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司马光的“不为良相,但为名医”等安民济世的念头不时在这个16岁的少年心头泛起。
所以,中学毕业,他就想着投身黄埔,报效国家。但一个16岁孩子的这种想法在父母师长看来都显得幼稚。.尤其觉民中学校长王义斋眼见这孩子长大,品学兼优,身体也似小牛犊似的健壮,常在篮球、足球场上见他旋风般地奔跑,那种生龙活虎的劲儿让老校长从心眼里欢喜,他认定这孩子是可造之材,定向特别要紧。条条大道通罗马,是真虎乃生风,救国亦需量才而用。 老校长固执地认为:自甲午国耻以来,国人注意西学,多在有形实用之一面,李鸿章、张之洞始开洋务之风,创办制造局,急功近利不能造成更大气候,终还是人才难以为继。故需大批真正饱学之士,务其根本,方能开一代世风,挽狂澜于既倒,需长远着眼,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
老校长坚定地认为:只有科技实业才能真正救国!力主他看好的学生报考天津北洋大学。该校创办于1895年,比北大、清华还早几年。设土木、机械、冶金多种学科,以土木工程最为出名。国家一旦建设,交通、水利、矿建、港口势必先行;为建国根本着想,那才是他的学生应该去的地方。
老校长的主张与父亲的愿望不谋而合,报考北洋大学,就学土木工程。
一个16岁的孩子,毕竟犟不过大人,只好硬着头皮进了考场。不能不佩服老校长的眼力,尽管报考者如云,但录取者不过十之一二。但他的学生不仅领先被录取,而且正是北洋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科。
不过得先上两年预科。因为北洋大学所聘教授多系毕业于哈佛、牛津。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名牌大学的洋先生,直接用英、俄、德语讲授这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所以必须用两年时间先打好外语基础,再读四年本科。学业固然扎实,但漫漫六年,亦需偌大一笔费用。P16-18
王蓬最早是以小说蜚声文坛的。他的短篇小说《批判会上》(后更名为《牛绳大爷》)《银秀嫂》《桂芳婆婆》《油菜花开的夜晚》《沉浮》;长篇小说《山祭》《水葬》等都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后,王蓬则以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的方式,历经数十载,终于完成了蕴含着丰厚文化韵味、具有开创价值的《中国蜀道》和《从长安到罗马》两部散文巨著,被专家一致看好。至于传记文学创作,似乎至今仍未真正进入传记文学研究专家的视域。其实,王蓬的传记文学创作,同他的小说、散文创作一样,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他的《巴山茶痴》1989年9月10日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后,《新华文摘》很快于当年第11期全文转载,不久,即获得了《人民日报》建国40周年征文奖,名列榜首;他的《功在千秋——记一位护卫国宝的公路专家》在《人民公路报》于1997年3月15日至5月18日相继连载,《人物》杂志又于1997年第4期转载,《丝绸之路》也在相隔将近两年之后,于1999年第3期予以转载。可谓影响广泛而久远。只是由于《巴山茶痴》当时是以“报告文学”的名义收入这本传记文学集的,《功在千秋》等诸多传记文学作品则是由于当时散见于王蓬其他著作集或一些刊物的缘故,这才使王蓬传记文学创作未能及时引起传记文学研究专家的关注。
王蓬传记文学创作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特色。
特色之一,是相当集中地将在祖国大西北生活或曾经生活过的20位传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遭际艺术地展示给人们。
在这些传主当中,像安汉,出生于陕西南郑,留法归来,组织农业考察团,历时八载,足迹遍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察哈尔(今内蒙、河北各一部分)、热河(今河北、辽宁、内蒙各一部分)、绥远(内蒙)、新疆等地,考察农、林、水利等情况”,将自己短暂的生命全部贡献给了西部(《大地赤子》);像王范堂,出生于陕西石泉,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期间。奔赴抗日前线,以57人敢死队队长身份参加了台儿庄血战,铸造了生命的辉煌(《台儿庄敢死队队长沉浮录》);像张佐周,出生于河北保定,一生为国家主持修筑了多条公路,对他说来,“最有意义”的,却是抗战前夕主持修筑西汉公路留坝至汉中段时,对以石门石刻为代表的古文化文物的完整保护(《功在千秋》);像王世镗,出生在天津,后流落陕西安康,定居汉中,成就了他的“皇皇书艺”(《墨林风云》)。总之,作家笔下传主,虽或出生于西部成就事业于西部,或出生于东部成就事业于西部,都和西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特别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具有一种崇高的人格精神,在漫漫人生道路上始终保持着一种昂扬心态和坚韧不屈的个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多大困难,都不怨天尤人、消极颓废,而是坚持面对困难,接受困难的考验。我以为,正是传主身上的这些特殊之处打动了作家,驱使作家将传主的生命历程真实而艺术地传达给广大读者,从而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
……
客观地说,大凡优秀传记文学作品都有其审美价值。王蓬传记文学作品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于,其笔下传主大都是各行各业里的专家,甚至顶尖级人才,对国家昌盛、民族振兴。都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他们中有的却英年早逝,有的被历史淡忘,有的遭人暗算,有的曾长期蒙受冤屈,大多在人生的道路上都走得坎坎坷坷。因此可以说,王蓬是在一种如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所说的“不得其平”的心理状态下为这些人物立传的。
而这就要求王蓬在为这些人物立传时,必须严格控制自己的感情,以真实确切的事实为依据,通过充分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写出这些人物或崇高或优美的个性。王蓬显然做到了这点。他在进行每篇传记文学作品创作时,都能依据传主具体生活时代,尽可能地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或主要通过与传主交往,细读传主作品,了解熟悉传主(如陈忠实、路遥、查舜);或通过对传主的深度采访,阅读相关历史文献及文章,了解、熟悉传主(如王范堂、张涤尘、蔡如桂、张佐周、李范文、王智量);或主要通过查寻与传主有关的历史资料、研究文章,解读传主遗留下来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访问传主后裔、亲友、上级、同事、下级,了解、熟悉传主(如王世镗、安汉、张茂功、左明)。而在进入创作过程后,则又尽量调整好自己心态,做到心态平和,以审美的目光对待自己的传主及其人生历程,坚持以准确的事实为依据,在对事实客观真实的叙说中,展示传主人生历程.凸现传主独特个性,绝不悬空议论或抒情,最多在关键时刻轻轻点示一笔。如在《校对过鲁迅先生文章的农民》中,当写及1947年7月,传主张涤尘被所在的国民党某器材库因官员更换而被编遣回沪,从此很过了一段牺惶日子时,不禁议论道:“可他还没想到,若是和日后遭际相比,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仅此而已,而且这实在算不上真正的议论,因为这句话尚有为下文埋下伏笔的功用,将其称做涉后叙事也未尝不可。总而言之,我认为,王蓬的传记文学作品有一种不同于其他作家传记文学作品的独到之美,一种其他传记文学作品所无法取代的审美价值。 ,通过上述粗略分析,已可初步看出王蓬传记文学作品的特色与价值。当然,与那些专业传记作家相比,王蓬的传记文学作品,数量还不够多,特别是至今尚无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问世。我以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王蓬在进行传记文学创作时,能够以其传主选择的独特性、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以及艺术描写的解读性特质而令人耳目一新。而这,就使他的传记文学作品别有一种意义与价值在。
二〇一〇年元旦于鸿兴堂之暗香居
此文原载《荆楚理工学院学报·传记文学研究学专号》
2010年第25卷·3期
2000年春天,陕西省作家协会和太白文艺出版社对拙著《山河岁月》进行研讨,因其中有收入本书的四部人物传记《功在千秋》《百年沧桑》《墨林风云》和《风雨人生》,西北大学杨乐生教授建议:应该把这些历史不能也不应该忘记的大写的人专门出一本书。这提议委实让我心力。之前,中国文联出版社曾出过我一本传记集《流浪者奇迹》,但并非所有传主都可纳人“学人范畴”。从那时起,便萌生了创作一本学人专著的念头,这当然不是一厢情愿,要选定有历史文化内涵的人物,要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已经逝去的时代,翻查史料,寻叩踏访非常艰难,也很古燥,工作量之大,所耗时日之长,哪怕是中篇传记也不亚于一部长篇小说的辛苦,因为所要面临的既是历史,又是文学。历史学的基本功能壬提供教训,文学则要使人产生愉悦,假如能在愉悦中吸取教训,那当然是一种完美的结合,也是一种境界,需要做的努力不是一星半点。
这本书中,最早是1987年所写的《台儿庄敢死队队长沉浮录》,最晚一篇《破译“天书”——记著名西夏学专家李范文》则完成于2009年,前后探寻、积累历时20余年。在这个不算短的时间,曾采访过的20多位传主或知情人不少已离世,让人感叹不已。好在这些作品都曾发表或出版,让传主在生前得到或多或少的安慰。这次编选,出于对传主和历史的尊重,保持原著风貌,几乎未作修改,所作较大的一项工作是在传主或亲属的支持配合下尽可能给每部作品都配了相关图片,这也是为了让读者更真切地了解传主和经历的那个时代。为此,我要向所有提供图片的传主亲属表示诚挚的谢意。特别要感谢韩梅村教授,多年来对我的创作予以关注,殚精竭虑,历时数月,完成长达万字的评论《王蓬传记文学的特色与价值》,发表于《荆楚理工学院学报·传记文学专属》(2010年3期)且为头条,增强了我汇编这部书稿的信心。再是多年来关心和支持我创作的朋友和学友:胡悦、陈忠实、郭加水、雷涛、贾平凹、邓刚、聂鑫森、赵本夫、赵宇共、杨乐生、陶喻之等。再,为本书写作提供资料、线索,带路引荐等汉上人士,文中多有提及,不再复述。
最后,要特别感谢的是西安出版社的张军孝、李宗保先生,主动约稿于前,认真编辑于后,在处理书稿的版式和图片,校对和审定的诸多环节中,皆中肯沟通,友好协商,使这部书稿成为我著述生涯中出版最为顺利的一部。
没有上述各方面的鼎力相助,此书的写作与出版则无从谈起。
真诚地感谢他们!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