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由卡莱尔编著的《文明的忧思》一书中，我们将看到，面对整个社会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作风浅薄、个人主义与拜金主义盛行的局面，以及金钱支配一切，人们日益懒散、愚昧、伪善、荒唐，世风日下的现实，卡莱尔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当整个国家‘将上帝遗忘’的时候，当整个国家只在乎金钱和被金钱所主宰的时候，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了。”“世间再没有比人们之间的互相仇视，相互伤害对方的肉体与心灵，直至丧失生命更鄙陋的事情了。可是它仍被誉为‘骑士精神’，这的确值得深思。”

《文明的忧思》于1943年出版，据说作者写作这本书只用了7个星期的时间。此书英文名Past and Present，直译为“过去与现在”。卡莱尔在这本《文明的忧思》中全力剖析英国当时的社会问题，对社会上诸如行骗、贿赂、腐败、阴谋等毒瘤给以辛辣嘲讽，极力抨击诸如物欲横流、欺世盗名、滥竽充数、拜金主义等社会弊端，揭示了19世纪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所面临的重重危机。

第一篇　文明人的素养

 第一章　被遗忘的上帝

 第二章　拯救拜金主义者的灵魂

 第三章　滥竽充数者

 第四章　幸福的实质在于完成工作

 第五章　狗的狂吠与战马的沉默

 第六章　不知挣钱的地狱

 第七章　荒谬的控诉

 第八章　上地应属于辛勤劳作之人

 第九章　时代的悲剧

 第十章　真正的骑士精神

 第十一章　崇高而神圣的劳动

 第十二章　人的价值高于一切

 第十三章　自由与民主的土壤

 第十四章　欺世盗名者

 第十五章　伟大的静谧

第二篇　大英帝国的衰落

 第一章　不祥的预兆

 第二章　大自然之永恒真理

 第三章　无能的革命

 第四章　伪英雄的骗子魔术

 第五章　更为明智者

 第六章　对英雄的崇拜

第三篇　英雄之歌

 第一章　乔斯琳的《编年史》

 第二章　圣埃德蒙镇

 第二章　地主埃德蒙之死

 第四章　昏庸的修道院老院长

 第五章　没有院长的日子

 第六章　贫穷人家的孩子

 第七章　喋喋不休的修道士

 第八章　所谓“自由”之选举

 第九章　啤酒桶里的诗人

 第十章　领头羊愤怒了

 第十一章　朋友与敌人

 第十二章　隐忍的愤怒

 第十三章　议会内部的阴谋

 第十四章　可怕的报复

 第十五章　展现真我风采

 第十六章　不求甚解的英雄崇拜

 第十七章　创新——历史发展之动力

第四篇　开创未来

 第一章　精英统治

 第二章　对选举中贿赂行为的监察

 第三章　提高社会机构的工作效率

 第四章　人头皮与金钱袋

 第五章　专制下的自由

 第六章　闲散人生

 第七章　天赋被误导

 第八章　伪善的说教

据说，我们的宗教信仰彻底崩溃了：我们不再相信圣埃德蒙——他那“在天堂边缘”的吓人的抑或确凿无疑的形象再也不被我们所见！适用于永恒的天堂及地狱的上帝的绝对律法，变成了道德哲学——那专门计较利害得失而极少考虑他人快乐的美德和崇高道德的哲学。

事情严重到了如此地步，古老的“我们忘记了上帝”的话，竟成了时下最流行的用语，并且成为确凿的事实：认定上帝是不存在的，反而对各种假象和虚伪的东西推崇备至。人们一直认为一种很难懂的“可能性”就是“上帝”的本质；但是，很明显，整个世界也就是一个广袤的“养牛场”，抑或一家拥有极为宽敞的餐厅的“救贫院”——谁能在这里找到一个位置坐下来，谁就是聪明人！上帝的任何真实性都是不确定的，讲求实际的人们所关心的只是利害得失。

我们不再相信有上帝！一条追求“最大快乐的原则”替代了上帝的律法，天堂仅仅是作为“天文学上的计时员”，才成为我们的中心；苍天只不过是科学家们借助赫歇尔射电天文望远镜进行科研的一个目标，或者是文人墨客们寄托情思哀愁的地方。——如今，在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人类发现了这种缺失。发现这缺失是罪恶的真正渊薮，是整个社会坏疽的根本，它正用可怕的死亡来威胁着现代一切事物。它和它的根须、根系、遍及全球的见血封喉的树枝以及可恶的有毒分泌物一道，使整个世界在痛苦至极、迅速衰退之中无力地挣扎。只要把手放在这上面，一切灾难的症结之所在便能被感知，一切可怖的疾病之中心就会被触及。没有信仰，也不相信任何神灵；自己的灵魂丢失，人们只得劳而无功地寻找“防腐之盐”。无论诛杀暴君，抑或改革方案，无论法国革命，还是曼彻斯特起义，都不是救治的良方，都是徒劳。暂被抑制的道德沦丧和社会风气败坏在不久之后又以新的方式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

这并非世界本真，创世之初并非如此，而是另外一番情形。无可置疑，任何以无神论为出发点的社会都必定会经受与之相对应的痛苦和惩罚。虚幻、愚昧必定会泛滥成灾。“上帝”的实质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对我们而言，或许这只是一个“极小的欺骗”，可这小小的谎言究竟为何令我们惊诧不已呢？按自然的次序来说，一切皆为欺骗。马背上载着虚伪的幽灵，随着得得儿的马蹄声在街间徘徊、荡漾，引不起街头巷尾任何人的惊诧。懒惰与浅薄几乎扼杀了令人心驰神往的圣伊维斯感化院、贪图安逸的曼顿贵族和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者——所有这些千奇百怪的景象以各种形式出现，对此，我们却习以为常、司空见惯。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罗马天主教极其兴盛；并且是有史以来最为有活力的宗教流派。在基督圣体节那天，人们用车推着M.乔费洛依这位上了年纪的罗马教皇穿过大街小巷，他得长时间跪着为人类祈福。于是，他谎称自己患了风湿病，以此为借口推脱这件苦差事。因此，他的主教们就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为教皇制作一尊填有羊毛或烘干了的毛发、用铁和木质材料制作而成的塑像。他们让这尊塑像保持一种跪着的姿势，这样，教皇便可以舒坦地坐在里面——借助于斗篷的衣饰，他可以将塑像底座与他的头和伸展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伪装的跪姿可使教皇环顾四周并能摊开双手，这两种姿势的配合显得相得益彰，尽可能地在基督圣体节那天为罗马人民祝福。

对于这位具有两面性的教皇，我—直在思考，并想象他用羊毛和铁器填置的塑像底部，想象他有血有肉的头部和双手；我也_直在推测他的星占。我认为，他是这几个世纪以来最了不起的教皇，他使上帝昏暗欲坠。不仅仅是这些，如阿拉伯人的叙述，自混沌在昏暗中首次惊厥，随着第一缕阳光穿越其身躯，一位相信上帝的至高无上的教皇就在这自然与艺术的怪异之作中诞生了。然而，在他的意识里，对上帝的膜拜只不过是通过蜡烛、管乐声、格里圣歌、做弥撒时的喧闹、红衣主教、羊毛、铁制底座以及装模作样地摊开双手做出拯救无知者以使其免于陷入更无知境地之类的“舞台背景”而产生的幻觉效应，如此而已。

我并没有说哪个选民曾被魔鬼诱惑。这位贫寒的、双面性的教皇也会拿面包接济贫民；他并不十分了解自己身上所具有的潜质，实际上，这潜质比他力所能及了解到的要更好。他贫穷的耶稣会会众与几位德国医生是唯一没有在意大利霍乱流行的后期疯狂和胆怯的人：他们到各个精神病院去救助、劝告、重燃濒临死亡之人的希望之火，在白目的火光逐一熄灭的黑夜里，他们如璀璨的恒星般耀眼：荣誉是他们的！这位贫穷的教皇——有谁会知晓他的善德？在那些容易被忘却的日子里，教皇却挥不去最使他伤怀、恐惧的记忆，他的过去如此，将来恐怕亦会如此。他不就是那幅永恒的画有头骨和交叉的大腿骨骷髅的画像吗？如此的尊荣显贵，这与世界上极致美好的心灵和极度沸腾的热血作交换的尊荣显贵，无论在何种混乱的局面下，我们都决不能失去它。我们将要迎接黎明的来临，并且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已经迎来了它。没有哪个凡夫俗子不渴望“神圣的谦卑”抑或其他的“高级勇猛形式”，但他决不愿在死人的头颅骨上找到它，而是希望从他周围的一颗漂亮的活生生的脑袋中瞥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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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卡莱尔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坛巨擘。对于其身份的界定，学界历来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其创作领域的广泛以及他众多的身份标签——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散文家、社会理论家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卡菜尔学识的广博，说他是文坛巨擘，应是名副其实的。

卡莱尔于1795年12月4日诞生于苏格兰南部乡村——伊克利斐珊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信奉加尔文教义的基督教徒，家中充满虔诚的宗教气氛。勤俭淳朴的父母对作为长子的卡莱尔寄予厚望，尽力供他读书，希望他以后能够担任神职。卡菜尔14岁便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爱丁堡大学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使他逐渐动摇了基督教的信仰。他广泛阅读数学、文学和怀疑论哲学方面的书，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他毅然放弃了做教士的打算。

1814年，卡莱尔于爱丁堡大学毕业，之后他教过书，学过法律，最终选择了写作为终生职业。卡莱尔早年醉心于德国文学和哲学，翻译过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824)，写过《席勒传》(1825)，还潜心研读过康德的著作；对德国作家作品的译介和研究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也使他小有名气。卡莱尔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和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重新找到了信仰的种子，形成了他独特的学术理论架构。

1821年，26岁的卡莱尔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一家境殷实、美丽聪颖的简·贝丽·威尔斯小姐；1826年，二人结成伉俪。婚后，由于经济拮据，二人隐居于一处荒凉山庄——克雷根普托克，一住就是六年。在此期间，卡菜尔笔耕不辍，以文会友，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斯图亚特·穆勒等人过从甚密。1833年至1834年，卡莱尔在《弗雷泽杂志》上连载了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1836年，在爱默生的帮助下，这部作品的单行本首发于美国，1938年，该书首次在英国出版。此后，卡莱尔的名气越来越大。

1834年，卡莱尔携夫人来到伦敦，在当时文人聚居的切尔西区定居。从这个时候开始，卡莱尔的思想和创作逐步转向英雄史观。

《法国大革命》(1937，The French Rcvolution)、《英雄与英雄崇拜》(1841，On Heroses，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ty)、《文明的忧思》(1843，Past and Present)的陆续出版让卡莱尔声名大振，其文风被称为“卡莱尔式文风”(Carlylese)。卡莱尔式文风，一般指气势磅礴，喜用不规则长句，大胆引入新词和德语词，说理、论证环环相扣并大量使用比喻和典故的写作手法。马克思称这种文风“夸张而乏味，但却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

对于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学界历来争议颇多。卡莱尔在演讲集《英雄与英雄崇拜》中直接指出，世界历史是伟人的历史。他说：“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他们是人类的领袖……甚至不妨说，他们是创世主。”在这本书中，卡莱尔提出并赞美了六类英雄：以奥丁为代表的神灵英雄；以穆罕默德为代表的先知英雄；以但丁、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诗人英雄；以路德、诺克斯为代表的教士英雄；以约翰逊、卢梭、彭斯为代表的文人英雄；以克伦威尔、拿破仑为代表的君王英雄。在卡莱尔看来，这六类英雄都有着一种必不可少的品行——真诚，换句话说，“真诚”是英雄之为英雄的首要条件；其次，英雄还应该学会沉默。卡莱尔不止一次地强调，“雄辩是银，沉默是金”，“最伟大的人是沉默的”，他认为，“只有那种身负千钧重担却胜似闲庭信步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强者，一个在说话和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时不能沉得住气的人，不是一个健全的人”。真诚与沉默，无论是过去与现在，还是在遥不可知的未来，都应该是最高贵的品质。而从奥丁到拿破仑一路崇拜过来，卡菜尔对英雄的崇拜给人留下了最终转向对独裁统治的崇拜的印象。

从1843年的《文明的忧思》，到1845年的《克伦威尔书信与演讲释义》，再到1865年的《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大帝传》，卡莱尔的英雄史观逐步推向了极致。他极力为腓特烈二世的残暴开脱，甚至认为独裁是唯一可行的兴国之道。这种被视为对军事独裁者的推崇的英雄史观，给卡莱尔贴上了诸如“希特勒的精神导师”、“法西斯主义的先知”的标签，卡莱尔也因此受到了诸多冷落。他对议会制的嘲讽，对现代民主的反对，使他受到的冷落越来越多，最后甚至连他的老朋友穆勒也慢慢地与他疏远了。

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以冷静、客观的目光重新审视卡莱尔的思想，我们应当看到，卡莱尔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的使命是要拯救世界的——当这个世界出现某种危机之时，英雄人物应当站出来，诚恳地接受上帝的指引，带领人们走向光明。

卡莱尔的英雄史观，他对上述六类英雄的崇拜，是时代的特殊性造就的，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义的作家，卡菜尔极为关注社会现实，他深感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状况危机四伏，急需英雄人物出来力挽狂澜。

《文明的忧思》于1943年出版，据说作者写作这本书只用了7个星期的时间。此书英文名Past and Present，直译为“过去与现在”。卡莱尔在这本书中全力剖析英国当时的社会问题，对社会上诸如行骗、贿赂、腐败、阴谋等毒瘤给以辛辣嘲讽，极力抨击诸如物欲横流、欺世盗名、滥竽充数、拜金主义等社会弊端，揭示了19世纪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所面临的重重危机。

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面对整个社会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作风浅薄、个人主义与拜金主义盛行的局面，以及金钱支配一切，人们日益懒散、愚昧、伪善、荒唐，世风日下的现实，卡莱尔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当整个国家‘将上帝遗忘’的时候，当整个国家只在乎金钱和被金钱所主宰的时候，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了。”“世间再没有比人们之间的互相仇视，相互伤害对方的肉体与心灵，直至丧失生命更鄙陋的事情了。可是它仍被誉为‘骑士精神’，这的确值得深思。”

卡莱尔的正义之声是为英国民族的振兴而发，更是为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发。他呼唤良知与爱心，呼唤正在被人们忽略和遗失的诚实、正直、谦恭、宽容、责任心与道德感，他赞美劳动，崇尚创造，呼吁人们通过工作、劳动和创造来获取人之为人的尊严，而有了尊严，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劳动是崇高的，甚至可以说是神圣的。”卡莱尔谆谆告诫我们，“一个愚昧至极的人，哪怕他忘记了自己崇高的职责，只要他踏实认真地投入到工作中，他就是有希望的。相反，懒惰散漫的人，属于他的永远都是绝望。……真正想出色地完成一件工作，这品质本身就会将人弓I向自然界的规则，使人愈来愈趋向真理的本真。”即便抛开书中所涉及的英雄史观不谈，单是这种对人类文明的忧思、对人类终极幸福的预示，就足以显示卡莱尔作为“先知”的使命，以及他与“先知”这个称谓相匹配的智慧和素养了。

真正的先知，不仅应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智者，站在未来之世界看，他更应是一位跨时代的思想启迪者。而卡莱尔——这位“切尔西的贤哲”，在《文明的忧思》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这两种能力，无愧于他“为后代而活着”的先知的称号。

在卡莱尔的所有作品当中，后人给予《文明的忧思》一书极高的评价。思格斯认为它是英国当年出版的书中“唯一能够动人心弦、描绘人的关系，具有人的思想方式的一本书”，“这本书中经常碰到的一些精彩的地方，我不由得要翻译出来”；乔治·艾略特在1855年说：“这一代几乎没有一颗高贵而活跃的心灵不曾受过卡莱尔的陶冶，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卡莱尔，在最近的十到十二年里，英国所有的作品都只能是大同小异。”

名声大振的卡莱尔并不骄躁，而是一心忙于著书。正如他在((文明的忧思》中所宣扬的那样，他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而对一直协助他写作并给他以细微照顾与灵魂关怀的爱妻，却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他忽视了妻子的身体和心灵，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1866年，卡菜尔前往爱丁堡大学接受校长一职，并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而正当他志得意满之时，爱妻在伦敦溘然病逝。这个打击对卡莱尔来说不止是晴天霹雳，他在妻子生前对她的忽视更让他追悔莫及、痛不欲生，从此以后，卡莱尔几乎再没有什么佳作问世。

为了缓解丧妻之痛，他又开始续写自1832年就已动笔的《回忆录》，并着手整理亡妻的信笺。1874年，卡莱尔接受了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发的普鲁士荣誉勋章，却婉拒了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准备授予的男爵称号。

1881年，卡莱尔在伦敦切尔西区切恩街的寓所中与世长辞。他临终留下遗言，不葬西斯敏斯特大教堂，而是尸骨还乡，长眠于伊克利斐珊的家族墓地之中。

逝者已逝，智者之智百年流芳。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在时隔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重洋远隔的中国大地，在崭新的社会主义体制之下，当年卡莱尔——这位“中国文化的一个西方知音”(梅光迪语)——-在19世纪的大英帝国所看到并让他不断忧思的社会现象，在当今中国也普遍存在着。因而，翻译《文明的忧思》这本书，也应该算是对卡菜尔这位文明的忧思者的一丝告慰吧；读者若能真正静下心来读一读此书，亦不负他先知的使命，作为对当下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对中华文明的现状和未来的一次历史性反思，对中国真正和谐之建构，应是十分有益的。

郭凤彩

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