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七年》收录了罗广武在西藏工作期间的20篇工作日记，涉及内容广泛，包括宗教工作、农牧民增收减负工作、地方志修订工作等。

本书图文并茂，配有多幅西藏各地的图片，通过这些图片可更好的了解西藏的风貌。

《在藏七年》这本书以下乡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作者罗广武在西藏工作的一部分内容，也记录了他走过的西藏的山山水水。

罗广武是2001年从中共中央统战部调到西藏自治区党委工作的，已于2008年退休。在西藏工作的7年中，除林芝地区的墨脱和山南地区的错那、隆子等个别县外，西藏7个地(市)的74个县(区)他几乎跑遍了，总行程在5万公里以上。这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在深入了解西藏各地情况方面，他可能具有比别人更多的体验和感受。

《在藏七年》简要介绍了7个地(市)、62个县(区)和7个重镇的历史沿革、地名寓意、基本情况，介绍了318国道、317国道、l09国道、214国道、219国道、 “川藏商道” (即茶马古道)、 “川藏官道”以及青藏铁路等道路，介绍了布达拉宮、大昭寺、甘丹寺、哲蚌寺、扎什伦布寺、强巴林寺、桑耶寺、昌珠寺、萨迦寺、白居寺、热振寺、直贡梯寺等西藏最著名的寺庙，介绍了玛旁雍错、纳木错、羊卓雍错、拉姆拉错等四大圣湖，还介绍了罗布林卡、雍布拉康、藏王墓、八松错、鲁朗林海、冈仁波齐峰、班公湖、札达土林、古格王国遗址等著名旅游景点。书中的图片除注明为同事所拍摄外，都是罗广武自己拍摄的。

陪同杨传堂副书记去那曲、日喀则地区调研

陪同中央统战部刘延东副部长赴林芝地区

陪同上海市考察团赴日喀则地区

率工作组去昌都、林芝、那曲地区检查农牧民增收减负情况

应邀去山南地区参加有关活动

率工作组去日喀则地区进行宗教工作调研

去山南地区修改课题稿

陪同列确主任去日喀则地区检查工作

率工作组赴阿里地区进行督察调研

率工作组去日喀则地区和拉萨市进行督查调研

赴昌都地区察雅县慰问贫困户

陪同全国人大环境和资源保护委员会考察团考察青藏铁路

陪同安徽省党政代表团去山南地区

对拉萨市寺教工作进行督查调研

去林芝地区检查指导地方志工作

陪同中央保密局、国家档案局领导去纳木错和山南地区

陪同多吉泽仁副主席赴昌都地区检查新农村建设

陪同“党外干部考察团”考察拉萨市和林芝地区

率工作组去那曲、林芝地区和拉萨市检查公安工作

去山南地区检查指导地方志工作

后记：我的西藏情结

2001年11月6日(星期二)晴转多云

我于2001年10月15日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报到。作为自治区党委的一名副秘书长，我的日常工作有三项：一是分管自治区的党史研究工作和地方志工作；二是分管自治区的档案工作；三是作为自治区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简称寺教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参与寺教的有关工作。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胡春华对我说：“自治区党委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比统一战线工作的范围要宽，你首先要了解全局情况，不妨学学你们湖南人(胡春华知道我是湖南湘乡人)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的‘缓进急战’方略，有了较充分准备后再进入角色。”所以，到西藏后的最初几周，我主要是阅读有关文件，了解自治区各方面工作的政策要求和工作部署，熟悉有关情况，熟悉分管的部门和人员。

我来西藏报到已有三周，今天首次下乡。我作为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王忠元作为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陪同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杨传堂去藏北的那曲地区调研。我们一行十来个人，分乘三辆越野车，早8点出发，11点半到那曲地区行署所在地那曲镇，吃过午饭继续赶路，下午5点左右到达班戈县城。从拉萨到班戈全程近600公里，跑了8个小时。

在西藏下乡，一天跑十来个小时，是最平常的事。好在我原来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期间，也经常赴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一坐车就是几个小时，已经习惯了，所以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来西藏第一次下乡就到那曲地区西部，我坐在车里，望着车窗外向后移动的山峦和草原，首先感觉到的是地广人稀、空旷荒凉，但慢慢地就能体会出高原风光的博大壮阔、气势磅礴，与内地景致确有很大的不同。

那曲地区位于西藏自治区北部，与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壤。俗称“羌塘”，在藏语中意为藏北草原。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是整个西藏条件最为艰苦的一个地区。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为绛曲基巧，1960年改设那曲专区，1970年改名那曲地区。下辖那曲、嘉黎、比如、聂荣、安多、索县、巴青、班戈、申扎、尼玛等10县及双湖特别区。面积约39万平方公里，人口37万，全地区以牧业为主，共有牲畜800万头，而农业耕地仅有8万多亩。“那曲”在藏语中是黑河、黑水的意思，因此在汉文史料中多称黑河，又曾写作喀拉乌苏(蒙古语)。那曲地区行署所在地那曲镇距拉萨320公里。

班戈县是那曲地区的“西三县”(班戈、申扎、尼玛)之一。曾为囊如宗(宗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行政单位，相当于县)。1960年改设班戈县。1964年达木萨迦县并入，仍称班戈县。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人口3.2万，辖4镇6乡95个行政村。县政府驻普保镇。“班戈”在藏语中意为“吉祥保护神”，因境内的班戈湖而得名。属高原半干旱气候区，气候寒冷，空气稀薄，无农业，是纯牧业县。

我们到达班戈后，下午5点半至8点，听取班戈县工作汇报，杨传堂副书记最后谈了几点建议。会后吃晚饭。到一个地方，先工作后吃饭，或者利用晚上时间听取工作汇报，这也是西藏下乡的一个特点，否则等第二天再听汇报，剩下的时间赶不到另一个县，工作就要拖延整整一天。

班戈县城海拔4750米，呼吸稍感困难。由于缺氧，吸烟很容易灭火。手机没信号。我们所住的县招待所是刚刚启用的，没有水，只好不刷牙、不洗脸产直接人睡了o  2001年11月7日(星期三)睛间多云

吃过早饭后，我们离开班戈前往尼玛。中午在尼玛县双湖特别区的和平乡吃饭，晚6点左右到达尼玛县城。全程近500公里，走了8个小时。越野车一直在高原上跑，看不出哪里是路、哪里是原野。尼玛县城里没有柏油路，全是土路，又逢雪水融化，满是泥泞，汽车开不进去，只好直接进入县城边缘的招待所。简单吃过晚饭后，从6点半至9点，听取尼玛县工作汇报。在此过程中，杨传堂副书记与尼玛县同志讨论得很具体f很详细。

尼玛县位于那曲地区的最西部，西面与阿里地区的改则县、措勤县相邻，北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壤。“尼玛”在藏语中意为“太阳”。全县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绝大部分为纯牧业区，牲畜存栏数为110万头(只)。人口2.4万，其中县城尼玛镇有2000多人。下辖1镇13乡83个行政村。平均海拔在48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为0℃左右。

县城的用电主要靠太阳能，国家在此建立了一个50千瓦的太阳能电站，因为不够用，只好另装了一个12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用电成本很高，1度电的成本在4.5元至5元之间。

最让人难忘的是县招待所的厕所。招待所的院子很大，厕所紧贴着北面的院墙，厕所的地面与院墙一样高，要登很多级台阶才能上去，便坑的斜坡直通院墙外，凛冽的北风就顺着便坑的斜坡猛吹进来。恰巧我今天肚子不好，犹豫再三之后，不得不穿着厚厚的棉军大衣(专门为此次下乡借的)登上高高的厕所。在如厕的几分钟内，寒风猛烈吹打着肛门，连大肠都要冻僵了，此时真有一种下地狱的感觉。

2001年11月8日(星期四)睛间多云

上午参观了尼玛县的太阳能电站。10点左右，离开尼玛赴双湖特别区。

途中我们特意拐了个弯，去考察双湖特别区嘎错乡二村。嘎错乡共有两个村，至今仍保持着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经营体制，未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年收入为2800元左右，在西藏算是很高的。家家储备有牛羊肉、酥油、燃料(即牛粪饼jr等。这个乡之所以保留集体经营体制，是因为在人烟稀少、环境闭塞的情况下，组织起来，能使群众有所依靠，也能合理安排劳动力，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我们下午5点左右到双湖特别区。从尼玛到双湖，不足300公里，跑了6个小时。双湖镇共有600多人，几乎倾镇而出，列队欢迎杨传堂副书记。

抵达双湖后，我们照例是先听取工作汇报，然后再吃饭。

双湖特别区位于尼玛县东北面，面积近12万平方公里(约占西藏自治区面积的十分之一，比江苏省还要大)，人口不足1万，辖1镇6乡32个行政村。属羌塘高原湖盆地带，山势平缓，地域开阔，平均海拔4800米。可可西里山从双湖特别区北部穿过，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我们一路上极少遇到人家(难怪人们称双湖为藏北高原无人区)，却不时见到成群的野驴(图片1-02)、黄羊、藏羚羊，以及单独活动的野牦牛。双湖原本要单独成立一个县，但国家行政区划管理部门没有正式批准，只好称为“尼玛县双湖特别区”，行政级别也是正县级，实际上与尼玛县没有隶属关系。如果把双湖的面积算到尼玛县内，尼玛县的总面积将达19万平方公里，几乎成了全国面积最大的县。当然，全国面积最大的县不在西藏，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即位于塔里木盆地东端的若羌县，面积已超过20万平方公里，比整个河北省还要大。  双湖镇海拔4975米，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县级单位。尽管如此，我晚上睡觉时感觉尚好，前半夜睡得较安稳，后半夜醒来几次，有效睡眠时间超过了五小时。但听其他人说，缺氧太严重，几乎彻夜未眠。在海拔约5000米的地方，我居然能够安然入睡，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可能是因为我太不把高原反应当回事，结果反应倒比别人小了许多。

P1-5

这本书以下乡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我在西藏工作的一部分内容，也记录了我走过的西藏的山山水水。

我是2001年从中共中央统战部调到西藏自治区党委工作的，已于2008年退休。在西藏工作的7年中，除林芝地区的墨脱和山南地区的错那、隆子等个别县外，西藏7个地(市)的74个县(区)我几乎跑遍了，总行程在5万公里以上。这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在深入了解西藏各地情况方面，我可能具有比别人更多的体验和感受。

书中简要介绍了7个地(市)、62个县(区)和7个重镇的历史沿革、地名寓意、基本情况，介绍了318国道、317国道、109国道、214国道、219国道、“川藏商道”(即茶马古道)、“川藏官道”以及青藏铁路等道路，介绍了布达拉宫、大昭寺、甘丹寺、哲蚌寺、扎什伦布寺、强巴林寺、桑耶寺、昌珠寺、萨迦寺、自居寺、热振寺、直贡梯寺等西藏最著名的寺庙，介绍了玛旁雍错、纳木错、羊卓雍错、拉姆拉错等四大圣湖，还介绍了罗布林卡、雍布拉康、藏王墓、八松错、鲁朗林海、冈仁波齐峰、班公湖、札达土林、古格王国遗址等著名旅游景点。书中的图片除注明为同事所拍摄外，都是我自己拍摄的。

我热爱西藏这片高天厚土，热爱西藏的各族人民。每当我在西藏的或平坦、或崎岖的道路上没完没了地行驶时，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那首由张千一谱曲的、在西藏几乎人人都会唱的歌曲《走进西藏》：

走进西藏，也许会发现理想。

走进西藏，也许能看见天堂。

呀拉索，走进雪山；呀拉索，走进高原；

呀拉索，走向阳光；呀拉索，走向阳光。

这首歌唱出了很多像我一样的进藏干部的真切感受。

2009年8月 作者识于北京寓所

我的西藏情结

我是湖南湘乡人，我常常为此感到自豪。

湘乡人杰地灵、俊才辈出。湘军创始人曾国藩，湘军名将罗泽南、杨昌浚、刘松山、刘锦棠(刘松山之侄)等都是湘乡人。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蔡和森、黄公略、陈赓、谭政以及毛泽东的母亲等也是湘乡人。

湘乡人很会打仗。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主力部队就是刘锦棠从刘松山手里接过的“老湘营”—万多人，全是湘乡人，进入新疆后，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新疆建省时，刘锦棠任第一任巡抚，后授太子太保。

湘乡人不仅会打仗，而且会读书。时至今日，湘乡一中的高考成绩仍在全国名列前茅。

湘乡人的优良传统对我影响很大，我在小学、初中学习成绩总是第一，高中就考进了北京四中。中学毕业后，先是到部队，后来到党校任哲学教员，再后来就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

2001年，我在中央机关干了十六年，担任正厅级干部若干年，年龄也53岁了。论业务，大家都公认我是一位专家，对我很尊重，称呼我为“罗老”或“罗公”。但我仍然不满足，还有七年才退休，我将如何发展？总不能吃老本，凭老资格混下去吧。我想到，自己的专长是研究民族、宗教问题，西藏则是在民族和宗教方面都具有很大特殊性的地方。我曾去西藏考察过两次，每一次的时间都不长，应该说对西藏还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但西藏独特的风光、独特的民情、独特的历史，却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我。我很想去深入研究。产生了去西藏工作的想法后，我与夫人商量。她身患类风湿病多年，一直在家养病，可能不会支持我，没想到，她居然眼前一亮，觉得西藏正是最能发挥我的专长而有所作为的地方，因此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对于夫人给予的支持，我永远心存感激。经过一番努力，部领导以及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理解了我的想法，批准了我的要求。我于2001年10月15日来到拉萨，工作关系、工资关系、组织关系全都转到西藏。

在离开中央机关之前，我部门开了个欢送座谈会。我记得在这次会上，为了表达当时的心情，我念了一首诗，是我湘乡人氏杨昌浚(时任陕甘总督，为左宗棠收复新疆担任总后勤)为歌颂左宗棠而写的：“大将西征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里说的是“大将西征未肯还”，我当然不是什么大将，但也是怀抱建功立业的理想去西藏的。我相信剩下的七年还能干成一点事情。参加欢送座谈会的一位部领导感慨地说：“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敢于主动要求去西藏工作，而且是平级调过去，这种情况在我们机关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党也不多见。广武同志真乃奇人也。”

我在西藏工作了七年。除了日常分管的工作之外，我很喜欢下乡，这是深入了解西藏现状的有效途径。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我而言，“读万卷书”不敢说，“行万里路”可不止。七年之中，我在自治区内已跑了五万多公里，除了墨脱等个别县外，几乎跑遍了全区74个县(区)，对农牧区的情况有了比过去更深入的了解。我亲眼目睹了农牧区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

了解西藏历史的主要途径是阅读。西藏的历史比较难读，因为它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史料、文献之中，仅靠几本专著是无法窥其全貌的。因此我从2001年10月到藏开始，至2005年10月，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每天晚上8点至夜里1点半，读五个多小时。每读完一本，都要详尽地做摘录。这样，四年下来共读了6000万字的藏、汉文史料，并作摘录100多万字。西藏的历史了然于胸，写一本西藏地方史的计划逐渐成熟。

就在我着手写书的过程中，遇到卜个难以回避的问题，那就是：面对如此丰富的资料，用什么样的观点去统领、去驾驭呢？无意中我接触到谭其骧的史学名著《长水粹编》，拜读了其中的《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大有茅塞顿开之慨。我感到谭其骧讲得很有道理，他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大中国观”)应该成为我们理解西藏历史的重要指导思想。

谭其骧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非常清晰地阐明了他的“大中国观”：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是以哪个疆域作为范围呢？是以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也就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不管是几百年前也好，几千年前也好，在这个范围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

谭其骧论述了确定这个标准的理由：

首先，中国的历史是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所以，历史上汉族建立的政权，如汉朝、唐朝、宋朝、明朝，固然是属于中国的；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权，如藏族的祖先吐蕃人建立的政权，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同样也是属于中国的。那种认为只有汉族政权管辖的地区或者只有中原王朝统治到的范围才能代表中国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其次，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疆域是几千年来历史的发展所自然形成的，是这一范围内的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包括一次次的统一和分裂而最终结合成的。所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单纯依靠清朝军事上的胜利所能取得的。

按照谭其骧的上述观点，自然会得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论断。当然，对于这个论断的实际含义需要加以说明。这里所说的“自古以来”，不是说“自元代以来”(有人主张“西藏自元代归人中国版图后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是说“自有人类活动以来”。这里所说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是说“西藏自古以来的政权都是中原政权有效管辖的一部分”，而是说“西藏这块地方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中国边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一部分，但绝不是任何外国历史的一部分。

有了这样明确的认识后，我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便撰写并出版了两卷本、110多万字的《西藏地方史通述》一书。可以说，这是我在西藏工作七年的最大收获，它为西藏的反分裂斗争提供了确凿的、无可争辩的历史资料。

《西藏地方史通述》的样书印出后，曾分送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审阅。他们认真阅读了书稿，普遍给予了热情鼓励和积极评价，并且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国际藏学会理事、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巴桑旺堆(藏族)评价说：“该书立意高远，视野开阔，通篇贯彻了中国史研究中一条极其重要的原则，即把西藏地方的历史发展置于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以无可争辩的史实，说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指出所谓‘西藏自元代归人中国版图’的说法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可以说，本书稿是迄今为止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最为鲜明、叙史最为详尽的历史研究著作。作者面对浩瀚的藏、汉文献，淘沙拣金，穷本追源，直接引证了六七十万字的最能说明问题的史料，显示了作者高超的驾驭和取合资料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

我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已于2008年8月光荣退休。我的人生经历很简单，在部队十五年，在党校任哲学教员三年，在中央机关工作十六年，最后的七年能够来到世界屋脊，在这片神奇的高天厚土之中，为西藏人民服务，应该说是人生一大幸事。也可以说，在西藏工作的七年，是我人生中最精彩、最无怨无悔的一页。现在我虽然回到北京，但与西藏的情感并没有割断，我继续关注着西藏，撰写有关西藏历史的书籍，做有关藏学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这些工作需要我时常回到西藏。

西藏，是我魂牵梦萦之地，是我的又一故乡。我为自己曾在西藏工作而感到自豪。

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