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努力与机会》是复旦大学副校长郑祖康先生的回忆录，叙述了自己前三十年的生活、成长经历。作为一名“老三届”，作者在书中描写了自己失学、上山下乡、自学苦读、工厂锻炼等生活经历，这些经历能引起同龄人的共鸣，同时对年轻人亦有激励作用。

郑祖康，现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曾祖父曾是上海著名的工商地主，曾与杜月笙等青、洪帮广泛交往，曾收著名武生盖叫天为义子。在“文革”中，作者的家庭受到批斗。作者经过长期的刻苦自学，终于在1977年以高中学力考取为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研究生，这是“文革”后我国第一次招收研究生。从此，作者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了变化。1980年，作者被公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复旦大学统计运筹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复旦大学统计运筹系主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校长等职。《希望努力与机会》一书讲述的就是作者郑祖康前30年的生活、成长经历。

对于同龄人来说，《希望努力与机会》一书能引起共鸣；对于年轻人来说，本书可以起到激励作用。

自序

第一章 欢乐童年

第二章 多梦少年

第三章 “文革”初期

第四章 “游学”长江

第五章 崇明农工

第六章 记事三航

附：作者简介

寒风凛冽，白幡滚滚，唢呐声悲。伴随着哭声，一支长达半里多路的出殡队伍从拱宸桥出发。逝者是当地的“大亨”——砂眉老头，也就是我的曾祖父郑长林。

据说郑氏家族有三大分支，祖上属福建一支，因做官迁往浙江。先在绍兴，后又到杭州。当时的拱宸桥地区是杭州重要的商业中心，运河的终点。拱宸桥始建于1631年，1888年清光绪时重建，现在修建的拱宸桥又现初建时的古朴风貌。这座今天依然是“杭州第一”的石拱桥，是京杭大运河杭州终点的标志。街区的历史则可追溯到南宋时期，及至清代中晚期这里一直是京杭大运河边最热闹的地方，餐饮、演艺、百货业十分繁荣。19世纪末期，从上海苏州河北岸的天后宫(近河南路)到拱宸桥间的水路是沪杭间交通的主脉，后来拱宸桥地区成了日本人的租借区。不料英国人棋高一招，从上海筑沪杭铁路到杭州城站，撇开了拱宸桥，于是拱宸桥便逐渐没落了。曾祖父排行老二，三兄弟中只有他一支发达了。他是清末拱宸桥一带的工商地主，开了一家酒楼，外号砂眉老头，与青、洪帮及当地的三教九流都有广泛的关系。张啸林发迹前是他的干儿子。据说当年杜月笙进祠堂时，请来了一个干瘪老头，坐在上座。张啸林一到，左右起座与之招呼，干瘪老头却无动于衷，拿了一根旱烟杆，慢条斯理地说：“啸林呀，点烟。”张啸林竟哈腰上前点烟，以示不忘故主，满座惊讶不已。此人就是郑长林。曾祖父另一位义子是著名武生盖叫天，盖叫天与我祖父兄弟相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带上地主的帽子，遭游斗迫害而死。后来专案组几次来我家找祖母问话，才初步确定他家地产、房产都是曾祖父、祖父所赠。祖母是裹小脚的老式妇女，对公公与丈夫的事只是略知一二，又不懂普通话，眼睛也不好，一口宁波话，于是我就在一旁给她当翻译，也知道了以前从未听家人说起的事情。

我没有见过曾祖父，只是从一张大油画像中认识他的。在我幼年的记忆中，这张油画一直被供奉着。每逢过年、中秋、重阳等节日，长辈们会在画前的红木八仙桌供上鱼肉水果，放好几副碗筷。大人们说，来吃饭的除了男阿太以外，还有好几个女阿太。我会问，怎么没有来呢？为什么有几个女阿太呢？等等。大人们先是不理我，后来说：“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孩儿说话，当他放屁。”于是我知道不能再问了。至于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是后来才懂的。与此有关的是家里一个外貌如古代亭阁、又有点像官府衙门的半人高的扁平柜子，做得很考究。大人不许我们孩子碰。后来才知道这是放祖宗牌位的。郑长林的牌位也在里面，“文革”中被毁掉了。

曾祖父的坟在杭州灵隐寺后面的上天竹一带，我小时候随长辈去过，记得坟很大，说是风水先生圈定的。还认了一家坟亲，坟地的四季除草整理就由坟亲照料。据说后来坟亲家被定了富农，儿子又犯了什么事变成了坏分子，自然是自顾不暇了。“文革”后，坟也找不到了。

祖父郑永泉毕业于杭州的之江大学，之江大学是美国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祖父是独生儿子，少年时就因看不惯曾祖父的封建一套和他三教九流的朋友，愤然出走。后来被人找到领回家里，在曾祖父的压力和曾祖父那些朋友的说合下，被迫磕头认错。作为交换条件，曾祖父同意让他就读之江大学。曾祖父为了能控制儿子，又想了一招——给他早日成亲，以拴其心。祖父没有反对，只要求先得让他看一看，他点头了才能算。媒人来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一次曾祖父的一位朋友带着女儿来访，这位朋友是宁波一家经营小货轮船运公司的老板，女儿严瑞兰生得灵巧文雅，白皙如玉，尚未许配人家。曾祖父一见大喜，急忙叫祖父出来相见，祖父、祖母竟一见钟情。

祖父是一个腼腆的人，加上年幼，婚后三日夫妻尚无语相对，晚上同床各睡一边(这是祖母告诉我的)，互不干扰。曾祖父问起儿媳妇的情况，祖父只说很好。但不久便很亲热了，一连生了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天亡)。曾祖父却又着急起来，怕养不出孙子。正逢族长前来续家谱，录男不录女，曾祖父很是紧张，请客送礼巴结族长。正巧祖母怀孕，曾祖父硬说此胎是男，要求族长先把孙子的名字写上“鹏飞”。一方面又威吓祖父母：如果还是女孩，一定要给祖父取妾。弄得小夫妻也是紧张兮兮的。所幸此胎确是男身——他就是我的父亲。

祖父之江大学毕业后就独自离家来上海闯荡。最初自产雪花膏，叫小摊贩帮他推销。后来一直与美国人合做烟草的生意。祖父秉性耿直，办事执著，与美国人合伙做生意就没少争吵过。有一次与美国合伙人吵翻了，一直闹到美国总部，无奈生意时间已过，美国总裁后悔没听祖父之言，说造成blunder(大错)。这是我上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听二姑夫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美交战，祖父的事业受到极大的损失，钱财殆尽。他49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身体大不如前，1955年病故，享年60岁。

外祖父家也是做生意的。到了外祖父手里，因上海经济发展，做起黄金、股票的买卖。生了一个儿子以后便接连生了十个女儿，尽管小名取了“多妹”、“全妹”也不得止，最后才生了我的小舅舅而告终。在这些女孩中，母亲罗蓉龄只有一个姐姐，其余都是妹妹了。外祖父以为女儿不必有太多学问，不让女儿们上大学。大姨妈性情老实懦弱，母亲便成了这群女孩子的头领。高中毕业后瞒着父母考大学，被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录取，于是带着这批妹妹们与父亲斗争。最后外公作了让步，同意母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又给大姨妈买了钢琴，并拿出一大笔钱给她补为教育费用。后来母亲的妹妹们都获得读大学的机会，个个都成了大学生，这在40年代的中国还是不容易的。母亲入圣约翰大学一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在上海打仗，母亲从家里到圣约翰大学要经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外公大为担心，逼令母亲转学到另一所教会学校——东吴大学，改攻经济。大学毕业后与同班一位同学相爱结婚，第二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一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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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90后走上了社会舞台，备受各界人士的关注。而40后、50后则默默无闻地退出了这个舞台。我是1947年出生的，那时也没有40后、50后的说法。我懂事的时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早已过去，我没有遭受过战争的苦难，这一点比我们的前辈幸运多了。可我们也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年代。“三反”“五反”时少不更事，“反右”时已能感觉到大人们紧张兮兮的神色，“大跃进”年代跟着老师和校工师傅在食堂后面的空地上支起简易炉子烧铁炼钢。记得最后炼出来的那块“钢锭”因为成分太杂，让上级领导回赠给小学留作纪念。接着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批彭德怀。懵懵懂懂听过学校的拉线广播，只知道上面出了大事情。“自然灾害”则是我亲身体验到的：粮食不够吃，正值长身体的时候，家里也得大体上实行“配给制”，做馒头时也是一人一份。过年过节我跟父亲去副食品自由市场，9—10元钱一斤的猪肉、5角钱一个鸡蛋是惊人的天价，因为按当时凭券供应的国家牌价一斤猪肉才7角8分，一个鸡蛋不过6—7分钱。现在当然算不了什么。去逛副食品自由市场的人是看客多买客少，印象中买客大多是犹犹豫豫的，似乎不太情愿，成交也不多。生活在大上海，虽然粮票、油票、肉票、鱼票、糖票、布票、鸡蛋票、香烟票、糕点票……不胜枚举，名目繁多让人心烦，但要比农村的情况好得多。当时也不知道农村饿死了那么多人，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自然灾害”的局面有所好转后，全国各地又先后开始“四清”，也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和工矿企业都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矛头好像是针对那些不合格的基层干部的。上级领导向下派出“工作组”，“工作组”要求基层干部交代问题，包括自己所犯的错误或罪行，然后组织群众批判。得到领导批准和群众谅解的基层干部才能“过关”“下楼”。紧接着的政治运动是批判《海瑞罢官》，一场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年我19岁，正好高中毕业，66届高中也是“老三届”的“头”。现在听来似乎已经很遥远了。1968年上山下乡我去了崇明岛务农。1972年底又“上调”到第三航务工程局当钢筋工、机修工等。1976年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我已到了“而立”之年。这本书写的正是我30岁以前的人生道路，从一个普通人的成长，折射社会的变化。我用《希望、努力与机会》作为书名，因为希望、努力与机会是年轻人成功的要素。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献给我们同时代的人，特别是“老三届”的人，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我们有太多共同的感受。偶尔遇到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不管以前认不认识，也不管是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总感到很亲切，感到有话要说。白居易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虽说不上沦落天涯，但毕竟有着差不多的人生经历。“上调”那年我25岁，已经超过了正常年头大学毕业的年龄了。这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在“适龄”时丧失了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与大学校园的青春生活永远无缘了。“上调”时除了一副铺盖、一身尚可“出客”的衣裳和十几块人民币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可算得上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了。缺乏知识，缺乏技能，也没有钱财，只能在社会底层生活，便是自然和合理的结果。后来我在复旦大学执教，看到大学生充满了活力和青春气息，对他们表现出来的欢乐与奋进，总是羡慕不已。自己已永远无法融入这一幕中。有时我想，等退休之后，能不能再来考复旦大学呢？做一次复旦大学的本科生也是过把瘾，又怕考不取。堂堂的复旦大学副校长连复旦本科也考不取，岂非笑话！我曾注意到这几年参加高考者最大的年龄是59岁，不过成绩都差得很，与复旦的录取线差了一大截。一方面近年来高考卷子的路子已与当年的路子全然不同了，再加上老头子应变能力差，考不取便完全可能了。于是又想到了“高复班”——且当我胡思乱想吧！总之青春已逝，往事不可追回。著名沪剧演员丁是娥在沪剧《罗汉钱》中扮演的小飞蛾，不顾封建势力的阻碍，毅然成全了女儿张艾艾和与之相爱的李小晚的婚事，却又回想起20年前自己与保安相爱但被父母逼嫁给张木匠的辛酸往事，愤然疾呼要“返老还童重新做人”！逝者如斯，当然没有可能了。我们这代人当上了父母，自己节衣缩食，严厉要求子女读大学，甚至读硕士、博士，真算得上“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潜意识却在圆我们自己的青春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高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我们这一代的一种安抚，而客观上又将我们的前程进一步的分流。改革开放后，我们又经历了转业下岗、培训就业、下海创业、读书出国等不同遭遇，扶老携幼、磕磕碰碰走到今天。我们中大部分人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我们似乎也有责任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曾经拥有的青春。我们应当向自己的子女讲述自己的过去，而不是一味责怪他们连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搞不清。这场浩劫毕竟远离我们四十多年了。试问我们这些40后、50后：什么是“义和团”，什么是“八国联军”，我们能回答清楚吗？1900年发生的事恐怕只能从历史教科书或电视电影里晓得一些皮毛，确切的什么都答不上。我们或许会埋怨前辈们为什么不多留下一些文字，让我们晚辈多知道一些真实的故事。如果这样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留下一些什么，好让后来者从一个经历者的身上看到什么，领悟到什么呢？而这本书正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叙述生活在这段历史时期的普通人的青春。

我写这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从我们这一代身上借鉴到一些什么，正面的也好，反面的也好，总之期盼他们能悟到一些什么。上山下乡运动至今已三四十年了，许多地方开办了知青展览馆、上山下乡运动纪念馆等，让知青回顾、反思自己的经历。一些知青还带着自己的子女一起去参观。我想知青们绝不会希望这段历史在自己的子女身上重演，而只希望自己的子女能继承和发扬父辈独立奋斗的精神。应该说他们这一代比我们幸福得多，父母们把太多的爱倾注在他们身上，也把太多的期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甚至恨不得要在儿女身上“体现”和“夺回”自己的青春。新一代成长的环境相对是优越的，没有经历连续的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政治运动，拥有比我们这一代丰富得多的物质条件和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等。但是他们身上似乎又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他们将要负起建设祖国、富强祖国的大任，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换个角度讲，年轻的一代活得并不比我们那时轻松；他们面临着诸多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面临着市场经济严酷的筛选，面临着改革开放的一阵又一阵的波峰浪尖。作为父母的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们多一些理解，多一点谅解，多一分宽容呢？

对青年人而言，希望、努力和机会是最重要不过的了，可以说是青年人成功的三大要素。法国的“二战”英雄夏尔·戴高乐将军写过一本书，书名是《希望与努力》，似乎把机会忽视了。希望是原始的动力。在普契尼的歌剧中，图兰朵公主第一个谜语就是一个生动的描写：“暗夜中，多彩的幻影在飘荡，人心都随它飞翔，在白天隐藏，在黑夜闪亮。”谜底就是希望。努力自不必说，没有锲而不舍的努力，任何成功都不会有。每个青年人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处在不同地位的人群之中，他们不会有相同的机会。希望他们不要羡慕别人的机会，不要追逐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机会而错失自己的良机。唐朝的刘禹锡有诗云：“马思边草鬈髦动，雕盼青云睡眼开。”对机会的期盼是何等殷切。

刘欢唱的一首歌曲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心若在，梦就在。”祝愿每个年轻人都有一个好心，一个好梦，一个美好的理想；并为之奋发努力，把握机会，争取成功。

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