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元所编著的《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是一部以列传的形式书写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冯雪峰、聂绀弩、巴人、孟超、牛汉、楼适夷、严文井、韦君宜、绿原、舒芜、林辰、秦兆阳、蒋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足以构成一个社会单元，富于独立的精神文化价值；但当作者面对这众多的人生画面，钩沉提要，有机铺陈，在展现历史的同一性时，则更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为王培元所编著。

《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是一部以列传形式书写的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命运史。

冯雪峰、聂绀弩、牛汉、绿原、舒芜、巴人、孟超、楼适夷、严文井、韦君宜、张友鸾、秦兆阳、林辰、蒋路、陈迩冬、王仰晨……这些名字不仅深深嵌入了风云激荡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历史，而且也与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息息相关。

刚直，狂狷，率真，超然，勇毅，坚韧，倔强，谦和，笃实……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足以构成一个社会单元，具有独立的精神文化价值；而当作者面对这纷繁复杂的人生画面，钩玄提要，有机铺陈，力图揭示历史的同一性时，则呈现出了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是人格的力量、悲剧的力量，更是情感的和理性的力量。

缘起

冯雪峰：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

聂绀弩：“我将狂笑我将哭”

林辰：恂恂儒者

蒋路：编辑行的圣徒

牛汉：“汗血诗人”

舒芜：“碧空楼”中有“天问”

韦君宜：折翅的歌唱

秦兆阳：何直文章惊海内

严文井：“一切都终归于没有”

绿原：诗之花在炼狱里怒放

孟超：“悲歌一曲李慧娘”

楼适夷：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巴人：“在我梦底一角上组起花圈“……”

聂绀弩的“独立王国”

无限夕阳楼主人陈迩冬

我所接触的舒芜先生

初冬怀王仰晨先生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对历史上人文社的神往，主要与“人物”有关。那是冯雪峰的“人文”，是林辰、蒋路、张友鸾、孟超、舒芜、牛汉的“人文”，也是聂绀弩的“人文”。

在我的心中，聂绀弩，是既不同于冯雪峰，又不同于林辰、蒋路、牛汉等前辈的另一种人物，精彩而有魅力。1984年底到人文社工作后，便极仰慕，然而，无由亲炙。假若说和聂绀弩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缘分”的话，那是因为他1986年驾鹤西归之后，第一本纪念他的书《聂绀弩还活着》，1990年12月由人文社出版的时候，我做过编辑工作。

端人文社的“饭碗”，于我颇有一点偶然，开始也就没觉得，这“碗”究竟有什么不同寻常。但到了后来，冯雪峰做过社长、总编辑的“人文”，聂绀弩工作过的“人文”，确实是真正感动了我，激励了我，甚至唤起了一种“自豪感”、“崇高感”和“神圣感”。

1949年6月，聂绀弩和楼适夷从香港进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议结束时来了通知，让他俩第二天上午8点，到北京饭店某房间去，一位中央首长要召见他们。

中央首长召见，弄得楼适夷好不紧张，还不到点，就起床做准备。之后，又一次次上聂绀弩的房间去，看他醒了没有。眼看召见的时间快到了，聂绀弩仍在酣睡。急得楼适夷只好掀开他的被窝，硬拉他起床。

聂绀弩睁开眼，颇不高兴地说：“要去，你就去，我还得睡呢！”

楼适夷说：“不是约好8点吗？”

他却说：“我不管那一套，你一个人先去吧。”

楼适夷只好一个人去见那位中央首长，还再三为聂绀弩做解释，说他过一会儿就到。首长和楼适夷谈的是给他分配工作的事。大约一个小时，他的工作就安排完了。起身告辞时，仍然不见聂绀弩的踪影。

刚刚受命担任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延揽人才。他想到了远在香港的聂绀弩，就和楼适夷谈起此事，说：

“绀弩这个人桀骜不驯，人家嫌他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

1951年3月，冯雪峰把聂绀弩从香港《文汇报》调进了新成立的人文社，还安排他担任了副总编辑，兼二编室(即今古代文学编辑室)主任。

“我是个失学的小学生，侥幸到莫斯科走了一趟……又侥幸到过日本……更侥幸在文坛混了几十年，混了个空头文学家。”这是聂绀弩致友人信中的话。他1903年1月28日出生于湖北京山，念过两年私塾，后上小学，毕业就辍学了。

他十七岁离开家乡，开始在社会上闯荡。到马来西亚当过小学教员，到缅甸做过报纸编辑，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的“东征”，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和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编过《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左联”杂志《海燕》，以及很有影响的杂文刊物《野草》，去过延安，到过新四军中，做过香港《文汇报》主笔。在中国现代文学家当中，像他这样阅历丰富的人，恐怕是少有的。

他写一手好文章，是个很出色的杂文家。舒芜说他的杂文，写得“汪洋恣肆”。夏衍甚至认为，他是“鲁迅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

他的杂文，思路开阔，不拘一格，纵意挥洒，涉笔成趣，点石成金，笔墨多姿多彩。四十年代写于桂林的《韩康的药店》、《兔先生的发言》、《论申公豹》等作品，都是在大后方的读者中曾传诵一时的名文。  聂绀弩进人人文社之后，这个初创期的国家文学出版社，在中国古典文学图书的编辑出版方面，便有了一个很称职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像舒芜、陈迩冬、顾学颉、王利器等，本来就是在大学中文系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由于有了他，古典文学编辑室才“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气氛”(舒芜语)。

那时，东四头条胡同4号文化部东院，有五幢两层小楼，前边三幢是人文社的办公地。第三幢小楼一层一个较大的房间，既是聂绀弩的卧室，又是他的办公室、接待室，还是他的餐厅和游艺室。“屋里除了床、桌椅、书柜之外，到处都堆放着书籍、报刊、稿件等，烟缸里堆满了半截烟头，桌上放着没来得及拿走的碗筷盘碟之类，有时还摆着一盘未下完的残棋。”(顾学颉回忆)

习惯于夜里看稿、写作的聂绀弩，太阳已经很高了，往往仍未起床。别人都已上班多时，甚至有时都快中午了，才见他穿着一袭睡衣，趿拉着拖鞋，立在廊下，满嘴白沫，慢慢悠悠地刷牙漱口。然后，又趿拉着拖鞋，衣冠不整地踱进编辑室。别的房间的人，都闻声而至。

他和大家一起东拉西扯，聊了起来，也讲笑话，也说工作，国家大事，马路新闻，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谈笑风生，无所不及。

舒芜回忆，聂绀弩“往往正事交代完了还坐在那里，一聊就好长时间，什么都聊，思想也交流了，工作问题也解决了”。他这种被舒芜称为“宽松自由”的领导作风，后来被批评为“闲谈乱走”、“言不及义”、“一团和气”。二编室同仁对聂绀弩的“相当拥护”和“佩服”，也被指责是搞“独立王国”。因为付给在工作时间搞《李白诗选》、《红楼梦》、《屈原集》校注的舒芜、张友鸾和文怀沙等几位编辑稿酬，又被说成是“关门办社，打伙求财”。

一天早晨，要去上级机关听报告，都快出发了，聂绀弩依然高卧不起。楼适夷冲进去，拉他起来。他睁开惺忪的睡眼，问：

“谁做报告？”

楼适夷告诉他，是××。

他一晃脑袋，“他吗？让他昕听我的报告还差不多，我去听他？还不是那一套！”说完，继续睡他的大觉。

早在1938年9月，周恩来介绍他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时，他就因经常夜里在油灯下看书、备课、编稿、写作，早晨起得迟，不能按时出早操，引起副军长项英的不满，说他“吊儿郎当，有文化人的臭习气”，还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过他。

周恩来说聂绀弩是“大自由主义者”。夏衍说他是“彻底的自由主义”。他则自认为是“民主个人主义”。

惊世骇俗的聂绀弩，以及由聂绀弩这种人物造成的独特的精神氛围、人文环境，或许是那时人文社最具魅力的所在。如今置身于有一条叫“效益”的狗老是在身后拼命撵着你的“职场”，当年那种特殊的氛围和环境，也许是最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所不胜神往的吧。

在聂绀弩的主持下，二编室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1953年，为配合世界和平理事会建议的世界名人纪念活动，编辑出版了线装本《楚辞集注》。1954年，编辑整理了《琵琶记》，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副牌出版。

从1953年起，陆续编辑出版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新校注本。在出版史上，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加注解，是由此开始的。

这一开创性的尝试，引起了社会很大关注。《水浒传》出版后，《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短评，表示祝贺。聂绀弩应邀到京、津、沪、宁、杭等地，做《〈水浒〉是一部怎样的小说？》的学术报告，多达五十多场。

顾学颉认为，聂绀弩所主持的人文社二编室的工作，“奠定了解放后中国古典文学出版事业的基础”。

1955年7月，“肃反运动”开始，正在江西出差的聂绀弩，被紧急召回北京，关在社外的一个什么地方，“隔离审查”三个月之久。由于介绍他参加“左联”的胡风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介绍他人党的吴奚如已被定为“叛徒”，加上他个人复杂的历史经历和社会关系等原因，他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

直到1957年2月，才对他做出结论和处理，说他“长期以来，在政治上摇摇晃晃，思想上极端自由主义，生活上吊儿郎当，对组织纪律极端漠视，毫无原则和立场，以致在政治上敌我不分……”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处分，撤消副总编辑职务。

反省期间，他对自己头上顶着的“反革命的头衔”，心里很不服气，但又不得不不停地写“交代材料”，有两三个月时间，“越写越觉得自己像个由国民党或简直由特务机关派来的”，“越写越恐怖”，甚至产生了一种“大虚无”、“大恐怖”。

他写了《反省时作》诗六首，第二首云：“只道生虚五十载，谁知咎犯百千桩。伸长八尺灵官殿，大喝一声白虎堂。天若有头砍当怕，地虽无底揭也慌。何人万缕青丝发，不为昭关一夜霜。”

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派”运动中，他又被列为人文社“右派骨干分子”，被看做是“二编室右派小集团进攻肃反的旗帜”。

1958年1月11日，人文社整风领导小组《对右派分子聂绀弩的处理结论》所列他的“主要反动言行”是：在整风中两次帮周颖修改发言稿，“攻击、污蔑党的肃反政策”；同张友鸾、金满成等右派分子时有来往，“向他们煽风点火”；还说“胡风不逮捕也可以打垮”；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仍继续攻击党：“磕头求人家提意见，提了又说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近乎骗人，人家不讲一定要讲，讲了又大整。”

这个“处理结论”还写道，聂绀弩“一贯不老实，开始完全否认其反党言行，直至其他右派分子交代后才被迫承认，但至今尚在抵赖，诡辩，拒不签字，毫无悔改诚意”。

某日，人文社开会批判“右派分子”。等聂绀弩到的时候，人都来齐了，坐了满满一屋子。他走进会场，一看，“分子”们灰头土脸地挤坐在一起，被称为人文社“右派分子”“青天”的冯雪峰，也在其中，他的身边，正好还有个空儿。

于是，他不紧不慢地踱过去，抬起手，指了指：“噢，这个位置是我的。”说罢，坦然坐了下来。

P38-45

此书2006年中草草写毕以后，颇有精疲力尽之感。桌上放着印出来的书，几乎没有勇气再翻看。这些粗浅的文字，也竟然被印成了书吗？

后来，好意的同事和朋友，提议再继续往下写，但那时意兴阑珊，一点写下去的愿望也没有。

直至去年底，因了友人的约稿，才又慢慢重新燃起热情，勉力陆续写了几篇，《聂绀弩的“独立王国”》、《无限夕阳楼主人陈迩冬》、《初冬怀王仰晨先生》等。另细读若干新旧材料，对原来的内容文字，做了程度不同的增补、删削和润色，以尽可能弥补所感到的某些缺憾。

这次增订，本打算原书名不变，但排版的时候，不知怎么就想到了明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而且朝内大街166号，这座灰砖老建筑，也将要被拆除，废弃，荡然无存，不再有任何踪迹。在原址，或许不久就又会矗立起新的大厦来。然而，不管是否还是166号，那都已不是我们的前辈以及我们，曾经工作于斯、歌哭于斯的，这座亲切而又熟稔的灰楼了。

166号，这座即将不复存在的灰色的老楼，只能在我们的记忆里，恒久地留存下去。

因了这个缘由，遂与责编周君及两位同事商议，决定将新版书名改为：《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

月初的一天，曾到清华园去，路过近春园，顺便到那湾池塘去转了一过。时候是黄昏，落日的余晖笼罩着，渐起的暮霭，弥漫浮荡开来，满塘高低错落的荷叶，虽依旧密实而东倒西歪地立着，然而大半已经变黄，甚至枯萎了。

一些浅淡下去的绿叶子，点染其间，显得格外稀罕。干死的莲蓬，虽寥寥无多，但极触目。

忽忆起朱自清先生笔下的夏夜荷塘，那是何其柔媚旖旎呢；再看眼前的秋日景致，枯索、萧瑟的气息，分明地透示、散发出来。

从春至夏，再到秋冬，四时不同，万物皆有荣枯生死，一切都将老去、逝去，没有例外。

走着，看着，想着，鲁迅1932年写的一首诗《偶成》，随即浮上了心头：

文章如土欲何之，

翘首东云惹梦思。

所恨芳林寥落甚，

春兰秋菊不同时。

2010年10月28日王培元记于灯市口

屋外冷雾弥漫，满天阴霾。

独坐在北窗下，面对着案头刚看完的一摞校样，心中涌起了一阵感动，还有一丝莫名的惆怅……

近几年来，在私下闲聊或者是开会的时候，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谈起冯雪峰、聂绀弩等诸位人文社前辈的旧事逸闻来。有的年轻同事听了。建议我写一写他们。

2004年春季的一天，《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庄建女士大驾枉顾，她希望我谈谈，作为一个编辑，是如何理解人文社历史上形成的宝贵传统的。

我对她说：“笼统地谈人文社的传统，我一时真是说不出什么；我只能从一位位具体的前辈身上，来感受人文社的传统。”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的行止，他们的文字遗产，他们的个性和人格，是人文社历史传统中最具生命力的元素、最有魅力的部分。

庄女士就问我写过他们没有。我说：以前只写过一篇研究冯雪峰的学术论文，还有两篇关于聂绀弩和牛汉的随笔之类的东西。她嘱我找出来给她看看。

去年2、3月份，《出版广角》编辑朱璐君远道来访，约我以系列专栏文章的形式，专门写一写我所了解的人文社的前辈们。

我能写好那一代知识分子吗？

心里真是没有什么把握。但面对朱君的盛情，只好说：“我试试看吧。”她回到南宁不久，就打电话来说：“选题定下来了。”

于是，虽自知这是不自量力，也只有勉力为之了。我一边看书，一边搜集材料，一个月一篇地写了起来。

有一次，在电话里和林贤治先生提及此事，他以为做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他还说：“你写的不止是你们人文社的前辈，这些人都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你是在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画像。”

给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画像，他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给我以有益的启示。

是的，我所写的这些前辈中，既有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杂文家、剧作家，又有著名的理论家、翻译家，他们的经历、遭际、命运，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中，无疑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为他们画像，摸索他们的魂灵，恐怕会有某种价值吧。今天，我们似乎仍然生活在他们的长长的身影里。仿佛记得有人这样说过：“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警钟。”

前辈们已经走人历史、化为历史，前尘如烟似幻，往事似影如梦，我们只能远远地遥望其模糊、斑驳的背影。我只是尽自己的努力，去勾勒我所看到的前辈的面影，抒写我眼里所见的前辈的人生，感受和接近前辈的灵魂。自然，看人、看作品是因人而异的，倘若在不同的人和眼光看来，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吧。

整个写作过程，情感总是处于激动之中，时而深长地感慨，时而悲伤’地叹息。写到后来，疲累之感不时袭来，似乎激情已经耗尽，越写越不满意。

“也许该停下来了吧，”我想。人文社值得写、应该写的前辈还有很多，限于自己的接触、了解、眼光、学识和笔力，这一次也只能写这十三位了。这是很遗憾的。如果可能，我当努力，有机会再继续描写其他前辈，并对此书做必要的修订。

在写作和成书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师友、同事的鼓励、帮助和鞭策。牛汉、舒芜、绿原三位先生热情欢迎我登门造访，并提供照片、书刊等珍贵史料；楼适夷先生的夫人黄炜、严文井先生的夫人康志强、蒋路先生的夫人凌芝、孟超先生的女儿陆沅、韦君宜的女儿杨团、秦兆阳的女儿秦晴等人，也都向我提供了她们保存的照片、资料，或珍藏的遗物；巴人之子王克平从上海寄来照片；绿原先生的女公子刘若琴热心地帮我扫描、发送图片；冯雪峰先生的公子冯夏熊，以及其他前辈的后人，也都慨允我使用相关照片。我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这组文字，《出版广角》从去年第6期开始，到今年第7期为止，一共刊发了十四篇。《上海文学》、《传记文学》刊载了扩充后的部分篇章，《美文》也计划发表其余的一些篇什。在此过程中，社里同事有的建议我把文章合为一体，结集出书；有的提出了很中肯的修改意见；还有的向我讲述他们了解、掌握的有关重要线索和情况。杨柳君曾对我刚完成的几篇初稿，亲自动手，进行过认真细致的加工润色。周绚隆兄力促拙稿出版，并担任责任编辑，在审读中改正了一些讹误。在写作过程中，人文社领导也给予了关照和支持。在这里，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还要向林贤治先生致谢，感谢他为此书写了很好的序言。

现在，竟不揣谫陋，把这些幼稚的文字集中起来，再辅之以各种图片，即将印出一本“图书”来了，诚望得到读者朋友们的批评和指教。

2006年11月20日王培元记于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