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迪·道伯森所著《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一书，就是对这一深远影响进行的深入分析与大胆预测。与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各种分析中国经济与印度经济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的著作不同，道伯森的著作具有“发展的视角”，不是停留在对过去与现在的描述与批判当中，而是动态地分析问题，把这两个经济体的崛起，看做一个历史的过程，着眼于过程的演变，展望未来，对未来的趋势作出了预测。

崛起中的中国和印度，其经济的飞速发展、多样化及战略重要性已经引发了全世界对其未来的期待甚至恐慌。在这本分析中印两国的制度、人口和政治变革的书中，温迪·道伯森教授描绘了一幅富有创见且令人惊叹的画卷：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之源。《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通过认真审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当前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和印度的核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作出大胆预测。这些期盼中的变革将引导并重塑未来的商业决策。

在《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中，温迪·道伯森教授预言，到2030年，尽管中国的人口结构将老龄化，发展也将逐步放缓，但其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印度和日本。印度也将在实现庞大的农业人口现代化、消除文盲的道路上大跨步前进，并且成为新兴的创新型制造业强国。中印自由贸易协定势将成为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合作基础。在世界已经从全球经济危机中苏醒并重新评估过去的商业模式的契机之下，《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展现了中国和印度重塑亚洲经济版图、引导全球经济制度变革的清晰前景。

前言

第1章 中印经济增长何以如此之快

 1.1 维持高增长

 1.2 经济制度及崛起

1.2.1 中国的制度

1.2.2 印度的制度

 1.3 实现中印的全部潜力

第2章 开发人力资本

 2.1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2.2 印度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2.2.1 何以如此多的印度人依赖农业

2.2.2 印度劳动力的现代化

2.2.2.1 对女性的态度

2.2.2.2 教育机会和质量

2.2.2.3 劳动力的流动性

 2.3 未来：印度年轻人将如何就业

 2.4 松散的印度

第3章 “金融之剪”：必须更加锋利

 3.1 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

 3.2 印度金融体系的发展

 3.3 使“会融之剪”更加锋利

3.3.1 降低政府所有权

3.3.2 增强竞争

3.3.3 改善基础设施

3.3.4 更加聪明的监管

 3.4 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

 3.5 融资未来：小型私营企业

3.5.1 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

3.5.2 印度的中小企业融资

 3.6 近在眼前的挑战

第4章 从后来者到技术巨人

 4.1 中国和印度的国家创新体系

 4.2 中印两国的企业及其能力

4.2.1 中国企业的经验

4.2.2 印度企业的经验

 4.3 成为巨人尚需时日

第5章 冲刺、爆发、绊脚石

 5.1 绊脚石：不平等

5.1.1 预期在增加，矛盾在激化

5.1.2 中国的人口障碍

 5.2 资源有限和环境恶化的障碍

 5.3 中印能否及时处理市场失灵

5.3.1 中国尝试解决市场失灵

5.3.2 印度尝试解决市场失灵

 5.4 增长的绊脚石

第6章 重心转移进行时

 6.1 适时调整商业战略

 6.2 中国和印度是否无所不能

 6.3 西方比较优势的机会

 6.4 管理重心转移

第7章 2030：亚洲新势力与世界经济

 7.1 2030：中国和印度的增长状况

7.1.1 中国能维持高速增长吗

7.1.2 印度能维持高速增长吗

 7.2 中国和印度共舞

 7.3 处于十字路口的亚洲

 7.4 二十国集团、亚洲新势力和全球经济架构

 7.5 2030年：美国、中国、印度首位平等

鸣谢

译者后记：世之所向、龙之归途

印度的转折点则出现得相对晚些。2006年，新德里附近的高科技园区诺伊达（Noida）的一位负责人向我描述了这种转折如何影响了他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他结束了工程专业的学习后，父亲为他在化学行业的首次创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十多年间，他生产并向印度的客户销售化学制品。之后，1991年印度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且无力支付进口。这次危机触发了政府经济政策的根本性改变。20世纪70年代，印度对贸易和国外投资者一度关闭的大门重新打开，使得印度的经营者们不得不面对来自国外的竞争。化学行业的经营者们最初的反应是“我们将如何应对失去政府保护的情况，以及如何抗衡那些咄咄逼人的国外竞争对手？”但很快，他们开始考虑到，“如果国外竞争对手能够来到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我们不能去他们的国家呢？”到2006年，这位负责人最初的小规模创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科技为基础、拥有超过5亿美元资产、3.3亿美元销售额的制药公司。

以上两个例子都说明了，制度的改变、激励对人的解放、金融支持以及科技创新如何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外界都将中国和印度视为人口过于稠密的“经济瘫痪体”，认为其难以融入整个世界。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印两国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驱逐出去，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中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踵而至的是1958～1960年的“大跃进”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印度于1947年脱离英国的统治，在极度痛苦的动乱中，巴基斯坦独立出来并建国。数以亿计的人民只能依靠农业为生，虽然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稍微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但由于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总理的社会主义政策、1975年强迫接受的紧急统治、1980年不彻底的经济自由化以及1984年的暗杀事件，印度的经济进程一直未能快速展开。

这两个国家的危机都没有对其他国家产生太大的影响。但脆弱的经济增长对中印两国的政府来说则非同小可，正是经济危机打开了经济政策和制度改革的机会之窗。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将中国的经济表现与其快速发展的邻居“亚洲四小龙”做了比较。那时，中国80％的人口仍是农民，农业主导经济，生产效率低下，原本可以用来建砖窑、铁路或公路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农民通过体力进行耕作和施肥。大城市之外，清新的空气如同水晶般洁净。路上的交通工具只有供高官使用的大型红旗牌轿车，以及供普通民众使用的公交车和自行车。在上海和北京的外国游人被安排住在政府宾馆或少数被允许接待外国人的旅馆。

作为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一部分，正如我在庐山所见，中国的领导者们允许农民将盈余的农产品出售，并鼓励市场开放。相应地，中国农村的产值和收人均明显提高。在此成功的基础上，政府开始逐渐地从经济中撤出，开始在特定经济领域谨慎地打开国际贸易之门并鼓励国外投资。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要让一部分人（也就是沿海城市地区的人们）先富起来。”为了强化这一理论，中国实施了降低人口增速的独生子女计划，以及通过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家庭登记系统“户口”，来限制农村人口向沿海城市的迁移。

印度的机会之窗于1991年打开。当时，进口石油价格飞涨，出口市场也随着其主要贸易伙伴苏联的解体而消失。这两种危机令印度的外汇储备消耗殆尽。为了抓住机会，当时的财政部长（后来的总理）曼莫汉·辛格（Mannohan singh）放宽汇率，废弃贸易保护制度，例如许可证制度，要求企业在从事进出口业务前必须获得政府许可，其成本高、耗时长，并且滋生了行政人员的腐败。随着印度市场对国外竞争者的重新开放，诸如前面所提到的在诺伊达的印度企业，开始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由竞争。P4-5

20世纪后期，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人口大国开始了经济发展的进程。放眼未来，可以说，中印两国的发展将对21世纪、对未来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温迪·道伯森（Wendy Dobson）所著《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一书，就是对这一深远影响进行的深入分析与大胆预测。与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各种分析中国经济与印度经济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的著作不同，道伯森的著作具有“发展的视角”，不是停留在对过去与现在的描述与批判当中，而是动态地分析问题，把这两个经济体的崛起，看做一个历史的过程，着眼于过程的演变，展望未来，对未来的趋势作出了预测。

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但是人类的基本属性是相同的。这是经济学分析的一个基础假设。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印度的发展，其基本的动因，即追求富裕、追求进步，是相同的，为此需要进行体制的变革、市场的深化，经济的开放，等等，这些都是相同的。在其发展初期所遇到的问题，比如收入差距、教育落后、金融压抑、资源约束、创新不足，等等，应该说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印二者的不同之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实主要是历史起点的差异：中国的起飞是以2000年延续的中央集权体制和改革开放之前30年封闭的、国有制为主的计划经济为起点，印度则以200年的殖民地和独立后的民主政体为前提，再加上二者在文化与宗教背景方面的一些差异。起点的差异会导致以后出现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导致后面若干发展阶段中在增长方式、经济结构、经济表现上的不同（比如中国中央集权体制与基础设施发展较快有关，原来的收入相对均等导致差距扩大的痛苦相对更大，等等，而印度则因历史的原因，私人企业相对更为发达，企业国际化程度更高，金融深化程度较高，“外包”经济更为发达等）。如果分析当今差异的原因，当然还要加上发展阶段的差距，比如中国的起飞毕竟较早一些，人均收入水平已是印度的两倍。对于这些异同的分析，每位作者都会有所侧重，结论也会有所不同。我这里想说的只是，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把各国的情况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去进行动态的比较，把一个国家在现实阶段上的各种现象，放在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中去进行横向与纵向的分析，才能把握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正确地预见未来。《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一书，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能够具有“发展的视角”，把当前中国与印度面临的各种问题从历史与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才得出了一些与他人不同的结论，才对未来作出了较有说服力的预测。

中国与印度（再加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崛起，当然会导致世界格局的变化。再考虑到由美国为起源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发达国家增长速度的放缓，当今世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以及有关“亚洲世纪”的讨论。毫无疑问，以中国和印度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此导致世界经济格局以及政治格局的变化。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观点与作者略有不同。在我看来，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亚洲将成为世界唯一的重心或主导，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没落”，而只是使世界更加“均衡”，使“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更加平衡。过去几百年，只有西方的十几亿人加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享受到了现代经济的物质文明，并在事实上“统治”了世界，主导着世界演化的进程，现在，新兴市场加在一起，有大约40亿人正在摆脱贫困，开始具备市场竞争的能力，加入消费市场和现代化的进程，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经济体的总量将占到世界经济的50%以上。所有这些，不是会使我们的这个世界更加均衡与“和谐”了吗？40亿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过来也一定可以为发达国家提供新的增长的空间与动力，它们也会在新的世界格局下有新的增长。最终，只是“重心”多了而已。现在的发达国家，虽然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会在许多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仍然是决定世界事务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会促使现在的发达国家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汲取新兴国家的新鲜经验，使它们在新的条件下实现新的增长。这也是一个希望：亚洲的崛起，不是导致冲突的加剧，而是形成一个“多重心”的、多元化的、更加平衡与和谐的世界！从中国与印度的发展经历出发看问题，这是有希望的：毕竟，这是21世纪了，中国与印度必须靠创新来解决它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资源约束的问题，而不可能再去靠战争与掠夺。这个世界应该会因亚洲的成长而更加和谐！

温迪·道伯森博士曾长期在本国和国际组织中任经济官员，然后回到学术界，长期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多次深入地对中国和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的考察与研究，这就使得她的著作与西方大量存在的那种仅从一些理论模型出发、从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出发写出的东西有很大的不同，充满着“实感”。这也是我本人特别推崇她的研究的原因之一。希望这本著作中文版的问世，使我们中国的读者能从她的研究中获益，使我们的研究者、决策者、企业家、金融家们，能够更全面地分析我们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的问题，以更加宽广的视野，促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更好地发展。

樊纲

2010年11月5日

译者后记：世之所向、龙之归途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光彩夺目的华丽乐章。台前的荣耀每每令无数国人心神激荡，而台后的混沌却常令有识之士惴惴不安。

适逢全球政治、经济乱世迷局，敢问：龙行天下，路在何方？

译者自2003年起，归国从事风险管理工作，深切体会到近10年以来，国际金融和经济形势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各类金融机构、大型国有企业已经从过去对风险管理漠然置之，逐步转变到当前对风险管理的高度重视。但展望未来20年，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将如何发展、演变，中国又当如何应对呢？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温迪·道伯森教授，基于其在中国、印度以及国际政治舞台中的亲身经历，在本书中为我们拨开历史与未来的迷雾，高瞻远瞩，用数据与实证为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指明了到2030年之时，世之所向、龙之归途！

20世纪60年代，温迪·道伯森教授曾在印度工作和生活。自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翻天覆地的变革以来，温迪·道伯森教授就多次到访中国。20世纪80年代，温迪·道伯森教授出任加拿大助理副财长，并在七国集团负责国际金融外交。自1993年起，温迪·道伯森教授执教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国际商业学院，并主导相关领域的研究，曾出版过20余本书籍，并发表过多篇论述亚洲和国际经济问题的文章，其中很多著作被翻译为中文。温迪·道伯森教授撰写的《跨国公司与东亚一体化》一书，曾荣获Ohira奖，被誉为论述亚洲的最佳英文书籍。

自2004年起，译者亲与温迪·道伯森教授广泛、深入地走访了中国相关政府机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以及在华的国际机构，与各级政府官员、企业、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著名学者等各界人士，共同就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国家研究与创新能力、当前全球金融体系所面临的风险管理问题等，进行了深刻且具有前瞻I生的探讨，获得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并成为本书探求真相、预测未来的重要依据。

本书英文原著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并在全球发行。2010年7月，译者受温迪·道伯森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和中国金融出版社的委托翻译此书。译者虽与温迪·道伯森教授相识并共事多年，但在翻译的过程中，依然惊叹于温迪·道伯森教授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的博大精深与睿智。正是因为有了复杂的思想，才能总结出简单的法则；也只有智慧的头脑，才能将复杂的困局一一化解。本书虽短短百余页，但温迪·道伯森教授对当前中印两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以及对未来全球经济与政治发展的精辟论断充盈其中，针砭时弊、简明扼要。可以预见，未来20年，中国、印度、美国在经济上将逐步实现首位平等，但发展的道路也注定充满了风险与挑战。

同事与友人常和译者研论：时局迷乱、世事浮华，当如何进行风险管理？译者的回答便是“耐住寂寞、挡住诱惑”。答案看似简单、质朴，但恰恰警示了世人应当如何从此次危机与惶恐中清醒过来，避免再次陷入更大的危机。相信在未来几十年中，风险管理都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书翻译数易其稿、反复修订，历时半年终于完成。刘立新、刘明瑶、牛浩泽、王晓庆、何迎捷、陈文娟等人积极参与本书的翻译和修订工作，他们的专业知识、文学修养和勤勉奉献的精神令人钦佩。同时，衷心感谢中国银行业协会的郭三野、冯蓬蓬，以及中国金融出版社的戴硕、董飞，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需要特别感谢的是，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樊纲先生专为本书中文版作序；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洛伦·勃兰特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温德·潘纳加里亚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教授、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先生为本书题写书评，欣幸之至！

限于译者水平，翻译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赵长一

2010年11月于中国杭州

《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一书基于历史趋势，以其独特的发展视角，分析展望了未来20年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预测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我以为，中国人应该这样来领会这本书：作者所预测的中国经济的崛起只是一种趋势，一种可能，其实现还有待十几亿人更艰辛、更智慧的不懈努力！

——杨再平，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巡视员

《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中国和印度如何实现增长潜力、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同时也为我们展望世界经济，尤其是理解未来中国、印度经济的发展与互动，提供了可贵的知识基础。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以一位西方学者特有的洞察力，诠释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的现代经济增长史，展望了两国在未来20年间的发展前景及其决定因素，以及两国“崛起”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全书气势恢宏，具有震撼力，值得所有关心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和世界经济格局变迁的人们认真一读。

——张礼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是一本全景分析中国和印度当前状况及未来发展的出色书籍。

——洛伦·勃兰特，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

《亚洲新势力——2030：世界经济重心转移》描绘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巨人崛起的动人画卷，非常有助于理解两个国家的相似和不同之处，以及在未来20年这两个国家可能导致的全球经济变革。

——阿温德．潘纳加里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