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论管理大有可为,但是不要期望历史能够给当代的管理活动提供现成的答案。比附式的解说历史或机巧式的套用历史,恰恰会失去对历史的尊重。比如,在企业困难时期重新走一走长征路,仿照三大战役的方法搞搞推销,在《孙子兵法》中学一点减灶增灶的惑敌之术等,都属于小聪明,不属于大智慧。历史不会重复,但又在不断重演。从趋势的角度看,阳光下没有新鲜事;从具体的角度看,人不能过同一条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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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史海管窥(掌故中的管理智慧) |
分类 | 经济金融-管理-管理学 |
作者 | 刘文瑞 |
出版社 | 中国发展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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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以历史论管理大有可为,但是不要期望历史能够给当代的管理活动提供现成的答案。比附式的解说历史或机巧式的套用历史,恰恰会失去对历史的尊重。比如,在企业困难时期重新走一走长征路,仿照三大战役的方法搞搞推销,在《孙子兵法》中学一点减灶增灶的惑敌之术等,都属于小聪明,不属于大智慧。历史不会重复,但又在不断重演。从趋势的角度看,阳光下没有新鲜事;从具体的角度看,人不能过同一条河流。 内容推荐 培根讲读史使人明智,自有他的道理。历史学要弄清楚的,就是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就是解释各种各样的证据,认识人自身。 管理,说到底必须从人出发,而人又是历史的产物。当我们身陷现实的迷宫,历史的路标其实一直在那里招手。因而,以历史论管理大有可为,但不要期望历史能够给当代的管理活动提供现成的服务。比附式的解说历史、机巧式的套用历史,恰恰会失去对历史的尊重。因为历史不是若干事件的堆砌,不是一连串年代的累积,也不是个把风云人物的业绩账簿——历史是一种智慧。 目录 历史深处的探寻 从传统文化中学什么 “正名”与管理 关公式诚信的中西差异 伦理式诚信的源流 本土诚信资源同现代化的冲突 糅合两种诚信的可能途径 儒吏之争的历史轨迹 儒和吏的差别何在 儒的吏化和吏的儒化 儒吏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 儒商的前世今生 无为而治的深层含义 掌故背后的智慧 智氏是怎样灭亡的——德才关系辨析 齐威王的兼听——怎样使管理信息不被扭曲 敢不敢用孟尝君——用能人的难处 选谁当丞相——情境与用人 商鞅变法中的封口——如何对待决策的不同意见 司马错伐蜀——虚名与实惠的选择 李斯的算计——决策的成本与价值目标偏移 杨墨和庄周——化解职业紧张的先驱 刘邦和项羽的比较——什么样的人能当领导 刘邦封雍齿的启示——领导如何用权 刘邦用陈平的启示——怎样用能人 周亚夫不救梁的教训——决策的两难 如何用好“飞将军李广”——借重偏师的思路 丙吉问牛——管理中的大事和小事 贡禹的进谏——上下级关系的处理准则 廉范治蜀——“正强化”的运用 马援告诫子弟的含义——榜样的选择 诸葛亮和毛奇的差别——靠人才还是靠组织 《隆中对》的失误——文学描述不等于理性分析 再谈《隆中对》的失误——使命与策略的背离 三谈《隆中对》的失误——战略的调整和转移 三大割据时代的思考——“礼崩乐坏”和“基业长青” 九品中正制的管理弊端——“硬指标”和“软指标”的冲突 司马师赢得支持的奥秘——“领导责任”该如何承担 苻秦的教训——从快速扩张到公司崩溃 从“停年格”到“循资格”——资历也是好东西 隋炀帝的聪明和大手笔——“做大做强”的陷阱 魏徵是怎样批评唐太宗的——“雅量”与“求实”的关系 唐朝使者不能买马——管理中的“顺便” 武举为何成了摆设——制度的隐性作用 唐朝科举的“龙虎榜”——赛马也需要伯乐 李林甫和杨国忠——政客和流氓的区别 朱元璋严刑酷法的偏失——性恶论和小人得志 “廷杖”的效用——惩罚是如何变成激励的 增秩留任的演变——制度是如何异化的 文化思考的表与里 科举的两种弊端与管理对策 另一角度看八股 康熙为何恢复八股考试 孙嘉淦谈“三习” 乾隆的惶恐——文化冲突对管理的影响 “指东打西”的管理效应 “陋规”是怎样形成的 雍正“耗羡归公”的得与失 “陋规”演变以及“耗羡归公”的启示 漫谈古代的吏员 漫谈古代的衙役 漫谈古代的师爷 漫谈古代的长随 “官不修衙”和软品牌 传统衙门建筑的文化效应 转型社会的忧与思 专制王朝的轮岗和易地任职 太平天国的科举和皮毛关系 “洋科举”和文化研究的误区 左宗棠和樊增祥的故事——“学历”的用处 甲午海战失败的另类反思 陈宝箴批评李鸿章的启示 学京剧和学管理 袁世凯的兵变——不择手段的原罪 用人的“君臣佐使” 公仆·父母官·代理人 委员·首长·一把手 不可复制的管理经验 试读章节 这几年,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管理智慧的呼声不断高涨,针对企业老总举办的各种传统文化讲习班比比皆是。在企业家和经理人那里,时不时也传来运用传统文化解决管理问题的成功案例。但是,有一个前提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就是我们究竟要从传统文化中学习什么。 传统文化包括的范围极广,读《老子》、《论语》固然是学习传统文化,看《三国》、《红楼》未尝不是;以《孙子兵法》、《曾国藩家书》的智慧驰骋商场是传统文化,用《周易》、相术甚至风水堪舆之类迷信手段辅佐经营何尝不是?我们暂且把传统文化中迷信愚昧的一面撇开不论,即使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结晶,也有一个从中学习什么、如何选择、怎样进行价值评判的问题。 在我看来,目前对传统文化的倡扬,已经出现了某些误区。如果不注意,对企业经营和管理,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例如,对传统文化中兵法类、辩证类、权谋类读物的偏爱,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误区。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凡是讲运用传统文化进行管理的,经典作品往往以《周易》为主,诸子作品往往以《老子》和《孙子兵法》为主,文学作品则往往以《三国》和《红楼》为主(当然,不全是)。这种选择,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倾向。不客气地说,许多人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的管理智慧,往往带有“权谋”甚至“厚黑”的影子。中国的诸子典籍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喜欢《老子》和《孙子》?《老子》固然富含辩证法,但毋庸讳言,《老子》里充满了权谋式的理智。仔细读它,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一个睿智的老头,用他深邃而冷峻的目光,剥掉了形形色色的伪善,给人类社会还原出一个“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的蒙昧世界。这个蒙昧世界的本质与丛林世界近似,奉行的是计谋和策略。如何以柔克刚,如何以弱胜强,《老子》给我们津津乐道的是那种玩世界于掌上的“术”。所以,有学者坚持认为,《老子》实际上是一部兵书。《孙子》更是直接进入了战争领域,包括谋略、用间、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确实同商场有点相像。读这些,真的能提高管理水平吗? 至于《三国》和《红楼》,其文学地位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用于管理也可质疑。《三国》里有太多的权谋厚黑之术,辨识力不强就可能误入歧途。《红楼》中的细腻情感似乎是商家不感兴趣的,而凤辣子的强悍和心计、贾雨村的走门路和徇私情、平儿的忍辱负重、探春的精明强干,才是商家的榜样。没有人写贾宝玉的管理之道,却有许多人在王熙凤身上寻找管理诀窍,以《红楼》为管理蓝本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小说原意。 这种偏差不能完全归之于文本,好的文本也有可能出现歪读。正如鲁迅讽刺四大发明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境遇那样,即使如四大发明,也有正用和歪用之分,罗盘是用来航海还是用来看风水,责任不在罗盘本身。《老子》的正题是辩证和智慧,讲述的是世界根本之“道”,《孙子》更是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带兵的道德与不道德等有精辟的论述。但是,我看到的文章书籍,只要涉及管理,则很少弘扬《老子》《孙子》的这些内涵,而是抓住其中的技巧性手段不放。倡导“术”而忽略了更为本质的“道”。这样学习传统文化,恐怕只能事与愿违。 要解决从传统文化中学习什么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学习是“为人”还是“为己”的问题。《论语·宪问》中载,孔子曾感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古代真正学习的人,是为了使自己得到充实和发展;如今太多的人学习,不是为了自身的提高,而是为了对付别人。不管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学习都有目的差异,这种差异又集中表现为价值性和工具性的差异。只有“学以为己”,才能真正汲取文化中的养分,凡是“学以为人”,说穿了就是把文化当作工具性的敲门砖。当今世界,这种学习的异化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比如,读学位不是为了提高自身素养,而是为了拿到个牌子;看书不是为了增长自己的知识,而是为了找出对付别人的技巧。这种学习,也可能有一定成效,但却失去了学习的本质,所收到的效果也是买椟还珠而已。君不见,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被许多人摆在桌面甚至装裱悬挂,然而,郑板桥那种看穿世事的豁达磊落,在有些人那里却变成了装聋作哑的处世窍门。“难得糊涂”本来要与挺拔傲立的青竹相伴,在有些人那里却变成了任人践踏的车前草。 P2-4 序言 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在这个海洋里出没的人形形色色,其中不乏专精于一泳成名的职业选手,也有不求奖牌但求刺激的业余冲浪者,还有到海底探险、去极地科考、研究海洋生态、观测洋流走向的科学工作者。这些都是好手,本人不敢比拟。现实中,更值得尊敬的是那些勤勤恳恳日复一日出海打鱼的渔民,是那些忍受着单调和危险去同风浪搏击的海员。同他们的辛勤相比,本人益发惭愧。尽管比不上这些人,但出于对历史海洋的喜爱,自己也会时不时地徘徊海边、徜徉沙滩,抽空扎个猛子下水欣赏海底世界,乐在其中。欣赏之余也拾几枚别人看不上的贝壳之类,这本小书,就是漫无目的潜水中的感想。 多年来,自己游离于历史与管理之间,有一些感悟。在旧作《边缘琐语》中,自己坦承这种在学界的边缘状态。正因为身处边缘,也就有了到史海潜水的理由和机遇。近年来,从历史角度谈论管理的作品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也存在不足。所以,潜水偶得,也不妨芹献于众,供方家一笑。 多数人论及历史与管理的关系,往往是从实用角度出发,看看历史能不能给现实提供参照和借鉴。尤其是以管理为业的专家,言及管理驾轻就熟,但毕竟缺少了系统完整的史学训练,所以拿历史的某个片段言说管理的时候,有时难免搔不到痒处。另外就是以历史为业或以文化为业的专家,谈起典故轶闻一套一套,有的还在史学上有深厚的造诣,但缺乏管理学的熏陶,所以把史料用于管理的时候,往往流于肤浅的比附,甚至会张冠李戴。当然,任何人都有言说的自由,见仁见智是学界常态。况且,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隔行如隔山是精深的前提。但是,我们总希望社会发展中能够在不同山头之间架起桥梁,使人们更方便地到不同景区游览。笔者这种边缘角色,恰恰可以作这种桥梁的铺路原料,但愿不要被某些压路机碾得粉碎就好。 培根讲“读史使人明智”,自有他的道理。英国学者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认为,历史学是思想的一种形式,神学是关于信仰的思想,自然科学是关于外界的思想,而历史学则是关于人类的思想。历史学要回答的,就是弄清楚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就是解释各种各样的证据,认识人自身。要知道我们能干什么,就必须看我们过去干过什么。说到底,管理必须从人出发,而人又是历史的产物。无视历史,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凡是试图把历史踩在脚下的人,多半会被历史踩在脚下。英国的那位主编过《剑桥近代史》的名人阿克顿勋爵有许多广为流传的名言,其中一句却往往被人忽视,即“历史的教训就是——所有人都不会从历史的教训中真正学到教训”。在我看来,如果把这句名言作为座右铭,那么,或许就能跳出“学不到教训”的圈子——世界上的事往往是悖论。 我们不可能割断历史,当我们试图走出现实的迷宫时,历史的路标一直在那里招手。一本好的历史书,可以使我们在喧嚣之中回归沉静,可以使我们在浮躁之后回归坦然。中国历史过于繁复,这种繁复表现为同类事情总在不断上演,如果就事论事,难免失于肤浅。了解点历史的真相,对于深化人的思维有好处。历史不是一个个事件的堆砌,不是一连串年代的累积,也不是个把叱咤风云人物的业绩账簿——历史是一种智慧。12世纪法国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伯尔纳曾经说过:“我们好像侏儒坐在巨人的肩头,我们能比我们的祖先看得更远,比他们的知识更丰富。然而,如果没有他们积累起来的智慧引导,我们将一事无成。”透过历史,我们才能更准确、更深刻地定位现实。 以历史论管理大有可为,但是不要期望历史能够给当代的管理活动提供现成的答案。比附式的解说历史或机巧式的套用历史,恰恰会失去对历史的尊重。比如,在企业困难时期重新走一走长征路,仿照三大战役的方法搞搞推销,在《孙子兵法》中学一点减灶增灶的惑敌之术等,在我看来,都属于小聪明,不属于大智慧。历史不会重复,但又在不断重演。从趋势的角度看,阳光下没有新鲜事;从具体的角度看,人不能过同一条河流。历史的功用,在于增进人们的智识思考,而不是提供现成的模仿范例。凡治史者,应当具备陈寅恪先生在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时所提出的“历史的同情”。陈先生言:“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对于经营管理来说,当代管理学发源于欧美,有着浓厚的西方色彩。这种管理学,有着强烈的工具理性追求,具有严密的数理支撑,这正是它的优势所在。现代管理绝不能排斥由工业文明产生出来的人类智慧。如果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对抗机器大生产孕育出来的当代管理,那等于是用大刀长矛之类的冷兵器对付飞机大炮。我们可以说毕异的活字印刷术早于古登堡,但如果现在还要用木活字版或泥活字版取代古登堡印刷机,那多半脑子有问题。然而,这不等于我们可以彻底抛弃或割断自己的传统。从技术的角度看,传统的管理方法早已过时;但从精神的角度看,传统的文化积淀已然渗透我们的血脉。管理必须有理性和技术,但不仅仅是理性和技术。对历史经验的探索,对前人智慧的领悟,恰恰可以弥补理性的单一和冷峻。 笔者曾写过一篇《业余读史》,其中说:“在当今这个浮躁、世俗、功利、实用的社会,当你有生活追求、有正经专业、有谋生之道的同时,在生活之余、专业之外读点历史,我相信,你能得到某种智慧的沁润。”历史可以板着面孔,也可以幽默诙谐。即便是穿长衫而不入流的孔乙己,也能给咸亨酒店带来生气和笑声。认为历史枯燥无味,实在是一种误解。庄重严肃不见得就是深刻,白话俗语也不见得就是肤浅。当今的所谓学术文字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就是以故作深奥的术语堆砌掩饰内容的贫乏,以貌似学术、半通不通的洋泾浜遮盖思想的苍白。有些人穿了一身学术的铠甲,实际是为了罩住自己的肌肉退化。然而在通俗的另一面,当今面向大众的“水煮”、“戏说”又似乎有点调侃得离谱,尤其是有些细节的错失或者虚假,背离了史学的基础。对历史来说,细节是生命。通俗是让人看着舒坦,而不是制造谑头。可以给大众开设快餐店,但不能兜售掺了苏丹红的食品,有了苏丹红尽管更好看,却在不知不觉中危及性命。让学术回归思想,让大众领悟智慧,需要新的尝试。 古人治学,《汉书》可以佐餐,唐诗可以下酒,业余“三上”的日积月累,更是功不可没。笔者不揣浅陋,力求为“三上”增添几丝斯文,为消闲展示片段优雅。在未曾谋面的好友陆淼的催促下,完成了这本一得之作。其中部分文章曾经发表过,这次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改。但多年教书匠的习惯,致使一开口就有点像上课,呆板有余而活泼不足。虽然内心希望和读者有着完全平等的互动交流,也希望写得不致令人昏昏欲睡,但教书匠的习惯,改也难。既然是潜水偶得,那就免不了有时要被呛上两口,尽管有些近乎老生常谈,而在作者自己,却是发自肺腑的呛水诉说。呛水之后的所得,可能更加敝帚自珍。功耶过耶,有待读者评说。 是为序。 刘文瑞 2009年8月于西北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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