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热

没有人想得到，越来越受人尊敬的老作家巴金在这几年忽然和香港这个城市有了这样密切的关系。他本来是长时期在上海居住、工作的，除了抗日战争那几年流离转徙到中国的西南角。

以前，他只是在好几次出国途中，经过香港。也为香港美丽的夜色写过赞美的文章。

近年忽然和香港的关系密切起来，也还是由于文字因缘，一个作家，总是用他的作品和人们打交道。

“史无前例”的十年过去，中国在徘徊了一阵之后才大步前进，拨乱反正，局面不是一下子就马上天朗气清的，而且有些地方“左”手抓得紧，不肯爽爽快快地放开而开放。于是，有些作家的文章就先外后内，先在香港的报刊发表，再在内地的报刊刊出。巴金的《随想录》就是其中最著名的。这是他从一九七八年起陆陆续续写出来的随想式的散文，大约每周一篇，一年写它三四十篇，一年出一本小书，他打算出五本书，作为晚年留下的一点“痕迹”。《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已经出了四本，再写出一本，在这上面他就可以完成心愿了。《随想录》是总名。他当然还有更大的心愿，完成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和译完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大著《往事与随想》。

虽然是小书、小文章，却引起很不小的反响。由于讲的是真话，“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因此，很为人们所爱读。其中《回忆萧珊》一篇，情真意挚，是作者用血和泪写成的，感动了许多读者。文章虽然首先发表香港，很快就流传到内地，后来又出了英文本，就更是流传到世界各国了。巴金的小说读者众多，但也有些人过去没有读过他的小说，只是从这些随想文章认识到巴金的可尊敬：敢说真话，敢于解剖自己，更敢于解剖“文革”。当有人对“伤痕”还想讳忌的时候，他却不理这些，照样敢说、敢写。这几年，长期不倦(虽在病中，依然挥笔)，以大量篇章“彻底否定文革”的作家，他可以算得上是国中第一人了。

他并不是没有受到压力的。读者从《真话集》的《怀念鲁迅先生》和《鹰的歌》这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得到。前一篇文章是在上海的《收获》和香港一家报纸同时发表的。港报登出的受到了斧钺之灾，凡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去了，甚至鲁迅先生讲述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牛”，和“牛棚”有关。不是作者在《鹰的歌》中作出这样的揭露，人们就不可能知道在“四人帮”时代早已过去之后，还会发生这样的怪事。以至于作者忍不住又写了这样的话：“删削当然不会使我沉默。”当不能奋飞天空时，也宁愿像鹰那样，从悬崖滚下海去。这说得何等沉痛而悲壮！

《怀念鲁迅先生》受到这样的“私刑”，是在一个时期忽然不许多写“文革”的“禁令”正在推行，也及于香港一些角落之时。

而当著名演员赵丹去世前的绝笔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明里暗里受到一些人的斥责，大有遭受鞭尸的可能时，巴金在他的随想文章中鲜明地表示同意这遗言，还用赵丹另一句话做文章的题目：《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这又是何等沉痛而悲壮！

巴金的越来越赢得人们的尊敬绝不是偶然的。

这也使得他在一九八四年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而在典礼上，那篇本来应该是例行公文的校方赞词，却写得异常热情充沛，完全打破了那种西方式学府的传统，甚至使人们感到有些出奇。

在典礼之余，他成了唯一的明星，虽然同时接受荣誉学位的还有另外几位学者和知名之士。人们包围的却是他，连同时接受学位的一位英国学者也拿出自己收藏的巴金著作请他签名。  典礼之外，他还参加了好几次座谈会，每一回都是一次热潮。

有人说，与其说中文大学把荣誉送给巴金，不如说巴金把荣誉带给了中文大学。

有人说，一时之间，香港出现“巴金热”了。

他的《病中集》刚刚出版，一下子就被抢光。这是一本新书少有的市况。

他的活动经常成为报上显著的新闻。他不活动时，记者们就去访问他，为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特写。几十个记者簇拥着他拍了合照，比一般“要人”显得更“要人”。副刊上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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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的写作“以史料的丰富和准确，见识的精当和新颖，叙述的晓畅和有趣为特点。在可读性和知识性相结合的路数上进行了尝试”。

——引自人民文学1999《香港之学史》

罗孚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在《读书》上发表了一些介绍香港作家的文章，后汇集为《香港文坛剪影》，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93年2月出版。后经作者补充修订后以《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于同年出版。同期，作者还在大陆和香港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著名作家和艺术家在香港活动的文章，后收人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的《香港文丛·丝韦卷》之中。本书汇集了上述两部分内容，以《南斗文星高》名之。本次出版受作者委托作了修订，校正了部分讹误。

沈昌文先生多次建议并积极推动罗孚著作的出版，提供了许多第一手材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还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具体指导；黄苗子先生在住院期间为本书题写了书名；陈子善先生热情地撰写了推荐信并提出了一些建议；陈平原、李怀宇二位先生也给予了许多支持；田坤、董曦阳二位先生在前期做了许多重要工作；罗海雷先生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照片。在此深表感谢。

范用先生生前一直关心罗孚著作的出版。在本书付排期间，范用先生不幸去世，在此谨表哀悼。

辑一

 巴金热

 世纪同龄老画家——林风眠在香港

 回想《知堂回想录》

 周作人其文

 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

 回忆曹聚仁先生

 我所知道的叶灵凤先生

 凤兮，凤兮——纪念叶灵凤逝世十周年

 叶灵凤的后半生

 吞旃、坐牢及其他

 叶灵凤二三事

 关于《香港方物志》

 关于《读书随笔》

 繁花时节怀绀弩——《聂绀弩传》代序

 绀弩和香港

 绀弩和杂文

 怀念秦似

 秦似和香港

 萧红的骨灰

 蔡元培的坟

 鲁迅的演讲地

 章士钊二三事

辑二

 香港有亦舒

 金色的金庸

 陕影下的梁羽生

 三苏——小生姓高

 唐人和他的梦

 才女强人林燕妮

 粱厚甫的宽容和“鬼马”

 象西西这样的香港女作家

 倡伦——香港文坛拓荒人

 徐讦也是“三毛之父”

 刘以鬯和香港文学

 无人不道小思贤——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

 你一定要看董桥

 好一个钟晓阳

 《海光文艺》和《文艺世纪》——兼谈夏果、张千帆和唐泽霖

 杂花生树的香港小说

 东北雪东方珠

 香港的文学和消费文学——代后记

《南斗文星高》后记

我行我素我罗孚

在网上搜索“罗孚”这个词，往往可以搜到的是一个名贵的汽车品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罗孚”，却是一位文人，一位有名的文人，一位颇有来历的文人。

罗孚是他的笔名，他本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

他是一位报人。1941年在桂林参加《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的《大公报》馆工作，一共干了41年。徐铸成说他文品皆优，胡政之也说他头脑清楚。他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还编过《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和《海光文艺》月刊等。

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报人。

1947年，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的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反攻》的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在香港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廖公称他作“罗秀才”。

上世纪50年代，叶灵凤寓居香港，在他和朋友们的鼓动和帮助下，为左派报刊撰文，一时间凤兮归来，霜红正晚。70年代末，聂绀弩从沁园回到家，一副病躯，满脑子都是诗。他在香港以野草出版社为名，出版了聂诗《三草》，如今，老聂的诗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更早一些时候，查良镛还是一位编辑，写了几部电影剧本也没找到感觉，他鼓励这位同事在《新晚报》上开天辟地写武侠小说，以后，我们就看到了“金色的金庸”；类似的，还有梁羽生。再晚一些时候，他在《读书》杂志上写文章介绍香港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使得这位经济学出身的编辑，更上层楼，名满大江南北……

其实他还是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散文家，他把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册，有《风雷集》(1957)、《西窗小品》(1965)、《繁花集》(1972)和《香港文丛·丝韦卷》(1993)。作为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他不遗余力地为主旋律讴歌，似乎其中也有那么一点“风花雪月”。有人称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他却说，早年的文章不忍猝读，“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萧乾评论说：“这是巴金的《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

1982年起，由于一个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在北京蛰居了十年。从此，罗承勋改名为史林安。可是，黄苗子和郁风一定要管他叫“史临安”，临安者，南宋偏安之地后来的杭州是也。

北京十年，其实不是蛰居，是谪居。走了罗孚，来了“柳苏”。柳、苏，当是柳宗元和苏东坡。他说，我安敢自比柳、苏，只是取了其中的贬谪之义罢了。话虽这么说，事实上他成了“专职”的作家，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这期间，他写了介绍香港形形色色的《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和《香港文化漫游》，描绘了一幅97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他肯定香港是有文学的，也有很多好的作家。他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大陆和香港的报刊。他还读诗、写诗、解诗，自己写了许多首旧体诗，编辑了聂绀弩的诗集，写了《燕山诗话》。柳苏比起罗孚，又多了一点冷峻和老辣，好像还有一点忧伤和无奈。

当然，他还不止是写作，还有交游。和他作忘年交的有：沈从文、夏衍、冰心、启功、钟敬文，他的密友还有舒芜、舒湮，和他一起吟诗作赋、唱和作答的有：黄苗子和郁风、丁聪和沈峻、吴祖光和新凤霞、杨宪益和戴乃迭，还有黄永玉、王世襄、范用、邵燕祥……这些也都成了他的创作题材。他为新组建的三联书店写作并出谋划策，沈昌文曾说：“柳苏先生熟谙港人港事，许多人、书、事都是他亲历、亲闻。文章不仅生动而富文采，而且具有史料意义。他还帮助我们扩大了自己的出版范围，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

1993年，他回到了香港。他说，我对香港，未免有情，我恋香港。余年无多，“岛居”最久。这些年，他又在报刊上以“岛居杂谈”和“岛居新语”为栏目，写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年事虽高，笔锋仍健。出版了《文苑缤纷》、《丝韦随笔》等书，还编了一个专辑《香港的人和事》。

主持《新晚报》后，他以“罗孚”登记了身份证，也不再用其他笔名。几十年来，他用过十几个笔名。也许是留恋家乡的山水，他用过“石发”；抗战时崇尚罗斯福，同事们管他叫了这个“花名”，他就做了“史复”和“罗孚”；写革命文章时是“封建余”；办报时作“辛文芷(新闻纸)”；抗战时期在重庆替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写“无花的蔷薇”专栏时为“丝韦”；上世纪60年代为文时又称“吴令湄(勿令迷)”。当然，还有“柳苏”。现在，罗孚，既是本名，又是笔名。

罗孚“岛居”以来，他的作品似乎也被“岛居”了起来。今天，我们整理出版罗孚的著作，就好像迎接一位长者的归来，也应了聂绀弩写给罗孚的诗：“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罗孚先生长期在香港文化界服务，与香港大多数知名作家过从甚密并对许多著名作家在香港的行止了解甚多。本书即是作者用独特流丽的文笔对当代著名作家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和他熟悉的香港本土作家们作了精彩描述，他们当中有鲁迅、巴金、萧红、叶灵凤、聂绀弩；还有有香港文坛的拓荒者、早年的健笔，如曹聚仁、三苏、侣伦、刘以鬯，也有仍为当今读者熟知的作家金庸、梁羽生、董桥，还有女作家小思、西西、亦舒、林燕妮、钟晓阳等。作者饱满而风格化的笔触，着重展示了与香港有着密切关系的作家们创作和人生的精彩之处，并将他们的人格文品融合在一起，巧妙地插入他们的趣闻轶事，令人读来如见其人。

本书是罗孚先生回港后出版的第一本著作。

罗孚先生长期在香港文化界服务，与香港大多知名作家都有深情厚谊，也对他们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本书即是作者以他流丽的文笔对他熟悉的作家们所作的精采素描。

作者以饱满而风格化的笔触，着重写这些作家的神采风貌，并将他们的人格与作品融汇在一起，而在适当的地方，又不忘加插他们的趣闻逸事，令人读来如见其人。

文章都不长，精警可读，作者娓娓道来，轻松自在，有些内容可当文坛掌故看，有些则富启发意义，可谓形神兼备，情理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