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近年随笔新著，作者在写作中，既注重思想性，又注重文学性，在给人以思想启迪的同时，又能给人以文学的享受。尤其《白云空载天一阁》和《佛光里的道士塔》，作者以同样优美的文笔，提出了和余秋雨先生截然不同的观点，其思想发人深省。在《圆明园被毁真相》和《21世纪广场的梦魇》中，作者文采飞扬，慷慨悲歌，一气呵成，读来有痛快淋漓之感。其他诸篇，或历史、或现实、或人物，作者都写得新颖独到，颇具新意。

历史一旦成为历史，便不再是历史本身。我们不必去苛求历史的真实，但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作者仿佛手持一根芒刺，直刺入历史、文化及我们早就麻木的H常生活深处。某些我们平时耳熟能详、奉为圭臬的“思想”，在王重旭犀利的审视和逼问下突然褪下了堂而皇之的面具，尽显其存在的荒诞和可笑。

偶尔读读这样的书或许会使人摆脱浑浑噩噩的状态，因为只有在对装了太多陈腐朽见的庸常脑袋进行迎头痛击之后，才会让其清醒，让人恢复本该具有的健康——尽管这种清醒的过程会伴随着某些痛苦。

上篇

 白云天空载天一阁

 冬日长城

 圆明园被毁真相

 佛光里的道士塔

 可怜天下老臣心

 流放的爱国者

 以罪人之身上路

 我被聪明误一生

 安能悠然见南山

 虞兮虞兮奈若何

 激情下的谎言

 那是你的宪法

 朕意还是民意

 俯首甘为孺子牛

 人间何处觅清流

 “抚器叛徒的吊客”

 待罪之臣待罪心

 谭嗣同的死与梁启超的生

 王伦何罪

 “秦显家的”宦海沉浮

下篇 21世纪广场的梦魇

 美人犹自意嫌轻

 值得庆幸的死亡

 老舍为什么不是屈原

 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刘洪的自信来自哪里

 刘桂生的不能承受之重

 何以频发的“原政协主席”腐败案

 我不震惊

 秋风秋雨愁煞人

 天上地下我独尊

 小人安在哉

一、小人是谁

二、小人从哪里来

三、小人到哪里去

附录一 怀疑与逆向思维

附录二 一个外地人对天一阁的叹息

附录三 读《白云空载天一阁》有感

附录四 读书读史要质疑

附录五 多角度看事物

面对天一阁，我不能不陷入一个更大的困惑之中，历史典籍对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无数典籍的民族，却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欠发达的民族？而一个没有悠久历史和无数典籍的民族，却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这是为什么？

应该说，萌生造访天一阁的念头，还是从读了余秋雨先生的《风雨天一阁》开始。

终于有机会来到宁波，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当然就是天一阁了。当时我们在宁波只有两天的停留，要去的地方很多：而我竟然去了两次天一阁。第一次是集体造访，在导游的率领下，大家赶路似的，匆匆忙忙，气喘吁吁地走完天一阁。然而，从天一阁出来后，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去过了天一阁的感觉，它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它没有给我任何的冲动。也许，这种造访的方式是不对的；也许，只有静下心来，以一个读书人的敬畏和发自内心的虔诚，与天一阁单独对话，才能产生心灵的碰撞？于是我决定重来。

江南多雨，本来平时就游人不多的天一阁，在雨天游人就更少了。又因为我去得过早，整个天一阁里只有我一个人，除了雨声和我的脚步声，便再也没有任何声响。我的呼吸有些紧张起来，仿佛一个未经允许便闯入私家宅院的不速之客。我极力放轻自己的脚步，生怕惊醒范钦的酣梦。

范钦这一睡，就是400年。

范钦是明嘉靖年间的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虽然掌管兵部，却对书籍有着执著的偏爱。为官几十年，宦游近十省，悉心收集各类典籍，终成天下第一。我在猜想，想他宦游路上，别人一车车珠宝，而他却一车车书籍，旌旗漫卷书香，是何等的儒雅；想他在把一本好书千辛万苦搜寻而来的时候，老人家是怎样的欣喜，双手轻抚，百般端详；想他如何在秋高气爽的庭院，晾晒那些发黄的书籍，微风吹来，书页发出迷人的声响；想他在夕阳残照下，漫步林荫，思索着如何使得这些书籍千秋万代保存下去；想他筹划着如何建一栋漂亮的藏书楼，像汉武大帝那样金屋藏娇；想他如何煞费苦心，在子孙中寻找一个可以信赖之人，将一生所爱相托……

也许这就是上苍的公平，当它给予一个人快乐的同时，一定还要给他以烦恼。不是吗？当一个人还是穷光蛋的时候，他也有快乐，甚至死时也会毫无牵挂。而当一个人有一大笔财产并希望这财产传承下去的时候，烦恼便随之而来。范钦的每一天并不都是快乐的，他的所爱，后代们能完好地保存吗？他们会遵守他的嘱托吗？范钦害怕死亡，他想和这些书籍同在。但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寻找一个可靠的继承人。弥留之际，他把家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万卷书籍。然而，当长子范大冲从他手中信誓旦旦地接过书楼的钥匙的时候，范钦的双眼还是充满着疑虑。

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就这样开始了，我为范钦有这样的孝子贤孙而感动。天一阁薪火相传，这一传，就是四百三十年，一十三代人。

高大树木遮蔽下有些阴森幽暗的天一阁，在雨天就越发阴森幽暗了。400年之后的我，循着范钦当年的脚步，战战兢兢于天一阁这座读书人的圣殿之下，吮吸着弥漫于空气之中的淡淡而又遥远的书香。哦，这就是天一阁，这就是我梦魂牵绕的天一阁。然而，当我真正走近的时候才发现，它竟然离我那样的遥远，那样的陌生，本以为会一见如故，没曾想它却那样冷漠。

让我吃惊的是，园林化的天一阁规模越来越大，而作为藏书楼的天一阁却越来越小，它蜷踞一隅，被假山和假水所包围，被花草林木所包围，被全然不相干的亭阁楼台所包围，被一座喧嚣的现代化城市所包围，被滚滚的商潮和横流的物欲所包围。本来应该站在舞台中央的，却被挤到了舞台的一角，拥挤得你竟然无法拍出一张像样的天一阁的全景照片。这里有从宁波各处移植来的景观，有尊经阁、百鹅亭、千晋斋，有花轿厅、状元阁，有近几年修建的南园、东园，使得天一阁越发显得孤独和瘦小，以致许多人游览过后竟然不知哪里是藏书的天一阁。尤其是秦氏支祠的戏台，它以自己的金碧辉煌，向人们炫耀着金钱的魅力，嘲弄着读书人的寒酸。

让我吃惊的是，在这样一个神圣的殿堂里，竟矗立着一个规模颇大的麻将展馆，其展览之详尽，其雕塑之精美，使得天一阁黯然失色。天底下再也找不到如此不和谐的整合，许多游人麻木地走完天一阁，只有到了这座麻将的展厅，才会眼睛一亮，兴趣盎然地拍照留影。天一阁的尊严在这里荡然无存，读书人的斯文在这里被击得粉碎。我不明白，麻将已经成为戕害国民精神的首恶，却又被引以为骄傲的国粹，在这座藏书楼里大放异彩。

让我吃惊的是，人们所盛赞的天一阁藏书对大学者的开放，其实并不是什么伟大之举，不过是一些人的自我炫耀罢了。因为只有晦极少数人的开放，才会彰显极少数人的荣耀，难怪他们要有“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的感觉。于是，黄宗羲上去了，全祖望上去了，袁枚上去了，郭沫若上去了，今人余秋雨也上去了，所以他要在《风雨天一阁》一文中借黄宗羲登楼事洋洋自得地说：“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让我吃惊的是，天一阁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受到了妥善的保护，范氏家族维系这座楼阁，已经筋疲力尽，年久失修、书籍被盗、楼阁倒塌、风雨飘摇。若不是社会的赞助，这座楼早已颓倾。清乾隆三年，学者全祖望在《天一阁碑目记》中痛心地指出，“惜乎鼠伤虫蚀十之五”。光绪三十四年，学者缪荃孙在宁波太守的介绍下，登上天一阁。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开橱但见书帙乱迭，水湿破烂，零篇散帙，鼠啮虫穿”。学者赵万里登阁后长叹道：“东西两间共有十个大柜，里面足足装了两千多种破的、烂的、完整的、残缺的等各种不同年代的书。”一位参与天一阁古籍整理的专家说：“现在不少书籍蠹蚀极为严重。若把纸包一打开，就可能会碎成‘片片纸蝶’。”而且，“天一阁藏书受蚀严重，不少已经板结成块，书楼工作人员有时一天也揭不开一页。”

P3-5

说白了，自序其实就是自诩。

以前出的几部书，大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偷闲而写就的，所以文章都比较短。后来工作变动，时间比较充裕起来，于是便尝试着把文章往长一点写，这样比较过瘾，可以不受拘束，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发表起来，就不如那些短的，写了就发，发了就有媒体转，年底就有集子收。所以，这部书稿中的作品，许多都是从未发表的新作。

应该说，许多年来，我对余秋雨先生一直都是非常钦佩的，钦佩他的才华，钦佩他的文笔，钦佩他的从容，钦佩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我一直认为中国文人中，直到今天，论才华仍然无出其右者。我每读他的文章，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其中“天一阁”、“敦煌”、“庐山”等地，都是我在读了他的文章《风雨天一阁》、《王道士》和《庐山》之后，才千方百计而去一游的。但是，虽然我仅去了他笔下的这几个地方，却遗憾地发现，我的感受和他的感受，大相径庭，根本不是一回事。首先是王道士，读余秋雨的文章，我对王道士痛恨有加，中华民族的瑰宝就断送在这个无知而又贪婪的小人手中。但是当我到了敦煌之后，我发现，王道士不但不是一个历史的罪人，而且他对敦煌的保护还做了很多的工作，至少不是有过，而过在当时的地方政府和满清王朝。把如此重大的历史之责让一个瘦小的道士来承担，他是承担不起的。天一阁也是如此，它是读书人的圣地，读了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我觉得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到这里朝拜。但是，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天一阁让我大失所望，完全不是余秋雨所说的那么回事。至于庐山，在余秋雨先生笔下，是一派风和日丽莺歌燕舞的景象，我便有些想不通，庐山是一座政治名山，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文化名人，对1959年和1970年发生在庐山的那两场政治风波，都不能避而不谈和视而不见。你可以不写庐山，但只要写就不能回避，尤其那些像余秋雨那样的文化名人。

在这部书中，我十分看重《21世纪广场的梦魇》这篇文章，因为我下了很多功夫。那年辽宁省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组织辽宁作家到位于沈阳的21世纪广场参观，秋风凋零，物是人非，真是感慨万千。回来后仔细研读有关慕绥新犯罪的材料，写下了这篇文章。我总以为，像慕绥新这样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不会不热爱党，不会不热爱人民，不会不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干出一番事业，干出让老百姓交口称赞的政绩。况且他既有权力也有能力，否则组织上不会提拔他。但是，一个并不爱钱并勤恳工作的领导干部，为什么最后还是栽倒在金钱下面呢？很多关于慕绥新腐败的材料，并没有说出让人信服的原由。所以，尽管力所难及，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去思索了一番，虽然也同样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至少揭开了自己心头的疑团。

其实，历史所给予我们的疑团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如果不假思索地人云亦云倒也罢了，只要我们问一个为什么，你就很难找到答案。比如我写“圆明园”那篇文章的时候，虽然过去也曾去过，但我还是又专程到北京去重新感受一番的。那天我一个人在那里徘徊、沉思，直到夜幕降临。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就是因为有很多问题困惑着我：

是什么原因让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强盗走到了一起？不会是在海上的一次偶遇吧？

是什么原因让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强盗选择了中国？不会是台风把他们吹来的吧？

是什么原因让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强盗理直气壮，烧了圆明园不算，还要我们割地赔款？

是什么原因让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早已经走出中世纪野蛮阴影的“文明天使”，在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土地上，做出如此野蛮的行径？

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我们的：  为什么我们不想和他们来往，我们不招谁不惹谁，我们只想关起门来好好过我们自己的日子，他们却非要来打我们？

为什么一个有4亿人口，国土面积超过整个欧洲的超级大国，却被两个人口加起来才是中国十分之一，兵力合起来才只有2万人的英法联军，打得落花流水，晕头转向？

为什么被烧的是圆明园而不是故宫或其它？

为什么我们有能力建造，却没有能力保护？

为什么放火的是英法联军，而彻底毁掉的却是我们自己？

事情总是应该有些起因的，即便是借口，我们也想知道这借口的来龙去脉。

我还感觉到，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走进圆明园，便不是来游乐，而是来重温仇恨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仅仅记住仇恨而不知道受辱的原因，我们是无法改变继续受辱的命运的。而且我们既无法也不应该把这种仇恨世世代代传递下去，应该记住的，应该传递的是教训，只有找出受辱的原因，才能避免继续受辱。

所以，我要认认真真地去探讨这些问题。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起了一个题目叫《悲情圆明园》，因为每一个走入圆明园的人，都会被一股悲愤的情绪所笼罩。而且，这个标题看起来也更像随笔，也更有文学味。但是出版的时候被主编改成了《圆明园被毁真相》，这个标题虽然文学味淡了些，但更刺激读者的眼球，更适合当今不景气的图书市场。所以，我理解主编的良苦用心。其实不仅如此，写文章的人，写的时候畅快淋漓了，但出版的人却是战战兢兢。所以，这部书中有些稿件遵照编辑的嘱咐，或撤或删或改，但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原作的风格。在这里，我要对出版社和编辑表示感谢。

其实我的这部书稿写得还是很艰苦的，有些作品，比如《21世纪广场的梦魇》、《以罪人之身上路》等，几乎都用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写成的。其中《以罪人之身上路》，用了差不多近半年的时间。写得很苦，也很累，但写完之后，很快乐，因为自我感觉，这是一个从未有人谈过的话题，这是我的一大发现(也许文章出来后，会有人指出，某某人早有这样的观点，如果有，肯定纯属巧合)。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四人外加一匹白龙马，都是以罪人之身上路的：

你看，唐僧本是金蝉长老转世，这位金蝉子因为在听佛祖如来讲课时思想溜号，“轻慢我之大教”，而被打入另册；猪八戒原本是一位帅哥，只因蟠桃会上醉酒闯入广寒宫，扯住嫦娥要人家陪他，犯了性骚扰罪，被玉帝打了二干锤，贬下凡尘。因走得慌张，错投了猪胎，很没面子；沙和尚也是在蟠桃会上，喝多了酒，得意忘形，比比划划，失手打碎了玻璃盏，犯了破坏公物罪，玉帝把他打了八百，贬下界来，又叫七日一次，将飞剑穿他胸肋百余下方回；白龙马本是西海龙王的玉龙三太子，因纵火烧了自家殿上的明珠，玉帝便把他吊在空中，打了三百，不日遭诛。几个人中，孙悟空罪孽最重，偷吃蟠桃，大闹天宫，还提出一个口号叫“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公开要推翻现有政权，犯了颠覆国家罪，于是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已经五百年了。

而我要探讨的便是：西天取经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改造世界，改造灵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伟业，这样的大事应该由什么人来完成呢？用我们过去的话来说，就是要根正苗红，所以，在人才的选拔上，必须慎之又慎。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观世音所选拔的取经之人都是一些有过历史问题的人：不是有过劣迹就是现行罪犯正在服苦役的，不是专政对象就是即将开刀问斩的。这就有些让人大惑不解了，他为什么要选拔这样的一些人来担纲呢？他们能完成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庄严的重大历史使命吗？  但是，由于唐僧的正确领导，孙悟空等人经过痛苦的磨砺和思想改造，终于从妖变成人，从人变成神。

这的确是个问题，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小人安在哉》这篇文章，是这部书中最长的一篇，也是写作跨度最长的一篇。其实这篇文章的写作也是受到余秋雨先生当年对小人的论述，而引发的一场争论的影响。当时国内名家对这个问题所论颇多，但相互矛盾之处亦多。所以便把这个题目列入写作计划，但是尝试几次，总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写起来颇费周折，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直到去年要完成这部书稿，才真正下起了功夫，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一口气完成。

君子与小人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复杂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关于小人的概念，每个人都很难接受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所以，此篇所论，不想取得别人认同，姑且作为一家之言。

《白云空载天一阁》的稿子，最早发表在2005年《随笔》杂志第3期上。这篇文章得以发表，我得感谢两个人，一个是编辑向继东先生，一个是当时随笔的主编秦颖先生。为一篇稿子，向继东先生和我通信不下十次，他的敬业精神，让我感动。如果没有他的慧眼和秦颖先生的坚持，这篇文章是很难发表的。这篇文章发表后，被《作家文摘》和《雨花》等报刊杂志转载，年底还入选两个年度最佳随笔的选本。浙江以及宁波的一些报刊和网站还为此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

2008年春，《杂文选刊》主编刘成信先生来到本溪，在市委宣传部的会议室里召开了“本溪杂文现象”研讨会。刘成信先生对本溪的杂文现象十分关注，对本溪几位杂文作者以及我本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在他主编的杂志上，转载了我许多稿件，在他编辑的年选和其它选本中，选了我很多的作品，还为我出了一个专栏，写了专访，并将我列入他所看重的几十位杂文作家之列，这些都是对我的鞭策。

我的几部书都是由贺雄飞先生策划出版的，有《读书献疑》和《读史质疑》，不久前又和刘兴雨等6人一起合出了一本《中国历史的宿命》，无论封面设计还是所选内容，都很大气，对此我非常感谢。贺先生是国内出版界的一匹黑马，很有见地。他出版的每一本书，在国内都很能引起关注。而我一个边缘小城的无名作者，其作品能在贺先生的运作下得以出版，并且出版后社会效果以及商业效果都很不错，这都是我没有想到的。至于这本书取名为《中国历史的屈辱》，自己颇感压力，因为自己平时做人颇为低调，如此大的题目，疑似张狂。但是，著书不为稻粱谋者极少，我辈小人物能点灯熬油出本小书，换些稿费，“聊补无米之炊”，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所以，一边忐忐忑忑，一边佩服出版商的精明和会做市场。而且倘若人有微词，我便会往他那儿一推，说，“那是他起的。”

在本书的附录中，我还收入了几篇文章，一篇是《宁波新闻周刊》的记者吴海霞的，是她最先报道了我的《白云空载天一阁》，后来这篇文章又被浙江《今日早报》、上海文新传媒等多家报刊网站转载；还有网友“情绪的探戈”所写的《白云空载天一阁》读后感，虽然还有很多人谈到我的文章，但我感觉这篇文字非常优美；还有《杂文选刊》记者刘伶对我的访谈。这些人都未曾谋面，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黄仲鸣先生，一个是杨振耀先生。两个我都不认识。只是从网上读到了他们两位在香港《文汇报》“琴台客聚”专栏和“一网打尽”专栏上为我的书写的书评。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黄仲鸣先生是广州暨南大学文学博士，香港作家协会主席。而杨振耀先生我没有查到，只知道他是香港《文汇报》“一网打尽”专栏的作家，还有一个杨振耀，曾任香港前无线收费电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兼首席助理行政总裁等，不知是不是一个人。

我以为，历史一旦成为历史，便不再是历史本身，我们不必去苛求历史的真实，但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就需要借助于思辨，而思辨是快乐的！

自诩也是快乐的！

2009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