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文化研究学者徐城北悠然话说老北京，中国著名国画大师程多多写意书画旧风物。本书从“话锋一转说花鸟”“饮食滋味最悠长”“京戏京剧不一般”“从庙会到集会”等方面进行书写。在这些渐行渐远的旧时风物里，细细读来，有老北京情结的你一定会产生惆怅，甚至神往。

老北京的城、老北京的墙、老北京的门到底是什么样的？老北京的食、老北京的戏、老北京的庙会又有着怎样的面貌与滋味？本书作者徐城北——一位熟悉北京人文，熟知北京掌故，更亲见亲闻北京诸多风物的老北京人，把自己成长中玩得最高兴、记忆最深刻、感触最幽深的北京的旧时旧物，从“话锋一转说花鸟”“饮食滋味最悠长”“京戏京剧不一般”“从庙会到集会”等方面进行书写。在这些渐行渐远的旧时风物里，细细读来，有惆怅，亦有神往。

第一章 北京的形象

第二章 话锋一转说花鸟

第三章 放眼水系与城垣

第四章 道路·屋宇

第五章 公园乃是新事物

第六章 饮食滋味最悠长

第七章 京戏京剧不一般

第八章 从庙会到集会

第九章 说年节论婚丧

第十章 从市场看客商

第十一章 觅野趣寻生机

第十二章 教授展开新人格

第十三章 京城文化再锤炼

第十四章 京城也有负面

第十五章 我期待于牡丹灰鹤

北京城最早的市场，出现在鼓楼与地安门之间，它位于皇宫背后，符合“前朝后市”的规矩；同时又位于积水潭漕运码头的东侧，开展贸易有先天之便。但最初在这个狭小的区域中，多还是小商小贩在这里“小打小闹”，规模不大，因为南面正对着皇城的北墙，如果太折腾了，闹得惊了驾，那还了得！在皇帝和政权的眼睛里，北京作为都城，一方面需要有商业，但不能太重视和发展它，这是由中国古典儒家思想所决定的，既看到它能活跃老百姓的生活，但也要有意无意地限制它的发展。

封建时代很快过去了，北京的行政版图发生了大变化，由最初的正方形变成后来的“凸”字形，也由此使得北京最大的市场南移到前(门)外大街的两侧。从客观上讲，这是对昔日皇家“前朝后市”规范的颠覆；从主观上说，这是顺应时代发展而作出的积极调整。皇帝眼前的“朝”(六部的所在地)由没落而消失了，而内城南边出现了外城，日渐繁荣起来。皇帝连内城的事都管不住了，外城的买卖人就更没法限制啦！于是，前外地区成为了北京最大的市场，连居住在内城的人也经常要“出城”去到前外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更何况，前外再不仅仅是货物交易的场所，它更是一块优游娱乐的土地。它把“玩”与“买卖”水乳交融地沟通到一起。有多少勤劳而又精明的生意人在此发家，当然，是小发。有多少字号在这里变成了驰名京城的老字号，它们门口挂上了用中国毛笔书法写成的匾额，在其客户的仰慕注视中，匾额开始具备了无形资产。慢慢地，大栅栏成了前外这个地区最著名的一条街，它是整个前外地区商业的缩影。外地人或外国人如果来到前门观光，的时间有限，那么仅仅逛一次大栅栏也就够了，因为各个行业的“第一家”都在大栅栏中站稳了脚跟。如果觉得意犹未尽，那就可以再到“鞋帽一条街”的鲜鱼口、“玉器一条街”的廊房二条、“小吃一条街”的门框胡同去补充前门的“集体印象”。我调查过前门地区的胡同，发现在大栅栏以北有一条平行的小胡同，极窄，最狭处也就有八十公分，两个体形胖者都难以对面通过。但绝对不能因此小看此处，这里曾拥有二十六家炉房。炉房是把零散银子重新熔炼成银两的地方。最初也就是个小小的手工作坊，既辛苦，也赚不了几个钱。慢慢地，有些手头宽裕的商人把碎银子搁在这里不及时拿，这就给作坊的主人留下空子。他们把这些碎银子转而放账，由此而生利。再过些日子，炉房变成了银号，再往后，银行也就产生了。所以说，炉房的产生对大栅栏繁华商业的形成，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的。

在这些勤劳而又节俭的商人中，老板多不是北京本地的人，他们大多来自山东、山西与河北，其中还有不少是因逃荒而进入北京的。他们往往从最苦累并最卑贱的活计干起，一点点走向日后的发达。他们传递事业，往往是从家乡找人，甚至在北京形成自己地方的“帮”。他们找帮手或传弟子，绝对不找北京本地的人。这是什么道理？就因凡是在京城居住了好几辈子的北京人，在城市中的根子太深，同时吃不起苦，传授技艺上也不方便。你一旦对他要求严格——打了他骂了他数落了他，他不能接受，动不动就跑回家了，把买卖给扔在那里，甚至会找人到买卖这儿“说理”——而在他家的背后，又有这样那样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结局肯定会让小本经营的外地老字号人很头疼。而他们从原籍找接班人就完全不同了，先要有中间人做介绍，一旦发生意外(比如卷财逃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还可以通过中间人去追查。更何况，从山东、山西与河北进入北京，这是生活状态上的提升；而北京本地的人进入买卖界学徒，肯定是因家道中落，是实在“没办法”的办法。试问：为什么有资本的北京人不在家门口做这些买卖呢？是传统意识让他们不屑去干，让他们感到丢不起这个人，现不起这个眼！但这也不绝对，北京人不干是不干，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一干就会干得很大，一定会比外地人干得出色。比如同仁堂的创始人乐尊育(1630～1688)曾想通过读书做馆以风光门第，但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于是及时“转业”到以医药给人治病的道路上来，他还把自己的心得说给他的后人：“司以养生，可以济人者，惟医药为最。”又说：“‘同仁’二字，可命堂名，吾爱其公而雅，须志之。”请看，这个立脚点够高的了吧，对比其他外省的老字号的经营者，北京人就是北京人！不干则已，一旦要干'就必定出类拔萃。同时再有一点，北京人对在北京开成买卖的外地人，从心态上说是宽容的，至少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相安。还有，在买卖之间的竞争上，北京人是比较缺乏竞争意识的。在鲜鱼口的鞋帽大街上，曾经出现了三家以“黑猴”作为店面标志的店铺，但先开的没有告后来者侵权，结果反倒被后来者打败。在大栅栏的对面，两家同样是卖烤鸭的“便宜坊”与“全聚德”，后者通过苦心经营，终于后来居上，但前者仍然很大度地认可了这一现实，两个店也长期相安无事。

……

P9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