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1871年是世界近代史上具耀眼的十年。
在这十年中,俾斯麦、亚历山大二世和林肯分别铸就了三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国家,本书作者迈克尔。贝兰展现的正是三位领袖惊心动魄的改革历程。读者将会看到,面对质疑、困惑与阵痛,三位领袖都做出了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决策。这些决策暗含一个具有长久重要性的问题:自由国家是如何铸就的,又是如何走向毁灭的?俾斯麦说自己是自由国家的敌人:亚历山大二世为改革事业痛苦伤神,最终心灰意冷:林肯则称自由事业的核心是使全人类获得自由。在20世纪的世界危机中,林肯留下的这一思想几近毁灭,正是在这场危机中,自由开始与一种宣扬恐惧与高压的学说分庭抗礼。
短短十载光阴,三位领袖解放了千千万万人民,重塑了各自幅员辽阔的国家,自那时起形成的国际力量格局延伸至今:
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还一个被压迫的种族以自由,改写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敲碎了绑在农奴身上的铁链,为俄国带来了法律典章和制度规范。
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摒弃了无能的旧势力,击败了奥地利和没落的拿破仑帝国,德意志民族从此团结一心。
这三位领袖铸就的帝国,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乃至未来的时光中,都居于主导地位。本书生动地讲述了三次划时代变革和三位领袖的传奇故事。
1682年即位的彼得大帝改革了俄国宪法。在他看来,一个奴隶国家绝不会实现其伟大。他选择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的政制作为公民政体的典范,这些国家的政制取代了中世纪时代的有限君主制,建立起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的绝对政府。但通过这种改革,彼得只是将专制政权转换成另一种形式而已。然而,并非所有与祖辈政治遗产的决裂都是成功的。他对强制手腕偏爱有加。为打击改革反对者的气焰,他屡次动用砍头、车裂、火刑等酷刑。
1762年掌权的凯瑟琳女王缓和了彼得的奴役制。在日渐衰落的18世纪,俄国似乎不再是一个奴隶制国家,但也没有就此成为一个自由国度。这个国家矛盾重重,饱受打击。日趋衰朽的专制政体,虽足以遏制臣民的力量,却无法抹杀他们的希望。人们心怀不满,也不再怯葸畏缩。显而易见的是,危机即将来临。
初登帝位的亚历山大决意阻止可能发生的灾难,但欲将何为?两条行动路径初见端倪:一是延续强制政策,另一则是唤醒自由。像英、美这样的国家在18—19世纪时就已经解放了民众的力量,并很快在贸易、工业和资本积累方面超越对手。他们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引发了一系列技术革新,并重塑世界。曾有一段时间,似乎是一旦自由体制平稳建立,将会实现上述所有成就。但一个互为消长的反应产生了,世界上的特权阶级都会捍卫自己的权力。在俄国、德意志和美国,大公们在自由与保护权力的强制哲学之间举棋不定,骑虎难下。
新的强制哲学建基于两点之上。一是父权主义,它表现为不同形式,且带有各样伪饰,是反对自由国家的强有力武器。俄国和美国南部的土地所有者辩称,他们的家庭体制体现了父权制原则:雇佣工的主人就像仁慈怜悯的父亲在关心爱护他,因此他要比残酷世界里自由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幸福得多。在德意志,头脑精明的普鲁士贵族已经在寻求实行一项父权制法典,以此来规约大众,使他们从属于国家。最新的父权制政府理论认为,“国家关爱臣民就像父亲爱护孩子一样”,自由史上的伟大学者麦考利爵士如此评论。新的父权制政体应该管制学校,监督体育场,规定劳动与娱乐时间,确定何种书该读、哪些药能吃……
第二个立足点是大公们所拥护的军事民族主义。除却辩护者的浪漫浮华之辞,这种民族主义极力鼓吹优等民族可将意志强加于劣等民族之上。美国南部的种植园主梦想奴役整个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妄图将丹麦、法兰西、波兰纳人德意志帝国版图。而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怀着大斯拉夫情绪的浪漫民族主义者们渴望击溃奥托曼土耳其,征服拜占庭。通过制造一种诱人的沙文主义盛世景象,民族主义者们冀图转移受父权制压迫的群体的任何幻想。与此同时,他们又在寻求开发新的压榨空间。尤其是民族主义者们不断强化激进的大国沙文主义,成为统治者的最稳妥支撑。军事民族主义如同独裁的父权主义,建立在同一个假设之上,即并非所有人生来平等,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平等”。
对沙皇亚历山大来说,最简易的路径莫过于采用强制手段。为此,他只需将自己置于大斯拉夫民族之首,擦亮承自拜占庭的弥赛亚之鹰。这样他才有望击败土耳其帝国,登上君士坦丁堡的金色王座,俄国所面临的问题也将会因为获取一个更广阔的帝国迎刃而解。甚或,俄国可能一跃成为长久以来奢望成就的“第三个罗马”。
但是沙皇与王朝的传统分道扬镳了,他选择了最艰难的路径。在不断加剧的世界性危机的关键时刻,亚历山大判定,自由将主导未来。他毅然决定打碎桎梏,释放国家的潜能。他无意放弃自己的权力,因为这似乎走得太远。虽然嘲弄帝国的伪君子很有诱惑力,但是鉴于其国家的局势和其本人王权的不稳定性,沙皇所设想的改革步伐确实异常大胆:他要解放农奴。 夜空中寒风肆虐,而暖气融融的冬宫里,沙皇在席间来回穿梭,觥筹交错。双层釉色窗外,旖旎迷人的北国风光——白雪覆盖的广场和建筑在高高的基石上的寺庙——奇异地提升了他的权威;也许只有超凡的权威人物才能在这样一个荒凉寂寥的冰天雪地里塑造一个首都。冬宫里的宴会桌上,摆满了稀有而精美的餐具和那些只有独裁政权才能享用的奢侈品。亚历山大在每张宴会桌上都是寥寥数语,寒暄客套,然后将盛有香槟的玻璃杯放在唇边,轻轻呷上一口;宾朋们则心满意足,因为他们正与最高领袖共进晚餐。在下一张宴会桌上,沙皇会机械般地重复同样的动作。无论转向何方,他都会发现一些面孔,他们因为跳舞和饮酒,更因为接近权势人物的激动而红光满面。
他意识到欢乐的面容总有一天会变为愁眉苦脸。他想象的革命会使许多军士和官员感到不快。一旦处事失当,就会激使他们公开叛变。而在首都拥有农奴的权贵们毫无疑问就会爆出反对改革的政策,恢复穷兵黩武的传统,组建新的军团,洗去昔日委曲求全之辱——昔日的军士没有抵制自由号角的号召。但高层的贵族们在沙皇实行改革、砸破其附庸的锁链时能耐心地站在一旁,依旧收取他们的庄稼,烹调他们的美食,玩弄他们珍奇的宝物吗?P5-6
三位革命领袖中有两位死于非命。
第一位革命领袖的头骨被从41毫米口径手枪中射出的子弹穿透,第二天驾鹤西游。子弹首先穿过了大脑的软组织,然后在眼眶附近爆发威力。这位美国总统随即被送往附近的一栋房子里,第二天早上7点刚过,他便停止了呼吸。
第二位先生亲眼目睹自己的肚子开了个口,里面的肠子横流过一条街道,大量鲜血流在雪地上。沙皇被哥萨克人拉回宫殿后便撒手人寰。
三位革命领袖里只有德国首相是安详地在自己床上死去的,享年83岁。
俄国沙皇尸体的运送遵循了王室和东正教的礼仪,尸体被送往了他祖先长眠的墓地。可圣彼得堡丝毫没有悲伤的气氛。亚历山大二世在一片冷漠中黯然逝去。他那极具革命性的政治才能所得到的回报只是忘恩负义,连他的葬礼也相当寒碜。给沙皇尸体做防腐工作的人考虑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或者说盘算着如何处理这剩下的躯壳。最终的决定是将四散的肢体切割、拼凑一番。当殡仪服务员为这具尸体的处理大伤脑筋的时候,大臣们正为另一件不同的事情绞尽脑汁。这个难题就是怎样才能安顿好那一大群从华沙和柏林乘专列来到圣彼得堡吊唁的外国权贵。德国王储可是在一间画廊里解决自己的住宿问题的。
更棘手的难题是王妃提出来的。通常,元首的遗孀将被视为主要的送丧人,但是这件事却由于实际的情况而变得较为复杂。亚历山大在玛丽郡主死后不久就与他的情妇闪电结婚了,再加上是贵庶通婚,所以新娘无法得到公开承认。叶卡特琳娜·米哈伊诺芙娜这位通常被称为卡娅的年轻女士成了这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中声誉扫地的一方。她甚至都不是个演员。这个女人其实是俄国古代贵族的后裔,但她并没有皇室或者公国的血统。在俄国,王室成员必须与皇族结婚,连沙皇的侄子亚历山大大公都称这是“一条无情的法令”。谣传亚历山大二世想打破这一陈规旧俗,他希望把自己的婚姻公之于众,希望在自己的宝座前为卡娅加冕,好让她那栗色头发上戴上象征皇后的桂冠。然而,当他在圣彼得堡大街上遭遇突如其来的死亡时,所有的一切都成了空想。
卡娅是在人群的推搡中护送自己逝去爱人的尸骨的。在路上,她发现俄国民众都是目无表情。正午的太阳照射在圣以撒大教堂金色的圆屋顶上。卫兵和教士、主教与神甫、骑士与皇族列队从城中穿过。但黑暗已悄然降临在历史的转盘上。亚历山大二世的丧钟预示着罗曼诺夫王朝开始走向衰颓。
下葬的那天,卡娅蒙着厚厚的面纱,和宫廷里剩下的官员们一起在冬宫宏伟的楼梯脚下等待出发。和她一起的还有她的三个孩子,每一位都是逝去沙皇的血脉。8岁的那个男孩名叫乔治,人们也叫他“活力男孩”。旁边则是他的两个小妹妹欧嘉和卡娅。三个孩子都瞅着自己同父异母的兄长(新沙皇),他可是一路猛冲直奔下楼梯的。亚历山大三世的相貌和他父亲完全不同。死去的那个沙皇眼睛突出,眼神里饱含智慧,模样更加英俊。马克·吐温在克里米亚半岛见到他时,认为他“身材高大,体型修长……是位面容坚毅的男子汉,尽管他仍然是个长相俊美的人”。与父亲恰恰相反,亚历山大三世外形臃肿,脑子也不太灵光。在他旁边的是他的王后,来自丹麦的达格玛公主,她是一位身材娇小的褐发女子。王后年轻貌美,清新可人,从大理石地板上翩然走过,显得格外动人。那时候的她全然不知自己的命运会比卡娅王妃更加悲惨。年迈之时,她还会坐在一节火车车厢里啜泣着遥望她的大儿子——那在幽禁中悄然逝去的最后一位沙皇。
卡娅王妃在新君主靠近时掀开了自己的面纱。新皇后达格玛盯着她满是泪痕的面庞看了一会儿。这女人看上去既年轻又漂亮——卡娅和达格玛一样,都是34岁的年龄——尽管这可是张继母的面孔。这时候,大小朝臣都屏住了呼吸。因为亚历山大死前是坚持要达格玛和其他女大公视卡娅为皇后并依据传统行鞠躬礼的。现在角色对调了,达格玛才是王后。如果她坚持要像正式切合那样伸出自己的手,卡娅只得采取驯服谦卑的姿态。但是新王后并没有这样做,那个时候的她并没有忘记皇室的尊严。达格玛没有表现得像王后一样高高在上,反而更像个普通的女人,她和卡娅拥抱在了一起。关注到这些细节的人便得出结论:新沙皇和他夫人真是心慈人善,从今往后卡娅终于能被视作皇族的一员了。然而,新王后承认自己公公的情妇只是出于人性善良的突然进发。皇室成员们走出了冬宫,登上了送行的国家专列。卡娅并未获邀。
前往彼得一保罗要塞的路上一直大雪纷飞,身着厚重大衣、冻得哆哆嗦嗦的士兵沿途列队站立。绵绵大雪中,拉着皇室物品和镀金饰物的马儿挣扎着向前跑。最后,这一队人马总算是到达了要塞。在一间小教堂里,这些皇室成员看到了庄严而华美的一幕。手执明烛、头蒙斗篷的神职人员站着吟唱圣经的篇章。一点摇曳的烛火在罗曼诺夫王朝那大理石的坟墓上方闪耀。但此情此景并未含有任何逝去的意味。生尚如此,死也亦然,亚历山大似乎要努力隐藏自己辉煌的人生诗篇。
新沙皇独自一人徘徊在死去沙皇的遗体边,像是要寄托哀思。当他前去亲吻父亲冰冷而僵硬的双手时,亚历山大三世数次扑倒在父亲的遗体上。接着人们合上了灵柩,并将其放入了墓穴,悼念的人群也依照自古以来的传统习俗向墓穴里撒上泥土和树叶。
和逝去沙皇葬礼上冷冰冰的繁文缛节不同的是,林肯的葬礼则是群情激昂,民众的表现甚至带着几分歇斯底里。许多美国民众都希望去亲近那逝去的生命,而对于逝去总统所在政党的成员们来说,为党牺牲就是种强有力的宣传方式。与总统尸首在一定程度上的接触是得到允许的,甚至可以说是受到鼓励的。林肯的遗体一度被安放在纽约的市政厅,在那里,棺材打开着,前来吊唁的人们一进大厅就要去抚摸、亲吻这位死去的总统的脸庞。由于前来瞻仰的人数过多,沾染的污垢使尸体呈现出不自然的深色,显得发黑。专门负责尸体防腐工作的人数次要求清除总统先生面部覆盖的油膜,毕竟那样显得不太庄严肃穆。
然而,这个国家淳朴的民众却为自己的总统发起了一场宏大的送行。搭载总统遗体的列车疾驰过乡村时正当春花烂漫,远远地能看见在荒芜的农场边缘一个孤零零的小村庄里有个交叉路口,生活在那里的百姓沿着轨道肃立,为的是向惨遭谋杀的领袖致意。手绢遮住了多少双被泪水模糊的双眼啊!妇女们抱着孩子,学童们攥着缀有黑边的美国国旗。点着煤油灯的车站里,一群少女胸前环绕黑色饰带,身着圣洁白衣,聚在一起吟唱着赞美诗。一些哀悼者高举手写的标语:“荣誉归于应得荣誉之人”、“杰出的烈士”、“华盛顿,开国之父;林肯,救世英雄”、“人虽死,话犹存”……
负责运送林肯遗体的列车是联邦政府为总统设的专列。林肯生前常常乘坐这趟车;这趟车包括一间会客室和一间卧室,装修得很舒适。由于总统逝世,车被漆成了黑色,车窗也挂着黑色的窗帘。护送总统遗体的有总统的亲属、各界友人、各级官员和来自美联社、《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列车深夜穿过纽约中部时,车上的人无不为等待一睹总统灵柩的群众数量而吃惊。在孟菲斯和沃伦斯的小镇上,悼念者手举火把傍路而立。在罗彻斯特,市长和大批市民凌晨三点时还在聚集等候。
很快,总统专列到达了伊利诺伊。“回家”,一幅标语这样写道:“来安息地吧!”另一幅标语这样说。在芝加哥停留后,列车穿越了大草原直奔伊利诺伊州首府、林肯的故乡斯普林菲尔德。遗体一整晚都将都摆放在州议会,以供公众瞻仰。第二天下午,艳阳高照,灵柩被抬入议场台阶下的一辆灵车。这时,成千上万的悼念者开始吟唱: 上帝的儿女们,在你们前进的时候尽情地歌唱吧,歌唱你们的救世英雄永垂不朽的丰功伟绩!我们正遵循着先辈们所走过的道路回到上帝的身边,他们现在是快乐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的快乐。
灵柩被送往橡树山陵墓园,放置在一具石棺中。
三位革命领袖当中,唯独德国首相逃脱了非命之死的魔咒。这是个充满疑惑的幸运,因为奥托·冯·俾斯麦备受死亡痛楚的折磨。林肯和亚历山大是在权力的巅峰黯然陨落,唯独俾斯麦能全身而退,因为他懂得什么将被历史遗弃。刚刚接过俾斯麦打下的江山的威廉二世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非常急切地想要除掉这位重臣。年轻的“恺撒大帝”急躁易怒的脾气、变幻无常的个性与粗俗无礼的讲演——一半混杂着路德教派的说教,一半搅和着带有血腥气息的攻击性话语——给人留下了“罹患歇斯底里症病人的印象”。遭谋杀的亚历山大的孙子,沙皇尼古拉二世则愚钝到被人称为“威廉的堂兄”。“他都吵疯了!”尼古拉的大叫声不绝于耳。
从权力之巅堕下的俾斯麦,已经无法再辅佐那位帝国的蠢材了。当然,这一点也可以理解,毕竟辅佐一位元首并非易事,尤其是对象成了易怒的威廉的时候。可惜俾斯麦觉察到他年轻君主顽固脾性的时候已经太晚。因此,所有他制定的策略和战略都不见成效。这新的“恺撒大帝”可是个任性顽固又骄傲自大的主子。此人以为头戴刻有黑鹰和骷髅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徽章是无上荣光。他还有个怪异的嗜好,居然喜欢摆弄自己卫兵的小胡子,要把胡子的末端高高翘起。可是军旅文化只是形成威廉奇异心理怪癖的部分原因。在某些地方他还耍着小聪明。这个自命不凡的军人摒弃了自己地位的骄傲,转而成为了一个小心翼翼的艺术爱好者。在波茨坦宫殿洛可可宫灯的照耀下,甚至阅兵场上严守军令的人也熔化了他的严厉,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此时的他倒成了个既有艺术情趣而又敏感细腻的年轻人。
俾斯麦一生战胜过无数困难,但是与一个“套着长统军靴的审美家”相互斗法更能展现出他的雄才大略。一天早晨,国王现身于柏林首相公署的门阶前。他要求知晓俾斯麦的行程安排。首相只得睡眼惺忪地从床上爬起来,心情糟糕透顶。“这就是俾斯麦所要做的全部事情了吧,”威廉说,“避免把墨水瓶扔在我的头上!”俾斯麦并不是真要扔个墨水瓶,他只是喜欢通过自己设计的这些小幽默来发泄心中的怨愤。他把整个装着派遣信的箱子扔了出去,然后装出一副忐忑焦急的样子,好让他的帝国主子能看看箱子里一两张纸上的内容。现在轮到威廉自己晕头转向了。他的好奇心胜过了自己的尊严。于是,他直接从首相手中夺过一张纸片。读过才知道原来俄国沙皇多次谈到自己,甚至还用长篇大论来形容自己像只背信弃义的蠢驴。
俾斯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也付出了代价。很快他从自己的办公室被轰了出来,苦闷地坐上了那趟即将载着他离开柏林的列车。“彰显荣光的国葬”。俾斯麦一边看着窗外军人身上的羽饰和鸵鸟毛一边说道。他起初还坚信能被某个深陷绝望的政府重新录用。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召集令迟迟不见。这位年迈的老人还幻想着能重回柏林的权力中心。他是这样计划和安排的,但是他的雄心壮志渐渐丧失了能量。俾斯麦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无济于事的怨愤中度过的。他虽被禁锢在轮椅上,可身体的孱弱并未摧毁他的意志。他一直保持着清晰的思路,甚至还能纵情于所剩下的最后欢愉,也就是仇恨。在最后的狂热爆发中,他挥舞着自己的手。“那些东西,”他宣称,“如是依据国家理性,绝对不可能实现。”或许是因为这位伟人在自己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既创立也打破了太多的法令,所以他才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免于直面必死的命运。
如果他想这样做,只能说他失败了。六小时后,俾斯麦撒手人寰。
三种死法各不相同,但是三位领袖的命运却都由一条共同的线索关联起来。在这10年中,他们解放了千百万个被禁锢的灵魂,重建了本国的家园,改变了国家权力的形式并将其永世定格!
林肯解放了一个被奴役的种族,重塑了美利坚合众国。
亚历山大敲碎了农奴身上的铁链,让法律条文在俄国扎下了根。
俾斯麦抛开了吝啬的日耳曼亲王,打败了奥地利王室,终结了拿破仑帝国,完成了德国的统一。
三者铸就了20世纪争夺世界霸权的三个超级大国,也为人类自由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三位解放者中影响力最小的一位,俾斯麦扫除了由不断竞争的各个小政权组合起来的古老混合体,保障了地区的繁荣昌盛。林肯和亚历山大所解放的劳工数量之巨大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1861年初,大约有22007)-农奴生活在沙皇俄国。同一时期,美国有着超过400万之巨的男女与孩童被视为奴隶。而10年后,他们都成了自由之身。
自由国度是如何缔造的?林肯称他发起的变革是一次“自由的新生”。俾斯麦认为一场改革的胜利依靠的是“铁与血”。亚历山大对一场变革作的补充定义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发起的改革都是假借自由之名,从而在不同程度和范围促进了人力、商品和思想更为自由的流动。即使是强烈反对英国自由理论的俾斯麦,也知道自由贸易的好处,虽然他并非一个自由贸易者。这些改革在不同程度上以英国革命的原则为基石,也正是这些原则曾使英国在18世纪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自由、最繁荣的国家。在俾斯麦的管理下,德国工业得到了发展,鲁尔区的矿山和工厂生产出的煤和钢供应了全国。这些比“铁血政策”更加有益的发展,成就了帝国的繁荣。
自由的“新机制”虽然打上了英国造的标签,但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适用。其核心就是一个理念,即人类与生俱来就被赋予最基本的尊严,虽然到目前为止这一理念的实现依然差强人意。这是一条亚拉伯罕·林肯信守的真理,是“适用于任何人和任何时期的”。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自由的机制渴望能像蒸汽机这种同时代另一个独特的发明一样实现对外出口。相信全人类都拥有生存、自由和分享工业成果权利的信念不仅在英国的泰晤士河岸边被唤醒,也迅速地在德国的莱茵河、俄国的涅瓦河与美国的波托马克河两岸传播开来。
接着便发生了一些事情。
在三位革命领袖拓展自由帝国的10年中,三人组合中的其中一位成了自由国度的敌人,另一位则为这个事业丧失了信心。那时候,诗人马修·阿诺德这样说,那些自由国度的拥护者已经“葬送了未来”。被林肯称为自由的“酵母”,在“全世界人类的自由事业里生发、膨胀”,却在世界危机的考验中几近消逝。这场世界危机阻碍了自由国度去对抗强权政治的新哲学。林肯说,这些人的道德语汇来自于“狼的字典”。它见证了自由的胜利的10年,也见证了一股反改革逆流的兴起,以及这个世界至今都能感受到的改革成果。
这就是那10年中发生的故事。
“大国崛起之路”一直为社会关注,于其解释,众说纷纭;及至探究方法,各家亦是云泥殊路。而所谓“先发经验”,亦被后发者引为镜鉴。由是,译述、绍介大国图变、改革、崛起之历程乃成知识界赞襄现代化实务之职责所在。本书可算作此类著作之一,其中所载1861-1871年美、德(普)、俄三国诸事,毋宁说是从历史人物视角详述三国变革之起落浮沉,浅明通俗,适读者众。
我辈幸得浙江人民出版社王鑫君赏识荐举,勉力完成转译工作,其间因“庶务”牵缠,译稿几经延宕,诚为惶恐。译述中,邓集湘老先生和张润泽老师多次就专业问题给予指点,在此谨致谢忱。吾辈才学窳陋,初涉译事,力有未逮,疏漏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方家不吝赐教。
译者
2010年6月
于岳麓山下